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末日》，[英]H.R.特雷弗-羅珀著，石雨晴譯，鄭州大學出版社丨漢唐陽光，2022年8月版，424頁，88.00元

英國歷史學家H.R.特雷弗-羅珀（H. R. Trevor-Roper）的《希特勒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Hitler，1947；石雨晴譯，鄭州大學出版社，“漢唐陽光”策劃，2022年8月）是一部原版于上世紀四十年代后期的著作，主題是關于希特勒在蘇軍進攻柏林的最后日子里的死亡之謎。該書源自特雷弗-羅珀當年調查此事件的專題報告，在實地調查、當事人訊問和收集文件資料的基礎上，作者敘事謹嚴，詳細記錄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后十天及其結局的經過，重現了希特勒的納粹帝國末日的完整圖景。

特雷弗-羅珀在二戰前是英國牛津大學的青年歷史講師，二戰期間在英國情報部門服役，專門負責偵聽、截取納粹反間諜機關發出的無線電密報。他在1995年寫的第七版“前言”開頭簡單地講述了撰寫該書的來由。他在1945年接受英國反間諜部門德國區負責人迪克·懷特（Dick White）爵士的委托，盡力調查當時已失蹤四個月的希特勒的行蹤。他完成了這一任務，于1945年11月1日向柏林的四方情報委員會（Four Power Intelligence Committee）提交了有時會被引述為《關于希特勒之死的英國情報報告》的報告。羅珀退伍之后，迪克爵士說服他寫作了本書，并于1947年3月首次出版。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對此事也有過描述：1945年9月的一天，英國軍情五處局長迪克·懷特與年輕的歷史學家特雷弗-羅珀和哲學家赫伯特·哈特共進午餐，三瓶酒喝下去之后，懷特就讓特雷弗-羅珀全權調查希特勒下落一事；他認為這事必須交給第一流的人來做。后來這部書于1947年3月18日由麥克米倫出版公司出版，立即暢銷全球（埃文斯《陰謀論中的希特勒：第三帝國與偏執想象》，袁鑫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180-181頁）。

事實上，特雷弗-羅珀也不是孤身一人去調查希特勒的下落，英國和美國情報當局都允許他使用各種情報資源和設施，盡可能配合他完成這個任務。特雷弗-羅珀自己在寫于1956年的第三版“引言”中對執行該任務的過程以及當時所掌握的證據來源有詳細的說明，這時距離該書出版已有差不多十年，新掌握的情況并沒有改變當年書中的基本結論。埃文斯也認為，雖然羅珀當時的調查存在未能接觸蘇聯方面的材料等缺陷，但是從五十年代一直到今天出現的新證據仍然可以證實羅珀當年的調查結論是可靠的（同上，182-183頁）。時至今日，盡管關于希特勒最后結局的陰謀論仍然一直存在，但是這一曾經是迷霧重重的疑案真相早已大白天下并為世人熟知：1945年4月30日下午三點半，希特勒與他的新婚妻子愛娃·布勞恩在地堡中自殺死亡，其后兩人遺體被點燃的汽油焚燒并埋葬在總理府花園。

那么，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除了重返歷史語境以了解該事件的真實細節、相關人物的言行以及作者當年的調查過程之外，還有什么更重要的閱讀該書的理由嗎？我認為作者在書中一再提到的納粹獨裁者的末日與“政治教訓”的關系就是一個很值得閱讀的理由——大獨裁者及其專制帝國在最后滅亡時刻所暴露出來的內在政治癥候，的確是不應輕易忘記的“政治教訓”。

