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8日，由上海大學歷史學系、上海大學全球問題研究院舉辦了題為“中西使者王賡和20世紀初的國際政治”的讀書分享會。此次分享會聚焦于王冬妮女士的新作——《江河行地，海浪無聲：我的祖父王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王冬妮在斯坦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承國際著名古典學家伊恩·莫里斯教授，2016—2018年在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做博士后，現居德國。王冬妮以細膩的筆觸勾勒了祖父王賡的非凡人生，此書出版不到兩月，好評如潮。王冬妮已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參加多場新書推介和讀者分享活動，但她在離開上海之前，專程來上海大學，和老師、同學們分享她寫這本書的體會。上海大學出版社社長曾桂娥教授、文學院歷史學系的世界史教師劉義、王三義、楊晨、吳浩、黃薇、劉招靜、徐之凱、謝曉嘯、張小希以及十余位碩博士研究生、本科生積極參與，共同分享閱讀王冬妮新書的感想，探討歷史人物王賡在巴黎和會前后的活動，從世界史角度認識國際政治事件和時代特征。以下是讀書分享會的對話。

王冬妮：回到了上海，感情是不一樣的。我覺得特別放松，特別松弛。我希望大家也是。這本書其實之前我也做過很多場宣傳，到了上海大學這個以世界史為主的地方，我們講一下我在寫作過程中發現的、從我祖父這樣一個人身上看到的和世界史關聯的一些地方。在做這個研究之前，我其實對我祖父也很不了解。他1942年過世，那個時候我父親只有2歲，他對我的祖父也不了解。只有家族里面比較簡短的一些傳說或者是一些記憶，但是基本上不知道。所以在寫這本書之前，我是對那段歷史有偏見的，我們總覺得我們現在的時代特別國際化，走在前沿。但是通過我祖父的事跡，我發現并不是這樣。他國際化的程度已經非常之高，甚至超過我們。我舉個很小的例子。一百多年前，1911年，那個時候他16歲，無錫的考試科目包括英文、希臘文、拉丁文、希臘羅馬歷史、幾何化學等，與國際非常接軌。他到了美國讀的大學也是一個讓我非常有反思的地方。我本來覺得應該沒什么好玩的，他那些東西我也都知道，沒有什么新奇的。然后我看我祖父的經歷，我覺得跟我那個時候特別不一樣。因為他去的是一種比較精英化的大學，他們一方面讀一些經典的課，一方面就在玩。那個時候學校的氣氛跟我們現在也完全不一樣。而且我祖父他是光緒年間（1895年）出生的，還留有辮子，他到了美國那個大學里面很快就非常適應，和美國的學生打成一片。而且他對經典比如莎士比亞的詩作也吸收得非常好。我覺得完全不是我們想象得那樣，一個清朝人跑到美國去讀古希臘的經典，會覺得“這什么東西我不懂”或者“我不喜歡”。

關于巴黎和會，我發現也有很多可以關注的細節，比如說當時美國巴黎和會代表團有很多學院派，包括政治研究的、歷史研究的東亞問題的教師，參加了這種代表團。我覺得我的祖父在美國應該跟這些人有比較親密的關系。

還有一部分讓我驚訝的是，我的祖父作為西點軍校畢業的職業軍人——我以前有很刻板的印象，覺得這個可能就是領軍打仗，研究一下炮火——結果他參加了很多外交方面的事務。他做關于鐵路方面的事情，其實經常要跟外國政府去談判。我覺得他的國外教育背景肯定對他有非常大的便利。

王庚在西點軍校

到后來他那次被日本人逮捕，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這個事情算是個比較不幸的、偶然的事情。但是在國際媒體上，甚至我看到在美國的一個捷克語報紙也報道了這件事情。最后那個案件里面有一部分資料，我是從日本的檔案館里面查的。所以我其實也蠻驚訝的，我沒想到我做我祖父的這個東西，會讓我去找那么多不同的國際上的信息來源。

