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進程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城市治理成為了世界各地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在全球城市化的浪潮中，許多城市正在經歷著日益復雜的治理危機——無論是在社會整合、文化認同，還是在經濟、環境和公共服務的管理方面，城市治理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與此同時，跨國聯系的加深與文化的碰撞，為城市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跨國視野下的城市治理與文化互動：城市史青年圓桌”于2024年10月19日在上海大學舉行。論壇由上海大學博士生徐欣蕊主持，來自廈門大學、上海大學和東北師范大學等十余所高校的學者參與討論。青年學者和專家教授們圍繞城市治理中的公共參與與政治博弈、文化互動和在地化實踐以及跨國聯系與文化碰撞三個核心主題展開了深入討論，探討了跨國城市史研究中的新動態、新理論、新視角以及新問題。本文系發言的文字整理稿。

一、城市治理中的公共參與與政治博弈

徐欣蕊（上海大學）：今天我們相聚于此，共同探討在全球化進程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所凸顯出的重要議題——城市治理。正如我們所見，全球化的推進和城市化的加速，已使城市治理面臨著愈加復雜的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實現公共參與的最大化？如何平衡政府、社會組織與個體之間的權力博弈，推動更加高效和包容的治理模式？

張翔景（華中師范大學）：在歷史上，公共參與和權力的分配也經歷了不斷的調整。我以14-16世紀英國城市衛生治理為例，探討中央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隨著黑死病的爆發，英國政府從被動的反應逐漸轉向主動的立法干預。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社會大眾的多方作用，共同推動了城市衛生治理的發展。從治理方式變遷的角度重新審視中央政府在城市衛生治理中的作用能為以往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在14-16世紀，城市衛生問題在英國普遍存在，主要表現在垃圾處理的困難。英國政府自13世紀末開始介入城市衛生問題，最初采取被動響應模式。然而，隨著黑死病的爆發，政府的干預范圍與頻率顯著增加。1388年《劍橋法令》的出臺標志著議會開始采用立法方式統一規制城市衛生問題，這不僅是英國歷史上最早的國家衛生立法，也是衛生治理逐漸成為政府固定職能的體現。通過早期議會衛生立法，政府在推動城市衛生治理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4-16世紀的英國政府衛生治理對于改善城市環境衛生狀況具有重要意義，而從中確立的法治原則對后來的英國及北美城市的衛生治理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英美學界對前現代英國城市衛生治理的關注已有近百年歷史。卡羅爾·羅克里夫（Carole Rawcliffe）教授的《城市身體》（Urban Bodies: Communal Health in Late Medieval English Towns and Cities）一書無疑是該領域的重要成果。學界長期爭論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在前現代英國城市衛生事業中發揮主要作用。但我的研究發現，實際上，正是多方力量的互動推動了這一過程。從歷史的視角來看，這為我們理解當代城市治理中的公共參與與多方博弈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徐欣蕊：張翔景的發言強調了多方力量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性，歷史上的立法與執法之間的張力是跨國城市治理中常見的現象。那么如何在制定政策的同時確保有效執行？

楊松濤（天津師范大學）：張翔景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視角。政府的執法往往比立法更具挑戰性，尤其是在歷史上，我們看到，盡管許多法律文件出臺，但如何有效地執行這些法律依舊是治理中的難題。這不僅僅存在于歷史中，在今天依然顯著地影響著當代的跨國城市治理模式。這種現象讓我聯想到跨國城市治理中的社會組織角色。社會組織不僅協助政府推動政策執行，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治理方向。在此基礎上，我認為，治理的多方參與不僅需要中央政府的主導，更需要地方政府的協同，以及社會團體的深度介入。

丁裕瑩（廈門大學）：城市治理的階段性變化是理解公共政策執行的關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城市治理的參與模式和結構常常有顯著變化。我關注活動房屋的發展歷程。活動房屋作為美國社會的第三大住宅類別，主要面向低收入群體，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活動房屋最初源于20世紀20年代的旅行拖車，當時汽車成為長途旅行的主要工具，旅行拖車應運而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發展成為一種移動住宅，特別在大蕭條時期，活動房屋作為流動工人的住所得到了推廣。二戰期間，政府大量采購拖車房屋以滿足戰時工業區工人的住房需求。到了二戰后，活動房屋的用途擴展到了退伍軍人和大學生的臨時住房。隨著制造技術的進步，活動房屋逐漸走向永久性住房，并于70年代得到大規模普及。這促使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建筑規范和標準，最終明確活動房屋的合法地位，推動了這一住房類別正式進入美國的住房體系。這一過程顯示，城市治理需要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之間找到動態平衡，同時注重不同階段社會需求的變化。