首先，從任務本身來說，羅珀要弄清的是在希特勒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本人以及他身邊的人所發生的事情，他說這是一個“德國問題”。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與之相關，并且一直困擾他的“蘇聯問題”，這個問題的真相在他的調查任務結束后的若干年才浮出水面。這個“蘇聯問題”的起源是這樣的：在1945年4月30日到5月1日的那天夜里，納粹德國的漢斯·克雷布斯將軍奉命前往蘇聯總部，代表希特勒實際上的繼任者鮑曼和戈培爾遞交一份局部地區臨時投降的提議；克雷布斯并受命告知蘇聯最高統帥部：阿道夫·希特勒已于4月30日“按照自己的意愿離開了這個世界”。5月1日晚上，鄧尼茨上將通過廣播向德國人民發表的聲明，宣布當天下午希特勒在率領部隊在柏林作戰時戰死。5月2日，蘇軍占領了希特勒葬身的地堡，逮捕了大量知道真相的希特勒的隨從；5月9日，蘇軍得到一份由事件參與者整理的有關希特勒死亡與埋尸的文件，并于當天在總理府花園挖出了希特勒與愛娃·布勞恩夫妻的遺骸。隨后蘇軍通過希特勒的警衛和牙科醫生等獲得了更多確認希特勒的死亡與尸體的證據，到6月初，蘇聯已經了解有關希特勒死亡的各種情況，掌握了確鑿的證據。6月5日，盟軍高層指揮官在柏林會面，蘇聯方面朱可夫元帥的參謀官員向美方通報已經找到希特勒的尸體并確認了身份。四天之后，朱可夫元帥在6月9日向媒體發表公開聲明，描述了希特勒在最后幾天的情況，但是沒提關于希特勒死亡問題的調查及獲得的情況、證據，說不能確認那具尸體是不是希特勒，并且認為希特勒可能在最后一刻乘飛機逃離了柏林。7月17日，斯大林在波茨坦會議上表示相信希特勒還活著。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蘇聯官方也從未正式發表聲明承認希特勒已經死了。那么，這個“蘇聯問題”就是一個天大的疑問：為什么要否認和隱瞞希特勒死亡的真相？頗有意思的是，1959年英國文化教育協會獲準在莫斯科舉辦英國書展，特雷弗-羅珀的這部《希特勒的末日》在書展開幕前的審查中被要求撤下。羅珀說蘇方在希特勒之死的問題上“引發了諸多困惑與猜測，制造了重重疑云，而這正是我需要驅散的”（第2頁）。

特雷弗-羅珀在1956年第三版引言中的解釋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有意義的。首先，他想到的是斯大林“是否將對希特勒是死是活的判斷看成了一個‘政治’問題？”（61頁）即無論證據如何，出于政治考量是否必須公開堅稱希特勒已成功潛逃。如果是這樣，有沒有可能是害怕承認希特勒已死會導致與之相關的地點被奉為圣地、朝圣之處、圣殿和遺址，進而持續助長反對蘇聯的精神？（62頁）另外就是，是不是畏懼戰功赫赫的將領手中的權力才決心剝奪他們對這個“政治”問題的控制權？“可以想象……希特勒之死的問題，以及官方對此的立場可能都象征著蘇聯政壇內部某種深層次的緊張關系。”（同上）最后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只是弄錯了，“就像教皇的輕率行為一樣，只是因為其意識形態的這種權力體系，就讓他那考慮不周的獨斷成了必然的真理。……到1945年，在斯大林自己眼中，他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和哲學家，以及‘人類的父親和老師’……其中很可能并不存在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僅僅是出于這位偉人的充分自信，然后……他的隨口一言變成了信條”（63頁）。在這種情況之下，在柏林的知情蘇聯人員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就是保持沉默。羅珀說“我現在才明白，當西歐盟友因為他們的沉默而‘好管閑事地’主動要幫忙時，他們到底有多厭煩，畢竟西歐盟友想要提供的恰恰是他們最不需要的——更多的證據”（同上）。

羅珀的追問是：“如果我……描述無誤的話，其中似乎隱含著某種不祥的意味。如果恐懼真相，難道不正好說明相信真相擁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嗎？也就是相信希特勒的統治確實能煽動人心……以及相信要防止這種感覺在民眾間蔓延，就必須隱瞞這一切。”（73頁）對于所有習慣于封鎖消息、遮蔽真相的統治者來說，這的確是不祥之問。今天能看到，問題是他們是否真的相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確相信可以做到“隱瞞這一切”。

