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春夏，日本學者岡千仞到訪廣州、香港，寫成《粵南日記》，所記與李文田、文廷式、徐賡陛等人物的言語“交鋒”，可借以觀察其時中日知識人的認知落差。岡千仞漢學、西學皆通，認為日本維新是“取萬國之長而補其短”，與中國士大夫的觀念適成對照。

岡千仞（1832-1913），出身于仙臺藩大藩士之家，明治時期作為著名的漢學家一度在政府修史局任職，1880年前后脫離公職，以著述及私授學生終其身。1884年5月岡千仞來華游歷，在近一年的時間里，行跡遍及江南、京津保以及粵港等地，成《觀光紀游》一書。（易惠莉：《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對岡千仞中國行，易惠莉、王曉秋、葉楊曦等學者有深入剖析。惟內中《粵南日記》所記粵港接觸人物，以往論述較為簡略，筆者加以抉發申說，可為理解晚清變局提供一些參考。

岡千仞著《觀光紀游 觀光續紀 觀光游草》，張明杰整理，中華書局2009年版

薛瑤光熱情伴送

得上海日本領事介紹，岡千仞托薛瑤光幫助辦理入粵護照。薛瑤光（薛謙谷）為兩廣督署翻譯，時值中法戰爭期間，他到上海提取炮械，正準備旋粵，遂讓岡千仞乘坐其輪船“高升”號到港。途中，岡千仞提起曾見過駐日使館隨員楊樞，薛瑤光答曰“此人少時從仆而學”。楊樞后升至駐日公使。薛瑤光此言不算吹牛，他確實在廣州同文館任職多年。

薛瑤光（1838-？），廣東番禺人，畢業于長老會廣州男童學校，1864年入香港圖書館任館員，署廣東巡撫郭嵩燾委派他入廣州同文館當“通事協理館務”。楊樞為廣州駐防漢軍八旗后起之秀，曾入廣州同文館讀書，故薛瑤光視其為弟子。劉坤一督粵時，延薛瑤光入督署當翻譯，張樹聲、張之洞仍之，據說張樹聲曾讓薛瑤光教其次子學英語。1880年劉坤一離任后拜訪港督，由薛瑤光擔任翻譯。此人后被人參劾革職，赴香港經商，逐漸被世人遺忘。作為郭嵩燾、劉坤一、張樹聲賞識的早期中英翻譯，薛瑤光或可載入近代翻譯史。

廣州同文館師生

求見彭玉麟、張之洞不果

岡千仞1885年1月15日抵穗，正值中法戰爭緊張階段。1883年朝廷派兵部尚書彭玉麟“辦理廣東軍務”，1884年春用張之洞代替張樹聲督粵，希望彭、張能扭轉被動局面，在中越邊境打個勝仗，兩人的壓力可想而知。到廣州第二天，岡千仞即寫信求見彭玉麟、張之洞，此時，彭、張正在指揮馮子材等各軍入越，籌撥軍需供應，軍書旁午，無暇接見閑客。他只見到廣東布政使龔易圖、按察使沈镕經。

或許是求見久無回音，岡千仞對張之洞多有譏諷。岡千仞遣其侄前往督署問訊，幕僚出答：“總督公冗務繁忙，不暇延見。”忽聞門外鑼聲響，說是巡撫（倪文蔚）前來商議軍務，“兵士騎而從，劍戟火槍，左右擁衛，威風凜然。”“余因謂廣東海陸咽喉，與安南接壤，且虎門咫尺，不可一日忽兵備。唯敵在千百里之外，而日夜騷擾如斯，所謂勞逸易所者。抑香濤氏學問文章，為翰林則有余，而一旦手旗鼓，與法虜接鋒，決雌雄余炮丸雨注之中，能免為張佩綸否？”（《觀光紀游 觀光續紀 觀光游草》，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82頁，以下引用僅注頁碼）

馬江之敗，是朝廷禁止福建先發制人，張佩綸作為“會辦”不能負主要責任，只不過戰敗需要找個替罪羊而已。張之洞境況大為不同。此時戰端已開，朝廷明確下旨可攻擊闖入的法艦。身為有實權的總督，張之洞不斷加強珠江防守，虎門有水師提督方耀駐防，淮軍吳宏洛部守黃埔，彭玉麟率湘軍陶定昇部守南石頭，配備新式大炮、水雷，珠江口、前后航道均可抵擋一陣。法軍應該也收到情報，不敢貿然派軍艦突入珠江。

