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來到墨西哥的人，大多對不同種族的著裝印象深刻。英國多明我會修士托馬斯·蓋奇（Thomas Gage，約1603—1656）在17世紀中期訪問墨西哥城時，發現大多數衣服都是用彩色絲綢制作的。他記錄道：

男人和女人的服裝都很夸張，使用的絲綢比其他織物要多……紳士的帽子上經常會飾有鉆石做的帽帶和玫瑰，商人的帽子上則多是用珍珠做的帽帶……黑摩爾人或黃褐色的年輕奴仆的工作非常艱辛，但她的項鏈和珍珠手鐲，以及她耳墜上的碩大珠寶，彰顯時尚……黑摩爾人和黑白混血兒的裝束……極為輕盈，她們的車乘也讓人心動。許多社會地位較高的西班牙人都沉迷于她們的美色，甚至為她們拋妻棄子。

盡管有些言過其實，但這一記錄仍可說明絲綢在當時是最受歡迎的布料，在西班牙社會中被廣泛使用。不論是在男裝還是在女裝中，絲綢時裝都很流行，而且很多時候都飾有貴金屬和珠寶。這種奢侈品，涵蓋了各類日常裝飾，包括馬車的裝飾。就像在中國一樣，較低階層也能穿上、用上絲綢。蓋奇在文中劃分了兩類人：“黑摩爾”（blackamoor），即皮膚較黑的摩爾人（這個詞最初是指穆斯林，后來通常指非基督徒）；“穆拉托”（mulattoes），指的是黑人與白人的混血兒。在西班牙人眼中，這些人本來是下等人，而且不同等級體系之間的通婚通常是不合規的。但由于這些人的衣著和馬車都很考究，所以西班牙人喜歡在他們當中尋找情人。

在整個行程中，蓋奇對墨西哥城的景象有著非常深刻的印象。和中國一樣，這座城市成為時尚的中心并一直保持著這個地位。西班牙人阿特米奧·德·瓦勒-阿里斯佩（Artemio de ValleArizpe，1884—1961）記錄道，在18世紀的墨西哥城，“普通人穿著絲綢裙子或印花布，上面裝飾著金銀條帶；色彩鮮艷的腰帶上，還有金色的流蘇，從前面和后面翻下來，裝點裙邊”。除了精美的織物，貴金屬也廣泛用于服飾設計。

歐洲和亞洲的紡織品，在近代美洲都可以買到，并且深受偏愛。蓋奇還發現，當時的人們穿著“產自荷蘭或由上等中國亞麻布制成的套袖，上面繡有彩色的綢緞”。太平洋和大西洋兩條貿易路線都連接了墨西哥，所以美洲人認為來自西班牙和瓦哈卡的絲綢都是劣質的。從當時人們的遺囑中，也可看出中國絲綢在家庭中的普遍性。伊莎貝爾·巴雷托·德·卡斯特羅（Isabel Barreto de Castro，1567—1612）的丈夫是一名西班牙水手，他在最后一次從秘魯到太平洋的遠征中去世。根據他的遺囑，巴雷托繼承了許多來自中國的貴重物品，包括織物和珠寶，還有在阿卡普爾科的滿屋的絲絨，價值七千比索，以及四個精美的箱子，滿載織物和中國服飾。能看出來這是一個富裕家庭，他們利用各種外國關系，往自家的衣柜塞滿了進口織物。

