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國際大都市的發生發展理解“卓越”和“具有世界影響力”，是值得探討的理論性和政策性課題。本文基于國際大都市的雙元競爭力（全球經濟競爭力和城市可持續性競爭力）概念模型，提出上海未來發展需要超越傳統的全球城市概念，致力于建設引領型的國際大都市。

一、如何理解國際大都市

研究上海城市發展，以及將上海與國際上的頭部城市進行比較，涉及城市功能、人口規模、城市品質等重要內容，需要區分國際大都市、全球城市、超大城市、可持續性城市等幾個具有相關性的重要概念。

（一）國際大都市（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國際大都市是對城市與世界關系和外部影響的描述，是指一個城市在經濟、文化、政治等某個方面和某些方面具有國際競爭力（硬實力）和影響力（軟實力）。學術源流上，有關國際大都市的概念，最初是由蘇格蘭城市規劃師格迪斯（Patrick Geddes）于1915年在《發展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一書中提出的，主要是指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的首都城市和重要的文化中心、商業中心、政治中心城市。20世紀20—30年代，歐美的倫敦、紐約、柏林、維也納被認為是代表性的國際大都市；在歐美之外，上海被認定為是遠東第一國際大都市。其中，倫敦、紐約等是經濟全球化的頭部城市或國際經濟中心城市，巴黎、柏林、維也納等被認為是國際大都市的文化類型或國際文化大都市。

（二）全球城市（global city）或世界城市（world city）

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是對國際大都市經濟功能的描述，被認為是國際大都市的一個子集。全球城市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從泛義的國際大都市研究中獨立出來，到20世紀90年代發展成為顯學。全球城市研究強調國際大都市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網絡中的控制中心和資源配置作用，它們是跨國公司總部、國際金融機構、科研機構和國際組織的所在地，由此成為國際貿易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新中心和國際交通樞紐。全球城市概念的發生發展可以分為三波。

第一波是20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的定性研究。1966年彼得·霍爾（Peter Hall）出版《世界大城市》（TTe World Cities）一書，討論世界城市在經濟全球化中的意義。1980年約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發表論文，強調世界城市是跨國公司的集聚地以及世界交通網絡的重要節點。

第二波是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定量研究，1991年絲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出版《全球城市》（TTe Global City）一書，研究紐約、倫敦、東京三大全球城市，強調全球城市是金融等高端服務業或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地。2000年以來，英國拉夫堡大學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小組研制和出版GaWC全球城市分析和排行榜。

第三波是2007年以來的10多年，對全球城市的研究擴展到全球城市區域，強調科技與文化在全球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并從網絡視角關注城市間的競合關系。

（三）超大城市（megacity）

超大城市是對城市人口規模的描述。按照聯合國人居署的界定，超大城市特指人口在1000萬以上的城市。超大城市得到特別關注，主要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事情。按照聯合國發布的有關資料，1950年世界上超大城市的數量是0；1970年出現了2個超大城市，即紐約和東京；1990年超大城市數量增至10個；2013年超大城市數量達到28個。截至2022年末，中國基于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一共有8個，包括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武漢、成都、重慶等。由于超大城市，如孟買、圣保羅、墨西哥等，有半數以上存在于發展中國家，因此城市治理的重點是要解決由人口規模巨大、空間配置不當引發的城市病。研究國際大都市特別是全球城市要注意，人口規模巨大不是全球城市的充分必要條件。雖然有些人口規模巨大的首都城市或者超大城市是全球城市，如東京、上海、北京等，但是許多全球城市并不是超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如新加坡和迪拜等。

此外，許多超大城市人口規模超過1000萬人，但是經濟全球化甚至洲際貿易水平卻很低，因此不是經濟意義上的全球城市。新加坡作為一個城市國家，要保持全球城市的競爭力，有人認為人口規模需要增加到1000萬人。東亞人多地少的地區，超大城市與全球城市往往是有相關性的。

（四）可持續性城市（sustainable city）

可持續性城市是對城市地點質量的描述。可持續性城市的概念，緣起于1992年聯合國確立可持續發展戰略。2015年聯合國提出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其中目標11就是要在全球大力建設可持續性的城市與住區。在聯合國的政策文本中，可持續發展被認為是相較“二戰”以來的經濟型現代化更有轉型升級意義的新型現代化。

