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海計劃：技術、殖民與氣候危機》，[美]菲利普·萊曼（Philipp Lehmann）著，趙昱輝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384頁，79.00元

氣候變化是當代最具全球意義的議題之一。人們是如何開始思考大范圍內的氣候變化問題，并訴諸行動改造氣候的？以及當“氣候變化”作為現象被媒體提及，作為概念被科學工作者使用，作為變量被城市規劃者考量時，其中有幾分是確鑿的事實，又有幾分是人為的設計與渲染？很長一段時間，學界論著多關注20世紀后半葉氣候變化的政治議程，尤其是發生在美國為核心的國際政治語境和聯合國議事框架下的情形。此前，戴安娜·戴維斯對法國殖民時期北非、阿蘭·米哈伊爾對中東的相關研究開創了新的氣候史闡釋框架，并將研究的時間線向前推進。環境史學者菲利普·萊曼的《撒哈拉海計劃：技術、殖民與氣候危機》一書一方面增加了地域性的個案，同時也展現了方法論上的獨特性，即從人地互動、知識生成等多個角度對氣候變化與環境焦慮之間的關系做了更深入的探討。

氣候變化是怎樣進入政治議程的？

作者關注的第一個層面是：人們從何時開始擔心大范圍的氣候變化會把蒼翠的森林變成沙漠，工程師們又從哪些知識譜系與理論汲取靈感設計出大型項目，以及關于氣候變化理論又是如何以嶄新的面貌進入20世紀初以來的政治議程的？縱觀全書，作者從科學史的內外兩條路徑著手梳理，并不斷深入兩者之間的交錯。

作者熟稔氣候史的內史，清晰展現了氣候知識與思想自身的發展邏輯：歐洲人很早就開始思考氣候對人類與周遭環境的影響。洪堡曾在長途考察后產生南美氣候干化的想法，布馮也提出過改善北美氣候的暢想。但是直至19世紀初，科學家們很大程度上認為氣候是穩定的基本環境特質。從19世紀中葉開始，隨著冰川學的研究，氣候被認為是一個變量。人們逐漸認識到氣候條件不僅可以形塑地球的景觀與生態，同時也會受制于自然環境條件。19世紀下半葉，科學界通過國際會議的召開、國際期刊的發行進行信息的溝通與氣候數據的交換，使得關于大規模氣候變化的理論得到了發展，學界廣泛認識到氣候變化不僅會影響特定的地域和地區，還會影響整個地球。這些討論引發的環境焦慮進而也成為公共話語的一部分。文學家將氣候變化作為背景進行科幻小說的創作，易卜生的戲劇、凡爾納的小說中都先后出現了改造撒哈拉沙漠的情節；歷史學家、哲學家開始思考環境與文明之間的聯系，斯賓格勒、威爾斯也都曾在著述中有所關照。

作者更加關心外部因素對氣候研究的影響，尤其是殖民探險對科學界氣候變化認識的影響。其中的關鍵事件就是19世紀50年代德國人海因里希·巴爾特穿越撒哈拉沙漠的探險。他在考察中發現了刻有牛、羚羊與狩獵場景的巖畫。海因里希據此斷定撒哈拉沙漠的環境和氣候發生過劇烈的變化。他的觀點對19世紀中后期的知識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氣候學家爭先恐后對撒哈拉沙漠的過去進行理論建構，并將大范圍的環境和氣候變化納入變量計算。歐洲科普出版物也開始向普通讀者傳遞由探險家們從非洲帶來的消息。這一切最終寫就了撒哈拉沙漠氣候變化的退化敘事：撒哈拉沙漠曾經是郁郁蔥蔥的土地，由于非洲人不合理的利用變成了荒漠，而且沙漠化還在繼續。

順理成章，工程師不僅通過植樹造林等方案來應對潛在的環境災難，甚至企圖設計大型工業項目來對抗干旱化和荒漠化，扭轉氣候的惡化，即便不能夠實現，也不斷驗證工程的合理性。這一思潮最登峰造極的表現就是三個一脈相承的改造計劃：19世紀末法國殖民工程師魯代雷在撒哈拉沙漠創造大型水域改變氣候的設想；20世紀20年代泛歐主義建筑師赫爾曼·索爾戈爾改造地中海，企圖將歐洲的氣候和文化移植到北非的黃粱一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景觀設計師海因里?！ぞS普京將消除荒漠化的設想滲透進納粹在東方占領區實現日耳曼化的宏愿。

