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中國第一份展示地方ESG發展的綜合性報告《2024上海ESG發展報告》發布，聚焦地方層面前瞻性和創新性的政策與方案，以及ESG信息披露、指數編制及機構集聚等關鍵領域所取得的顯著進展。當下，包括上海在內的很多城市都在緊鑼密鼓推進與企業ESG有關的工作。

實際上，在金融之外，城市還需在更多方面對標ESG框架，引導企業為自身營造更具韌性、各利益相關方能夠可持續發展的宏觀和微觀環境。這既可為抱持長期主義的企業優化營商環境，也可為城市更好地抵御氣候風險。

尤其是，經濟下行時期，企業資金流往往服務于短期目標。城市尤其需要考慮設計相應機制，引導相關資源投向氣候適應和減緩的工作，包括硬性的基礎設施和軟性的治理方式。結合多年來走訪的上海、蘇州等地的街道社區、產業園區的情況，澎湃研究所研究員訪談了建筑與空間標準認證、綠色金融等方面的專家，以及政府部門人士與社區基金會的從業者，總結出以下要點。

推動城市應用低碳綠色韌性的標準

因A股ESG報告強制披露等政策的推進，2024年可稱為中國的ESG元年。而在全球層面，以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組織成立為標志，ESG已有20年的發展。

總體上，作為一項針對企業的評估體系，ESG之所以被討論和制定出來，是由于在全球層面環境運動等浪潮的推動之下，金融行業意識到，以長期主義視角看，財務性指標無法充分說明何為好公司，必須納入更多非財務性指標。由此，我們可將環境（E）視為需解決的主要矛盾所在，人類身心健康等福祉也需依托于此；將社區（S）視為緩解矛盾的手段，即通過與利益相關方達成良好關系，回應和解決環境問題；而治理（G）則是前兩者的前提和保障，即需要內部治理機制，將其作為長期戰略，才能減少不確定因素，長效達成以上目標。

而在中國，正式推進ESG只有一年，各方尚未充分認識到非財務性指標對自身的意義。實際上，在城市空間層面，針對社區、園區、商業綜合體或單個建筑等，國際上已有不少標準評級體系，可評判其在綠色、健康與韌性等方面是否達到一定標準，如WELL、GRESB、BREEAM評估和認證等。這些標準分為若干項目，包含諸多復雜和具體的指標。雖然這類認證各有特征，比如WELL關注空間如何支持人的福祉，而BREEAM為全周期的資源能源可持續利用設置了高權重，等等，但其方向大同小異，都是提升綠色低碳和韌性，總體上可與ESG對照。同時，其背后也引領了大量相關產業和技術。

支持聾人和孤獨癥譜系人群就業的Lilitime咖啡館，是一家社會企業，其一處在商業綜合體里的分店，獲得了國際的健康認證。 王昀 圖

當下，鼓勵相關機構獲取這類認證，對氣候的減緩和適應大有幫助。比如，北京也有政策，健康建筑可參考國際上的WELL標準。實際上，城市也可參照這類認證的要求，思考如何對相應的基礎設施進行調整，或是令社區工作與之配合，承接企業ESG相關行動。當然，相應認證背后是產業和技術。在產業發展層面，由于中國的新能源相關產業和技術已有相當進步，過往要滿足相關國際認證標準，每每需要進口暖通設備等，而如今中國這方面已有比較完整的產業鏈，依靠本土設備達成相應綠色指標，在技術層面已能夠實現。也就是說，在引領綠色標準方面，中國已在某些領域獲得了很大的空間。

目前，中國也有自己的綠建評價標準等。但要引領減緩和適應的工作，還需要更為系統和完善的標準，將各項做法貫徹到實處。這類標準的制定和討論，也需要圍繞具體的城市進行。

實際上，隨著氣候變化風險越發頻繁，在上海這類大城市，鼓勵相關方面進行氣候風險的預防，包括人防、技防等，其性價比會相當高。因為大城市人口密度高，智力資源也多，其單位資金的投入能為未來減少更大損失，并形成更多有效的創新辦法。圍繞城市空間綠色低碳韌性的更多細化標準，正需基于這類本土經驗的成果而來。城市可以用更有效的氣候行動引領綠色轉型，支持轉型效能更高的企業贏得市場，也讓更多本土企業能夠更好地融入世界。這方面大有可為，也正與支持企業落實ESG同步。

