《安德森教授的夜晚》，[挪威]達格·索爾斯塔著，林后譯，云南人民出版社丨理想國，2024年11月版，352頁，69.00元

挪威著名作家達格·索爾斯塔（Dag Solstad）對于國內讀者來說可能還是比較陌生的，2022年由北京日報出版社翻譯出版的《第11部小說，第18本書》據說是達格·索爾斯塔的作品首次以簡體中文版發行。達格·索爾斯塔曾獲得多項文學獎榮譽，包括被稱為“小諾貝爾獎”的瑞典學院北歐文學獎等，但是值得重視的理由更在于“他以清醒的頭腦和存在主義者的眼光，關注著我們為生活做出的妥協、逃避和遷就……他詼諧而尖刻地諷刺了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就因為他對我們的妥協、逃避和遷就的關注與思考，以及回顧了我們曾經有過的燃燒的思想和叛逆的勇氣，揭露了今天的個人與時代在當代生活中的巨大裂隙，真的值得我們閱讀他的小說。

致力于翻譯西歐文學作品的美國翻譯家達邁·西爾斯（Damion Searls）在2015年發表于《巴黎評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挪威文壇的四大元老”，說他們有點像披頭士樂隊：佩爾·佩特森（Per Petterson）是堅定的、永遠可靠的林戈；達格·索爾斯塔（Dag Solstad）就是約翰，一位實驗主義者、思想家；卡爾·奧維·諾斯加德 （Karl Ove Knausgaard）可以飾演可愛的保羅；約恩·福瑟（Jon Fosse）是喬治，一個安靜、神秘、有靈性的人，也可能是他們中最好的工匠。我們知道，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給著名的挪威劇作家約恩·福瑟。達邁·西爾斯把達格·索爾斯塔稱作“實驗主義者”和“思想家”，不是沒有理由的。在索爾斯塔多種頭銜中，我認為像哲學思想小說家、政治小說家、現實主義者和文學煽動者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因為他的作品的確時常會引發關于時代思想狀況與文學探索的爭議，他的文學創作早已成為了挪威思想界的一部分。

達格·索爾斯塔的《安德森教授的夜晚》（林后譯，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收錄了他的兩部代表作《羞澀與尊嚴》（Genanse og verdighet，1994）和《安德森教授的夜晚》（Professor Andersens natt，1996），他的思想性與實驗性的鋒芒在這部作品中充分體現了出來。

《羞澀與尊嚴》講述的是生活情景中的一次偶然挫敗所引發的精神危機的故事。這一天，五十多歲的高中語文與歷史教師埃利亞斯·茹克拉在畢業班課堂上像往常那樣，講授偉大的挪威文學家亨利克·易卜生寫于1884年的著名戲劇《野鴨》——“如果你剝奪了一個平常人的生活幻想，那你同時就剝奪了他的幸福。”這句挪威文學史上不朽的經典臺詞就出自這里。他講述這部戲劇已經有二十五年了，但在這一天遭遇了極為嚴重的挫敗感。上課開始的時候，當他要學生把學校發的教材《野鴨》拿出來的時候就感覺到他們的敵意，但他不理睬，只想著完成今天的教學任務。雖然學生都無精打采、昏昏欲睡——那時候他們還沒有手機可以幫助打發無聊的時光，學校管理層也還沒有發展到要統計學生上課時的“抬頭率”——他在講述中突然發現了以前在研究和教學中從未注意過的問題和新思路、新見解，因此感到一種難以遏止的激動。但是這時下課的鈴聲響起，學生們已經馬上“若無其事地經過老師身邊走出教室，誰也沒有朝他瞅一眼”（第9頁）。第二節課他向學生提問，但沒有任何反應，使他再次感到這樣的授課真是一種折磨。達格·索爾斯塔詳細描述了這位教師的內心糾結，在高中語文課中講授經典作品時產生的種種無奈感：學生因提不起興趣而感到無聊，他自己也對這種講述的作用產生懷疑；雖然自己真誠地、仍然不乏熱情地研究經典，但同時也悲哀地意識到那些感動了自己的經典文本對于眼前這些學生來說毫無作用和意義。但是在這些無奈背后的是整個教育體制的問題，埃利亞斯·茹克拉想問的是：“為什么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成年人的正式職業是坐在教室的講桌后面，要求他的學生們閱讀這些他們既不感興趣也不太能理解的書。”（31頁）他自己在當學生的時候就已經覺得這種教學的無聊和乏味，而現在他在強迫學生接受這一套東西。