可持續性城市是經濟、社會、環境3個方面協調發展的城市，目的是通過城市治理解決唯經濟增長導向的傳統城市化帶來的系統性失衡問題。把可持續發展引入國際大都市研究之中，關鍵是要處理好國際大都市的經濟競爭力與城市品質和可持續性之間的關系。對于既是國際大都市又是超大城市的城市來說，努力進行可持續性導向的城市轉型，可以提高其在世界城市體系中的經濟競爭力。對于2010年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主題，聯合國的解讀就是可持續性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上海在舉辦世博會后，與聯合國人居署合作，先后編制年度城市可持續發展手冊，研制城市可持續發展上海指數，頒發面向世界的城市可持續發展上海獎，這是上海對推進世界范圍內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貢獻。

國際大都市的雙元競爭力模型與上海未來發展

如果中國式現代化是要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那么上海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就需要創造國際大都市的新形態。因此，本文基于國際大都市的雙元競爭力概念模型，探索性地對上海未來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大都市進行討論和展望。

（一）國際大都市的雙元競爭力概念模型

近年來的實踐和研究證明，單純的經濟型全球城市觀點，強調國際大都市在全球化中的經濟競爭力，忽略了國際大都市發揮經濟功能的非經濟要素，即城市可持續性對全球城市經濟競爭力的重要性；替代性的綜合型全球城市觀點，強調城市發展需要經濟、社會、環境等多要素協調，但是淡化了全球城市經濟競爭力在世界城市網絡體系中的重要性。

實際上，新一代國際大都市的競爭力應該有兩個維度，即全球經濟競爭力維度和城市可持續性競爭力維度。前者是國際大都市經濟功能的全球控制力，后者是國際大都市地點質量的全球吸引力。 

國際大都市的雙元競爭力概念模型

本文提出國際大都市雙元競爭力的新的概念模型。模型包括兩個維度：一個維度是全球城市經濟競爭力，另一個維度是城市可持續性競爭力。一個城市只有處在強全球經濟競爭力和強可持續性競爭力的雙強象限，才是能在世界城市體系中保持持久影響力和引領性的國際大都市。本文把它們稱為“引領型國際大都市”。模型強調，沒有強全球經濟競爭力，不可能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大都市；沒有城市可持續性競爭力，全球城市無法持久保持領先地位。

把反映全球城市經濟功能的世界城市網絡指數GaWC和反映城市可持續性的全球城市實力指數GPCI放在一起進行分析比較，可以發現目前在兩個指數內都具有領先地位的引領型國際大都市主要有5個，分別是倫敦、紐約、東京、巴黎和新加坡。中國香港、上海、北京以及其他國際大都市目前只在經濟功能這個維度具有世界影響力。在21世紀的可持續性全球化時代，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引領型國際大都市，不能沿著原來全球城市的延長線簡單做加法，而是要上一個臺階在城市可持續性的新起點上做非線性的發展。如果國際大都市發展的上一個階段更多的是單向度地強調全球城市經濟競爭力，那么到了發展新階段，就需要用城市可持續性提升全球城市經濟競爭力，后者作為原因的作用在不斷增大。由此才能理解，倫敦、紐約、東京、巴黎、新加坡等引領型國際大都市，為何在最近10年來的城市發展戰略和城市總體規劃中特別重視可持續發展，而不采用傳統的單一型的全球城市經濟發展戰略和規劃。

（二）從雙元競爭力概念模型看上海未來發展

基于過去20多年的高速度發展，上海建設國際大都市已具有了全球城市的經濟競爭力，但是能級和影響力有待進一步提高。未來二三十年，上海從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需要基于國際大都市的雙元競爭力概念模型，建設全球城市經濟競爭力和城市可持續性競爭力兩個維度雙強的引領型國際大都市。為此，需要綜合考慮全球城市、超大城市、可持續性等方面的上海市情，在3個重要問題上形成戰略性的認識和操作性的舉措。

