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服出行：約瑟夫二世的歐洲啟蒙運動之旅》，[奧] 莫妮卡·切爾寧著，榮玉譯，上海書店出版社丨也人，2024年9月版，362頁，89.00元

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是與腓特烈大帝及葉卡捷琳娜大帝同時代的開明專制君主。約瑟夫在位二十五年間（其中前十五年與母親瑪麗亞·特蕾莎女皇聯合執政），厲行改革，致力于將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君主國打造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他一系列治國理政法令的出臺，在奧地利歷史學家莫妮卡·切爾寧（Monika Czernin）看來，主要得益于他在帝國境內外的多次實地考察調研——根據切爾寧在《微服出行：約瑟夫二世的歐洲啟蒙運動之旅》一書中的論斷，約瑟夫著力將調研報告轉化為具體施政方針，不僅在本國成功避免了法國大革命式的悲劇重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近代歐洲歷史的進程。

約瑟夫的調研不同尋常。在皇帝去世后，宮廷圖書管理員澤利爾斯從大量原始資料中整理出的文件填滿了十一個紙板箱——它們“是兩百多年前一系列事件的證據，是一個皇帝通過走訪來了解他的國家和人民的獨特嘗試的線索”。傳記作者德里克·比爾斯向這位熱愛巡游的君主表達了崇高敬意：“單單說這近五萬公里（超過地球赤道周長）的路途，約瑟夫的旅程便可以稱得上是前所未有。”然而，讓比爾斯這位英國歷史學家敬佩的不僅僅是旅行的里程規模——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當然還有俄國的彼得大帝，也是著名的旅行家——“但從未有統治者按照這樣的計劃出行，此后也無人效仿”。

每一次外出之前，約瑟夫總會制定周密的計劃。1771年，帝國境內爆發饑荒，皇帝決定前往邊境災區勘察災情。他一向認為，君主制的一大癥結就是宮廷缺少獲取真實信息的渠道——端坐深宮到處都是問題，而只有深入基層才能找到解決辦法。約瑟夫相信唯有通過實證調研，才能擺脫傳統和偏見的束縛，做出明智的改革決策。他的格言是，“我沒有任何先入之見。我只是去看、去聽、去分析。”在給地方行政官員哈茨菲爾特的信中，約瑟夫寫道，“由于我打算后天離開這里前往摩拉維亞和波希米亞，因此我希望你首先告訴我所有地區的驛站及地方官員的名單。其次，這兩個地方每年的特別稅、債務稅、牲畜附加費、肉食稅以及飲料稅是多少？最后，算算有多少居民，每個居民都擁有多少財產？”——值得一提的是，約瑟夫在歷次考察過程中繪制的數千幅地形及人口分布圖日后也成為他制定各項大政方針的重要參考依據。

約瑟夫的出行輕車簡從，除了繪圖員和隨行的宮廷御醫，他拒絕任何保鏢和扈從，所到之處也不提前招呼、不聽匯報、不做指示，并謝絕陪同接待——他一向的風格是開門見山、直插現場?。在首都郊區附近受到地方官員隆重歡迎后，他大發雷霆，隨后又再次寫信以激烈的措辭告誡屬下，“任何地方都不許接待我。我將親自前往蒂米什瓦拉市，任何行政委員會的成員都不必與我見面……我會隨身攜帶一個帳篷以備不時之需”——因為皇帝不僅想詳細了解軍事設施、醫院、地牢和礦井的情況，更想了解當地居民的實際生存狀況。為此，地方當局唯一要做的是“必須考慮到他嚴格保密身份的詔令”（通常皇帝出行時會采用法爾肯施泰因伯爵的化名，以免驚動沿途各地行政長官及各國宮廷），此外“我不需要任何無用的舒適……作為一切形式主義與繁文縟節的敵人，我將回避各種社交場合，不會進入那些達官貴人的宅邸”。

在旅途中，除了向地方官員及普通行政人員發放問卷調查，約瑟夫還給自己加派了一項任務，即聽取人民的請愿。在卡波納克村，約瑟夫遇見一位年邁的請愿者——因為未能取得有關部門頒發的釀酒許可證，老人的財產被沒收。“陛下，能否幫我把我的燒酒鍋拿回來？我太需要它了。”這位駝背老人結結巴巴地哀求，顫抖著雙手將他的請愿書遞到皇帝面前。約瑟夫責令立即歸還老人的財產——難道他制作燒酒，每年賺幾個古爾登（Gulden），用酒精讓自己的生活變得稍微甜美一些，會妨礙到任何人嗎？遭訓斥的當地官員面露窘色，而侍從則從約瑟夫手中接過請愿書，把它裝進一個特制的郵袋里。按照慣例，約瑟夫幾乎每天都會在旅行日志中留下簡短的隨筆。當晚，他的日志中有這樣一行文字：“由于到處都是尋求庇護者，我得以親見一些粗魯的行徑和暴虐的行為。”