除了希特勒的死亡之謎，“蘇聯問題”其實還有關于希特勒的自殺方式問題。1950年6月，蘇聯人拍攝的彩色紀錄片《攻克柏林》在柏林蘇占區上映，影片制作人是M.恰烏列利。影片中的希特勒在總理府的地堡中自殺，自殺的方式與前述6月5日朱可夫的參謀官所講的服毒自殺一致。羅珀認為，蘇聯人很可能會認為希特勒舉起左輪手槍自殺的方式是一種軍人的死法，這在德國人看來很可能是英勇就義。作為歷史學家的羅珀繼續對這個問題做了更深刻的闡釋：“過去的精神暴政是試圖通過視覺沖擊強烈的公開處決來粉碎雖已失敗但仍危險的思想：為了恐嚇民眾而展出的絞刑架、斬首所用的墊頭木和血腥的牢房。不過，無論這種公開示眾的清算方式在行刑當時有多奏效，往往都會成為滋長未來傳說的養料：死者的遺物，可供朝圣的處刑地。因此，一般來說，后來的極權主義者更愿意采用一種不那么具有視覺沖擊力的方式：讓他們的敵人被漸漸遺忘在無名之墓中，不給后世留下任何可供敬奉的遺物。”（第三版引言，72頁）難怪當年迪克·懷特爵士要把這個任務交給他，在五十年代的這位青年歷史學家眼中的“精神暴政”，至今仍然是思想史、視覺研究和記憶研究中亟待深入展開的重要議題。

其次，比“蘇聯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羅珀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對于調查和研究“希特勒的末日”這個專題有著遠比弄清人物、事情的真實情況更深刻的問題意識和政治思考。羅珀說要理解納粹政治的真實特性，就必須先糾正一些錯誤認識——在此我們應該記得作者在兩個版本的前言中都提到原版正文的內容基本沒有改動，那么下面這些就是他在1947年成書時指出的錯誤認識——比如以為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就是通常所講的極權主義政權，他認為許多人被納粹政治宣傳洗了腦，相信納粹德國是一個完全整合、全體動員和中央控制的極權主義國家。“如果真是這樣，德國也許已經贏下了這場戰爭，畢竟當時的它在時間、資源和準備方面擁有巨大優勢。事實上，德國的極權主義與真正的極權主義截然不同。真正有效實現中央控制的只有政策（policy），并非行政（admistration）。”（第一章，第2頁）他舉出的理由是：在戰爭中的德國有許多無關緊要的奢侈品仍在繼續生產；軍工生產、人力、行政和情報均未得到合理集中；所有關于外國的情報來自三十家相互競爭的機構；德國的政治和行政結構實際上并不是納粹黨人所說的“金字塔式”和“大一統式”，而是由私人企業集團、私人軍隊和私人情報機構構成的一團亂麻；面對政治的不確定性、政策隨意改變的危險和對個人報復的恐懼，所有人為了保護自己而想方設法從公共資源中獲取權力（第3頁）。他在前面說過這些政客們組建的不是一個政府，而是一個王庭（court）；這個王庭與東方的任何蘇丹國一樣，統治的能力不值一提，但玩弄陰謀詭計的能力不可估量（第1頁）。令人感到有點驚訝的是，在世界政治天幕上，這樣的“王庭”陰魂似乎正重新席卷而來。

還有就是，有人以為希特勒只是受擺布的棋子、工具，這是大錯特錯的；事實上“他的個人權力之大毋庸置疑，在死之前，他一直牢牢掌控著自己制造的這場混亂，并隱藏了它的真實本質——甚至在死后，他仍然能從墳墓中操縱那些站在紐倫堡被告席上軟弱又不中用的下屬們！如果沒有任何外部力量來約束、控制這種絕對主義，那么我們也無法指望其內部的抵抗能夠糾正它了”（第3-4頁）。這是真的，當時的人們恐怕在事后回想起納粹帝國內部針對希特勒的暗殺和抵抗計劃都一一失敗，才會想到此暴君的可怕與冥冥之中仿佛存在著要磨難人世的天意。