氣候變化幾分確鑿？

作者回應的第二個層面的科學史問題是：氣候變化多大程度上是確鑿的事實，又多大程度上是人為的建構，以及兩者之間又有何聯系？首先，在眾多科學門類中，氣候研究的方法頗有些特殊。19世紀時，氣候研究人員往往依賴歷史數據和地理觀察來推斷氣候現象，這也導致氣候理論與支持這些理論的證據種類繁多。20世紀初氣候研究領域未能形成共識性的、自洽且穩定的理論框架。氣候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遲遲難登科學殿堂，但又使得氣候學討論更容易進入公眾領域，一些在學術界不再流行的想法與術語不斷被公共討論重新提及，進而引發公眾對環境惡化甚至潛在氣候災難的憂慮。19世紀中后期以來氣候研究與公眾討論之間的這股拉扯一直不斷上演，也未因氣候學研究最終的理性化與科學化而終止。相反，在這種背景下，氣候學的討論開枝散葉，深入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在作者關注的前兩段故事中，沙漠成為重點的研究對象。由于沙漠氣候的特殊性，沙漠洞穴里的壁畫、干涸的河床都為長期氣候變化提供了證據。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些是人為造成的，還是自然過程造成的？19世紀末期關于氣候變化的討論當中，氣候學家、氣候觀察的愛好者以及工程師傾向歸因于前者，并創造了一系列概念與詞匯，將撒哈拉描繪成符合歐洲人想象的典型“沙漠景觀”。歐洲人對于沙漠景觀的恐懼愈烈，改造的愿望也就愈發迫切。撒哈拉不僅彰顯了自然在人類面前的壓倒性力量，也成為智力增長、武器庫日益豐沛的人類施展才華的舞臺。通過技術工具來創造符合歐洲人期待的富饒景觀成為那個時代重要的科學命題。救贖不僅是探險故事的基調，甚至影響了氣候研究的學術發展。19世紀末的氣候研究是一門帝國科學，氣候學是政治議程和理論探索的融合。與氣候學研究相關的地質史等學科的發展亦與帝國主義全球的擴張、中北非的沙漠探索密切聯系。

撒哈拉沙漠氣候變化塑造自然景觀與人類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比這一事實更重要的是氣候長期變化使得沙漠更容易成為殖民工程師的試驗場。氣候變化的敘事與氣候改造項目的實施其實都深受殖民擴張的推動。從非洲到中亞，直至南美洲，“沙漠景觀”幾乎無一例外都處于殖民地，是歐洲人筆下尚未被占領的土地。沙漠的退化危機敘事往往是以救贖敘事結束的：沙漠是需要遏制的巨大威脅，亦是可以讓現代工程師一展宏圖的廣闊天地。工程師的目標在于糾正自然本身運轉過程中產生的謬誤，進而解決社會運轉中發生的問題。氣候理論從來沒有脫離產生時所具有的殖民背景，科學家會參與政治性的討論，并且為解決殖民地環境問題貢獻力量。魯代雷淹沒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境內的大部分沙漠的直接目標是將北非內陸的水體表面作為蒸發面增加降水，從而改變地區的氣候，以恢復至歷史時期的氣候條件。即通過改造水體來改變氣候，利用現代技術重建羅馬糧倉，服務法國人在非洲內陸的殖民，而這些操作恰恰掩蓋了殖民者并不了解撒哈拉沙漠氣候史的事實。

作為思想史的氣候變化研究

也正因為此，從環境史研究的角度來看，本書最關切的問題并非技術層面的環境后果，而是氣候科學的知識根源與預期環境效果以及知識上的長期影響。前文提及的三個項目都是未曾真正實現的計劃，甚至是以徹底失敗告終的。對于作者來說，氣候變化的史學研究意義不僅在于重建氣候變遷的史實，更在于通過案例展現關于環境的科學思想、殖民話語與殖民進程的關系，以及改變環境和氣候的愿景與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是怎樣成為殖民（帝國）主義的一部分的。