追求異國情調

遍覽整個西班牙帝國，穿戴中國絲綢的現象都十分常見。由于馬尼拉在地理位置上與中國相鄰，所以這種情況也在馬尼拉普遍存在。歷史學家阿爾贊斯·德·奧爾賽·維拉（Arzáns de Orsúa y Vela，1676—1736）記載，馬尼拉的流行商品包括“來自印度的谷物、水晶、象牙和寶石，來自斯里蘭卡的鉆石，來自阿拉伯的香水，來自波斯、開羅和土耳其的掛毯，來自馬來半島和果阿的各種香料，以及來自中國的白瓷和絲綢服飾”。中國絲綢和其他精美商品的貿易“絕對是馬尼拉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在馬尼拉，中國人帶來了幾乎所有可以運往新世界的貨物，并且幾乎完成了所有的商務和工藝”。這種時尚一旦傳到美洲，就會影響墨西哥和秘魯。秘魯總督孔德·蒙特雷（Conde de Monterrey，1560—1606）觀察到，“赤貧的人、黑人和穆拉托男女、桑巴伊戈（sambahigos，印第安男人和非洲女人的兒子）、許多印第安人和混血兒都可穿戴絲綢，而且數量很多”。這些記錄還著重介紹了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兒后代穿戴絲綢的情況。這些記錄者沒有提到西班牙人的時尚，說明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絲綢這種織物，而且中國絲綢的風格也確實在16世紀之前就在大都市中流行起來了。由于墨西哥商人在15世紀60年代末就已經開展了很多獨具前瞻性的商業活動，所以在人們剛剛發現菲律賓時，墨西哥城早已成為他們世界的中心。

穿戴亞洲和歐洲絲綢的時尚，代表了個人的奢侈生活方式。這也是人們越來越追求身份認同的一大原因。正如歷史學家馬修·托馬斯（Matthew Thomas）所言，西班牙人、克里奧爾人（Creole）、非洲人或美洲各地原住民男女穿戴中國絲綢，以及中國商人和農民使用西班牙銀元，這些事情使他們直接參與了近代世界經濟的大擴張。藝術史學家丹尼斯·卡爾（Dennis Carr）指出，來自亞洲和其他外國的裝飾品，使美洲人民能夠超越他們殖民地公民的地位，直接展示自己的貿易能力與商業信譽。他們對時尚的展示，既是出于對奢侈品的欣賞，也是出于對參與外國商品流通的熱切渴望。

正如蓋奇所觀察到的，歐洲和亞洲織物的大量消費，不僅是因為這些織物精致細膩，還因為它們來自國外。正如下文將討論的那樣，亞洲工匠引入的風格大受歡迎，很可能是因為這些織物風格的獨特性，以及它們對遙遠文明的象征。亞洲花卉紋樣的流行，可能也有同樣原因，下文將分析這一過程。在這種消費環境和對全球熱潮的追隨中，墨西哥人感知到了他們優越的歷史與地理意義。他們熱衷于改變，并且逐漸建構起自己在西班牙帝國和太平洋航線上的獨立商人地位。

因此，購買亞洲絲綢也象征著人們從西班牙統治之下獲得獨立的集體愿望。絲綢貿易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資本，使商業行會的大商人成為墨西哥的核心力量。原本商人們只能銷售大西洋艦隊運載的貨物，而現在太平洋貿易給他們提供了一條高利潤的投資渠道。他們的特權地位，使他們能夠支撐國防，并捐出大量的錢款給皇家財政。商業貿易產生的利潤，使他們對帝國足夠忠誠，并在各類國家決策和與世界大都市的交流中獲得話語權。

大帆船運載的貨物，主要是生絲與未染色的白色織物。來自中國的白色織物備受歡迎，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方面，大多數亞洲織物都用草本染料，可能對水或陽光非常敏感，極易掉色。大多人都認為，胭脂紅色比紅花染出的顏色持久得多。另一方面，白色的生絲也使當地工匠能夠自由地迎合當地人的喜好。當地手工藝人有時會重新編織已經染色的織物，創作出本土圖案與歐式圖案。這種亞洲生絲、美洲染料與歐洲設計的結合，是墨西哥近代時尚的特色。由于文化的多元性，各地的時尚并非趨同，而是結合了不同的傳統與創新風格。有時呈現異國情調，有時則呈現傳統的本土風格。

雖然明朝生絲原料的主導地位毋庸置疑，但由于文化與時尚的差異，明朝絲織品的地位卻沒那么高。消費者一般都偏好符合其文化背景的設計，而且當地教會也需要購買具有宗教 意義的織物。然而，亞洲設計的引入，使美洲殖民地的審美更為多元。來自亞洲的加工紡織品，促進了美洲社會產生豐富多樣的物質文化。它不僅影響了西班牙人和殖民官員的圈子，而且也影響了原住民社區。貝弗利·勒米爾總結道：“在這個不斷擴大的市場中，殖民地的美洲原住民以改良刺繡花色的紀念品、家居用品和時裝來爭取地位，因為他們積極響應了物質文化的全球化趨勢。”這種“文化融合”是殖民地生活中永恒的核心。因此，在市場上隨處可見中國絲綢、印度棉布、歐洲亞麻布和羊毛以及當地布料的融合。