張佩綸

參觀沙面租界時，在廣州留學的廣瀨二郎對他說：“鄰樓館歐米人三名，其一普人，曾在上海，為邏卒，及法事急，聘致編洋槍隊。此人非涉韜鈐學，僅善步武號令耳。中人尤信普人。”（第169頁）晚清洋務官員欣賞德國軍官，可能由李鴻章引領風氣，前兩廣總督張樹聲繼之，張之洞督粵后仍保持這個習慣。1884年9月，張之洞致電李鴻章：“能覓德國將一二人，尤要，速復。”1885年，張之洞奏上《雇募德弁七員片》，略稱：“去年開戰以來，凡粵省與德商辦諸事，從不以局外宣戰等語借口推謝，皆系依期到粵。故軍事須用西人，惟該國人尚為可信。”（《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111冊，第249-251頁）張之洞認為德弁“尚為可信”，其所雇請的德國軍官，真才實學者有之，濫竽充數者恐怕難免。

張煥友

岡千仞在上海與張煥綸（經甫）晤談多次，激賞之，到天津時向盛宣懷極力推薦。岡千仞抵穗后，與張煥輪胞弟張煥友（亦槎、逸槎）接觸頻密。張煥友在廣東制造局工作，他介紹說：“……廣東制造局三所，一制野戰水雷、地雷、火箭，一造火輪船舶，一制硝藥。方制輪船及水雷、火箭。局務苦劇。”（第168頁）張煥友曾東游日本，參觀大阪造幣廠、生野銀礦山，留下深刻印象，激賞日本廣泛使用機器。

張煥友精通化學，擅長制造與使用炸藥、機器。1887年，因廣西漓江險灘不利航行，張之洞派張煥友前往廣西，用炸藥炸掉礁石，用機器疏通航道。（張煥友《逸廬筆記》）今日所見漓江風景，其實是經過張煥友“改造”后的景觀。

文廷式與徐賡陛

岡千仞此行，事后看來，最重要的是與文廷式、徐賡陛的交鋒。文廷式（1856-1904），字希道，號蕓閣，籍貫江西萍鄉，出生于廣東潮州，定居廣州，本宅在城西陶家巷，別墅在芳村東滘。他只是參加縣試、鄉試時回江西，平時均在廣州活動，為著名學者陳澧弟子，其人才氣縱橫，學問淵深，堪為年輕一代學人翹楚。岡千仞將文廷式表字錯寫為“希道”。

文廷式

岡千仞到穗幾天后，文廷式、徐賡陛來訪。寒暄剛過，兩人即責問：“貴國學歐米，以三千年禮義之邦，一旦棄其舊，不可痛惜乎？”岡千仞回答：“敝邦國是，在取萬國之長，而補其短。”二人又說：“歐米戎事精練，工藝巧妙，唯倫理綱常，東洋自有萬古不可易者，不可一日棄我而取彼。”岡千仞答曰：“倫理綱常，圣人之所以繼天立極。我東洋各國之卓出萬國，實在與此也。此外東西互有長短，平心夷考，東洋短所十中七八，西洋短所十中一二，此敝邦之所以取彼長而補我短也。”（第170頁）

岡千仞從傳統學問而兼學西洋史，在當年日本“脫歐入亞”的大背景下，仍堅持用漢文寫作，但其文化立場與中國士大夫有絕大差異。所論中西文化長短比例，有過于機械之處。此時康有為尚未嶄露頭角，文廷式堪稱年輕一代文士代表，學問極富，文采斐然，而見識拘墟。文廷式曾入廣州將軍長善幕府，與志鈞、志銳兄弟友善，入京時曾為志鈞兩妹授讀。兩妹后來入宮，即瑾妃、珍妃。1890年，文廷式高中榜眼，憑借宮闈關系得光緒帝信任，為“帝黨”中堅，甲午年堅決主戰，對李鴻章及“后黨”人物頗多攻擊，后被慈禧逐出京師。文廷式所受教育仍然傳統，對西學了解甚淺，成見頗深。岡千仞言論，對文廷式或有觸動。文廷式后支持康有為，既出自“帝黨”立場，也與其逐漸涉獵西學有一定關系。

盡管立場不同，意見相左，岡千仞仍十分欣賞文廷式，稱“此間所見士人，唯希道才氣俊發，議論慷慨，尤用心家國之事，必為他日偉器”。（第183頁）文廷式贈送阮元主持編纂的大部頭《廣東通志》給岡千仞，送行時言“自今書信往來，永訂文字之交”。1898年戊戌政變后，慈禧下令密拿文廷式，文氏匿跡上海，1900年東渡日本，與岡千仞再續前緣。