關于作為第三帝國意識形態的納粹主義，作者談到了“一個失望的納粹黨人”、曾與納粹合作的產業大亨赫爾曼·勞施寧（Henuann Rauschning）在退出了納粹運動之后，在自己著作中所論述的納粹哲學的虛無主義本質：所表達的是對現存世界的失望，因此而促進了初期納粹運動的發展；在運動的全盛時期，它被其他更積極的利益所暫時遮掩；到了運動的末日，當所有的希望和利益都已消失、所有的競爭對手都被消滅或都已逃離，“這個擁有著毋庸置疑的權力的黨派再也沒有任何積極的東西可以提供，這時，虛無主義再度登場，成為這場運動的終極哲學和告別致辭”。這時，在柏林所發出的聲音才是真實的納粹主義的聲音：“失去了所有附屬的魅力和全盛時期的特權，再一次欣然接受了它原始公式的計算結果——成為世界強國或走向徹底毀滅。”（第6頁）實際上，到1944年冬天，除了少數盲目的信徒外，所有人都知道納粹運動已經不可能實現成為“世界強國”或“歷史性的偉大”的目標。

在希特勒的最后日子里發生的一些事情特別能夠呈現納粹主義和獨裁政治的本質和值得研究者關注的“政治教訓”。比如，即使在最后末日降臨的那幾天，希特勒的支配地位和人格力量都未曾遇到挑戰，一種已成為習慣的控制力量仍然毋庸置疑地支配著他的追隨者們——他們雖然都知道希特勒的持續統治必定帶來災難，“但是，只要希特勒還活著，他們就都不可能做好實施自己政策的準備，希特勒是他們唯一的靈感來源、唯一的忠誠焦點、唯一的權勢中心”（171頁）。然而對于希特勒來說，最大的悲劇是“戈培爾的政治宣傳和凱特爾的阿諛奉承讓他誤以為自己擁有了絕對的權威。他不允許任何的思想和事實挑釁他作為戰略天才提出的信條。最終，他的參謀會議面目全非！希特勒仍在，且一如既往是會議的核心，是最終的權威，但一道高墻隔絕了他與外面的現實世界。他不再傾聽其他的聲音，只聽對他的附和。在他的王庭中，幸存的朝臣沒人敢道出真相，或者說，甚至沒人敢知道真相。”作者還在這里的注釋中補充說：“如果不加充分證明，你都很難相信希特勒會對不利事實否認到何種程度。”（302頁）今天我們早已相信的是，像希特勒這種人肯定會對不利于自己的任何事實都敢于否定而且永遠否定。

還有就是，即便末日即將來臨，希特勒的權臣們——“這些注定失敗的提線木偶們仍在急切爭搶著日益縮小的權力碎片。希特勒的繼承權問題仍未解決，目前的合法繼任者仍是戈林。此時此刻，人們或許以為，希特勒的位置已經不再令人垂涎了。事實完全相反。”（132頁）于是作者描述了此時的希姆萊如何理所當然地認為繼承希特勒權位的人就是自己；此時的鮑曼如何仍然在權力的中心搞陰謀——一邊在希特勒耳邊進讒言，一邊抓住一切機會摧毀對手；此時的戈培爾還在密謀奪取里賓特洛甫的外交部長之位。對這些狂熱密謀漠不關心的只有里賓特洛甫，因為他沒有陣營和支持者，在王庭他沒有可以聯合之人。不過也可以說，在這樣的專制獨裁體制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中，權臣們為了自己安危也是必須爭奪權力的。“你只有把各高層領導的野心解讀為一場競爭阿道夫·希特勒繼承權的斗爭”——說這話的是希特勒的朝臣中最有才干、最少被腐蝕的阿爾貝特·施佩爾——“才能理解他們之間的關系。馬其頓諸將之戰早已在幕后上演”（16頁）。這是來自內部的真實觀察和體驗。