還有這本書的書名，其實之前也有一個討論。當時出版社不太認可，建議將書名直接寫成“我的祖父王賡”，但是我不太愿意，我總覺得這個名字太直白了，我覺得這個書里面有一些東西是超出了一本個人傳記的范圍。所以我就想把“江河行地，海浪無聲”這個書名留住。對我來說這個名字帶來的畫面感，江河和大海，其實就是有一部分在訴說我的祖父，他的一生是有這種流動性的，他的一生能夠將許多文明拼接起來，最后流向大海。所以我覺得他跟世界接觸的這一部分，其實是我這本書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他的人生的底色。但是他的一生不單是一個流動性，他在每個地方都能非常好地適應、扎根。

所以說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實際上是有意識地切入他身上，關注他和世界上廣泛接觸的這一面。我知道大家應該不少都是有世界史的背景，或者中國史的背景，很希望期待知道你們怎么看這本書。所以我就不浪費時間了，把這個話題拋給大家。

徐之凱：我是這么總結的，王賡先生的一生就是命運和時代的融合，一種從個人融入到大時代當中的一個過程。而且難能可貴的是，我們長期以來的歷史學習，往往關注的是結果，最后怎樣的轉變，怎樣的改革，怎樣的貢獻。但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經歷的歷史，特別是這種記憶，它不是只有一個結果，它有一個漫長的時間段，甚至要在過程當中才能去體現這種轉變，而王賡先生的一生恰好是很能體現這種轉變的過程。而且我在看時候發現很多細節，讓人覺得很有趣，比如說他是庚子賠款去留學，然后去的是西點軍校。可是他后來回國之后，歷任的是北洋軍閥，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輩子有很多這種讓人可以玩味的細節。

這里我還特別注意到，在巴黎和會的背景下，王賡先生的一生和中美的命運是結合在一起的。為什么呢？從國史的角度來講，巴黎和會是中國近現代屈辱百年歷史的焦點，也是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變的契機。實際上在看這段歷史的時候，很多是忽略了美國的。就像冬妮剛剛講的，美國在這次和會上表現得非常學院派，包括威爾遜。威爾遜總統講的是要追求和平，講的要互相諒解，而恰恰就是威爾遜帶這樣一個理想主義的團隊，在巴黎和會上是被英法給碾壓了，最后建立的國聯也將美國排除在外的。由此也可以看到，理想或者說學院派這種風格，在這種殘酷的近代史背景下，同樣有一個受局限氛圍。在二戰之后美國的地位提升了，真正站到世界中心，這是后話。1942年世界戰場發生轉折，王賡先生準備前往美國，途徑開羅時病逝，但他的一生是見證了很多大起大落，而且他自己是融入其中。

另外一個，我覺得王賡先生當時在各種軍事陣營里也起到了一個溝通的作用。但是他較之于我們官方的外交更加實際，更加務實。在當時那個情況之下，王賡先生背負著祖國命運，但同時對自己的個人的人生走向還有一絲惶惑。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到底走向哪里。因此我覺得我們事實上應該放更多的注意力在這些日常或者更加個人化的歷史上。這是為什么呢？一方面我們要從微觀的角度解讀大歷史，而另外一方面，從務實的角度，我們現在正在面臨一場歷史之戰，更要注重對命運長時段的理解。當然這也是從王賡先生的命運有感而發，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曾桂娥：我跟冬妮老師第一次接觸是在2016年，當時我們邀請Iris Borowy教授做了一場講座《大選前夜話特朗普》，大家討論很激烈。冬妮剛從斯坦福博士畢業，來上大做博士后。當時她加入了積極的辯論甚至爭論，現在想起來還歷歷在目。后來，她出版了《了不起的古希臘》，讓我非常驚喜。一個學歷史，尤其學古典學的一個研究者，竟然可以寫出一本這么生動活潑又很有深度的一本書，我當時還建議她改編成繪本，一定也會非常暢銷。

