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24日凌晨四點，如往年一般必定“超時”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9次締約方大會（COP29）在阿塞拜疆巴庫經過延時一天的磋商，在最后的全體會議上經過先后兩次休會最終閉幕。在復雜多變的國際政經變局陰影下，全球氣候治理或將走向一個新的轉折點。

從11月11日開始，近200個國家的代表在談判桌前坐下，試圖設定新的全球氣候融資目標。持續兩周多的談判后，在新的氣候金融集體量化目標（NCQG）最終決定中，資金目標包括兩層。外層是一個至少1.3萬億美元的“愿景”，它包括來自公共和私有資金的所有來源，其規模看似可觀，但缺乏約束力。內層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資金目標，它的規模從上一版的2500億提高到“至少3000億”美元，但仍與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需求有很大差距。認識到這一差距，COP29還決定啟動“巴庫至貝倫1.3萬億路線圖"，以進一步擴大流向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資金，并且將NCQG的落實作為全球盤點的一部分，在2030年對此決定進行評估。

今年氣候大會的一個關鍵背景是，大會開始前一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2024年大選中再次獲勝，特朗普所在的共和黨又以微弱優勢獲得了國會參眾兩院的掌控權，加上特朗普在上一任期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形成的保守派占多數的優勢，在他明年1月上任之前，就空前地在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權力上占據了先發優勢。

當地時間2024年11月13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在華盛頓出席共和黨會議。

這對于全球氣候變化應對來說，或許不是好消息。特朗普在氣候問題上的立場一直很明確——他否認氣候變化的存在。在上一任期內，他取締了奧巴馬政府的一系列氣候政策，退出了《巴黎協定》；考慮到美國在全球氣候行動中的關鍵角色，他的再次勝選顯然給國際合作增添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在此次美國大選結果出爐當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元玲正隨一個中國訪問團啟程前往美國進行為期兩周的訪問。訪問結束后，她告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在談到氣候變化問題時，大家提到可以關注特朗普政府以外的力量，比如地方政府、私人部門和科技企業的積極作用。雖然他們對美國氣候政策的未來持樂觀態度，但從我的視角來看，特朗普執政對全球氣候治理的沖擊是巨大的。如果他再次采取類似第一任期甚至更激進的政策，那么全球氣候治理的前景會更加黯淡。”

而在巴庫現場全程見證了此次氣候談判的美國智庫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氣候中心總監李碩則表示，美國大選的結果無疑會對全球氣候進程產生直接影響，而這種影響不僅將在特朗普上任后顯現，實際上現在已經初見端倪。

“隨著時間推移，特朗普執政將通過‘漣漪效應’進一步放大對全球氣候治理的沖擊。這是基于我們這兩周在巴庫的觀察，以及與來自美國、歐洲和中國的同行們交流后得出的普遍共識。” 李碩說。

美國的國際地位及其政策走向在全球氣候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回歸無疑會對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形成巨大挑戰。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全球社會需要在不確定性中保持戰略定力，同時為應對特朗普政策可能帶來的沖擊做好準備。

陰影籠罩COP29

盡管美國總統國際氣候政策高級顧問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在大會首日便高調表態：“即便特朗普政府暫停聯邦層面的氣候行動，美國國內遏制氣候變化的努力仍將持續進行。”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是，作為拜登政府的外交官員，他的任期只剩下兩個月。

當地時間2024年11月16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庫，約翰·波德斯塔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上發言。

李碩認為，受美國選舉結果影響，拜登政府目前處于“跛腳”狀態，其代表團的聲量和影響力明顯削弱。與會期間，這種影響可以非常直觀地感受到。

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和歷史上最大的排放國，外界普遍預計特朗普上任后將再次退出《巴黎協定》，這意味著無論最終協議商定出怎樣的承諾，新一屆美國政府都很可能會違背。

今年氣候大會的議程安排也一直受到外界關注。會場的秩序、議程的落實、新聞發布的透明度等都顯得力不從心，許多原計劃召開的發布會被取消或縮減。整體來看，傳統地緣政治沖突重新成為重點，而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關注度顯著下降。

在本屆COP29開幕之前，外界就擔憂全球氣候治理出現了領導層的“真空”：德國總理朔爾茨因執政聯盟破裂留在柏林，法國總統馬克龍面對國內政治危機分身乏術，美國總統拜登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缺席成為一個“顯眼的事實”，二十國集團主席、巴西總統盧拉也未能參加。回想2021年格拉斯哥氣候峰會（COP26），人們全都在關注“誰來了”，而三年后的今天，重點卻變成了“誰沒有來”。

而作為每年大會重頭戲談判的困難更是切實存在。據美國媒體Grist報道，COP29在一個“棘手的問題”上陷入僵局：“盡管與會各方一致認為，全球最貧窮和最易受氣候影響的國家需要數萬億美元來推動清潔能源轉型并應對氣候災害；同時也一致認為，富裕國家有責任支付這些費用。然而，‘哪些國家算富裕’以及‘究竟需要多少錢’始終是難以達成共識的關鍵問題。”