但是，這一天教學的挫敗感還沒有真正擊敗埃利亞斯·茹克拉。下課之后要回家的時候，下雨了，但是他的雨傘怎么也撐不開。更令他大為光火的是意識到周圍有同事和學生在看著他——假如在這個時候他能夠自嘲性地搖搖頭、在細雨中走出學校，事情也就過去了。但是他的情緒失控了，發了瘋一樣砸爛了那把雨傘，結果這就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這過程中看見了周圍的學生目瞪口呆地，甚至是敬畏地圍觀他，使他怒火更旺。終于走出了學校，他開始號啕大哭。他想到自己的同事一定會擠在辦公室的窗邊看到了這一幕，意識到自己無法再去面對目睹他失控的學生與同事，甚至想到無論同事們如何表現出淡化此事，說這是任何人都可能會出現的情緒崩潰，都無濟于事。徹底崩潰了，一切都無法挽回了，他只能離開這所學校，結束他的教師生涯。在街上的綿綿細雨里終于找到垃圾箱扔掉了那把倒霉的雨傘，他感到全身輕松了。但是此刻他不知道自己該去哪里，“現在站在這里胡思亂想合適嗎，不是應該想想如何把這件事告訴妻子嗎？他不無嘲諷地暗自思忖著，或者想想要如何度過拿到第一筆養老金之前的這十五年”（49頁）。“這意味著一切都結束了，他想。這令人不寒而栗，但已無回頭路可走。”（173頁）

這只是一個開端。在教學中感到的挫敗與失去理性的情緒失控導致他的人生出現重大轉折，他茫然地行走在街頭，回憶起青年時代的往事、朋友、事業與婚姻生活的變化和曾經的理想和意氣風發的生活，感覺自己與這個時代漸行漸遠，對此無能為力——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在時代變化中被逐漸邊緣化所帶來的失落與無力感，這才是作者真正要講述的故事。

《安德森教授的夜晚》的敘事結構和重心指向與《羞澀與尊嚴》類似，略有不同的是開頭的事件仍然不斷穿插在后面的故事之中。五十五歲的波爾·安德森教授獨自一人在家里過平安夜，大約十一點鐘，當他站在窗前觀看對面公寓那些燈光明亮的窗戶的時候，目睹了對面公寓里的一位年輕女子被一個年輕男子用手掐死。這是謀殺案，他告訴自己應該報警，但最終還是無法下定決心拿起電話——“‘我要說什么呢，’他想，‘我目睹了一場謀殺？對，這就是我必須要說的。然后他們便會嘲笑我，讓我上床睡覺去……’”（189頁）他繼續盯著對面的窗戶，頭腦里出現了很多應該報警的理由，卻無法解釋為什么自己沒有報警。在接下來的白天，他去參加朋友的圣誕聚會，想要跟朋友聊一聊這件事，卻始終沒有開口；經過警局附近街道的時候，想到報了警就會放下這件事并且馬上感到一陣輕松，但是同時他清楚知道自己不會走進警局。他為自己辯解的一種理由是兇殺已經發生了，這是無可挽回的既定事實，報警已經失去意義；至于兇手，他相信會被捉拿歸案，但不應是由他介入其中并通知警方（199頁）。這種心理糾結不斷出現在整個故事之中，強化這種糾結的是與此同時他難以控制自己對于兇手的好奇心，因此他繼續關注對面窗戶的情況，迫切地想要知道有關他的一切。于是在整個圣誕以及新年假期里，他漸漸了解了兇手的名字、樣貌乃至活動規律，也曾跟他擦肩而過。更為荒誕的一幕是，幾天之后的一個傍晚，他在家附近的一個日本餐館里與兇手比鄰而坐，有了交談的契機，甚至一起散步回家，甚至還約了去看兇手的賽馬首秀。安德森教授最后想到的是去洗一個痛痛快快的熱水澡——這件謀殺案的故事就這樣結束了，小說也就寫到這里。

在目睹謀殺案發生之后，在圣誕節和新年假期的悠閑日子里，安德森教授與朋友約會、聚餐、旅行。他時而感到自己與朋友們貌合神離，時而又比誰都更沉浸在對青年時代精神成長的回顧與對當下精神危機的熱議之中。對新舊時代的精神狀況、時代變動中的人生困境、文學的永恒意義以及作為文科教授的職業前景等等問題的討論都不是空泛之議，而是來自安德森教授和他的朋友們的切身生存體驗和挪威社會變化的具體語境。安德森教授在內心經受著“報警事件”煎熬的同時重返青春時代的思想家園，兩者之間看似存在著緊張與沖突，這與埃利亞斯·茹克拉在情緒崩潰之后的青春回憶敘事一樣，正是作者要營造的具有內心沖擊力的對話語境和反思氛圍。