今天，她帶著新作《江河行地，海浪無聲——我的祖父王賡》回到上海大學，我依然很好奇：一個研究古希臘的學者，如何呈現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并且還要用自己的“孫女”身份復原祖父王賡。我一直認為，寫人物傳記需要保持一種距離感。整本書讀下來，她的距離感控制得很好，有客觀的歷史敘事，也不乏對祖輩的愛與敬重。不管是對歷史感興趣，還是對愛情八卦有好奇，讀者都能從這本書里找到滿意的看點。我推薦大家都讀一讀。

劉義：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對歷史感興趣是因為它與當下有聯系。我的一些老師們也經常說，做歷史研究要盡力走那些歷史人物走過的路。我覺得這樣的學術訓練很重要，不一定說你熟悉這些經歷可能就做得更好。但是他告訴我們一個東西，就是歷史的重要性是因為它和當代有關，跟我們今天是有關系的。歷史不是關于死人的故事，而是會呼吸的。所以由一個有家族血緣聯系的這樣一個人，來寫家族相關的一個人物，可能會帶給我們更多思考。而且，由于特殊的背景和經歷，王冬妮是一個真實的人，也是一個幸運的人。這讓其在本書的寫作中更享有某種特權。但我覺得這本書也會有一些不足之處。剛才曾老師也說了，這本書的語言確實很幽默，因為讀起來很真。但是，她畢竟是一個長期不使用漢語交流或寫作的人，她的語言風格有時也會看起來有點兒幼稚；或者比較客觀地說，可能是純真。有些歷史事實對于大部分生活在國內的學者或學生來說，可能是常識，而在本書中卻要努力去探索。這讓對話顯得更有價值。

在徐志摩和陸小曼的風流韻事中，王賡先生頂多只留下了一個背影。而通過本書，我們可以了解到其殷實的家世、在國外的精英教育，還有精彩的人生。這也促使我們在文學的浪漫敘事背后去探尋更多歷史的真實。還有，參照個人對民國人物的研究，那一代人對家和國有著非常不同于今日的理解。前面作者提到了王賡先生在四處任職中的安家問題，那么，他是如何看待家國情懷的呢，又是如何理解中西關系的呢？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王冬妮：我覺得家和國是非常大的體系，我祖父是屬于很內斂的人，作為王家的長子，對家族的責任感很重。所以我覺得他和陸小曼離婚可能也有這方面的因素，因為他會追求比較穩定的生活，延續王家的香火，然后要過日子，生孩子那種。對陸小曼來說，這些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然后他那個國我覺得也很有意思。當時的中國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所以我的祖父對國家的感情應該是一種歷史文化上的概念。但是我覺得家與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概念，不應該由我一兩句話說死，還有更多討論的空間。

關于我祖父的資料，其實在美國收藏得非常好，他的成績單、校刊等等全部都是放在網上，沒有一點遺失，圖書館的人也可以幫忙免費去查。所以他留學這一篇其實是很豐富的一段。但是回國后查閱資料其實很麻煩繁瑣，檔案流失得很厲害。所以我將來想做一個增訂版，我很希望還有機會，搜集更多中國方面的檔案。

劉招靜：第一感覺就是冬妮中文的表達越來越微妙，整個過程的中文表達非常到位。這個跟你剛來上大的時候很不一樣。我想這也不是開幾場發布會就能改變的，可能冬妮中間也有在努力訓練。這是我第一個感受。

第二個就是之前劉義老師說冬妮的中文行文還可以更好。但是我覺得就現階段而言，結合冬妮自己的起點，其實冬妮應該感到自豪，因為她很小的時候就出去了。現在中文書面表述能到這個程度，已經很好了。當然我覺得劉義老師說的也是一個很好的建議，說不定冬妮將來再出一版的時候，可能會有更多進步的空間。