徐賡陛，浙江烏程人，舉人出身，歷署廣東遂溪、陸豐等知縣，以活埋疑犯鄭承望一案獲罪，是個狠人，也是才子，筆下功夫了得。張之洞愛其才，為之脫罪，此時在廣州賦閑，替官員代寫、潤色條陳。徐自視甚高，官場卻不太得意，1887年被張之洞派赴海南招撫客、黎，曾署瓊軍營務處，因自大招搖而落職，北上投靠山東巡撫張曜，1900年被李鴻章聘為總文案，是李氏主持議和期間的左膀右臂。徐賡陛此時與文廷式同一調門，不贅。

徐賡陛

李文田

岡千仞在廣州數次會晤李文田，所記李氏對西醫看法值得注意。李文田（1834-1895），字仲約，號芍農，廣東順德人，咸豐元年中探花，入值南書房，同治九年任江西學政，累遷侍讀學士，光緒八年丁母憂回籍。張之洞到任后，奏請以李文田督辦廣州府團練捐輸事宜，回京后遷至禮部侍郎，1895年去世。李文田致力于研究元史、西北史地及雜學，風水星象醫卜無所不窺，以善風鑒馳譽京城。

李文田

1月21日，李文田設饌招飲，陪客有文廷式、徐賡陛。李文田說：“仆久客輦下，不好南味，特設北饌。”順德被聯合國授予“世界美食之都”稱號，晚清已有“食在廣州”說法，但是順德人李文田在廣州西關以北方美食招待遠方來客，也是一奇。李文田“終飲不輟筆，所問東土風俗，所談中土藝文，無一語及當世。蓋彼貴顯，故特規避也。”（第172-173頁）李文田南書房行走多年，保密意識極強，對日本來客決不談當朝事。31日晚，李文田再次招飲，岡千仞因病中途退席，留侄子岡濯陪席。“學士反復問我邦設學制度，施教方法。”岡千仞當晚得知，在日記中評論道：“蓋渠亦漸知科舉不足為學耶？”中法戰爭時期（1883-1885），中國士大夫仍茫然不知日本發生了什么變化，沉浸在妄自尊大之中，李文田算是比較虛心的一個，但也止于聽聽而已。

岡千仞在穗得病，看描述似是腸胃病。李文田自負知醫，說“若托治歐醫，萬無生理”。岡千仞覺得冬烘，“猶我邦三十年前爭排歐醫時”，到香港請西醫診治。（第183頁）李文田捍衛傳統醫學的立場可以理解，不免迂腐。1835年傳教士伯駕在廣州開設新豆欄眼科醫局，伯駕、嘉約翰等西醫在穗行醫多年，然而主流士大夫仍視西醫為洪水猛獸，此中或有中醫中藥產業的利益因素，而對高官、學者李文田來說，文化優越感可能放在第一位。

劉學詢

十二月四日，薛瑤光邀請岡千仞拜訪劉學詢并參觀“劉園”，“劉氏猶年少，禮接頗恭”。劉學詢，字問芻，1858年生，1879年中舉人，此時27歲。岡千仞寫道：

離郭三四里，轉入小溝，曰半塘，鹺湖漁家，錯落有致。系舟門前，上岸。三大廈占池一面，土木新成，垣壁棟楹，屏障器具，皆極富貴相。木公（按：陳喬森）曰：“廣東當海陸之沖，亭臺園池，互競輪奐，如此園不足算。”問園名，問芻曰：“姑因舊名，曰護紅園。”余賦疑慮，謙谷和一首。酒出，芬芳滿案，調味極佳。曰廣東不特語言稱謂藑異北方，食味亦大異。賓主交歡，不覺入夜。主人送至一船，玻窗珠幔，中陳書畫，古香可掬。此為書畫舫，以易書齋者。（第171頁）