文化的多元性跨越了空間和時間，構建了更加全球化的設計體系。以中國明朝織物為例，雙頭鷹暗示了哈布斯堡的王冠，而心形的花瓶則暗示了與菲律賓奧斯定會（Augustinians）的聯系。雖然已有現成的傳統設計套路，但是很多絲綢織工還是會自行設計紋樣。這塊絲綢上的鷹和花瓶周圍的交錯紋樣，就是仿照中國青花瓷上最常見的紋樣。諸如蓮紋、菊紋等中國風格的花卉圖案，還是會出現在19世紀馬尼拉生產的披肩上。這件織物融合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設計思路，可謂與時俱進。雖然這些紋樣主要與西班牙王室有關，但也是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范例。除此之外，復雜的設計也意味著需要投入更多勞動力與制定更高的定價。

亞洲的花卉紋樣是早期全球化最明顯的象征之一。花卉有著不同的功能和情感意義，象征著不同的植物、生命周期，以及女性氣質。因此，花卉設計不僅代表著異國情調，還反映了對偏遠地區的認知。中國和美洲的匠人，還有構建中國、美洲大陸紐帶的商人、水手與海運專員，都在亞洲花卉紋樣的傳播中貢獻了力量。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消費者偏愛并支持這種交流和設計的融合。在這融合的過程中，有無數人參與其中，這也說明了審美全球化的深遠影響。

挪用中國和亞洲花卉紋樣的時尚，絕不僅限于紡織品生產和服裝設計。這樣的挪用，還可反映出18世紀歐洲人對中國園林文化的極大興趣。由此，越來越多有關中國植物和花卉的繪畫和書籍得以面世。正如藝術史學家王廉明指出的那樣，歐洲主顧最喜愛中國園林植物，而非藥材和其他異國植物。這種偏好，說明歐洲人相信中國優越的農業條件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并促進歐洲學術團體的壯大。這種觀念，也說明了他們為什么要采用中國的蠶業知識。

從亞洲到美洲的移民也帶來了新的風格。許多亞洲移民擁有專門的紡織店。可以從“中國姑娘”（china poblana）的故事中看出他們的影響。據說，這位“中國姑娘”與當地的墨西哥人一起設計、推廣了新款的絲綢服飾。這種服飾主要是一種無袖的、鑲有金邊的黑色絲織品，還飾有紅色、白色和綠色的刺繡。許多中國人和美洲原住民都穿這種服裝，其后來慢慢演變成墨西哥民族身份的一大標志。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女孩”指的是莫臥兒帝國的“公主”米拉（Mirrha/Meera），因為當時她推崇莫臥兒印度風格的服裝，此舉帶來了很強的影響。另一種合理的推測是，“中國姑娘”原本生活在菲律賓，后來在被海盜俘虜后隨著一艘大帆船來到了墨西哥。無論她的身份如何，這段故事證實，亞洲移民和亞洲工匠在墨西哥歷史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時尚靈感。

“中國女孩”立像，資料來源：卡拉· 安德魯（Karla Andrew）拍攝于普埃布拉的一處商業廣場，2013年。

據記載，隨著馬尼拉大帆船的啟動，出現了第一波跨太平洋的亞洲移民潮。來自契丹（Cathay）、西邦戈（Cipango，日本）、菲律賓、東南亞各王國和印度的旅行者在墨西哥被統稱為“中國人”（Chinos）或“中國印第安人”（Indios Chinos）。歷史學家愛德華·斯萊克（Edward Slack）討論過這些移民群體，他估算，在兩個半世紀的跨太平洋接觸中，至少有四萬移民踏上了墨西哥的土地。這些中國人多是去當水手、奴隸和仆人，一般都是在阿卡普爾科上岸。當時的大多數海員，都是菲律賓人、常來人或來自馬尼拉附近軍港的華裔。后來的第二波移民主要是從海上運送的仆人和奴隸，他們為西班牙地主工作。

