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傷自戀的精神分析》，[日]齋藤環，顧小佳譯，野spring｜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236頁，48.00元

《〇〇年代的想象力》，[日]宇野常寬，余夢嬌譯，望mountain｜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385頁，69.90元

2014年2月7日，日本音樂制作人Rerulili在視頻網站NicoNico和YouTube發布單曲《隨神之側》，由初音未來、鏡音鈴·連、GUMI三位虛擬歌手共同演唱。這首單曲的歌詞取材于日本神話天戶巖傳說，講的是伊邪那岐與伊邪那美的小兒子須佐之男在眾神之所高天原四處惹是生非，負責掌管高天原的太陽女神、須佐之男的姐姐天照大神不堪眾神的“投訴”，躲進了天戶巖，結果天色頓時昏暗。眾神心急如焚，最終商定在天戶巖外縱情歌舞，天照不解，詢問何故如此吵鬧，眾神答“有比你更尊貴的神來了”，天照向外察看，眾神便將鏡子遠遠舉起。天照以為鏡中的自己便是那個更尊貴的神，于是探出頭來想看個究竟，結果被一把拽出，天地遂恢復光明。

作為傳統故事的當代演繹，《隨神之側》由天照的第一視角展開，將其塑造成生活中四處碰壁，只得“繭居”，同時質疑生存意義的現代人。“諸事都不遂心愿/自我厭棄得不行/眾神皆具痛苦與悲楚/我為逃脫這些而尋找避難所……我的誕生有何意義/我不記得也不知道啊”。但轉折很快到來，“但就是因為你能這樣思考/才意味著你擁有著/能讓你越來越強大的力量”。歌曲進入高潮部分，而這一部分正是伴隨著對生存意義的解答——天照從巖中探身而出——同時發生，“我能降生于世……根本沒有什么意義吧/但若是有人欺負你/那就是在告訴你/你是個超級大好人哦”。自我實現的進程被打斷（有人欺負你）恰恰意味著對主體自覺性的確認（你是個超級大好人），生存意義由此得以重新顯現。進一步的鞏固則需要對偶然性的接納，“隨神之側 聽神之命/所有人都深愛著地球/我歡笑你也歡笑/就沒有什么事不能原諒了”（歌詞譯文引自Moegirlpedia，“神的隨波逐流”詞條）。

《隨神之側》

《隨神之側》對古典神話的改造無疑是成功的，截止目前該曲NicoNico播放量超兩百萬次，YouTube播放量接近五千萬次，榮膺“VOCALOID傳說曲”的稱號。這首“傳說曲”在中文二次元圈亦頗有影響力，在2023年成為B站拜年祭單品。有趣的是，其在中文世界的通用名“神的隨波逐流”本身是對原作名“隨神之側”（神のまにまに）的誤譯。“隨神之側”一語，出自《小倉百人一首》第二十四首，由平安前朝權臣菅家作于羈旅途中。他見滿山紅葉絢爛曼妙，遂起意將其獻給神明，“幣帛無所取，紅葉隨神愿”（王禹等：《〈小倉百人一首〉翻譯及賞析》，世界圖書北京出版公司，2013年，70頁）。“神的隨波逐流”顯然是將“神”誤當做“隨愿”的客體，卻進一步強化了原作不確定感——中文世界的受眾無需再將天照想象成現代人，神與人都在隨波逐流。

無論如何，《隨神之側/神的隨波逐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它既切中了年輕受眾普遍的心理癥候，同時又以充沛的想象力提供了令人滿意的治愈之路。這首發表于2014年的音樂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回應的正是文化評論家宇野常寬在2008年提出的“〇〇年代的想象力”，即哪怕置身碎片化的混沌世界，也要“把門打開，然后，向看到的那個人，伸出手”（宇野常寬，《〇〇年代的想象力》，304頁）；然而我們也不無悲哀地發現，歌曲中引發共鳴的“天照大神的困境”，到今天依然困擾著年輕人。在2022年出版的《自傷自戀的精神分析》中，臨床心理醫生齋藤環將這種心理癥候命名為“自我傷害式自戀”。若是將兩部作品對讀，我們不難發現，宇野的“想象力”與齋藤的精神分析互為表里，二者都在期待一個“自戀成熟”的世界——一切都由我們自己籌備，也因此充滿自由與可能。