第三就是就是我有兩個小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這本書你選擇了用中文寫作，這其中是不是有更多個人方面的考慮？第二個問題是我的一點感觸，并不是學術性的。我個人感覺王賡先生當初在追求所愛的對象的時候，其實是比較大膽的。就是說他不會遮掩自己的追求目標。但是他處在那樣一個時代，可能有身不由己的地方，加上他確實很務實，而越務實的話，可能有些事情就會很難如愿。比如在家庭生活中，有的人是比較喜歡羅曼蒂克的，還有的人追求的就是柴米油鹽。所以在王賡先生身上，我感覺到是不是有些難處？這個難處就恰恰是讓人更加同情和理解的地方。所以我想就說第二個問題，就是在務實和務虛之間，這個虛不是貶義，是恰恰是在干事業的之余，他還要兼顧的，王賡先生是如何處理的？

王冬妮：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問得非常好。我用中文寫的話其實是有點糾結的，一開始我沒有想特別多，當初選擇中文，部分是有市場的考慮的。雖然說我們家肯定不會特別希望我祖父有“陸小曼前夫”這個標簽，但是很多大陸的讀者確實是通過這件事了解我祖父這個人，所以它就自然就形成一個市場。還有一部分就是確實是因為我上本書，《了不起的古希臘》出版后反饋很好，我聽到的都是一些正面的消息，帶動了我的信心，然后我就覺得用中文寫作好像很好玩，對用中文寫作很有信心。

而且我回到中國之后，就發現中文這個語言好像也變了，跟我小時候的記憶完全不一樣。現在大家講話都是一種不一樣的語言，有很多新的梗，可能我是處于一個“信息繭房”中。所以我當時回來相當于又重新學了遍中文，這就讓我特別的亢奮，我還想再寫一本。

關于我爺爺的感情生活，我覺得也可以討論一下，總的來說我的祖父是一個比較嚴謹的人，但他不缺少浪漫，因為他經常看莎士比亞，還有各種各樣的史書。另外一點是我自己琢磨出來的。你就看他尋找的那個女性，陸小曼跟我奶奶都是極其漂亮的，而且陸小曼是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我奶奶是一個美術系的大學生。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男人浪漫的地方，如果你特別實惠，你可能就不一定會找這樣的女性，因為這樣的女性她會對生活有一些要求，她也不一定能在家做家務什么的。所以我覺得他是有一點這種文藝青年的這種傾向。另外比較矛盾的是，他又是一個很傳統的人，對婚姻和家庭非常看重，如果你嫁給他，就是男主外女主內，分工非常明確。

其實還有兩個事情也比較有意思。一個是我祖父跟陸小曼母親的關系其實是比較好的，后來我祖父還在一直接濟她。所以他對陸家的感情不像現在社會，離了婚之后就是當仇人，他是絕對沒有這樣子，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探索一點。還有一點就是他對這件事情跟我們家里人之間完全保持沉默，這個本身就是很值得探索的事情。我覺得我祖父最好玩的是，他被抓在牢里了，很煩惱的一件事情，還有小報記者追到牢里面，要他去談陸小曼的事情。其實當時的社會，民國的社會也是個超級八卦的社會，那個時候的陸小曼就像現在的流量明星一樣。我祖父也不是一個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的人，他在文藝圈里面跟報社什么的也都有聯系，他但凡想說兩句也是可以的，他也有很多委屈，但他永遠選擇說不。我覺得一部分是出于對陸小曼的保護，而且他不需要作為一個受害者去強調這些東西，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蠻有君子風度的一個人。