相當多的移民留在了墨西哥城，服務當地商人。早在17世紀20年代，托馬斯·蓋奇就記錄道：“金匠的商店和作品最值得欽佩。印第安人和中國人已經成為基督徒，每年都會到這里來，他們在這一行業中已經超過了西班牙人。”在馬約爾廣場（Plaza Mayor），以西班牙露天市場的攤位和小商店為主的商業中心，是以馬尼拉的華人區—巴里安市場命名的。如果中國人零售商品，他們就需要向西班牙國王繳納皇家貢品，這說明中國商人群體16世紀末就已經融入了西班牙的財政體系。隨著來自亞洲的移民數量不斷增加，很多領域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例如，1635年，有西班牙理發師向市議會投訴，在馬約爾廣場有多達200名華人開辦了理發剃須店。收到投訴后，官員們決定將華人理發店的數量限制在12家以內，而且所有的華人店鋪都必須開在郊區。

隨著絲織品等織物的全球流通，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回收和仿制。在那幾百年里，二手服裝貿易蓬勃發展，占據了消費市場的一大部分。二手服裝的回收利用，也促進了紡織技術的改進和國內商貿體系的完善。與中國同行一樣，太平洋彼岸的工匠也喜歡融合兩種不同文化的設計。在1644年清朝入關后，明朝官服上的補子被運到了美洲。這些補子描繪了形形色色的禽鳥走獸，象征著文武百官的官階。這些補子可以是通貨，可以是衣柜中的收藏，也可以是重復使用的重要材料，可以說是從各個維度上提升了服裝的價值。具體而言，它們衍生出墨西哥絲織品中的新設計，比方說一張17世紀的掛毯就出現了鵜鶘紋樣（圖 3.2）。鵜鶘本是傳統的基督教象征，在此被渲染成中國神話中鳳凰的樣子，嘴很短，尾巴很長。鵜鶘的姿態、翅膀的刻畫風格，以及嘴里叼著花的細節，都很像明末的仙鶴補子（圖 3.3）。通過將亞洲元素與傳統的歐洲文化符號相結合，墨西哥工匠融匯了本土風格與外來風格，這件織物既是本土的，又是外來的。回收和仿制，為商業流通和市場聯系增添了活力，提供了更多樣的文化元素。

飾有鵜鶘紋樣的墨西哥掛毯。資料來源：現藏于美國華盛頓特區紡織博物館，館藏號91.504，由喬治·赫威特·邁爾斯（George Herwitt Myers）于1951年收入館中。

明末的仙鶴補子。資料來源：現藏于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大多數經過加工的織物，都是由女性再加工的。女工們經常接到訂單，為那些需要廉價服裝的市民修補、售賣一手與二手物品。這樣的情況，多半加強了當時人們的消費能力。女性在衣著貿易中的產業，擴大了消費市場的范圍與規模，同時也保障了她們自己及其家庭的生活。比方說明代中國的女性，就大大帶動了時尚潮流。在美洲其他地區，也有很多女工參與這類貿易。例如，勒米爾討論過克里奧爾女性挪用亞洲棉被的設計風格，在墨西哥的殖民前哨生產獨創版本的情況。這一行業為不同年紀的女性提供了飯碗，實際上與在中國南方普遍出現的情況類似。正因如此，婦女贏得了更高的經濟地位。

西班牙紅

與中國文化環境一樣，紅色也是西班牙王室的首選。最初，只有王室和教會可以使用紅色。在歐洲各地，紅色也都很搶手。1535年，德國農民甚至發動了一場起義，要求獲準穿著紅色服裝。這種對紅色的追求也傳到了美洲，并恰好呼應了當地傳統。新大陸上的西班牙人注意到，原住民的衣服上也有濃烈的紅色。這種顏色，取自一種叫做胭脂蟲的小昆蟲制成的天然染料。

胭脂蟲主要生長于墨西哥胭脂仙人掌的關節和葉子上。雖然胭脂蟲的身體呈白色，但它被擠壓后就會爆出鮮紅色的汁液。雖然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地方都能找到胭脂蟲，但生長于墨西哥的胭脂蟲比其他地方的大出一倍之多，而且可以產生更深、更鮮艷的紅色，無疑是最優選擇。在西班牙殖民之前的中美洲，紅色染料是用來表現原住民世界觀和宗教信仰的重要元素。