劉學詢買辦家庭出身，此時尚未顯山露水，以舉人身份經營海墨樓印書館，用石印法印書，大得其利，生活豪侈。1886年劉學詢考中進士，1890年承辦廣東闈姓賭博，立成巨富，曾資助孫中山開藥局，1899年得慈禧、奕劻授權以特使身份赴日面見天皇，謀求“中日結盟”，實際想利用孫中山在海外除掉康、梁，此計未能實施。劉學詢后來的大膽“表演”，恐怕為岡千仞始料所不及。1900年起劉學詢定居上海，開設“滄州酒店”及“信大錢莊”，后移居杭州，構筑西湖“劉莊”，為西湖國賓館前身。劉學詢晚年生意失敗，欠債累累，依靠孫中山之力得以保住“劉莊”，早年的“投資”終于見到“受益”。

最右劉學詢

與陳喬森論定都

陳喬森，字木公，廣東遂溪人，移居雷州，以名舉人為部曹，久客輦下，與李慈銘、潘存齊名，有“三才子”之目。岡千仞與陳喬森縱論遷都，曰：“小人前日游北京，其所耳目，大異讀書史所講究。私以為從來論者，皆不達中土大勢。”陳喬森問為何如此說，答曰“余因論北地氣候高寒，人民貧陋，物產鮮少，地性犖確，衣食百物，皆仰東南數千里外之地，非帝王置都府之地。”陳喬森不以為然，加以辯駁。

岡千仞繼續申說：“古人所論，大抵如先生言，三代漢唐世行或然。方今世界一變，萬國交通，試見英于倫敦，法與巴黎，米于華盛頓，皆開首府于全國最便利、最輻輳之地。故四方萬國，爭出其途，殷殷烘烘，勢力百倍，日加凡勝。帝王都府，據形勝之勢，待內外萬國，故宜如斯也。今也北京，以地勢北鄙，決非帝王奠鼎之地，以氣候則高寒，以人戶則寥落，以道程則遼遠，決非帝王奠鼎之地。泥古而不通今，拘常而不知變，不可與論當世之事。”木公復燃，至累千百言。余與此事，確有成見，豈彼所能奪乎？（第171頁）

定都有多種戰略考量，最終是大一統國家的“平衡術”所決定。文廷式《聞塵偶記》言：甲午之役，日軍從遼東漸迫京城，張之洞、李文田皆主西狩，“而內城旗人洶懼”。孫家鼐寫信給李文田：“勿奏請遷都，若倡遷議，必有奇禍。”滿人久居北京，盤根錯節，言遷都即與滿人為敵。可見定都、遷都大事，非臣子所能擅議。

陳春畋

1月26日，岡千仞“過木公，與一客春畋同寓，木公族人。座陳礦石百余種，曰新雇英人，開礦山，置總局于此。”此事以往乏人注意。陳春畋與香港企業家何獻墀聯手開采“潭州銀礦”，此“潭州”即今南沙大崗，初期設總局于陳春畋宅，后移設沙面。陳春畋定居廣州，陳喬森從雷州晉省，暫住陳春畋宅，岡千仞將陳春畋當作“客”，是不明白主客關系。

陳春畋（春田）名兆祥，廣東番禺人，在十八甫開設森寶閣機器印書局，是何獻墀重要生意伙伴。1882年何獻墀發起設立“華合電線總局”，鋪設省港之間電報線，陳春畋任“總理”，負責主持廣州、增城、東莞、新安段的施工。（1882年4月24日《循環日報》）何獻墀請英國工程師踏勘水源，計劃在廣州開辦自來水廠，其計劃書《羊城源源水局議》即由森寶閣印刷，陳春畋為該書作跋。

陳春畋跋

1885年兩廣水災，陳春畋以愛育善堂董事身份，號召寓滬廣東人踴躍捐款救災，組織救災。1894年省港鼠疫流行，陳春畋輯《鼠疫良方》一書，以應社會急需。他又是廣州陳家祠發起人之一，長期活躍在公益慈善活動第一線。

1911年，為維護粵漢鐵路股東權益，廣東保路會代表李煜堂、陳春畋、馬應彪等向廣東省咨議局提交建議書，反對盛宣懷的收歸國有計劃。李煜堂、馬應彪均為近代有名的企業家。1914年，廣州九大善堂集會商議維持粵路，選舉陳春畋為主席。從1882年開始組織鋪設省港電報線，到1914年仍擔任公益慈善領袖，陳春畋活躍于近代廣州社會超過30年，對推動經濟社會進步作了甚多貢獻。惟民國前20年廣東局勢動蕩，城頭變幻大王旗，晚清以來的慈善人物至此多達高年，被世人遺忘，筆者迄今未見過一篇陳春畋小傳。岡千仞1885年記錄青壯年時期陳春畋，雖寥寥數筆，仍彌足珍貴。近代革命人物受到較多關注，建設人物則多被忽略，畢竟革命事業轟轟烈烈，而建設進程未免持久而沉悶。