徐欣蕊：丁裕瑩的研究提供了一個以住房治理為切入點的精彩案例，展示了政策如何在社會需求的推動下實現調整。那么，社會組織在這一過程中是否能進一步影響城市治理？

李坤翱（上海師范大學）：社會需求對城市治理有重要影響，而社會組織則是鏈接政策和需求的重要橋梁。我比較了芝加哥和名古屋的城市規劃歷史，發現社會組織的角色對規劃的成敗至關重要。芝加哥和名古屋的城市規劃背景相似，均面臨城市化帶來的壓力，如人口膨脹與交通擁堵。然而，兩座城市在社會組織的參與程度和政府角色上存在顯著差異。

芝加哥商會的作用尤為突出，它廣泛代表了各階層利益，通過投票和宣傳提升了社會組織的影響力，而名古屋的準備會則由少數精英組成，缺乏廣泛的支持，無法有效代表居民的利益。在規劃方案方面，芝加哥的規劃注重建筑的象征意義和教育作用，而名古屋的規劃雖然強調居民參與，但最終未能實現預期的目標。

通過這些對比，我希望為理解社會組織在城市規劃中的作用提供新的視角。這一對比提醒我們，社會組織不僅是協助政府執行的工具，還可以通過廣泛的參與和宣傳，推動更具包容性的治理。

李慈怡（東北師范大學）：社會群體的參與不僅體現在政策執行中，更體現在文化空間的構建上。我的研究分析了紐約猶太移民如何通過會堂在城市空間中構建自己的文化與社會空間。會堂不僅是宗教活動的場所，它也是一個社交和文化互動的中心。

通過分析會堂的建筑風格、宗教實踐及跨族裔互動，我的研究展示了猶太移民如何在紐約這座多元文化的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猶太會堂的存在不僅促進了猶太文化的傳播，也推動了紐約社會空間的多樣性和文化融合。通過這一過程，猶太移民不僅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同時也參與到紐約這座大都市的公共生活中，推動了城市文化的多元化。

這一研究不僅展示了移民如何通過文化空間實現在地化，也反映了城市空間在不同族裔文化互動中的復雜性。文化認同與城市空間的交織展示了文化互動如何影響城市治理中的公共空間建設。

圓桌討論現場

二、文化互動和在地化實踐

徐欣蕊：文化互動和在地化實踐是移民社群塑造身份和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徑。在多元文化的城市中，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為城市注入了豐富的多樣性。與此同時，文化如何通過空間得以表達和互動，也是理解移民社群生活方式和社會適應過程的關鍵。今天的討論中，我希望大家能分享各自的研究和觀察，探討文化與空間的關系，以及移民社群在不同社會環境中如何實現文化的在地化。李慈怡，您在研究紐約猶太移民歷史時，探討了移民社群在城市空間中如何互動與表達文化特色。能否進一步闡述，猶太會堂如何在推動猶太社群文化認同的同時，成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李慈怡：在城市中，文化互動不僅體現為人群的交往，更體現為空間的構建與意義的賦予。紐約猶太移民的歷史展示了城市空間中的文化互動。城市空間不僅是物理空間的構建，更是文化認同與社會互動的體現。猶太移民在融入紐約主流社會的過程中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特色，他們并未完全同化。通過會堂，猶太社群在這一復雜的城市環境中，既保持了獨特性，又參與了更廣泛的文化互動。會堂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動態的角色，既是社區的文化象征，也是社會多元化的重要載體。這啟示我們，城市空間不僅是物理環境，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劉博然（廣西師范大學）：李慈怡的研究深入探討了移民社群的文化互動，但我認為，文化互動遠不止是單純的交流，它更多地體現為權力關系的角逐。文化認同常常受到經濟和政治力量的深刻制約。移民社群的在地化，往往并非單純的文化融合過程，而是經歷了權力、資源和社會結構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移民群體可能會為了更好的生存而調整其文化認同，或被迫適應主流社會的規則和價值觀。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當文化互動與社會權力結構交織時，移民如何爭取文化自主性？主流社會又是如何通過政策和制度塑造文化互動的？

徐欣蕊：劉博然的觀點提示我們，文化互動的背后存在復雜的利益與權力博弈。那么當文化交流由強勢經濟或政治力量主導時，會對受眾文化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李尚（廈門大學）：我關注的是美國文化在拉丁美洲的輸出，特別是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公司城鎮的興起過程中，如何通過跨國公司推動美國現代化理念的擴展。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大型跨國公司不僅在拉丁美洲建立公司城鎮，也在文化上進行廣泛的滲透。在19世紀后半葉，美國的壟斷資本主義快速崛起，并將這一模式帶到拉丁美洲。福特汽車、安納康達銅業和聯合果品等公司圍繞礦山和種植園建立了多個公司城鎮。這些城鎮不僅為工人提供了完整的美式城鎮生活體驗，還將美國的現代化理念——包括教育、衛生、文化等——輸入到拉丁美洲，并努力將當地社會改造成符合美國“現代文明”的樣態。