新世界其實也推進了舊世界的時尚潮流。胭脂蟲的利用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當時，無論是政論家、自然學家、商人、國王、總督還是傳教士，都對胭脂蟲有著濃厚的興趣。從16 世紀初開始，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就開始組織原住民在仙人掌上培養胭脂蟲，這樣可以提高收益，并將原住民社區納入政府控制范圍。很快，這種染料就引起了西班牙王室的注意。當西班牙國王在1523年聽說胭脂蟲時，他便向瓦哈卡高地的侯爵埃爾南·柯爾特斯下令，要求侯爵立即報告是否已經在墨西哥發現了胭脂蟲。國王認為，如果真的已經發現了，那么就要算清是否有足量的胭脂蟲可供出口，并“盡一切可能努力收集”。胭脂紅是風靡歐洲的紅色染料，所以國王的這一命令說明，尋找有價值的原材料是西班牙王室殖民墨西哥的主要目標之一。

紅色的渴望和隨之而來的利潤，加快了胭脂蟲從阿茲特克人那里轉移到西班牙朝貢體系的進程。1536年，國王從瓜哈巴（Guaxuapa）收取了28車的格拉納（grana，加泰羅尼亞語“紅色”）貢品。1554年，西班牙商人弗朗西斯科·塞萬提斯·德·薩拉薩爾（Francisco Cervantes de Salazar，約1514—1575）宣稱，墨西哥盛產格拉納，并大量出口到西班牙。

生長于美洲、可結種子的胭脂仙人掌。資料來源：迭戈·德·托雷斯·瓦加斯（Diego de Torres y Vargas）：《關于新西班牙和秘 魯各天主教教區的歷史、組織和地位的報告》（“Reports on the history, organization, and status of various Catholic dioceses of New Spain and Peru 1620—1649”），現藏于紐伯里圖書 館（Newberry Library），館藏編碼 Vault Ayer MS 1106 D8 Box 1 Folder 15。

在17世紀，胭脂蟲的培育范圍更加廣泛，因此相關記載十分常見。上圖出自《關于新西班牙和秘魯各天主教教區的歷史、組織和地位的報告》，可以追溯到1620年至1649年之間，是一份最能反映墨西哥教會史的抄本。此抄本收錄了一大部分關于墨西哥米卻肯教區的報告，因此圖中描繪的很可能也是米卻肯地區的胭脂蟲采集。對西班牙王室而言，這是從社區收取貢品的重要來源之一。插圖中的仙人掌巨大，可以容納很多胭脂蟲。在綠色仙人掌的襯托下，胭脂蟲體呈白色，大量聚集在一起。插圖下方，兩個原住民從一面巨大的仙人掌葉片上摘取胭脂蟲，并將其掛到碗里收集起來。他們的衣服都飾有深紅色條紋，大概都是用胭脂蟲染成的。此外，不論男女，都會采集胭脂蟲，說明胭脂蟲的采集也是一種社區產業，就像種桑養蠶一樣。在《報告》中收錄這樣的圖像，說明人們（尤其是教會的人）對胭脂蟲 的培育和采集有著強烈的興趣，認為這是西班牙朝貢和貿易體系中的重中之重。

生產胭脂紅并不需要特別肥沃的農田，只要一小片仙人掌林就足夠了。因此，胭脂蟲為西班牙殖民者提供了解決原住民社區土地短缺的方案。以米亞瓦特蘭（Miahuatlán）省的奧塞洛特佩克（Ocelotepeque）鎮為例，由于當地土地貧瘠，無法種植玉米，所以當地人絞盡腦汁地改善土地的質量。唯一的好辦法，就是改養胭脂蟲。另外，胭脂蟲也很容易受到氣候和惡劣天氣的影響。意外的霜凍、大雨或干旱，都會導致顆粒無收。所以胭脂蟲對天氣的敏感性也解釋了為什么瓦哈卡地區會成為胭脂蟲養殖的中心：當地土地貧瘠，不適合開展其他農業，但是氣候卻相對穩定。此外，瓦哈卡地區的農業社區較為密集，適合培育胭脂蟲和生產染料。只要改養胭脂蟲，那么此地與城市市場的聯系就會進一步加強。這不僅是因為西班牙人需要很多染料，還因為原住民越來越集中于養蠶、養胭脂蟲，所以社區需要從外部采購大量日常用品。

