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嚴肅的人口學八卦組 嚴肅的人口學八卦

作者：廖天琪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靳永愛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副教授

又到周四了，麥學又要更新了，大家的學習進度跟上了嗎？

自從《再見愛人》播出幾期以來，李行亮和麥琳這對夫妻快速超越楊子黃圣依的熱度，成為全網討論度和討伐度都最高的節目嘉賓。原本專屬于KFC 的瘋狂星期四已逐漸變成全球華人的瘋狂麥學日，每周節目造梗無數，造的不僅是網絡爆梗，還有觀眾的心梗。每期更新節節高升，升高的不僅有逐漸離譜的情節，還有網友的乳腺結節。

論楊子的潑天流量是如何消失的

在畫像事件、熏雞事變、和另外兩位嘉賓的丈夫通宵聊天、堅持消費后嘲諷葛夕管不好錢等爭議片段之后，麥琳和李行亮在深夜單獨對談時首次提及離婚。麥琳說：“亮子，無論如何我希望你好，真的。如果我們離婚，孩子跟錢能歸我嗎？”

李行亮一開始并不愿意考慮離婚這個選項，然而當二人矛盾不斷升級后，他似乎也開始思考離婚的可能性，先是表示如果離婚，愿意把四分之三的財產給麥琳，但是希望獲得女兒的撫養權，第二天更是在談到爭奪撫養權時情緒崩潰：

雖然節目尚未播完，兩人是否已經離婚還是一個撲朔迷離的狀態，,但在前幾期麥琳還沒有提出離婚的時候，她似乎暗示過離開李行亮會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生活品質可以“坐火箭上升“：

而當楊子問，離婚后你的收入從哪里來呢？麥琳馬上回答說自己可以去找工作，一個月兩三千塊就足夠了。

幾周前，當這期播出后，許多人的反應都是：麥琳認為一個月兩三千的工資就足夠在北京帶著孩子生活了？

然而，我們嚴肅的人口學八卦作為一個科學看瓜、嚴謹吃瓜的學術小組，關注點自然是：噢？麥琳作為一名多年的全職媽媽，認為自己在離婚后收入會有顯著的上升？

那要不我們看看來自人口學和社會學的研究發現？

下面開始本期正文——

今天要介紹的是德國學者Daniel Brüggmann和 Michaela Kreyenfeld于2023年發表在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期刊上的論文，題為《離婚后的收入變動：婚姻中經濟分工模式的影響》。這篇文章的研究問題是：夫妻離婚后，過去婚姻中的家庭勞動分工是否會影響雙方離婚后的收入變化？例如，與“雙職工”家庭相比，“男主外、女主內”模式的婚姻中，離婚后夫妻雙方的收入變化模式和趨勢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在討論研究發現之前，我們先來討論幾個背景問題。首先，離婚后夫妻雙方的收入一般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過去的研究發現，女性在離婚后通常會增加自己的市場勞動參與和其他能產生收入的經濟活動，從而更可能在離婚后有比離婚前更高的收入（Tamborini et al, 2015）。關于男性的研究發現則比較復雜。已有的研究大多數認為離婚對男性的就業率和收入都有負面的影響。例如，有針對以色列的研究發現，男性在離婚后工作穩定性下降，但收入則沒有很大的波動（Raz-Yurovich, 2013）；有學者分析來自荷蘭和瑞士的數據，也發現離婚后男性的失業風險上升，且比女性失業的風險更大（Kalmijn, 2005; Covizzi, 2008）。從主觀自評的經濟狀況來看，男性與女性都傾向于認為離婚后自己的經濟狀況變差了，但似乎女性的自評經濟狀況下降更為顯著（Leopold, 2018）。這一發現看似與前面的發現矛盾，但其實并不難理解，因為個人收入的增加與家庭收入的下降可以同時發生。

第二個背景問題是，為什么過去婚姻中家庭勞動分工可能會影響雙方離婚后的收入變化？例如，對女方來說，自己在離婚前是家庭主婦還是全職員工為什么可能導致離婚后的收入變化有所不同呢？

雖說離婚是一別兩寬，各生歡喜，不再是同林鳥的夫妻在分開之后生活軌跡固然可以相互獨立，但曾經在婚姻中共同做出過的選擇——例如誰負責工作賺錢、誰負責照料家庭——這些選擇無法重來，也決定了離婚后雙方是否仍有工作、能找到什么樣的工作。因此，過去婚姻中的家庭經濟分工仍會在離婚后繼續影響雙方的勞動力參與程度、收入水平以及職業前景。研究發現，在那些女性更可能在婚后減少工作、成為無償勞動的全職媽媽和家庭主婦的國家中，離婚對女性的工作和收入變化的影響尤為明顯（Van Damme et al. 2009）。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是德國退休基金（German Pension Fund）的登記數據，覆蓋了超過90%的德國常住人口。研究樣本為在2013年首次登記離婚的夫妻，其中男性在離婚時年齡在30至55歲之間，共包含24616對離婚夫妻。研究的因變量為雙方在離婚前后五年間的年收入和就業情況的變化，核心自變量為是否離婚。