語文與歷史教師埃利亞斯·茹克拉因一把雨傘而爆發精神失控，安德森教授目睹謀殺案而遲遲不去報警，其實都只是令人焦慮的現實的一種隱喻。精神失控、關系荒誕、逃避選擇、茫然失措，這樣的體驗并非只存在于黑色幽默的故事或存在主義的劇本之中。比較一下兩位故事主角的結局，埃利亞斯·茹克拉無法忍受失控的自我被他者凝視和議論的痛苦，無法讓自己重返那個熟人世界，因而不惜與過去的人生一刀兩斷；安德森教授則是在一再拖延與回避之中最后發現一切其實并不重要，甚至在內心深處面對上帝也不再有什么愧色，只要打一個響指就能與自己和解、與上帝保持距離，一切就是這么簡單。說起來有點殘酷的是，如果說是那位中學教師的性格決定了他的命運，那么或許是安德森教授的更為深刻的思想和對人生意義的看穿使他能夠從內心的折磨中逃脫了出來。

達格·索爾斯塔的成功之處在于他把生活中引發災難的情緒失控和隱藏在幾乎所有人內心的逃避心態設置為揭露人生真相的無情鏡面，折射出人人被裹挾于其中的那個世界的冰冷與敵意。正如有評論所講的，“他塑造的人物真實可信，在一個冰冷而充滿敵意的世界中漂流，每個人在幾乎任何層面上都令人難以忍受地無法與對方溝通。他的天才之處在于其中還有讓人發笑甚至快樂的時刻。索爾斯塔成功地捕捉我們迷惘人生中難以描述的、流動的動作。”（《新人文主義者》，New Humanist）書中有很多細節描寫充分表明了索爾斯塔最擅長的文學手法：精準地捕捉人生中的尷尬、迷惘時刻，以不動聲色的戲謔和幽默揭示出人性在被規訓、被凝視的現實世界中遭遇的落寞與無奈。

埃利亞斯·茹克拉只是一名從教二十五年的高中教師，一個關心社會的普普通通的挪威公民，每天按部就班去學校工作。平凡而低調，拿著微薄的薪水，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他一生中唯一的高光時刻就是三十六歲那年娶了一位美麗的妻子，沒想到十幾年以后妻子的嬌媚迷人已蕩然無存，這很令他傷懷不已。同時更讓他感到悲哀的是1980年代的社會變化導致教師職業自豪感的消失，他在每天接觸的媒體中感到這個職業群體不再被社會關注，一種被貶低、被排斥的感覺令他感到被時代所拋棄。“還不夠嗎！他偶爾會自言自語。你們能不能放過我們，他懇求道。”（130頁）聽起來真讓人替他難過。但是，埃利亞斯·茹克拉在精神上偶爾會閃耀出一道光芒。當他的一位同事漫不經心地說“我覺得今天我有點像漢斯·卡斯托普，我可能應該躺在被子里”的時候，猛然吃了一驚——托馬斯·曼的小說《魔山》當中的主角漢斯·卡斯托普被一位教數學而不是教德語的老師隨口提及，“埃利亞斯·茹克拉在那一瞬間心里陡然一亮”（146頁）。他開始快樂得心里發顫，突如其來的快活顫栗傳遍全身，這是學校里不可思議的一天。在此之后的很長時間里他密切關注那位并不熟悉的同事，他非常愿意接近他，甚至想象著如何邀請他到家里共進晚餐。但是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敢向他提出這樣的計劃。他曾經酷愛閱讀馬塞爾·普魯斯特、弗朗茨·卡夫卡、赫爾曼·布洛赫、托馬斯·曼和穆齊爾的作品，對1920年代的小說情有獨鐘。他甚至還想象過自己成為托馬斯·曼筆下的人物，想象著托馬斯·曼會如何與他對話，但是他馬上被現實拉回到令人沮喪的1990年代（154-157頁）。