采集和培育胭脂蟲并非易事。貢薩洛·戈麥斯·德·塞萬提斯（Gonzalo Gómez de Cervantes，1537—1599）在《與胭脂蟲有關的內容一覽》（“Relación de lo que toca a la grana Cochinilla”）中詳細描寫了胭脂蟲的培育，描述了胭脂仙人掌從播種、養護到發芽的過程。照看胭脂蟲需要有極大耐心。人工培育可大大提高野生胭脂蟲的質量。據洪堡說，養殖的胭脂蟲與野生胭脂蟲相比，不僅體積更大，還有著更厚的棉質表皮，可以產出高質量的染料。

養殖胭脂蟲和養蠶一樣，都需要在它們的整個生命周期中密切照料。在此過程中，可能會有各種害蟲和鳥獸前來騷擾。由于胭脂仙人掌通常不足1.2米高，蜥蜴、老鼠以及禽鳥會很容易吃掉胭脂蟲。人們還需要剪掉花朵和果實，以便防止飛蟲在那里產卵。此外，由于南風對胭脂蟲有害，還必須為植物遮擋南風。有時，人們需要用燈芯草制成的墊子蓋住仙人掌，以保護幼小的胭脂蟲免受寒冷天氣的影響。后來，人們為養殖胭脂蟲采用了大規模的保護措施。正如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羅賓· A.唐金（Robin A. Donkin）記載：

自18世紀以來，已經出現了超過五萬個大規模的種植園。每一個這樣的種植園有時可以占據大約25平方米的區域。周圍裝有泥墻或柵欄，用來防風、防塵，有助于驅趕可能吞吃胭脂蟲的禽鳥。霜凍和雨水也可能造成胭脂蟲的大量損失。因此，當人們預報霜凍時，就會點燃火把；有時也會用木頭和稻草搭起雨棚，防止仙人掌被大雨沖刷。

像這樣的保護措施，需要提前很久開始準備。

為了適應當地的氣候，某些地區采取了一種叫做“胭脂蟲遷徙”的策略，這需要很大的工程量。平原地區通常在5月至10月下雨，山區則在12月至次年4月下雨。每到下雨時，原住民一般不覆蓋果實，而是將蓋著葉子的雌胭脂蟲分層放在籃子里。隨后，他們將這些籃子帶進山區，讓雌胭脂蟲在旅途中繁育。“遷徙”可以使胭脂蟲保持干燥，是行之有效的策略。

將胭脂蟲制成紅色染料，又需要經歷另一個復雜的過程。每公頃的仙人掌，可以收獲大約250公斤的胭脂蟲。首先需要用熱水燒死胭脂蟲，并將其放在太陽底下烘干。有時甚至需要放在鐵鍋里烘烤，做成磚紅色的染料，以備裝運。由于七萬來只胭脂蟲只能生產出一磅染料，所以這個過程需要投入巨大的勞動成本，這樣制作出來的染料也就十分昂貴。

胭脂蟲在西班牙帝國的貿易擴張中獨具意義。據胭脂蟲專家雷蒙德·李（Raymond Lee）稱，胭脂蟲的重要性，在16世紀下半葉尤為顯著。與養蠶業一樣，胭脂蟲也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成為行政體系中的重要部分。總督恩里克茲鼓勵原住民養殖胭脂蟲，要求他們種植仙人掌，照料成熟的胭脂蟲，并在其中的各個階段“勤奮工作”。17世紀，西班牙政府的支持和信貸供應，從各個方面促進了胭脂紅的生產。在收成最好的時候，胭脂紅甚至可能產生超過200萬比索的利潤。到了18世紀，胭脂紅產業已經成為瓦哈卡地區的一個經濟支柱。在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區，胭脂蟲是以家庭為單位來培育的，但是瓦哈卡地區主要是以種植園培育的。洪堡曾觀察到，在奧科特蘭（Ocotlán）附近，有些莊園里有五六萬只成排養殖的胭脂蟲。