《自傷自戀的精神分析》：我理解，但不認同

齋藤對于自戀的觀點，很大程度上是以拉康對自戀的描述——“自戀同時具有一種愛欲性的特征與一種侵凌性的特征”（[英]迪倫·埃文斯，《拉康精神分析介紹性辭典》，李新雨譯，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234頁）——為基礎。在他看來，當年輕人因新自由主義的結構性問題在現實中屢屢碰壁（宛如天照大神因弟弟的胡作非為承受無妄的非難），他們無法像往常一樣尋求改變社會的可能（制度問題如“制造”麻煩之源須佐之男的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一般，在故事中是隱身或無法與之抗爭的），而只能把問題歸結于自身，由此產生了自我傷害的傾向，“他們會反復自我否定，強調他們是無能無用的廢物”（《自傷自戀》，17頁）。這種自我否定因其始終是以自我為中心，于是本質上依然是自戀的一種形態，仿佛天照大神始終眷戀鏡中的自己。

但較之拉康隨后創造的術語“自戀性自殺式侵凌”（agression suicidaire narcissique），即認為自戀者的鏡像癡迷的最終結果只能是將主體導向自我毀滅，齋藤更推崇美國心理學家海因茨·科胡特的“自戀成熟”理論。“科胡特認為，人的一生即自戀成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至關重要的是像感知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那樣去感知他者，即‘自體—客體’之間的關系。”（同上，50頁）科胡特認為達成自戀成熟的關鍵，是自體能在青春期和成人期里得到持續性的支持，“此處的支持并不是‘在任何事上都贊同’，更重要的是有人整體地接受了你的存在……自戀的成熟，就是為自己增加好的‘自體—客體’”（同上，56-57頁）。

以自戀成熟為前提，齋藤指出“自我傷害式自戀”的問題不在于自戀，而在于封閉；“自我傷害”實際上是自體對尋求他者認同的呼救。考慮到本書的寫作背景，齋藤這一包容性觀點的提出殊為不易——到本書原版出版的2022年，大眾已經對NPD（自戀型人格障礙）的“毒性”有了廣泛認知，進而對一切潛在患者避之不及。齋藤并不回避公眾對自戀問題的負面看法。實際上本書的開篇，即是以2021年發生在日本的“小田急線刺傷事件”引入。由于該案件的兇犯在被捕后表示“我一看到看上去順風順水的女性，就恨不得殺了她們”，“我瞄準的是人生贏家式的女性或情侶”，此人便被視為典型的“厭女型”兇犯，甚至有人將他視為通過隨機犯罪獲取自我滿足的“無敵之人”。但在齋藤看來，此類罪犯“對女性（或其他特定群體）的仇恨，只是他們心中仇恨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還是對社會的憎惡、對自身的厭惡（或排斥）……正所謂‘希望世界毀滅的人，祈愿的往往是自身的毀滅’”（同上，第7頁）。

結合齋藤接下來的討論，我們不難看出，孕育這樣的仇恨者或“無敵之人”的機制，很大程度上是自戀成熟進程因得不到客體支持而阻斷，導致自戀趨于封閉的自我傷害，而一旦自體只能通過自我傷害（自我貶低）取得認同，便會陷入惡性循環。通過暴力犯罪求刑求死（尋求自我毀滅）是自我傷害的極致，但大多數自傷自戀者——或者說缺乏支持者——其實只會停留在“認同成癮”和自我認同的“心理學化”。前者對應了齋藤提出的“當代癥候”，即“所謂‘當代’，就是與個人意愿、性格無關，集體認同的結構已自動加載、安裝到每個個體身上”，“越是年輕世代，越傾向于依賴集體認同”（同上，99-100頁）。不難看出，這種認同成癮的大背景是容納所有個體的宏大敘事破滅，個人只能緊緊抓住目力所及的小敘事不放。其結果便是取得（小）集體認同，能夠暫時緩解個體的認同焦慮，但卻很快又會演變成對喪失這種認同的焦慮——由此衍生出小集體內部的權力傾軋（如校園霸凌），或是對外的排他性暴力（如飯圈“出征”）。二者享有相同的運作原理，大多數時候甚至同步發生。

至于后者，其背景實際上是“社會的心理學化”，即人們期待心理學能夠解答社會與人生問題，甚至是指導個體找到人生幸福。這種傾向與認同成癮背景下人們對“人設”的追求相結合，其結果便是人們開始以心理學方法標榜自我，進而審視他人，如近年來流行的“MBTI測試”固然有其合理之處，但終究還是“標簽化我，即否定我”（克爾凱郭爾語），本質上仍是對個體可能與他者想象的局限；而與“社會心理學化”同步發生的還有人們對異常的敏感，“如果從前的我進入年輕一代的群體中，很可能會被貼上‘社障’或‘阿斯伯格’的標簽……我能想象出在那種狀況下我將活得多么壓抑”（同上，128頁）。