從挪威文學的發展來說，索爾斯塔當然深受他的文學前輩易卜生的影響，在小說中處處流露出他對易卜生的研究與思考。易卜生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影響毋庸贅言，有意思的是，據說因為有了易卜生，挪威語成為許多英語作家和翻譯家都愿意學習的一種語言，比如詹姆斯·喬伊斯就是這樣。從索爾斯塔個人走向文學創作道路的歷程來看，他在十六歲的時候閱讀挪威著名作家克努特·漢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192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作品起了關鍵作用。他說當時是一位來自工薪階層家庭的同學向他介紹漢姆生的書，如果沒有他的介紹，他很懷疑自己日后會成為一名作家，因此他一直對那位同學心存感激。他一口氣讀完了所有能夠從圖書館借回來的克努特·漢姆生的書，后來他在訪談中說當時漢姆生吸引他的是關于單相思的故事，那種絕望的浪漫主義是他真正能認同的。他甚至在讀書的時候就在校報上發表了一些模仿漢姆生文筆的社論。后來他更喜歡的是他的現代主義小說《饑餓與神秘》（Hunger and Mysteries），成為作家之后的索爾斯塔慢慢認識到重要的是漢姆生的語言風格成為一種文學理想（見挪威文學評論家安·法塞薩斯[Ane Farseth?s]對達格·索爾斯塔的訪談，《巴黎評論》第 217 期，2016 年夏季）。我們知道漢姆生曾經說過，好的語言具有色彩、光亮和味道，作家的使命就是駕馭語言，發揮它的作用，而不是讓它顯得無力。另外，在漢姆生筆下的那些人物的復雜性和怪癖心理無疑也對索爾斯塔有所影響。除了漢姆生之外， 他的早期寫作還受到卡夫卡的《城堡》和《審判》的影響。

但是在索爾斯塔自己的作品中，他的探索和語言風格的形成還是很有個人獨特性的。對于習慣了小說中的生活敘事文體的讀者來講，可能更有新的閱讀感受。他的小說敘事的框架中隨時插入思想隨筆式的文體，長長的句子和插入其中的話語把讀者步步引向曲折的意涵和微妙的轉折，難怪譯者說當一不留神便會“誤入歧途”，或被弄得眼花繚亂（譯后記）。理解的“歧途”與語言的“繚亂”正是“思”的標配，直至去到無可言說、不得不沉默的幽暗時刻。

索爾斯塔曾就讀于奧斯陸大學，他當過教師和報社記者。在1970 年他加入了被認為是奉行“毛主義”的挪威工人共產黨（Arbeidernes Kommunistparti，AKP），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流露出來的敏銳思想性和社會批判性與其個人經歷和體驗有緊密聯系。因此在小說的構思中索爾斯塔不會止步于故事中人物身份的邊緣化、生活中的荒誕時刻帶來的尷尬和人生的瞬間崩潰等情境，他需要的是借助書中人物的內心獨白來討論更深刻的問題和思想議題。當他筆下的中學教師和大學教授在生命中的茫然時刻回顧青年時期精神上升的思想語境的時候，就更應該說他的小說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他個人的精神自傳，是他向時代的精神狀況發出的強烈探測和質疑的思想札記。

埃利亞斯·茹克拉和他的朋友約翰·科內柳森討論關于康德與馬克思的關系的時候，對自己產生了疑惑：“難道他現在無法像以前那樣，懷著理性的熱情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就像他曾經夢想加入康德學說的闡釋者的行列一樣？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這一點毋庸置疑，但馬克思主義能否給他帶來同樣的滿足感，同樣持續不斷的快樂，讓他能夠感受到突破思想界限的喜悅？”（99-100頁）茹克拉的朋友科內柳森也是這樣，他們曾徹夜長談，都知道要回到他們早年學生時期那種思想氛圍已經是不可能的，“隨著時間推移，約翰·科內柳森很少再提起作為自由解放工具的馬克思主義。他慢慢地避免使用如工人階級這樣的詞匯，這讓埃利亞斯·茹克拉松了一口氣”（100頁）。但是他們仍然認為“馬克思主義在理解我們這個地區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制度方面的優越性”能讓他們著迷，不再只是思考階級關系、權力結構等外部因素，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的馬克思主義仍然可以用來理解深受資本主義影響的人們內心的夢想、期待與失望，還有隱秘的渴念（101頁）。于是約翰·科內柳森在商業廣告藝術中看到了在資本主義的閃亮、璀璨、耀眼的視覺文化背后的華而不實與黑暗；當他在1975年去墨西哥城參加一次國際哲學研討會的時候，看到大批農村貧民住在城市郊區那些令人絕望的貧民窟卻再也不愿離開的情景，令他對都市資本主義的迷人蠱惑力深感震撼。但是約翰·科內柳森得出的結論卻是要為資本主義效力，不管是自嘲還是反諷，他立即行動起來，飛去紐約投入一家投資咨詢公司。這一逆向性的構思也正是索爾斯塔所擅長的，同時也反映了他激進思想中的變化印痕。

