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初俄國的反啟蒙主義思潮

安杰伊·瓦利茨基

2024-11-26 09:48

十二月黨人的政治改革計劃充滿了18世紀的理性主義精神，他們的歷史哲學和文學觀也體現出了浪漫主義運動的影響，但他們中間很少有人意識到，啟蒙運動的價值觀和浪漫主義的價值觀往往并不相容。許多十二月黨人（如丘赫爾別凱爾）傾心于古典主義風格，認為古典主義詩歌能更好地表達古老的“共和美德”精神。

卡拉姆津地位獨特，但他也受到了啟蒙運動思想傾向的直接影響，他關于歷史連續性之重要性的觀點主要就借鑒自孟德斯鳩（盡管他斷然拒絕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論）。卡拉姆津尊重宗教，將其視為社會秩序的支柱之一，但他也稱宗教神秘主義為“荒謬學”。

本文討論俄國思想史上啟蒙主義哲學的幾個極端對立面，從18世紀的理性主義到神秘的宗教學說，或帶有神秘主義傾向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

十二月黨人起義

神秘主義

亞歷山大一世統治時期的神秘主義，是18世紀末俄國共濟會內部以施瓦茨和玫瑰十字會為代表的神秘主義派別的直接承續者。葉卡捷琳娜和保羅對共濟會成員的迫害并未阻止這一派別的發展，外國神秘主義者著作的原作和譯作越出越多。

神秘主義在亞歷山大統治期間興盛起來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反拿破侖戰爭。拿破侖的失敗被解釋為一個證據，證明俄國肩負一項神圣使命，她被上帝選中來抗御反基督，以使基督教重獲新生。法國皇帝的垮臺被與《啟示錄》中白馬騎士的失敗作比，預示世俗榮耀的無常和人類力量的卑微，它們均難以與上帝的意志相提并論。拿破侖的失敗也是一個反對“人類理性之自負”的觀點，因此它事實上同樣反對啟蒙哲學家們的這一主張，即神的王國可以在沒有神啟的情況下在人間建立。

這場運動的基調系由亞歷山大本人定下。這位沙皇年少時曾接受過瑞士自由理性主義者拉哈普的教育，在其統治的后半期，則受到克呂德納男爵夫人影響，還與她合寫了一本書，書名意味深長，即《圣地上方的云朵，或驕傲的哲學甚至也無法預見之物》。亞歷山大在起草神圣同盟文本時曾征詢這位男爵夫人的建議，他之后在1815年9月與普魯士國王、奧地利皇帝共同簽署了這份文本。這份文本將入盟三國稱為“同一基督教民族”的三個成員，三位君主為天啟的世俗代表。應該指出，亞歷山大真心相信這一虛構的基督教聯邦，為了它甚至不惜讓俄國的民族利益面臨風險。另外兩位君主簽署《神圣同盟宣言》則純粹出于政治動機，奧地利皇帝以及他那位有權勢的大臣梅特涅公爵甚至認為，這份條約的措辭表明其作者已然精神錯亂。

神圣同盟被恰當地描述為一個國際封建守舊派的聯盟。不過，亞歷山大統治時期的俄國神秘主義并不能被視為一個統一的保守派別。除一些保守的（通常是十分模糊的）傾向外，還有一些旨在升華宗教體驗的實在嘗試。許多神秘主義信徒不僅尖銳批判18世紀的理性主義，而且也將矛頭指向官方的東正教，這驅使他們去尋找一種教會之外的“內在宗教性”（inner religiosity），這種信仰直接訴諸感情和直覺。新教信徒，尤其是貴格會信徒，博得了廣泛的認同，他們認為每個基督徒靈魂中燃燒著的神秘的“自然之光”能照亮救贖之路，而無須神職人員介入。英國圣經公會在圣彼得堡的活動也引起了廣泛關注。

當時俄國神秘主義者中最杰出的人物是亞歷山大·拉勃津（Aleksandr Labzin，1766-1825）。他是玫瑰十字會會員施瓦茨在莫斯科大學教學時最喜歡的學生之一，他在施瓦茨影響下參與了共濟會運動。1806年，他創辦期刊《錫安導報》，在教會上層的要求下，該刊幾乎立即被封禁。但在1817年，在自身亦為神秘主義者的正教院院長亞歷山大·戈利岑接管教育部一年之后，這份雜志又被允許出版。1817-1818年間，《錫安導報》極具影響，連東正教的主教們也被其觀點所感染。大牧首福季是異端神秘主義的死敵，可他也稱拉勃津是受正教院和圣彼得堡神學院崇拜的“偶像人物”。這種說法自然是夸大其詞。不難理解，大多數神職人員均對拉勃津持有敵意，正教院支持拉勃津的觀點與其說是出于信念，不如說是為了討好皇帝和戈利岑公爵。