在這里還應該引述的是羅珀對希特勒手下的兩個重要權臣的評述。關于戈培爾博士，羅珀認為他有很強的傳播思想的能力，本質上是個務實的人，同時擁有看到真理和蔑視真理的能力。他可以利用真理，總能證明他想要的東西，能說服德國人相信失敗就是勝利、敵人只是表面上更勝一籌、新武器能解決一切舊問題——“不過最終，他的話還是失去了說服力，他的建設性宣傳變得荒謬可笑，毫無效果”。“無論歷史如何評價戈培爾博士，有一點都必不可少——他曾對政治學做出了一項可怕但絕對的貢獻……他創造了一個政治宣傳體系，頗具諷刺意味地命名為‘公眾啟蒙’，就是把黑的說成白的，還讓公眾相信。”（23頁）

對于黨衛隊頭子希姆萊，人們通常認為他是一個冷血、沒有人性的法西斯惡魔、一個冷酷無情的怪物，但是羅珀說：“當我們回顧一下歷史上的社會大動蕩時期、革命時期和社會劇變時，就能找到他的原型——宗教大法官、政壇中的神秘主義者、準備為抽象理想犧牲人性的人。”（26頁）他進而認為，“希姆萊的職業生涯之所以這么不尋常，正是因為他的這種雙重性格：一方面，作為執行者，他很有效率，不會被人情牽絆；另一方面，作為思想者，他極其輕信。出于對希特勒無條件的忠誠，他常常堅決表示，自己的一切都來自希特勒，而像他這樣性格簡單的人，往往也能激勵追隨者對他抱持類似的忠誠。如此一來，他既有了執行的能力，但又因為缺乏獨創性而無法參與陰謀策劃，因此，只要他的這一雙重性格能夠繼續和諧共處下去，他就會是革命領導人心中最理想的警察首長。”（31頁）可以說，這是兩幅極為精準、傳神的希特勒納粹帝國權臣肖像——或許更應該說是兩面鏡子……

作為歷史學家，羅珀想起了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關于“絕對的權力絕對會導致腐敗”的名言，也想起了歷史上的“帝國精英”：“在絕對主義中，在羅馬帝國中期的富足與墮落中，我們或許可以找到與納粹帝國鼎盛時期最為相似的對比物。在吉本嚴肅的著作中，我們能看到一些表面權勢滔天，細看之下又易被擺布的人物，其中有嬪妃、孌童、宦官和被解放的奴隸。書中，我們也能看到這一‘千年帝國’的精英們的身影，他們不過是一群見風使舵、易受擺布的自負小丑。”（44頁）對于他們，大概沒有比“見風使舵、易受擺布的自負小丑”更精準的描述了。

在希特勒的末日燭光中，最后的一幕出人意料而且竟然還不乏喜感：4月30日凌晨兩點半左右，希特勒在元首地堡與最后的隨從（約二十人）依次握手后回到自己房間。留在現場的人一致認為元首即將自盡，“于是，發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情，曾經籠罩在地堡居民精神上的那團巨大烏云似乎飄走了。那個可怕的巫師，那個暴君，他曾經讓他們終日生活在不堪忍受且極具戲劇性的緊張氛圍中，而現在，他就快走了，他們終于可以放松玩樂，哪怕只在黃昏的這個短暫片刻”（252-253頁）。該書中譯本的封底也選印了這段話。這時總理府內的士兵正在舉行舞會，元首將自盡的消息傳來，但舞會仍在繼續。30日下午，當希特勒的遺體處理完了之后，一名警衛“看到每個人對元首的遺體都是如此漠不關心，真是悲哀啊”（263頁）。這最后一幕也是歷史學家羅珀寫給世人的歷史之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