一般情況下，到旅程結束時，皇帝將會收到幾百份類似的請愿書，如果請愿未能當場得到解決，他就會把這些請愿書帶回維也納。“沒有一份請愿書會被擱置或丟棄。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統治者自降身份到如此程度，違背了當時的任何一種統治理論。他不只是為了追隨最時新的思想而做做樣子，而是對人民的需要和關切真正感興趣。”據切爾寧交代，約瑟夫一生中究竟收集了多少份請愿書目前已很難估算，但總量一定是數以萬計。為此他不得不在政府專門設立一個信訪部門來處理這類請愿——官員會認認真真一一回復，皇帝不時也會隨機抽檢并向各地發送簡報，重申臣民的愿望和需求必須得到滿足。與此同時，在諸多令人難忘且令人心碎的場景中遞交給皇帝的請愿書，對皇帝本人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它們喚醒了他的同情和惻隱之心。同時也正是這樣的公益精神使得約瑟夫二世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君主，并因此而顯得“另類”。比如約瑟夫命令助產士前往鄉村，指派鄉村醫生免費為窮人治病，并對新興工場的工人多方照拂。他創建的社會醫院及福利院等社會慈善機構至今仍在良好運轉——維也納的綜合醫院就是最好的例證。上述措施不僅大大增強了“公民的平等意識”，而且也激發起“團結國民、尊重社會秩序的愛國主義情感”，使得一個分散的君主國向著統一的民族國家穩步邁進。

1768年，帝國東南部爆發瘟疫。5月，約瑟夫抵達貝爾格萊德，先后到訪當地七個瘟疫隔離站或檢疫站，“在澤蒙，一個貿易最為繁忙的地方，我發現這里的景象最為混亂，情況也最為糟糕，”皇帝在日志中評論道，“如果感染者仍然可以與任何人交談，那么隔離的意義何在？”根據地方頒布的防疫政策，商人必須帶著他們的牲畜和馬車通過城門進入檢疫站：首先檢查人畜有無瘟疫癥狀，隨后他們將接受四十二天至八十四天的隔離（隨行貨物則需要接受熏蒸和暴曬），結束之后才能離開檢疫站。注意到商人和檢疫人員之間的隔離措施并未被嚴格執行，約瑟夫發現該防疫體系形同虛設，根本起不到任何預防作用；同時，由于封控時間太長，隔離人員基本生活難以得到保障，導致怨聲載道。更重要的是，此舉嚴重阻礙了沿著這條道路通往東方和絲綢之路的對外貿易——在約瑟夫看來，這一防疫政策簡直荒謬至極。正如切爾寧所言，皇帝“為他的帝國感到羞愧。這個國家泯滅人性的政策有時幾乎使他發狂”。

約瑟夫對人民的生命健康尤為關注。在參觀巴黎主宮醫院時，他不顧勸阻，要求修女帶他進入天花病房——那里的窮人和病人混居一處，醫院人手匱乏，藥物嚴重不足，感染之人只能聽天由命。在附近的產房，其悲慘景象更為觸目驚心：一張大床上擠滿了四五個正經歷臨產陣痛的可憐女人，她們緊挨在一起，身上只蓋著一層骯臟的床單。“她們之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是懷著美好的希望自愿懷孕的”——因為懷孕大概率意味著死亡。約瑟夫為醫院慷慨解囊，捐資四萬八千里弗爾（Livre）。編年史作者迪庫德雷對此寫道：“在這個飽受貧窮折磨的地方，他偉大的靈魂展現出了悲憫的一面。”以此為鑒，皇帝寫信回國，要求維也納總醫院為歐洲的醫療體系重新厘定標準。臨行之前，約瑟夫暗暗發誓，“要避免此地的悲劇在維也納上演”。