《錫安導報》宣揚“內在基督教”（inner Christianity）概念和道德覺醒的必要性。它向其讀者承諾，一旦他們在道德上重生并因信仰而充滿活力，他們就會獲得超越理性的認知能力，能夠洞悉自然的種種奧秘，從中找到一把能夠破解最高啟示的鑰匙，而不必借助教會。

拉勃津的宗教是一種無宗派的、反教會的基督教。他堅持認為，在創世的第一天，人們的內心即已充滿對基督的信仰。因此，較之于那些雖然受了洗，卻被錯誤的文明價值觀所蒙蔽的現代各民族，作為異教徒的原始人反而更接近真正的基督教。官方教會只是一個低級的基督徒團體，《圣經》才是“沉默的導師，能給心中那位活著的導師以象征性暗示”。在拉勃津看來，所有宗教教條均是人的杜撰，耶穌并不強求人們思想一致，而僅希望他們行為公正。耶穌說：“你們所有勞苦擔重擔的人哪，到我這里來吧！”這句話表明，他并不想在信眾和上帝之間設置任何中間等級。

當沙皇亞歷山大開始受大牧首福季影響時，拉勃津便在劫難逃了。他的期刊再次被查封，他們在找到第一個借口后立即將他流放，他最終死于流放地。

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Mikhail Speransky，1772-1839）是俄國神秘主義思潮中的有趣人物之一，我們在前文論及卡拉姆津時曾提及他。斯佩蘭斯基在1812年因涉嫌支持拿破侖被流放，但這位立法改革家的思想卻似乎是神秘主義和18世紀司法理性主義這兩者相當奇特的有趣混合物，因為他曾在神學院學習，是共濟會會員洛普辛的好友。在研習《拿破侖法典》的同時，斯佩蘭斯基還閱讀了雅各布·波墨、圣馬丁、蓋恩夫人和希臘教會教父們的著作。他的政府改革靈感源于一種真正的基督教社會秩序觀。他相信，在俄國引入代表制、法治和財政問責制是符合《福音書》中的禁令的，他認為《福音書》中包含一切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法。在流放中，斯佩蘭斯基成了一個更加狂熱的神秘主義者和更加激烈的反教會者。他寫道，官方教會的教義是“一種完全錯誤的基督教體系”。

尼古拉一世登基后，神秘主義思潮很快遭到冷遇。在這方面最重要的一步，是作為神秘主義運動之核心的共濟會分會被查封。共濟會早在1822年即被禁，在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后彌漫開來的恐懼氣氛中，任何地下狀態的共濟會運動均難以為繼。然而，隱在的神秘主義傾向依然存在，并在恰達耶夫和浪漫主義的愛智派的思想中留下了痕跡，也波及年輕的巴枯寧以及斯拉夫派的觀點。

愛智派與俄國的謝林主義

除神秘主義外，反對18世紀理性主義的最重要思潮即哲學浪漫主義，這一派別主要以1823年成立的秘密社團愛智者協會（Society of Wisdom-lovers）為代表。實際上，此協會僅有五名成員（弗·費·奧陀耶夫斯基、德·弗·維涅維濟諾夫、尼·米·羅扎林，以及后來的斯拉夫派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和亞·伊·科舍廖夫），但由于它與被允許公開活動的謝·葉·拉伊奇的文學協會關系密切，因此影響相當可觀。愛智派通過1824-1825年間出版的輯刊《摩涅莫緒涅》宣傳他們的思想。他們用神秘的共濟會術語“愛智”取代“哲學”一詞，以表明他們是獨立于法國哲學的流派。該協會主席奧陀耶夫斯基在《摩涅莫緒涅》中寫道：“直到如今，大家仍會把哲學家想象成那些18世紀法國饒舌鬼的模樣。我想知道，是否有很多人能夠理解真正神圣的哲學與伏爾泰或愛爾維修之間的巨大區別呢？”這些年輕的愛智者們在德國看到了這種“真正神圣的”哲學，奧陀耶夫斯基如此表達他們的感情：“古代條頓人的土地，高貴思想的土地！我把我崇拜的目光轉向了你。”