王三義：我們經常說“對歷史人物感興趣”，其實應該是兩個層面，一是覺得這個人物了不起，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有什么偉大的功績或者貢獻，所以我們對他感興趣。還有一個層次就是，我不完全是對這個人物感興趣，而根本上是對這個人物所感興趣的事情感興趣。我其實知道王賡先生比較早，三十多年前我上大學期間讀文學書，發現凡是寫到徐志摩肯定會提陸小曼和她的前夫。那時候有兩個版本，一個版本說陸小曼前夫不同意離婚，當著眾人拿著槍往桌子一拍；另一個說他很紳士，把陸小曼讓給徐志摩。見到王賡在開羅的墓碑的照片，也是比較早的。有一位留學生在埃及開羅的公墓里看見了一個中國名字，他仔細一看是籍貫江蘇無錫的，所以他也拍了照片發在網上。不過，我感興趣的不是有關王賡婚姻的逸聞趣事，我感興趣的是王賡的文武全才和英雄氣概。

王賡的墓碑

剛才討論的問題，我給大家提供另一個角度的解釋。在清末廢科舉之前的傳統社會，讀書除了讀經書，考科舉，還有一個接受文化的方式就是讀武俠，做俠客夢。當時一個年輕人最高境界的追求是什么呢？其實還是文武雙全，“仗劍執筆走四方”。王賡先生的幸運在于，他開始讀書的時候已是清末廢科舉，興學堂，深受西化浪潮沖擊的年代，16歲就能飄洋過海去美國讀書。他學文又學武。他從國內念書開始，到密歇根大學學習，后來又到哥倫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最后到西點軍校。他既陶醉于文學，也要成為一個達到軍人標準的俊杰。我認為這是很神奇的！我們從他的照片也可以看出，他的身材并不是高大壯實的那一種，作為軍人的天生優勢不明顯。但是他很努力，各項指標都達到了。

我感慨的另一個問題是，王賡回國后面臨一個尷尬的境況。作為一名留學生的專業人才，最好的出路是進入到軍隊系統，但他沒有，他在鐵路系統任職。后來也進了軍隊系統，但最終也沒有帶兵打仗的機會，只能當一個軍事參謀。這種情況，被王賡視為兄長的蔣百里、老前輩嚴復都經歷過。他們都是在國外學習軍事，歸國后也沒有領兵打仗，蔣百里成為軍事理論家，嚴復成為翻譯家。就是說，在中國當時的社會，一個從國外回來的人才未必能真正在專業上發揮作用。對于這些文武兼備的人物來說，他們是有挫折的。王賡參加巴黎和會是剛回國不久，還好，發揮了一個翻譯官的作用。當然，巴黎和會的經歷讓王賡很受震動，或者說，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使團所受的挫折，警醒和教育了王賡。就像冬妮在書里寫的，“一年前王賡的生活里還只有書本、知識、遠大夢想和調皮搗蛋的小伙伴，可在短短時間里，他看到了現實中你死我活的斗爭和爾虞我詐的較量”。“原來書目里的題目無論多么難都會有答案的，而人與人、國家與政治的問題，似乎無論多么努力都未必有解。”所以，我們在看待歷史人物的時候需要帶著“理解之同情”。

咱們再回到剛才劉老師說的家和國的關系，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有出息，要有出息就要離開家，脫離你那個階層才能上升。所以你要不斷地“出走”，新的地方有可能是你的理想之地，有可能是撤退的地方。在任何社會，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是存在一定的矛盾。這說明，我們對歷史和社會的思考，還需要更深入，不能停留在表面。

楊晨：今天我覺得我很慚愧，因為這本書還在路上，沒能提前去讀。但是我覺得今天這樣的一個座談會挺好，先聽了冬妮老師20-30分鐘這么聊一聊，然后也聽了其他老師的感受，我想自己接下來再去閱讀這本書的時候，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看法，畢竟聽了作者的一個心路歷程，而且和作者有了面對面的交流。

今天主要想從一個讀者的視角來分享幾點看法。一個是這本書還非得是冬妮老師來寫不可，非她莫屬。一是本身的身份問題，一個是能力問題，再一個寫這本書需要很多的資料、檔案，還有一個是個人的這種情懷，這本書到底對冬妮老師本身意味著什么？想必一定有特別的意義。這是第一點看法。