為了促進胭脂紅的生產，西班牙政府同時承擔了資本家和出口商的角色。墨西哥城的商人和西班牙的商人，都會向農民預付定金，以確保胭脂蟲的生產。此外，新型的胭脂紅生產與貿易系統在17世紀形成。這個系統中有原住民家庭擔任生產者，由市長、副市長與代理人等殖民地雇主擔任監督。瓦哈卡州的商人需要在胭脂蟲收獲季之前支付定金，并與這些殖民地官員合作。囤積足夠胭脂紅的商人，之后會將染料運到委拉克魯斯港，交予當地企業家或出口商。一旦運抵歐洲，加的斯（Cadiz）或塞維利亞的商人就會把胭脂紅再次出口到歐洲更大的紡織中心。這樣一來，墨西哥和西班牙的商人就可獲得最大的利益。

由于貿易產生了無比豐厚的利潤，所以詐騙就成了常事。為了應對胭脂紅貿易中的各種問題，政府已經立法來控制胭脂蟲的加工、分級和出口。這需要政府專員組成監察網絡，嚴格執行法律法規。由此，貿易詐騙行為得到了遏制，染色過程也更為規范。1550年，第一部關于檢視胭脂紅質量和銷售渠道的條例出臺，防止了商人虛報重量，欺詐客戶。這部條例還提到，需要對違法三次以上的人進行加倍懲罰。到了1592年和1594年，政府又頒布了一系列法律，阻斷了以胭脂紅詐騙的路徑。不過，這也說明了當時詐騙行為的普遍性。

胭脂蟲被引入歐洲后，很快就取代了以前用于制作紅色染料的絳蚧（kermes）。從墨西哥胭脂蟲體內中提煉出的明亮的大紅、深紅和紫紅，淘汰了所有的競品，廣受追捧。第一批墨西哥胭脂蟲于1526年抵達西班牙，1552年抵達安特衛普，最后于1569年抵達英國。據1555年2月上呈的一份報告，普埃布拉、特拉斯卡拉（Tlaxcala）、喬魯拉（Cholula）、特佩亞卡（Tepeaca）和鄰近城鎮每年生產的胭脂紅，估算價值共為20萬比索。其中產出的大部分胭脂紅都流向了歐洲。總督恩里克茲在1574年報告說，當年生產的胭脂紅可以說是史上最多；1575年，胭脂紅約有七千阿羅瓦（arrobas，舊時西班牙的重量單位）的出口量。次年，出口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萬兩千阿羅瓦。岡薩羅·戈麥斯·德·塞萬提斯（Gonzalo Gómez de Cervantes）在1599年估算，墨西哥的平均胭脂蟲出口量為一萬至一萬兩千阿羅瓦。上述史實正好說明，塞萬提斯的說法是正確的。繼白銀之后，胭脂紅成了人們眼中從美洲殖民地出口的又一核心產品。在16世紀和17世紀，胭脂紅加強了美洲對構建歐洲絲綢時尚的貢獻。

這種昂貴卻易于運輸的染料，使西班牙人大獲其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胭脂蟲的價格都與黃金相當。對西班牙政府而言，與胭脂蟲相關的信息始終都是最高機密。1688年的《哲學學報》（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第一次嘗試破譯胭脂蟲的秘密，即認為胭脂蟲是一種由仙人掌果（prickly pear）孕育的昆蟲。直到1704年，才有一篇專文提出胭脂蟲是一種有六條腿的昆蟲。西班牙人限制了有關胭脂蟲繁育方法的信息傳播，私自出口胭脂蟲就是死罪。西班牙保護胭脂蟲，無非是為了壟斷鮮艷染料的生產，使那種紅色更加神秘，更受追捧。在知道西班牙的胭脂蟲是什么之前，歐洲人曾把胭脂蟲稱為“西班牙絳蚧”（Spanish kermes）或“西班牙粉末”（Spanish powder）。就像絲織品一樣特定地區可以用來命名廣受歡迎的顏色。在全球時尚的語境中，地方性一直都是重要議題。

（本文選摘自《尤物：太平洋的絲綢全球史》，段曉琳著，柴夢原譯，光啟書局2024年7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