在奧地利的猶太隔都（Ghetto）區，約瑟夫也進行了深入調研，并對猶太會眾遭受的宗教迫害大鳴不平。事實上，早在1760年代，他便向特蕾莎女皇建言在帝國境內實施宗教寬容政策，遭女皇拒絕后甚至不惜以退位相威脅。在他親政的第二年（即1782年），約瑟夫頒布宗教寬容法令，宣布撤銷猶太人生活中帶有歧視性的衣帽服飾等一切限制，允許猶太人從事手工業和商貿業，并準許他們進入高等學府學習。照歷史學家的觀點，通過解放猶太人，約瑟夫二世收獲了最忠誠的帝國臣民，為民族國家的轉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對于天主教的各類修會、修團和修道院，約瑟夫則視之為“迷信的淵藪”和“宗教狂熱的發源地”，遂下令一體關閉（從事醫護和學校教育的修道院除外）。原來的許多教會節日、慶典以及朝圣和游行等活動也一律被禁止。在約瑟夫看來，這些講究排場的聚眾活動與宗教虔敬毫無干系，純屬表面文章：不僅耽誤勞動生產，而且助長奢靡之風。他通過立法打擊天主教會勢力，將耶穌會連根拔起，然后把教會搜刮所得的巨額財富用于教育和慈善事業，結果無疑招致羅馬教廷和境內天主教會對他的強烈怨恨，部分激進天主教徒甚至稱呼皇帝約瑟夫為不近人情的“冷血暴君”。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民眾尤其是農民階層對皇帝的衷心愛戴。在一次調研途中，約瑟夫從一位捷克農民手里接過扶犁并在地上耕出一條犁溝，以此展現他對農民的親近和好感。出于感激之情，農民則將這位仿效東方古代圣賢的約瑟夫稱為“農民之友”（Freund der Bauern），或“農民皇帝”（Bauernkaiser）。而這把扶犁也在農民和皇帝之間構建出“一個象征性聯合體”——帝國君主和長期遭忽視的農民階層之間的鴻溝被一筆勾銷。在田間地頭與農民的近距離接觸中，約瑟夫對農民的處境有了更為真切的了解：比如在廣袤的帝國范圍內，還有一些地方殘存著臭名昭著的農奴制。莊園的農奴不但無法享受人身自由，相反還要履行無數的契約義務，如磨坊義務（意味著農奴只能在領主指定的磨坊里磨糧食）和酒窖義務（要求農奴只能喝領主作坊里釀造的啤酒）。領主不僅擁有糧食壟斷權（意味著農奴只能向領主出售糧食并在那里購買種子），而且一定程度上擁有人身支配權（農奴的子女必須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在莊園充當奴仆，或承擔徭役）——這和約瑟夫大力倡導的帝國臣民人人享受自由平等的原則相抵觸，由此也越發堅定了他廢奴的信念。

早在1781年2月，約瑟夫便在致薩爾茨堡大主教的信中宣稱：“我統治的帝國必須根據我自己的原則來支配；偏見、狂熱、不公正及心智的被奴役必須終止。我的每一個臣民將重新享受到他的天賦自由。”不久，他頒布法令，要求領主主動解除農奴的人身依附關系，同時責令國家機關委托律師幫助農民辦理相關身份轉換手續——這一詔令使得帝國境內絕大多數農民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遷徙、勞作和婚姻的自由。在上述基礎上，約瑟夫于1785年又確定了“征稅條例”（Grundsteuer-Regulierungspatent），規定除自家土地以外，農民在任何其他土地上的勞作都是有償耕作，任何人不得強迫他們從事勞役。貴族領主對廢除農奴制的詔令恨之入骨，而廣大農民則將約瑟夫的畫像和圣母瑪麗亞的畫像并排懸掛在自家的墻上，并且創作出數以千計的民歌和童謠，來銘記這位農民的大救星。對此傳記作者弗朗索瓦·費伊特評述道：“在此之前的任何時代，甚至在慈善家瑪麗亞·特蕾莎的時代，也從未有人為窮人做過這么多的事情。”宮廷御醫喬瓦尼·布蘭比拉既是約瑟夫的旅友，也是約瑟夫為數不多真正親近之人，他在皇帝病逝后的悼詞中寫道：“沒有什么能夠阻止他，只要事關人類的苦難，一切危險都會在他面前消失；這種崇高的情感吞沒了他心中的其他念頭……（他）常常冒著生命危險、不顧一切地去探望病人，這些是統治者的美德，這樣的美德只有在慈父的心中才能萌生。”

1786年，或許已預感到他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時日無多，約瑟夫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努力工作（切爾寧形容他“像一根兩頭燃燒的蠟燭”）。他懷抱一個偉大的目標，想要徹底改變君主國，使其能夠在未來一百年內承載帝國偉業并從根本上實現革新，從而創造出一個現代世界。他在旅次發回宮廷的信中寫道：“測量工作正在進行，多瑙河的航運逐步發展，工業和貿易穩步向前，無數紐倫堡人、施瓦本人甚至英國人來到我們的土地上設立工場。新制度已經在意大利實行，現在輪到尼德蘭，屆時整個君主國將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依照相同的原則得到管理。”事實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把分散的帝國統治結構轉化為一個統一的國家體系。比如，通過《約瑟夫法典》，他將帝國臣民逐步轉化為國家公民（即具有平等權利和義務的個體）。通過廢除農奴制，他將農民從強制勞動與土地捆綁關系中解脫出來（長期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得以自由遷移到君主國的城市和工業中心，成為納稅打工人），從而為十九世紀奧地利的工業化進程提供了有力保障。簡而言之，他在帝國內部啟動的政治改革實際上是一場啟蒙革命——這場革命“打破了貴族對公職的壟斷，并為現代國家中資產階級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切爾寧斷言約瑟夫在他的土地上“阻止了一場法國式的革命”，并促進了現代世界的誕生。不妨假設，如果十八世紀七十年代法國君主路易十六像約瑟夫二世一樣具有政治頭腦，大革命可能便不會發生——因為約瑟夫擁有路易十六最缺乏的東西：他“超越了宮廷封建統治傳統和侍從主義的桎梏，與人民打成一片”。他在微服出行過程中從未有片刻擔心過人身安全，因為他生活在熱愛他的人民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