我看了一些網上的一些報道，包括一些對談、視頻，這本書確實也有它的意義和價值。這么一個重要的人物，實際上在我們的所謂的歷史書寫里面大多充當一個背景，而且關于他的傳言很多并不是一個真實的呈現。我就覺得這個選題本身特別重要，就是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但是在我們的歷史書寫里，尤其是網絡上反倒都是一些道聽途說，沒有人試著去還原他的真實的形象，或者是試著解決這樣的一些問題。冬妮老師在這本書中對幾個重要的問題都做了回應、澄清，將王賡先生的完整形象得以呈現了出來。這是第二點看法。

還有就是前幾位老師說的，就是從一個個體的視角出發去研究歷史，這是特別好的一件事情。而且王賡先生他這個人的角色就比較多元，他的一生和中國近現代史上很多大事結合在一起，包括參與巴黎和會，充當翻譯，亦文亦武等。在正統的歷史書寫里，他的故事淪為別人的注腳，但有了這本書，中國近現代史上很多的知名人物的故事拼圖得以更好地拼接起來。所以我覺得我們在以后的歷史書寫中可以更加關注這一點。通過個體呈現歷史的復雜性，讓讀者看到真實的歷史。這是第三點看法。

因為冬妮老師之前也聊過，在一些地方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料來支撐的話，還是要靠個人的理解去補足這部分的敘述。如果算是問題的話，就是在您落筆的這個過程中，有沒有一些特別困難的地方，或者是有沒有內心的糾結？

王冬妮：先講一下我這個寫作困難的點。其實我寫這本書時候，很多人不看好。因為我祖父留下的東西比較少，他幾乎沒有表達欲，他很多話都放在心里面。這個就導致了我寫這本書很多人不看好，說資料不夠，也沒有很多獨家的資料。但是我當時就是不信邪。因為我研究古希臘的這個時期是非常早的，文獻也非常有限。但是這沒有妨礙我們用有限的資料做研究，所以這方面的體驗給了我信心。我也不太關注外界的聲音，我覺得這個就是我跟其他人的距離。你說這難，不是很難吧，但是你說這個容易，也不是很容易。這可能是難點之一。

在寫作過程中最難的一點就是，我用中文寫作非常慢，為了一兩句話，可能要卡一個小時。因為我不希望我這本書的文字去拖故事的后腿，而且我這本書還是有一定的時代感在里面，那文字相應的也要比較恰當。在這點上，其實我寫的時候有的時候很絕望，就是有些詞匯我是真的像擠牙膏一樣擠出來，特別的痛苦。是當然這個是日常細節部分。

然后我想說的是，剛才楊老師說的一句話，說非你莫屬。其實我聽的是心里面很開心，我不是說非我莫屬，但是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有歷史背景的作者，我對歷史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看法。我比較喜歡做原創的東西，我做的東西我希望他有很大的創造力，我做的東西是要有它的獨特的價值的。我覺得我是非常幸運的，因為我有很大的特權去做我自己喜歡的東西。我記得我之前在一個訪談中也提到，我的這本書跟這個專業化的著作的區別，就是我在里面會適當的地方會代入自己的感情。我不太同意現在從歐美繼承的一些歷史范疇，就是寫學術的東西不應該帶任何感情。這點我是不同意的。有時候在做研究的時候適當帶一點感情也是挺好的，這是我自己的一點看法。

黃薇：跟著冬妮剛剛說的有關情感的話題，我讀這本書的時候，作為讀者，能夠在你的行文中感受到你對祖父的情感，飽含情感的傳記寫作是會打動讀者的。人總是在一定處境中展開生活，當我們去讀一個作品的時候，自然會將自己的生活處境帶入，去理解這個作品。