齋藤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始終對年輕人抱有共情——并不是年輕人太脆弱，而是當前的社會結構讓他們太容易受挫，而社會支持的匱乏使得他們只能逃向自我，結果再度受傷，直至陷入自傷的循環。作為心理醫生，齋藤自己的臨床策略是“我訊息”（I message），“我理解你想自責的心情，但我不能同意你”（同上，17頁），以此確保對話——客體影響的持續。于是這本《自傷自戀的精神分析》在社會層面其實是對“我訊息”策略的呼吁——既然結構問題難以在短期內改變，那么面對如天照大神一般陷入“自傷自戀”旋渦的繭居者，采取更包容的態度，保持對話的姿態——如眾神一般徹夜跳舞，甚至舉起鏡子以支援天照的自戀——或許是目前能夠采取的唯一的“亡羊補牢”之舉；而對天照本人的建議，只能是向巖層外伸出手——通過外部與外部的連接實現“自戀成熟”。

《〇〇年代的想象力》：像人類那樣尋求成熟

齋藤需要如此呼吁，是因為人們在很大程度上不愿這樣做，而是傾向于以自我封閉屏蔽想象中的他者威脅，甚至幻想以這樣的孤島模式實現“歷史的終結”。在成名作《動物化的后現代》中，文化評論家東浩紀認為后現代社會的交流空間將被“動物化”的他者回避填滿。在曾經提供意義的宏大敘事破滅之后，個人只能在經由系統提煉的數據庫中選擇自己的角色，并通過由特定角色主導的“小敘事”汲取自我認同。在這部作品最后，東浩紀以“尋找父親”與“追求女性”雙線并行的美少女游戲《YU-NO》作為后現代寓言，認為“這種設定宛如大敘事（父親）的丟失，直接寓言了小敘事林立的后現代特征”（[日]東浩紀：《動物化的后現代》，褚炫初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85頁），而其超越性則體現在游戲玩家在“通關”所有女性之后依然無法找到父親，“父親也并沒有死去，而是像亡靈一樣作為‘思念體’徘徊于時空的夾縫里，故事結局卻是這個亡靈掌握著決定權……但即便是這樣，筆者還是認為，這種空想正呼應了大敘事凋零之后，試圖重建世界的意義而無法實現，最后只能不斷積累微小的情感投射這一我們所處時代的現實”（同上，188頁）。

東浩紀著《動物化的后現代》

“父親”并未死去而只是在游蕩，“世界”無法重建但始終處在重建中。于是玩家依然可以在自由選擇的小敘事中確認自身意義，這便是東浩紀構想的后現代安全狀況，或曰“永恒無盡的日常”——由于游蕩的父親并不具備威脅性，重建中（交流缺失）的世界也不會相互抵牾，沖突的可能由此消失。但宇野常寬看到了這種想象的局限，“每個人或許都主觀地從數據庫中讀取著想要的信息。但從根源上，每個人最終又被自己選擇的小敘事共同性糾纏、捆綁，同時，小敘事之間、小敘事共同性內部也不斷發生著交流”（《〇〇年代》，40頁）。小敘事與大敘事并無本質不同——正如主宰的父親與游蕩的父親都是父親。只要一種敘事因共同性要求趨于封閉，其內部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排他性暴力。宇野常寬由此提出他的問題，或是他的“想象力”：“只有不依靠社會、成功踐行自發性交流的人類，才能滿足對交流的欲望……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如何確保自發性交流的可能性。”（同上，29頁）

宇野常寬最初的寫作動機是對東浩紀的動物化論進行批判和更新，但《〇〇年代的想象力》最終確立了一套頗具效力的批評范式，這套范式指向的便是想象力，即作品以何種方式提供超越當下社會思維現狀的可能性。他首先肯定了東浩紀的“數據庫消費”理論的基礎性意義，指出這一理論“對2001年以前——也就是1995年前后——社會結構變化的解釋雖然也存在某些局限，但大體是準確的”（同上，27頁）。但關鍵在于，如此后現代并未真正迎來“歷史的終結”，小敘事林立的所謂“永恒無盡的日常”也并未帶來真正的安全。宇野將這種想象力命名為“過去的想象力”，認為能夠代表這種想象力的作品非1995至1996年間的電視動畫《新世紀福音戰士》莫屬。在這一作品中，主人公碇真嗣先是服從父親的召喚，駕駛巨型機器人EVA與神秘敵人作戰——這一部分仍是現實，即1995年前后對社會性自我實現成長的現實要求；但到了作品后半部分，碇真嗣開始拒絕乘上EVA，選擇自我封閉。“真嗣的自閉情緒等同于渴望有人認可自己，但并不以社會性自我實現為標準。這種渴望是為九〇年代后期的社會氛圍辯護，獲得了眾多消費者的支持。”（同上，第7頁）