在發達國家中，美國在“中國是否應繼續作為發展中國家享受資金支持”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極為激進。“然而，因美國影響力下降，這種極端立場不再占主導地位。這種吊詭的局面反而縮小了各國在該問題上的立場差異，為會議達成共識提供了契機。”李碩說。

“特朗普當選讓國際社會意識到，全球氣候進程可能在未來面臨重大波折。” 李碩表示，在這樣的背景下，各方對COP29的期待顯得尤為明確：這次會議不能失敗，必須穩住全球氣候治理的重心。這種共識反而促成了會議的一些積極成果。

全球氣候治理迎來特朗普2.0

在COP29上，各方仍在試圖尋找平衡和突破的可能。

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是少數參與會議的最高級別領導人之一。他承諾，到2035年將英國的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之上減少81%，“氣候挑戰是我們必須迎接的，這不僅僅是責任，更是一個巨大的機遇，英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擁有巨大的領先潛力。”

英國能源大臣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同樣親自前往巴庫領導這場談判，而非像前幾任政府那樣將任務交給更低級別的官員。他在接受《觀察家報》采訪時承諾，面對全球氣候危機中領導力的缺失，“英國將挺身而出”。

13日，巴巴多斯總理米婭·莫特利（Mia Mottley）表示已向特朗普發出面對面會談的邀請，希望尋找“共同點”，并說服他氣候行動符合其自身利益。她在COP29大會期間接受采訪時表示，她相信雙方能找到氣候行動的共同目標。

當地時間2024年11月16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庫，COP29大會上米婭·莫特利與英國總理基爾·斯塔默交流。

中國同樣展現了其在氣候融資中的關鍵角色和全球合作的潛在領導作用，并明確表達出在氣候治理中承擔更積極角色的意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在大會上宣布，中國為發展中國家的氣候應對“提供并動員”了超過1770億人民幣，有力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中方呼吁發達國家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為下階段全球氣候行動提供信心和保障。

“由于特朗普在上次當政期間退出《巴黎協定》的慘痛教訓，國際社會普遍擔心明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后是否會再次退出《巴黎協定》，這成為影響這次談判信心的一個因素。尤其是以歐盟為首的其他發達國家會擔心，美國是否會參與下一步發達國家集體量化資金額度的分攤，所以這是不好的現象，也是陰影之一。”中國氣候特使劉振民在接受澎湃新聞獨家專訪時表示，“但這里（COP會議）的大多數同事仍然認為，無論一個國家的氣候政策是否改變，國際多邊氣候合作都應該繼續下去。”

特朗普的勝選或許不會直接決定COP29氣候談判的結果，但至少為之蒙上了一層陰影，使得主體為民主黨成員的美國代表團處境尤為尷尬；更何況，美國的政治變化勾連著更深層的全球秩序轉向，這是討論氣候問題時不可忽略的背景色。

正如聯合國氣候變化事務負責人西蒙·斯蒂爾（Simon Stiell）所感嘆的，人類社會正處于“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深刻斷裂的時刻”：戰爭和貿易爭端削弱了國際合作，一系列全球性危機讓氣候變化議題在世界領導人會議中的優先級大幅下降；那些在2016年美國選舉結果出爐后力爭氣候領導權的歐洲發達國家，如今也大多陷入經濟衰退、民粹主義浪潮以及歐盟的結構性困境。

“上次特朗普入主白宮，威脅遏制氣候變暖的努力時，憤怒的世界領導人們團結起來對抗他，而如今，這種果敢的抵抗與團結幾乎難以想象。”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評論道。

在勝選演說中承諾將帶領美國重回“黃金年代”的特朗普，給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帶來的挑戰無疑是真實的。

“我們擁有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的液態黃金（石油），比沙特阿拉伯還多，比俄羅斯還多。”11月6日在佛羅里達州發表勝選演講時，特朗普對歡呼的人群宣稱，自己將進一步提高石油產量，超越當前的紀錄水平。

然而，就在2023年底的迪拜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8）上，世界各國（包括美國）首次在協議文本中明確提出，以公正、有序和公平的方式，減少能源系統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今年COP29大會上，能源轉型也依舊是極為關鍵的議題。

美聯社指出，特朗普還很可能取消那些“最有效的氣候措施”，譬如拜登政府2022年通過的《通脹削減法案》（IRA），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氣候投資計劃，預計投資約3750億美元用于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發展等項目。而特朗普曾稱之為“綠色新騙局”，并表示將在自己的任期內廢除該法案。