比如講，我們把高等教育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工具性的，就是以畢業能夠找到一份工作為目的；第二個層次是以實現個人價值為目的，受教育是為了實現自我；第三個層次是精英教育，就是要教育出能夠引領時代、改變世界的人，是世界的主人翁，要為時代、為公共事業奮斗，放棄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我們常常感到很遺憾，當下的高等教育似乎變得越來越走向功利化和工具化。但是，回看王賡先生所受到的教育和他的經歷，他就是中國最后一代精英教育的代表性人物。在他身上有中學的濃厚底蘊，然后他在面對西學的時候也可以應對自如，就是“西海東海，心同理同”。可以說，他接受到的是中西最頂級的精英教育。看王賡先生的成長過程，他對國家就有一種主人翁精神。他畢業回國之后，見到的是新世界秩序下舊中國的危難，他關心的是中國未來要怎么走，這可能是他當時心中懷揣著的最大的抱負，所以他的個人情感生活實際上就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了。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在目前這個強調功利化和工具化的時代，很有價值的一點就是它告訴我們，一個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體面人是什么樣的。面對流言蜚語、八卦新聞，他沒有發聲辯解，沒有留下很多文字，其實都是他體面的表現，因為他不需要裹挾在那種很世俗的東西里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很可惜，就是在面對時代大潮，在弱國無外交的環境下，他有才華有抱負，可是卻沒辦法施展。所以他也有很多糾結、很多不得志不得意的地方，而且過早地去世，這些都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我最后想講講我對這本書的行文表達的閱讀體會。冬妮是古典學研究者，自然會閱讀很多古典作品，所以我感覺冬妮的文字也帶有些許古典風格。書中講述到普林斯頓1915屆畢業生的畢業50周年聚會時，冬妮選擇插入了一首被這屆畢業生票選最喜愛的詩歌《穿越恒界》，來表達對于祖父缺席這場50周年聚會的傷感。我覺得這個寫作方式也很妙，它有古典風格，也帶有一些中國傳統。也許你是無意識的，但是你可能讀了那些東西，你就會把這個東西加進去。所以在我看來，你身上也承載著一些你的背景，你的教育的背景和你讀過的書。

王賡（前排右二）與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同學的合影。

張小希：我之前沒有見過冬妮老師，但是今年4月份開會的時候，有人提到之前有一個斯坦福大學博士畢業的女生，之后又去上海大學做博后。當時我就覺得很驚訝。后來才知道原來你是出生在上海，然后在十多歲的時候去了國外。我想了你的個人經歷，就是你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你的個人經歷會對你有什么幫助。因為你在書中也提到，你的祖父大概是十五六歲的時候去的美國。你應該是1990年代初期去的美國，那時候中國也不是很開放，可能剛到美國你會發現和國內還是有很大差別。不知道你當時有沒有體會到和你的祖父一樣的沖擊感？

王冬妮：寫我祖父留學的時候，我本來覺得應該跟我也差不多，后來才發現其實挺不一樣的。在搜集我祖父的資料的時候，我很驚訝，因為并沒有發現他受到了什么歧視或者欺負。那么問題就來了，那個時候難道美國就特別的融洽，特別的接納嗎？并不是，當時中國人在美國的地位可能是歷史上最低的。我覺得關鍵可能是我祖父這一代人他們對事情的一個承受度，他們有太多想要做的事情，要去報國，要去繼承家庭，所以一些小事不會被他們放在心上。這是對我很有啟發的。

張小希：然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你在寫這本書之前，可能聽身邊的人或是親戚說了關于你祖父的一些事情，但是當你做研究的時候，發現并不是這么一回事，那么遇到這種情況你是怎么處理的呢？

王冬妮：其實我的父母他們很少和我說有關我祖父的事情，關于我祖父的一些事情，包括他的留學的經歷，都是后來我自己通過查閱資料得知的，所以我覺得我對于祖父是有一個自我的了解的。我父親平時沉默寡言，喜歡讀書而社交不廣，所以我猜測我爺爺王賡的性格也是如此。后來查閱檔案后發現，我爺爺常常參加各類社交活動，包括文學社團、舞會等等，是個比較活潑的人。我不喜歡別人對我灌輸一些思想，別人說的那一套，也不太會進入我的心里。但是我寫了這本書以后，我覺得我是真的走進了他，我對我的祖父有自己的看法。