《新世紀福音戰士》

碇真嗣的“家里蹲”模式同時也表現了一種絕望，即“在這個不知何為正義、無人教授正義的混沌世界，一旦與他人接觸，一旦想要成就什么，就必然產生誤解，傷害他人的同時也令自己受傷”（同上）。于是自我封閉成了最佳方案——到這里，東浩紀的動物化安全模式依然成立。然而隨著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以及小泉政府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社會格差不斷擴大，“家里蹲”已經無法確保個體生存。在宇野看來，這一時期流行文化的想象力聚焦于在“社會不會為我們做什么”的共識下，個體如何幸存的問題。由此催生的便是以高見廣春的小說《大逃殺》為代表的“大逃殺系”作品——個體被置于無法參透其意義的生存游戲中，必須抱著“決斷主義”的覺悟進行無休止的戰斗。

《大逃殺》

“決斷主義”是宇野自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借用的術語，原指法律本質及價值基礎取決于主權意識的決斷式思維方式。在宇野看來，“決斷主義”早已取代“家里蹲”模式，因為無論是現實環境的倒逼，還是小敘事共同性不斷強化，都會導致不可避免的碰撞與沖突。到這里東浩紀的“安全模式”已然失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九〇年代“永恒無盡的日常”，僅僅是泡沫經濟破滅與“冷戰”終結共同作用下的偶發狀態。如果無法以宏大敘事破滅為前提進行重建共同體的嘗試，由決斷主義主導的大逃殺游戲將無法終結。

于是到作品中段，宇野開始闡釋所謂〇〇年代的想象力，“就是日后或許會被稱作‘后決斷主義’的嶄新想象力”（同上，123頁）。他將三位作者——編劇宮藤官九郎、木皿泉與漫畫家吉永史——這一時期的作品視為這種想象力的代表。宮藤官九郎以郊區敘事重建“中間共同體”（即介于自我意識與國家、社會之間的自發性共同體），憑借其低聚合性、高流動性“令以‘連接’為目的的交流得以實現”（同上，130頁），同時又通過引入“終結”，避免中間共同體落入“永恒無盡的日常”的虛無。木皿泉則以“元大逃殺參與者”（即已經參透游戲本質的玩家）“通過參與‘無限且能被替代’的決斷主義游戲，獲得即便在這樣的游戲中獲勝也換不來的（有限卻無可替代的）關系性共同體”（同上，160頁）的故事，提出了擺脫大逃殺的可能性；而面對“占有是虛無，不占有亦是虛無”的后現代詛咒，吉永史選擇放棄“通過暴力占有他人以治愈自身”的逃避路徑——人在某些時刻必須把創傷留給自己，這樣才能保全與他人輕柔連接、令關系無限拓展的可能。

宇野在這里肯定的“〇〇年代的想象力”，與齋藤在《自傷自戀的精神分析》結尾提出的“健康的自戀”遙相呼應，“健康的精神狀態是知道‘我是世界的中心，同時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自傷自戀》，183頁），于是健康的自戀并非“我超級喜歡自己”，而是“我想做我自己”——“所謂自戀，是塑成自我的多聲部動力……是一種通過多聲部達到‘做自己’的手段”（同上，194頁）。由此東浩紀的局限也已經暴露無遺：他對宅文化、“萌要素”的極大包容，始終建立在對個體成熟可能性的無視之上。盡管他有力地捍衛了這一亞文化族群得到公正評價的機會，但在其缺乏原創能力的后繼者手中，這種捍衛逐漸變成了對其內容本身的捍衛與縱容。“然而，所謂批評，原本就不是要追認那些為了周到地滿足玩家的欲望而設立的裝置，而是要暴露出欲望背后存在的諸如母性重力那樣的元結構，這不才是批評的魅力所在嗎？”（《〇〇年代》，200頁）

于是在《〇〇年代的想象力》后半部，宇野著力批判了兩種彰顯思維停滯的流行文化類型——“母性敵托邦”與“昭和懷舊”，將批評的強度推向極致。“母性敵托邦”是宇野自創的概念，指的是以高橋美留子、富野由悠季等創作者為代表的作品類型，講述的往往是父親缺位，男性主人公在膨脹的“母性搖籃”中實現欲望的故事。不同于東浩紀認為此類作品“滿溢著父權家長制式的男性沙文主義欲望，同時兼具厭惡這種欲望的自我反省”（同上，187頁）的包容式評價，宇野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反省，不過是“安全而疼痛”的自我表演，其背后仍隱含著男性沙文主義的強奸幻想。接下來宇野直接將昭和稱為“安全而疼痛的東西”（同上，257頁），點明“昭和懷舊”只是宏大敘事退場后，個人重新確認歷史以汲取自我認同的權宜之計。但二者的根本問題并不是方法不當，而是偷換本質的企圖——“通過將‘安全而疼痛’的自我反省僭越稱為‘真正的疼痛’從而謀求自我正當化”（同上，258頁）。