同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全球權力的競逐進入了關鍵階段，世界迎來了大轉型的時刻。對新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來說，發展經濟和進行國家建設是他們的首要任務。在自由主義與實證主義觀念的引導下，各國積極主動地向歐美國家學習，開啟現代化進程。然而，他們也只能無可奈何地接受歐美國家的輸出與掠奪，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和英美權力的更迭中，發揮著有限的能動性。

徐欣蕊：我在上海大學和丹麥奧爾堡大學攻讀雙博士學位，可以說是處在文化交流的第一線。因此，我特別關注文化交流中的微觀層面，尤其是在文化轉譯的問題上。在我的研究中，我考察了“playground”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探討了歐美“游戲場”如何演變為中國的“操場”，并分析了這一文化轉譯的歷史背景。這一研究揭示了文化交流中的權力關系與文化轉譯的挑戰。如何準確地表達一個文化概念的轉譯，不僅僅是語言層面的轉換，更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認知和價值觀的碰撞。在國際學術交流中，如何發出“中國聲音”是一個亟待思考的問題。文化轉譯需要在保持原意和適應本土需求之間找到平衡。而這一過程并非僅限于詞語的翻譯，它還涉及更深層次的文化背景解讀。那么其他學者在研究時是否也遇到過類似的文化轉譯問題？

李坤翱：在研究日本城市史時，我也遇到了類似的文化轉譯問題，特別是日語詞匯“まちづくり”如何翻譯成中文。日語中“まち（町）”包含多種含義：城鎮，街道，地名，社區等。但在日本文化中，它專指具有自治、互助和排外特征的社區。因此，翻譯這一詞匯時，必須考慮到日本獨有的文化背景，而不能簡單地將其翻譯為“城市建設”或“社區建設”。最初，該詞有過多種翻譯方式，如“城鎮制造”“社區制造”等，但最終，“社區營造”成為最常見的譯法。這一翻譯不僅貼近日語原意，也能夠更好地體現日本社區再建、保存傳統居民自治文化的目標。這一翻譯爭論反映了跨文化交流中常見的挑戰：重要的專有名詞往往無法一蹴而就，它們需要在文化背景、歷史脈絡以及社會習慣中經歷長期的討論與調整，才能達成更準確的理解。

萬雪梅（江蘇大學）：作為一名英語系教師，我常常面臨將中國特有文化詞匯翻譯成英文的挑戰。在這方面，直接使用拼音是一種有效的方式。例如，琵琶和二胡的英文翻譯通常直接保留拼音，這樣不僅保留了原文化的音韻，也能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發出獨特的“中國聲音”。在我看來，如果徐同學你所研究的“操場”已經與西方的“playground”有了顯著區別，那么直接使用“操場”這一拼音作為英文翻譯也是一種可行的方案，它可以傳達出更符合中國文化特征的含義。

三、跨國聯系與文化碰撞

徐欣蕊：跨國聯系與文化碰撞是全球化背景下一個不可回避的議題。不同國家間的文化、經濟和政策交流不僅推動了社會進步，也伴隨著矛盾與張力。那么這些跨國聯系如何影響了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文化如何回應外來影響，乃至重新定義自身的身份？

李尚：跨國文化碰撞往往被認為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單向輸出的過程，但我認為，這種互動實際上更加復雜。在20世紀初，美國的大型跨國公司不僅將美國的公司福利制度移植到拉丁美洲，還帶去了美國的飲食習慣、娛樂方式等文化元素。然而，這種文化輸出并非單向的，拉丁美洲的工人并未完全接受美國模式，反而在與美國文化的互動中表現出強烈的文化抵抗和改造。美國文化與拉丁美洲本土文化之間的文化沖突與利益沖突逐漸顯現，尤其在公司城鎮中，工人們不僅要適應新的生活方式，還要面對從生產到日常生活各方面的文化壓力。這一過程中，跨國資本不僅作為經濟力量參與全球化，也成為文化沖突的重要推動者。這一文化與經濟的雙重碰撞反映了全球化進程中，跨國公司如何通過經濟手段推動文化同化，然而這種同化并不是沒有抵抗的。拉丁美洲的工人群體通過自己的方式在生活習慣、社會互動甚至宗教實踐中，逐步改造美國文化的輸入，最終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混合現象。

李坤翱：跨國文化的互動不僅體現在生活方式上，也表現在城市建設和空間規劃中。20世紀初，美國的城市規劃理念深受法國影響，而日本的城市規劃最初仿照的是德國模式。然而，二戰后，美國占領日本，促使美國的城市規劃理念逐漸滲透到日本。通過這一過程，芝加哥商會與名古屋的規劃準備會之間的交集，體現了美國規劃理念對日本城市建設的深遠影響。