政府管理部門需要做更多數據開放，支持量化評估

城市是能源流、物質流和信息流的耦合體。 需要強調的是，在硬件層面之外，城市還需要數據方面的開放和共享，才能令企業在本地社區所做的ESG工作，形成可見的量化效果，能夠更好地與金融對接，進而支持企業在本地推進更深入的事項，如影響力投資等。

上海嘉定南翔留云湖，這片濕地可為當地緩解洪澇和高溫的影響。 王昀 圖

那么，城市管理者對此可如何著手呢？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可持續發展創新實驗室項目技術負責人周燕，整理出一套綠色科學城市評估標準及工具。這類工作可謂有很強的代表性。研究員看到，在識別出風險評估、社會項目、氣候變化減緩和適應的項目指標體系，并提出對應的氣候投融資工具之后，還要運用數字決策系統，進行追蹤監測與復核，才能對可持續項目投資回報進行評估和建議。由始至終，都需要相應的數據支持，往往是一些小數據就足以支撐。對在地企業的ESG而言，這也是十分必要的工作。

以其中的城市健康韌性指標體系為例。其包含9個一級指標，38個二級指標。指標體系著重關注城區宏觀經濟風險、城區社會經濟風險、政策保障、公共衛生風險評估、城區復原力建設、災害損失評估與重建、公共服務及配套、應急倉儲物流、應急設備與基礎設施的評價。而分解到二級指標時，其涉及的內容，常常缺乏相應公開統計數據的支持。雖然研究者可以通過爬梳或調研獲得一定的信息，但城市還需要進行更多和更完善的信息公開。比如，城市應急救援預案的推進和完善，如何與部門和街道預案銜接，等等。

實際上，對城市更多信息進行公開，會極大有助于企業ESG工作的推進，至少可以支持相應的基線數據。城市各級管理者，也可以更為主動地推進。比如，根據內部的考核指標，有方向地公開相應信息，與企業的ESG工作更有效地連接起來，進而形成政策方面的創新。

上海東明路街道街區發展中心，將社區的人和事鏈接起來，可以增強城市的韌性。 王昀 圖

在此基礎上，一項必須反復強調的工作，就是指標的量化和數據的共享。當下各地都在推進智慧城市，這方面已有很多底層平臺的支撐。比如，在上海，可結合一網通辦，讓更多數據能夠有效打通，避免數據孤島，通過已有的大數據手段，實現對城市韌性的復核評估等，更能看到企業特定ESG項目的相關成效，可以有效對接金融機構與社會資本等。

由此，商業邏輯就會水到渠成。比如，當下綠色金融也有諸多推進，可引入和設計更多相應商業保險，以專業手段進行評估和理賠，以進一步平衡風險，提升城市整體韌性。其中也可有更多創新空間。

引導企業與周邊社區項目對接，關注暫時無法量化的新議題

由于剛剛起步，中國有些企業進行ESG相關工作時，并無頭緒或是流于表面。比如，研究員了解到，過往中國內地的開發商樂于主動申請前述城市空間相關國際認證，因為可從中獲得更大溢價。當下面臨經濟不景氣，仍堅持取得這類認證的，多為港資背景的開發商。其之所以參照相應標準進行營建，可能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相對更愿意持守長期的價值。

在更宏觀的層面，中國的企業或機構之所以愿意申請這類認證，是因為存在國際層面的股東壓力，或有在香港上市的壓力，類似于要滿足合規要求，而非出于內生的動力。這就意味著，其實施過程中傾向于滿足指標，拿到最容易實現的分數，而非真正從所在社區、租戶等利益相關方出發。

實際上，城市需要面對現實狀況，從中發現真正要解決的問題，而不僅限于回應眼前能夠被量化的指標。而企業需要回應的ESG關鍵議題，未必都是能夠被量化的，這可令該評估體系保持開放，能夠吸納剛浮現或此前被忽略的要點。反過來，對于城市這一復雜系統而言，只有保持這樣的態度，才能進一步引領ESG指標趨向完善。

也就是說，城市管理者需要引導企業關注自身所在園區或身邊的社區，讓利益相關方身邊的問題被看見和解決。現實中，許多企業傾向于用向貧困地區捐款完成其ESG工作。扶貧自然也十分重要。但企業可讓自身與周邊社區形成良性的關系，員工能從中獲得更大的滿足感和安全感，也蘊含著更大的創新可能性。這實際也是ESG的要義。如果企業的ESG項目成效體現為遙遠的數字，員工無法充分了解其推進情況，與自身的關系微乎其微，對城市的韌性提升也難有幫助。這恰是當下普遍存在的落差，前述的種種辦法正是解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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