《老科技的全球史》的作者大衛·埃杰頓說：“人們對革新的渴求與革新的失敗經歷會繼續影響環境改造的進程與歷史。”的確如此，與魯代雷幾乎同時代的英國人唐納德·麥肯齊在西非也有與前者類似的嘗試。此后，工程師們把自然浪漫主義與機械論概念結合起來的企圖，更是不斷改頭換面地出現在非洲南北兩端。這種技術烏托邦主義不僅與法國的圣西門主義有著共同的思想淵源，也在歐洲殖民擴張的過程中擁有了全球性。20世紀30年代，這一想法又以新的方式呈現，即索爾格爾的亞特蘭特羅帕（Atlantropa），該項目意欲在直布羅陀海峽建大壩直接溝通地中海和大西洋，通過輸水將撒哈拉變成良田。亞特蘭特羅帕是一個生造的詞匯，它將英語“大西洋”（Atlantic）的詞首與“歐洲”（Europe）的詞尾結合，卻抹去項目實施后受影響的“非洲”的痕跡。這個計劃既是上個時代的思想回響，更展現了當代的印記。

以后見之明的角度看，亞特蘭特羅帕計劃看似只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各種重大事件中的奇異插曲。實則不然，經歷了一戰的能源短缺后，世界各地涌現出利用河流、海洋和太陽能發電的探索，以尋找化石能源的替代品。亞特蘭特羅帕顯然屬于這一潮流。亞特蘭特羅帕更深一層的目標是滿足能源與安全的雙重需要，防止歐洲內部出現分裂，重構歐洲的政治和社會，為危機中的歐洲尋找出路。在索爾格爾的計劃中，氣候工程不僅是創造合適歐洲殖民地的新景觀和政治結構的核心，而且是創造全新的社會或文明的關鍵。“突破歐洲的自然疆界”，讓地中海成為真正的內湖，才能幫助歐洲擺脫環境的惡化和現代文明的弊病。撒哈拉依然是歐洲人門前的真空地帶，提供了理想的試驗場。亞特蘭特羅帕呈現了20世紀初氣候變化學術討論中發展起來的理論是如何一步步被政治化的，且絕非孤例。它是殖民主義理念、種族主義、文化悲觀主義的結合體，還隱藏著對即將到來的化石燃料短缺和全球環境惡化的焦慮。

不久之后，實驗的地點被轉移到了東歐，草原化的概念成為納粹知識分子與規劃者關注的重點，進而成為重要的理論工具?！斗矤栙悧l約》簽訂后，德國失去了海外殖民地，此后殖民主義劍指東方的平原。當時的氣候現實是亞非歐的氣候干化，曾經的沃壤成為干旱的草原?！安菰背蔀橐粋€專門描述東方景觀的術語。草原是草地、荒原，是僅次于沙漠的存在，有時候甚至可以用于指代沙漠。1929年保羅·索科洛夫斯基出版的《歐洲之沙》，指出歐洲正受到來自東部沙漠化的威脅，（威脅的）環境過程也是文化過程。德國民族與文化土壤研究基金會“系統研究”了斯拉夫人對環境的破壞性以及日耳曼人與自然親近的歷史淵源。森林被譽為德國的原始景觀，納粹思想家甚至采用了不同物種為爭奪森林資源不斷進化斗爭的形象，作為人類為爭奪生存空間和資源而斗爭的諷喻。

知識與公共文化領域對氣候變化的焦慮為納粹規劃師們的工作繼續推波助瀾。直至第三帝國時期，“草原化”成為一個具有種族主義和法西斯色彩的術語，是論證納粹軍事征服與占領合法化的知識工具。在官方口徑中，草原指的是那些曾經肥沃、現在卻在退化的土地。通過改變基礎的物質條件來遏制文化和環境的衰退成為東方總計劃的底層邏輯。和索爾格爾一樣，東方總計劃的設計者維普金也利用斯賓格勒的言論來預測西方的沒落，也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同代人阿爾溫·塞弗特關于荒漠化和草原化的理論。兩人都在德國政治邊界之外尋找可殖民的土地，前者的目標在南方，后者在東方。維普金的思想是混雜著反共、反猶太、反工業主義以及優生學思想的理論怪物。因此，作者的研究也提供了理解納粹德國的新視角。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與擴張計劃一定程度上是對感知到的生態危機的反應。

最終“荒漠化”“草原化”都脫離了地理學本身的學術概念，被吸收進法國的殖民主義與德國第三帝國的軍事景觀規劃。作者也據此展現氣候變化的知識發展、宏觀技術以及社會治理三個方面的復雜關系。這個故事的另外一面則是作者并未點出的：正是殖民進程使得氣候研究成為一門全球性的科學，并為氣候學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此外，如果說本書還有什么疏漏之處，即作者關注的是處于帝國核心的知識分子腦海里的自然，卻幾乎沒有記錄作為殖民地的撒哈拉和東方德占區的環境對氣候研究、環境改造計劃有何反饋與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