類似的政策意識已經在他近期的人事任命中初具雛形。據《紐約時報》報道，特朗普計劃提名前共和黨議員李·澤爾丁（Lee Zeldin）出任美國環境保護署（EPA）負責人，他在競選期間承諾“廢除”并“取消”EPA的相關法規，而澤爾丁的職位將成為特朗普廢止標志性氣候法規計劃的核心；除此之外，他還提名了油企“自由能源”（Liberty Energy）的首席執行官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擔任美國能源部長，后者是一位“對媒體友好的化石燃料倡導者”，同特朗普一樣否認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

前英國COP26高級官員卡米拉·伯恩（Camilla Born）認為，特朗普對氣候行動最大的影響在于“信心”。她指出，對于那些仍在觀望、猶豫不決的人來說，信心不足會顯著影響他們對能源轉型的態度，尤其是新興經濟體或發展中經濟體。

李碩認為，從中長期來看，特朗普執政的負面效應將在2025年及之后逐步顯現。其他國家可能需要時間適應其不按常規出牌的外交與政策取向。在2024年上半年，多數國家或將采取觀望態度，以評估美國在氣候、關稅和地緣政治等領域的政策變化。這種不確定性可能拖延全球氣候政策的推進。

“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經濟體、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國內氣候政策的“倒退”將不可避免地拖累全球氣候進程。這種影響不僅會波及國際氣候合作，還會對其他國家的國內氣候政策決策造成消極影響。”李碩評價道。

而從美國訪問歸來的劉元玲更是直接指出，未來四年里，如果特朗普的政策如預期般繼續推進，全球氣候治理是否還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治理需要打上一個問號。“氣候問題具有時間緊迫性，如果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可信，那么我們現在的時間窗口已經非常有限。”她說。

氣候行動前路何在

距離特朗普第二次就職典禮還有60多天，各方預測紛紛指向不容樂觀的局面。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特朗普對美國氣候政策的影響可能使美國自身承受高達500億美元的出口損失；根據Carbon Brief的分析，與拜登的政策相比，特朗普將使美國到2030年額外排放40億噸二氧化碳，足以抵消過去五年來全球部署風能、太陽能和其他清潔技術所節省的所有排放量。

不過，COP29的談判桌上，美國代表依然試圖傳遞這樣一種信息：希望并未破滅，美國將繼續努力限制全球變暖。

當地時間2024年11月10日，阿塞拜疆巴庫，參與者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9開幕日走過COP29標簽的標志。

“我們是否面臨新的阻力？毫無疑問。但我們不會回到1950年代的能源系統，這絕無可能。”對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在氣候行動上的“逆流”，身處氣候談判第一線的美國氣候特使波德斯塔同樣感到“深深失望”，但依然表達了堅定且務實的立場。

“從明年1月起，美國政府將退出任何負責任的立場，”據《紐約時報》報道，羅得島州民主黨參議員謝爾登·懷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在COP29會議上表示，“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不會有大量行動。”

“在訪問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等機構時，我們發現他們對國家層面或全球層面的氣候治理已不抱太大希望。但地方政府、市場力量、科技創新，甚至“美國氣候州”（Climate States of America）這樣的聯盟，仍被視為希望所在。如果我們聚焦這些積極的力量，確實可以看到一些光明的前景，但這是否足夠，還有待觀察。”劉元玲說。

自特朗普上一任期以來，聯邦以下級別的氣候行動逐步形成規模。“美國全力以赴”（America is All In）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建立的氣候聯盟，已經覆蓋了65%的美國人口和68%的GDP。該聯盟由紐約市前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和加州前州長杰里·布朗（Jerry Brown）領導，支持2050年凈零排放和限制升溫1.5攝氏度以內的目標，從地方層面付諸實踐。

11月，華盛頓州的選民在投票中否決了廢除該州《氣候承諾法案》的倡議，使計劃限制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規則得以持續；加利福尼亞州的選民則支持了一個價值10億美元的“氣候債券”項目，用以資助環境相關項目開展。“氣候行動的重心將轉移到各州。”哥倫比亞大學薩賓氣候變化法律中心的研究員馬丁·洛克曼（Martin Lockman）說。

既有的聯邦級氣候減緩和適應措施也不會就此全面崩盤。Bracewell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斯科特·西格爾（Scott Segal）認為，《通脹削減法案》被完全廢除的可能性很小，因為其中部分條款如面向先進制造業的補貼等符合“美國優先”的理念，且許多相關產業直接關乎共和黨選民的利益。據《紐約時報》估計，約80%的資金流向了共和黨選區，特朗普廢除該法案的熱情將“面臨政治上的考驗”。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的報告，2024年是人類有記錄以來的史上最熱一年（剛剛打破2023年的新紀錄），包括中國、印度、泰國、印度尼西亞、美國、巴西、奧地利、西班牙在內的國家發生了罕見的極強降雨、高溫熱浪、洪水災害。

在結束美國的訪問后，劉元玲也產生了另一些思考：“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我感受到一種人文主義的驕傲——一種試圖證明人類仍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信念。但實際上，也許我們更需要停下來，承認失敗，直面失望和悲傷。這種情緒是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