作者使用了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與樣本匹配（matching）相結合的方法來分析離婚對夫妻雙方收入變化的影響，著重于比較四種不同的婚姻模式：“男主外女主內“型、“女主外男主內“型、”雙職工“型以及”雙低收入“型。

在固定效應模型中，離婚的影響作用于觀測期間個人收入的平均值上。比如說，假如一名女性在2011到2015年間的收入平均值為0.5個收入點（注：一個收入點為一份德國平均個人年收入），其中離婚前的收入水平比平均值低0.1個收入點，離婚后的收入則要高出平均值0.1個收入點，那么我們可以認為離婚對其收入的影響是增加了0.2個收入點。

這部分的分析發現：

1. 在“男主外女主內”型婚姻中，男性離婚前后五年間收入下降了4.5%， 而女性收入則下降了41.2%。

2. 在“雙職工”型婚姻中，女性離婚前后五年收入上升了6.7%，男性收入則下降了3.8%。

3. 在“女主外男主內“型和“雙低收入”型婚姻中，離婚對夫妻雙方收入變化沒有顯著影響。

基于模型，作者還計算了“男主外女主內“型婚姻和“雙職工”型婚姻離婚后雙方收入的估計值。離婚對收入變化的影響的性別差異在“男主外女主內“型婚姻中顯然更大。

由下圖可見，從“男主外女主內“型婚姻中離婚的女性雖然離婚后個人收入上升，但其兩年后收入的估計值仍遠遠低于平均收入水平（1個收入點）。

然而，作者考慮到不僅要比較同一個人在離婚前后的收入變化，還要比較離婚者與未離婚者在同一段時間內收入變化的差異。因此，作者使用樣本匹配法，對比了2013年離婚的夫妻與2018-2020年間離婚的夫妻在2013年前后各兩年之間的收入變化差異。這里的樣本匹配使用的是一種非參數的機器學習方法，是通過R語言的twang程序包實現的。與使用邏輯斯蒂回歸模型來估計傾向值的傳統方法相比，這種新方法的優勢在于可以處理協變量的選擇性偏誤問題。

匹配結果發現，試驗組（2013年離婚夫妻）中男性在2011至2015年間的收入下降，而女性收入則略有上升；相反，在對照組（2018-2020年間才離婚的夫妻）中，男性和女性在2011-2015年間均處于未離婚狀態，雙方收入都隨著時間上升。也就是說，在固定效應模型中離婚的影響被低估了。考慮到這些夫妻如果不離婚的話，其收入在這五年間會持續增長，離婚對男性收入下降的影響實際上比模型結果顯示的更大，而離婚對女性收入增加的影響則實際上比模型結果顯示的要小。

作者由此結論，大多數從“男主外女主內“型婚姻中離婚的女性在離婚后兩年無法達到”自給自足”的收入水平。

文章到這里就介紹完了，如果我們認為這項基于德國數據的研究發現具有一定的跨社會普適性，那么我們可能會傾向于認為，麥琳在離婚后實現“生活品質上質的飛躍”的愿望至少在“再見愛人”之后的兩年內難以實現。

當然，東亞社會與西歐具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國情和婚姻家庭的社會文化更是有其獨特之處，如果有學者用中國數據把這個研究重現一遍，也許會有不一樣的發現。這篇文章于去年見刊，在目前依然可以視為該問題上最新的研究發現，我們期待未來有中國學者繼續探討這一研究問題在中國乃至其他東亞社會中是否可能得出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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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圖片來自原文與互聯網。

參考文獻

Brüggmann, D., Kreyenfeld, M. (2023). Earnings Trajectories After Divorce: The Legacies of the Earner Model During Marriage.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42, 23

Covizzi, I. (2008). Does union dissolution lead to unemploy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health and risk of unemployment for women and men undergoing separa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3), 347–361.

Kalmijn, M. (2005). The effects of divorce on men’s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histo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1(4), 347–366.

Leopold, T. (2018).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A multiple-outcome comparison of former spouses. Demography, 55, 769–797.

Raz-Yurovich, L. (2013). Divorce penalty or divorce premium?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for men’s and women’s economic activit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2), 373–385.

Tamborini, C. R., Couch, K. A., & Reznik, G. L. (2015). Long-term impact of divorce on women’s earnings across multiple divorce windows: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26, 44–59.

Van Damme, M., Kalmijn, M., & Uunk, W. (2009). The employment of separated women in Europe: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2), 183–197.

原標題：《孩子跟錢能歸我嗎？不同家庭模式下離婚后雙方收入變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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