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0日教師節上午，我的父親張世英悄悄地走了。在他去世前大約30多個小時，他還是自己推著輪椅去衛生間，然后回到沙發上躺下的。之后只在醫院急診室搶救時醒過一次，再沒有醒來。父親一生不愿求人，最后離開這個世界也不愿意麻煩任何人，一言不發地走了。母親是在1988年1月去世的，所以父親走后，父母的遺物如何處理就擺在了我們子女的面前。

2021年上半年，我一直按照父親的遺囑清理遺物，把需要捐給武漢東西湖張世英書院的物品打包、裝箱、托運回武漢。因為疫情防控，張世英書院的揭牌儀式從原定的2021年5月20日改到9月10日，此后又不斷推遲，最終一直延到了疫情結束后的2023年5月20日才正式舉行，算是了卻了父親的一個遺愿。

首批捐贈給北大檔案館的部分張世英、彭蘭檔案資料

今年5月我因為突如其來的一場急病住進醫院，經過手術，絕處逢生。我深深感到時間不等人，需要抓緊時間，繼續為父母的遺物尋找歸宿。首先是父親的手稿，包括他講授歐洲哲學史的講義手稿原件、《哲學導論》一書手稿原件和《張世英書法集》的198幅書法作品原件。這些手稿原件是非常珍貴的學術資料，代表了父親三個不同學術階段的學術研究內容。其次是父母收藏的線裝古籍，包括線裝書《康熙字典》《樂府詩集》《呂氏春秋》《詩韻合集》《前后漢書》等，也是極具收藏價值的珍貴文物。還有父親獲得北京大學哲學教育終身成就獎和思勉原創獎等獎項的獲獎證書、各種職務的受聘聘書、他的象牙圖章、書法作品和相關書籍等也都有著很好的收藏價值。面對這些珍貴的遺物，我們子女三人統一了認識，那就是不能為小利而讓這些遺物流落民間，要把它們捐贈給北大檔案館收藏。當我把我們的想法告訴北大哲學系辦公室主任李少華老師的時候，她積極地為我們聯系北大檔案館，經過和檔案館的溝通、協調、籌備，11月21日下午，北京大學檔案館舉行了“張世英彭蘭先生人物檔案捐贈儀式”，余浚館長為我們頒發了捐贈證書。儀式前檔案館還邀請我們參觀了檔案精品展示和修復工作室，看到那些修舊如舊的收藏品展示出了新的風貌，心中對北大檔案館的工作有了一份深深的敬意。

余浚（右一）為張曉嵐（中）、張曉崧頒發捐贈證書

母親彭蘭先生1938年夏季在武昌參加高考時，三個志愿都填寫的是北大，她說“非北大不入”，同學們戲稱她是準北大生。父親張世英先生1941年夏季在重慶參加高考，正值日寇頻繁轟炸重慶，他是在防空洞里復習后參加高考，考取北大的。從1952年父親回到北大，到他2020年去世，他在北大教書育人68年。母親是1953年回到母校北大的，到1988年去世，在北大工作35年。可以這樣說，父母的一生都是和北大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我們子女三人也都是在北大校園里長大的，對于我們來說，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和北大校園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那么親切、那么有感情。今天我們能把父母最重要、最具學術價值的遺物捐給北大檔案館，不僅為父母的遺物找到了最好的歸宿，也為我們提供了一次向北京大學表達敬意的機會，相信我們的父母對此是滿意的。

張世英遺物

父母的遺物還在繼續清理中，所有對北大有意義的遺物我們仍然會繼續捐給父母的母校北京大學，其他的遺物也會分步捐出到它們最適合的地方。為這些遺物找到歸宿、實現這些遺物的最大價值是我們子女三人唯一的愿望。

（本文首發于《中國藝術報》，攝影：劉學紅、王春茵、葉曾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