我在研究中發現，日本在吸收美國城市規劃思想時，并沒有完全復制美國的模式，而是在本土化的過程中做出了調整。這種文化互動并非一方完全接受另一方，而是通過不斷的調整、適應和再創造，形成了新的文化空間。這一現象展現了跨國文化聯系中的適應與創新，并體現了文化在全球擴展中的復雜性。

徐欣蕊：李坤翱的發言讓我們意識到，跨國文化輸入并不總是簡單的強勢主導與被動接受關系，而是一種復雜的適應與再創造的過程。那么，這種互動的張力在移民群體與主流文化的關系中是否也同樣存在？

李慈怡：我研究的猶太移民與基督教文明在紐約的互動，展示了文明間的復雜互動。猶太移民在紐約的生活過程中，受到美國城市文化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猶太會堂的宗教活動增多，尤其是為了滿足教徒的社交需求，增加了布道活動；其次，猶太教的復興現象更加明顯，悟道行為增多。然而，這種文化互動并非完全和諧，尤其是猶太教葬禮的游街習俗與城市工人通勤之間的沖突，展現了文化融合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張力。

然而，正如我的研究所表明的，文明互動并非一方被另一方同化的單向過程。猶太人雖然在宗教活動和社會互動中受到了美國文化的影響，但他們依然保持著與歐洲猶太傳統的聯系，并且在紐約的城市空間中形成了獨特的猶太文化標識。文化交流中的這種張力，既有沖突，也有融合，最終推動了紐約成為一個更加多元和包容的城市。

徐欣蕊：我一直在思考城市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是否存在跨國轉向。傳統上，城市史往往局限于某一國或某一地區的研究，而跨國史關注的是人、物、思想等跨越國境的交流。事實上，跨國聯系一直是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議題，尤其是在港口城市和全球性城市的研究中，我們已經看到大量的跨國交流。那么，再言城市史研究中跨國轉向是否合適？

李慈怡：作為移民研究領域的一員，我認為跨國史的興起確實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過去對于紐約猶太會堂的研究較少關注猶太移民的跨大西洋聯系，但隨著跨國史視角的引入，學者們開始從全球視野挖掘出許多新的研究議題。例如，猶太教的教職人員在大西洋兩岸的流動問題，就是我們以前未曾關注的重要議題。通過跨國視角，我們可以看到文化和社會變遷不僅僅是局部的，它們常常涉及更廣泛的地域和更復雜的力量網絡。

劉博然：跨國轉向確實拓寬了城市史的研究邊界，尤其在經濟合作與制度傳播領域。以美國的城市治理理念為例，20世紀初，美國城市經理協會在多個國家建立培訓機構，培養當地的公務員和城市管理人員。這不僅是技術輸出，也是一種治理理念的全球傳播。這種跨國流動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城市治理的全球框架：不同城市之間如何通過跨國合作實現制度創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史研究是否應該更多地關注這種跨國治理網絡的形成與演變？

李莉：跨國轉向在西方史學界已經成為一個前沿話題，并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桑多瓦爾·斯特勞斯（A. K. Sandoval-Strausz）和南希（Nancy H. Kwak）主編的《讓城市全球化：城市史上的跨國轉向》（Making Cities Global：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Urban History）一書總結了西方史學界對城市史的跨國轉向的最新看法。這本書展示了跨國轉向如何幫助學者跳出單一城市或國家的框架，從更廣闊的全球視角理解城市的變遷過程。尤其是在探討港口城市、移民城市和殖民城市時，跨國史視角揭示了隱藏在城市表象背后的全球力量網絡。然而，如何界定跨國轉向的邊界，仍然是一個開放性問題：究竟什么樣的研究才能被稱為“跨國史”？跨國轉向是否適用于所有類型的城市研究？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的理論梳理和實證研究。

《讓城市全球化：城市史上的跨國轉向》（Making Cities Global：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Urban History）

本次圓桌論壇的討論圍繞城市治理中的公共參與與政治博弈、文化互動與在地化實踐以及跨國聯系與文化碰撞三個核心主題展開，學者們以豐富的歷史實例和多元的跨國視角，剖析了城市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復雜演變與多重張力。這些探討不僅深化了我們對歷史時期城市治理與文化互動的理解，也為現代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啟發。通過梳理歷史經驗可以發現，無論是公共參與與利益博弈中的權力平衡，文化互動中的融合與抵抗，還是跨國聯系中的合作與沖突，城市始終是全球化浪潮中利益博弈與文化碰撞的核心場域。全球化進程中的城市治理既充滿機遇，也面臨挑戰。無論是歷史上的經驗還是現實的啟示，都在指向一個核心命題：現代城市治理需要在文化包容、利益平衡和跨國合作中，尋找更為開放與協調的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