廖鳳書、王藻章

岡千仞在香港接觸的華人不多，有一處寫到廖鳳書：“鳳書年少在米國九年，善洋語。”廖鳳書即廖恩燾，“鳳書”又作“鳳舒”，是廖仲愷長兄，清末民初職業外交官，擅詩詞。2016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卜永堅、錢念民主編的《廖恩燾詞箋注》。廖鳳舒尤擅長以粵語入詩，十分“盞鬼”，名句“風車世界喇喇轉，鐵桶江山慢慢箍”傳頌至今。

岡千仞香港經常碰到的“王觀察”即王藻章，字石珊，貴州遵義人，試用道。張之洞督粵初期，派王藻章常駐香港采購軍火，并聯絡渣打銀行洽商借款。楊祖凱《遵義著名書法家王藻章》一文稱：“光緒十一年六月，清庭匆匆言和，形勢突變，他原訂購軍資物品，張飭其解約退款，他與洋商交涉無效，張又堅持，致與張頂撞，張遂羅織其短，責令其賠償部份損失外，還奏參其職，王的一生中，仕途上再遭挫折，從此絕意進取。”（1986年《遵義文史資料》第9輯）

楊文所述大體屬實，時間有小誤。光緒十一年四月，張之洞奏參王藻章：“查有廣東試用道王藻章，貌似有才，行多虛誕，又不自安本分，性好干預洋務，若令仍廁監司之列，流弊殊多，應請旨將王藻章以通判降補，以肅官方，并飭令該員即行離粵，不準逗留。”奏折并無指陳具體過失，“性好干預洋務”屬于冤枉，王藻章辦理洋務本是奉命而行，只是言語上頂撞張之洞，可見張氏對待屬員較為粗暴。

沙面租界古樹

多年前有建筑史專家問我：1861年與英、法簽訂沙面租借協議，1865年沙面才建成第一座建筑，為什么沙面有些古樹，樹齡遠在1861年以前？（大意）筆者曾自詡“沙面歷史專家”，愧無以應。原來岡千仞《觀光紀游》早有記載，足可解惑。

“度前岸，觀歐米租界。俗呼沙面，又沙基，又鬼基，各國投三十六萬金，填珠江所筑。四面環水，架二橋，以鐵為門，不得中人無故出入。洋館三十六戶，皆崇宇杰閣，繞庭園，栽花卉，老苔滿地，闃如老禪閣。巨木數圍，皆移自遠僻者。轉海移壑，真為神功。”（第169頁）原來，沙面古樹是從別處移栽而來，日本學者嘆為“神功”，可證當時廣州、香港已有熟練工人能移栽大樹。

可笑的是，稍后張之洞想移栽大樹，卻求助于日本。1885年冬，張之洞致電駐日公使黎庶昌：“聞日本有樹師，能移種大樹，可保令活。粵省城外擬種大樹數千株，望代訪覓樹師二三人素來粵……”黎庶昌復電稱：“樹工有雇者，但載大樹極難，須視木性，又須冬時，將根土挖松，至春夏始可移，亦難全活。究雇否，且需幾人，速示復。”張之洞檔案中未見下文，不知最終在何處找到樹工。貴遠賤近，大約是人的本性。

沙面的樹木

馀論

岡千仞訪華日記，凸顯晚清中日知識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認知落差。岡千仞由儒學入西學，對華友好，尚且忍不住批評“科舉毒”的危害，認為必須大力改革科舉制度，中國才有前途。這些建議對中法戰爭期間的中國知識人來說過于超前，無法接納。經過甲午戰爭、庚子事變，創巨痛深，士大夫才逐漸理解變革科舉的必要性。到1905張之洞等人奏請廢科舉時，政策出臺匆促，未能在近代教育制度與官員選拔制度之間作合理連接，造成知識階層離心，加速了清朝滅亡。

從洋務運動到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大都是被形勢推著走的“被動改革”，容閎倡議的幼童留美計劃算是少有的“主動改革”，不幸夭折。被動改革為應付某種形勢而生，缺乏系統考慮，事急馬行田，流弊滋多。科舉制度改革若早二十年，主動規劃，通盤考慮，效果會大不相同。岡千仞所言，多是苦口的“藥石之語”，主流社會不能下咽。他們愛的是甜言蜜語，甚至是糖衣炮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