當安德森教授在朋友中間開懷暢飲的時候，他會想到他們屬于同一代人，有一條牢固的紐帶將彼此聯系在一起。那是在六十年代的大學校園里建立起來的精神紐帶，是在具有左翼傾向的思想戰壕中的戰友。那時他們雖然不一定會加入AKP，但是他們共同反對加入北約，在七十年代對歐共體（歐盟前身）投反對票，在一場挪威和南非的網球錦標賽期間示威反對種族隔離，共同參加反對核武器的活動，在粗呢大衣上佩著“對核武器說不”的徽章。當然他們每個人也有自己獨特的關注對象，本科生安德森的激進主要表現在對批判哲學和社會科學中的經驗主義的興趣和支持，同時對文學藝術領域的前衛思潮尤為關注；他的朋友伯恩特·哈爾沃森則對軍備競賽和冷戰感到憂慮，急切地想要投入行動。安德森閱讀著那些晦澀難解的詩歌，這也是他的政治激進主義的一部分。他關注法國和波蘭的前衛電影，關注現代文學和抽象畫藝術，他以巨大的熱忱投入了解先鋒藝術，深感這種藝術確實掌控了我們自己的時代，但是又經常在理解的過程中感到挫敗、令他非常沮喪。但當他對一首現代詩歌在瞬間有了領悟，整個身心便會充滿歡悅。這時的他會感到自己不安的、錯亂的靈魂仿佛已經與同時代最偉大的思想融合在一處（212頁）。但那是三十年前的1960年代。現在他們已經五十多歲，是醫生、心理學家、著名演員、教授和文化部門官員。他們又重新屬于同一階層、同一個圈子：事業的成功與生活相匹配，寬敞舒適的住宅、鄉間木屋和莊園、汽車和游艇，無論他們是否還是激進派，都不影響他們享受優于他人的生活。在那一張張油光閃亮的臉上，誰還能看出他們曾經是一群激進的年輕人？那時他們拒絕與當局和平共處，堅持與社會主流唱對臺戲，拒絕順從權力，更讓人敬佩的是那時他們拒絕成為社會地位受人羨慕的那一類人（225頁）。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安德森教授的身上我們還可以看到思想篝火的余焰還在燃燒，這當然是索爾斯塔的思想在燃燒。“在我們這個時代，商業化以無與倫比的能量激發著人們的熱情和欲望，這就是當今的時代精神。他擔心他們已經遭遇了最終的失敗。他們必須正視這一點，哪怕只是為了自己的心靈安寧。……他再也不想掩飾自己認為所生活的這個時代很可悲的事實。”安德森教授問他的同事：“你上一次因為希臘悲劇而感到震撼是在什么時候？我是說那種真正意義上的震顫，讓你內心深處顫栗的感覺，而不僅是點頭認可，平靜地享受……”（256頁）作為文科教授，安德森想到自己不再擁有歷史意識，他的神經就會恐懼地嘶喊，因為這將意味著我們的時代將會和我們一起消亡。雖然國家大劇院還在上演易卜生的戲劇，但是他感到人們演出的不是易卜生的作品，而是他的名望；對于作品本身，人們多少都是漠不關心的。他對于自己多年來一直在研究《群鬼》這部劇作也產生懷疑，因為連自己的心靈深處也沒有了顫栗的感受。因此“我對自己在這個時代中的作用產生了極大的懷疑，我真的再也無法忍受這個時代了。時間的牙齒在啃嚙著我，摧毀一切。時間的牙齒在啃嚙著那些最杰出的思想成就，將它們毀滅殆盡，讓它們變得蒼白失色”（258頁）。安德森教授當然無法解答他遇到的問題：“他厭惡這個時代。但他又給不出其他選擇。‘因為我們不是永恒的知識分子，我們只是商業化時代里的知識分子，深受大眾心靈激蕩的影響，而大眾心靈激蕩正是我們自身的無能所致。’”（256頁）老實說，《安德森教授的夜晚》中大段的思想敘事真的值得在我們的思想史、藝術史的課堂上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