1、工業基因的全球城市

傳統的經濟型全球城市理論有兩個基本取向，即強調金融等生產性服務業為主導和在空間布局上以集中式單中心為特征，上海發展需要進行兩方面的理論超越。

一是與傳統全球城市概念排他性地強調發展金融等高端生產性服務業不同，上海建設全球城市需要充分認識到制造業是上海城市經濟競爭力的重要基礎，以及由此形成的科技創新基因。

20世紀80年代的大討論曾經促進上海從內向性生產性城市向開放性國際大都市轉向，沖破了停留在制造業搞城市建設的思想束縛。現在要防范的是另一個方向的問題，即單向度強調生產性服務業在全球城市建設中的重要性。上海要再一次突破理論束縛，強調先進制造業是上海建設國際經濟中心的獨特競爭力，促進高端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雙向賦能，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產業鏈的全球城市。

二是與傳統全球城市概念強調核心功能集中在城市中心不同，上海建設全球城市要基于大都市的空間特征，在整個大都市范圍內布局金融、貿易、航運、制造、科創等功能，形成多層次、網絡狀的更有競爭力的系統。

2、人口巨大的超大城市

上海是實有人口規模巨大的超大城市，要區別主城區和外圍地區兩個不同的城市空間，人口分布要從單中心的集中式格局轉向多中心的分布式格局。

一是主城區是集聚全球城市主要功能的城市中心和中央活動區，常住人口不能無限制增長，但是不控制白天的通勤人口和流動人口。二是城市外圍地區是上海大都市的人口吸集空間，要以發展多中心的市域都市圈為目標，建設空間緊湊、功能獨立、產城混合、交通便利的獨立型新城市。由此，可以同時提高上海超大城市的人口承載力和國際大都市的規模競爭力。

3、可持續性的國際大都市

研究國際大都市，如果把城市可持續性競爭力看作提高城市能級的內在邏輯和前提條件，就會認識到可持續性國際大都市的空間形態應該是生態空間包含城鎮空間、城鎮空間包含產業空間的甜甜圈式空間模式。

在空間制約的背景下建設國際大都市，需要區分兩個階段，不同階段產業和城市的發展時序是不同的。在城市高速度增長和空間規模擴張需要“摸麻將”的階段，建設國際大都市需沿用PfB模式，即People follow Business。先生產后生活，城市低成本招商引資，城市品質等待經濟發展起來了再補課，這是一般國際大都市的發展戰略。

但是在城市高質量發展和空間規模優化需要“換麻將”的階段，建設有影響力的國際大都市需要強調BfP模式，即Business follow People。城市一開始就要用高的城市品質而不是低的空間成本吸引人，要提高城市可持續性的“三可吸引力”，即可投資性、可居住性、可休憩性，由此吸引高端產業和跨國公司，這是引領型國際大都市形成的發展戰略。

2020年以來，上海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第二階段的發展意義。“上海2035”在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總目標下設立創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態之城3個分目標，就是要在甜甜圈空間的格局中實現城市經濟、城市社會、城市環境3個系統的協調發展，通過創造更好的城市品質和生活環境，助推上海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大都市。在未來的新發展階段，城市可持續性競爭力對于上海提升全球城市經濟競爭力的因果關系，需要得到充分認識并強有力地付諸政策實踐。

本研究的實踐意義是指出上海建設國際大都市進入了新階段，需要超越對已有全球城市概念的機械搬用，基于國際大都市雙元競爭力的新理念，整合考慮全球城市、超大城市、可持續性的自身特色和相關研究，在新的高度上創造性地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大都市即引領型國際大都市。

上海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戰略目標包括三個要點，其中“五個中心”的國際大都市是基本定位，具有世界影響力是能級要求，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國情特色。本文集中討論了具有世界影響力對于國際大都市的意義，有關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國際大都市的關系在文中沒有展開。后者需要強調中國式國際大都市是以人為本的人民城市，需要建構上下合作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這是另外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留待另文再作討論。

[作者諸大建系管理學博士，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教授。本文摘自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國際大都市發展研究》2024年第1期（創刊號），原文題目為：“雙元競爭力視域下 上海建設引領型國際大都市研究”，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刊發時有編輯和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