所以真正的本質應當是什么呢？無非是人類無法逃避敘事，但可以選擇更優雅、更符合倫理的敘事——這里的倫理要求，即是對決斷主義的克服。盡管遭遇不可避免，但比起動物，人類早已離開所謂“黑暗森林”。其成熟的標志，應當是優先選擇交流，“從自己所屬的島宇宙，向其他島宇宙伸出手”（同上，303頁）。

《新宿野戰醫院》

今日想象力：以精靈之眼重新審視生活

《〇〇年代的想象力》原版出版于2008年，但其“想象力范式”，無論是由“家里蹲”模式滑向決斷主義的“過去的想象力”，還是以營造“中間共同體”、實現“為交流而交流”的“〇〇年代的想象力”，近年來都有相應的回潮與進展。如2021年奈飛出品的熱門劇集《魷魚游戲》，便是“大逃殺系”的復歸。原本窩囊的“家里蹲”主角被突兀地放置在“不戰斗就會死”的大型游戲中。而劇集延續的契機，則是他在取得勝利后，由參與者向“元參與者”的進化——如何擺脫游戲，成為即將上映的第二季的看點。再比如被宇野著力分析的編劇宮藤官九郎，在接下來的十幾年間繼續思索“中間共同體”的諸種可能。在2024年夏季播出的《新宿野戰醫院》中，共同體的重建，以日裔美籍醫生陽子·弗里曼突然降臨位于新宿歌舞伎町瀕臨破產的老牌醫院為契機，而這一共同體享有的“有限日常”，隨著“例外事件”——一種與新冠病毒相似的新型病毒引發的疫情暴發——出現，而達到高潮并迎來終結。劇集結尾，陽子醫生因違規行醫被捕，隨后被遣返出境，但她高舉被銬雙手的照片卻被納入這家醫院的歷史，由她拯救的人們則結成了新的共同體，繼續支援醫院的發展與歌舞伎町“安全且健康”的有限日常——臃腫低能的官僚體系，乃至由其支撐的無未來的國家共同體，與高效的中間共同體，以及經由它延續未來的世界主義想象之間的對立表露無遺，而其背景則是對剛剛過去的真實疫情的反思。

《葬送的芙莉蓮》

在2011年的訪談中，宇野將〇〇年代的想象力——“空氣系”——進一步表述為政治與文學完全斷裂之后誕生的東西。如果說空氣系意味著“實現日常的日常”——今年的另一部熱門日劇《住宅區的兩人》依然在延續這一主題——那么超越〇〇年代的今日想象力，或許就需要體現在日常之上。2023年的兩部熱門動漫《葬送的芙莉蓮》與《迷宮飯》代表的便是這樣的嘗試。二者不約而同地選擇以精靈的眼光重新審視人類生活：前者的主人公芙莉蓮是一位幾乎擁有不死之身的精靈，起初她并不理解人類相對于她的壽命而言朝生暮死的生命有何意義，但隨著她一位接一位地“葬送”人類伙伴，接著又與新的伙伴重新上路，人類經由瑣碎日常構建永恒之愛的努力在她眼中得到重新確認；后者的主人公瑪露希爾是魔法學校的優等生，她遇到的最大障礙是不得不以迷宮中的“魔物”為食，但對她能力有限的人類伙伴而言，靠什么吃什么向來都是日常生存的法則，于是更進一步，這位精靈領悟到的“人間真理”，其實是危機四伏的迷宮，亦是使人壯大的樂園——混沌世界經由日常的調和，亦能開出絕美之花。

“今日想象力”以精靈為主體，呼應的實際上是齋藤提出的自戀的兩種幻想：“萬能感”與“無力感”——物質文明的發展與他者想象的貧乏，使得自戀的當代自我時常幻想自己“萬能”，但又會因為現實碰壁而陷入“無力”，進而對人類世界感到困惑，如同這兩部動漫中的精靈。解決之道只能是重新理解世界——只要不耽于自傷的滿足與封閉的幻夢，保有日常與日常之上的想象力，無法分清自己是人是神亦無妨。畢竟對于當下，我們唯一確定的只有不確定——神與人都在隨波逐流，但也都可以“隨己之愿”，“深愛著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