吳浩：講到冬妮的祖父王賡，我突然想到我去年買了一套《吳宓日記》，然后我就在里面翻到有好幾處他和吳宓兩人的交往。所以可以看出，王賡先生他的這個交往這個圈子是非常廣泛的。

王冬妮：你講到這點，讓我想到之前有人把我祖父和徐志摩對比，說徐志摩比較西派，而我祖父是比較保守，就是可能中派的。我不太同意，因為可能也是我學的這個古典學的原因，我覺得我祖父他16歲去美國，待了七年，他不可能不受到西方的影響。所謂在他身上看到那些保守的氣質，我更傾向于有一部分是來自西方古典的氣質，比較約束。剛剛說到吳宓，我在想我祖父思想的脈絡上，他可能跟學衡派是比較接近的，他不像新青年那么激進。

謝曉嘯：很遺憾，冬妮老師的這本書我也還沒有讀完，所以沒有特別多可資分享的感想。但我可能比較好奇的是這本書背后的故事。不知除了你母親的囑托外，是否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促使你寫作本書？

王冬妮：其實關于我祖父的身份，我家人是有點矛盾的。我不知道別人家有個名人會怎么樣，但是我們家是不太喜歡提的。我覺得部分是因為我祖父入獄一事，讓我們家覺得講不清楚，沒有辦法跟別人講。那么后來我打算去寫的時候，我就覺得我要么不做這個事情，要么把這個事情講得很好，講得很清楚。所以我就下定決心去寫我祖父。

謝曉嘯：還有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一個是你在做研究的過程當中，有沒有考慮過追本溯源，對此前眾多不同的關于王賡先生的故事進行過考證和梳理？此外，你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除了美國方面的材料外，還有沒有利用到其他一些史料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最后一個問題是，當你寫完這本書的時候，你覺得有哪些地方是超出你想象的？

王冬妮：第二個問題我覺得你說得很好，剛才沒有機會講，就是我寫這本書，因為我的教育背景，習慣上我會看很多美國方面的資料。就像之前有人和我說我對巴黎和會的描述跟國內的很不一樣。我覺得這是個優點也是缺點，優點就是我對一些事情的敘述，比如說巴黎和會或者是我祖父的留學經驗，可能會更多帶有國際視角。

然后關于我祖父的一些傳言，據我所知是有三個定位或者人設。第一個就是他在這個婚姻里面的人設，這個人設是我不太喜歡的。他的這個故事被放入了過去那種反封建的，反抗傳統婚姻，爭取愛情自由的敘事里面。因為當時這個社會需要這種敘事，需要一個封建家長式的男性，我祖父恰巧就被描述成這樣一種人。但是我祖父他其實有非常高的文學修養，他不是一個粗魯的人，而且他其實在婚姻里面也特別開放。所以就是完全就跟這個傳統敘事不符合。

第二個就是最悲劇的一個人設。我祖父在1932年被日本人抓了，這其實是一個偶然事件，對當時戰事的進展也沒有什么影響。但是中國當時面臨抗戰這樣一個局面，非常需要一個漢奸的敘事。就有一些人把我祖父往里面套。所以這本書我比較欣慰的就是，我可以用非常有分量的資料來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然后第三個人設就是把我祖父設計成一個癡情男子的形象，說他很多年后一直懷念著陸小曼。

我之前去做活動，基本上在場的女性都說，要選的話不會選徐志摩，會選王賡。這時代又轉回來了，反而就是特別激情，特別熱情的男士又不太吃香了。我在這個書寫的過程中看到了這三種人設，我覺得我能做的就是還原一個比較真實的人。

王賡（右）與陸小曼的結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