對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興趣，就是對十二月黨人及其追隨者所熱衷的政治興趣之背離。后者無法接受愛智派從絕對概念的高度看待世界的方式，絕對概念會誘使他們鄙視世俗的“經驗主義”，對當時火熱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視而不見。亞歷山大·奧陀耶夫斯基和弗拉基米爾·奧陀耶夫斯基這兩位堂兄弟之間的通信有趣地顯示出了這一差異。堂兄亞歷山大是十二月黨人，他指責堂弟的“偶像崇拜”，稱堂弟會在抽象概念中迷失自我；堂弟弗拉基米爾則指責堂兄缺乏對于精神的更高層面的理解。

正如科耶雷所正確指出的那樣，愛智派和十二月黨人間的差異不僅體現為兩代人之間的代溝（愛智派是更年輕的一代，1812年衛國戰爭并未對他們產生巨大的決定性影響），也顯示出了俄國兩座都城之間的距離。愛智派的哲學興起于莫斯科，而十二月黨人的主要活動中心是圣彼得堡。十二月黨人丘赫爾別凱爾在給弗拉基米爾·奧陀耶夫斯基的信中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請你逃離莫斯科那腐朽、惡臭的氛圍。”半宗主制的莫斯科及其古老的貴族家族是古代莫斯科公國的都城和俄國宗教生活的中心，也是保守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大本營，它抵制理性主義思想和革命思想，甚至自由主義思想。在18世紀，它曾是作為共濟會神秘分支的玫瑰十字會的主要中心，在19世紀，它又催生出斯拉夫派運動。與其相對，圣彼得堡則是一座沒有歷史的城池，它是當時俄國唯一的現代城市，它是背井離鄉的平民知識分子的搖籃，也是自由思想、民主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據點。

這些年輕的愛智者起初主要對謝林的自然哲學和藝術哲學感興趣。他們視世界為一件活生生的藝術作品，視藝術為無意識創造和有意識創造的有機統一。他們認為，富有靈感的藝術家并未模仿現實，而是在根據神的創造原則重新創造現實，因此，富有靈感的藝術家就真正值得被稱為神圣的存在。此外，藝術與哲學密切相關，哲學的工具之一其實就是藝術直覺。無怪乎，滿懷此類信仰的年輕愛智者們會對古典主義的一切呈現和“模仿法國樣板”的一切舉動表現出強烈敵意。

愛智派的自然哲學受到兩位俄國謝林主義者的影響，一位是達尼洛·韋蘭斯基（Danilo Vellansky，1774-1847），韋蘭斯基是謝林的學生，也是圣彼得堡醫學和外科醫學院自然史教授；另一位是米哈伊爾·巴甫洛夫（Mikhail Pavlov，1793-1840），莫斯科大學教授，《摩涅莫緒涅》雜志的創辦者。但與這兩位導師不同，愛智派并未接受過科學訓練，因此他們的自然觀極易滑入幻想領域。他們追隨謝林，反對原子物理和機械物理，從對立的角度看待一切問題。他們認為：自然是一個活的、精神的整體，其中包含著創造力、運動和對立面之間的斗爭，對立面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與此同時，自然又僅僅是精神的外衣，其一切表現因而均具有秘密的象征意義。理解這些象征物并進而闡釋和把握自然的鑰匙，可在思辨哲學中覓得。奧陀耶夫斯基在半自傳性質的《俄國之夜》一書中這樣描寫他的青年時期：“我的青春時代是一個形而上學成為普遍氛圍的時代，一如政治科學在當今成為普遍氛圍。我們相信一種絕對理論有可能幫助我們創造（我們當時使用“建構”一詞）一切自然現象，一如當今我們相信一種社會秩序有可能滿足人類的一切需求。”

愛智派世界觀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摩涅莫緒涅》上的許多文章均吁求一種真正“獨特的”民族文化，這似與十二月黨人的文學綱領相一致，這也正是丘赫爾別凱爾愿意向《摩涅莫緒涅》供稿的原因。然而，此類合作的思想基礎十分薄弱。依據理性的啟蒙主義觀點（這種觀點對十二月黨人影響甚大），民族首先是一個由立法和“公民總和”構成的“政治實體”。可是，愛智派卻把民族視為一個超越個體的整體，一個獨特的集約個體，這一集約個體是依據其種種“獨特的”原則歷史地演變而成的。這種解釋或許會導致對民族存在中的非理性元素的理想化，對所有那些有可能中斷歷史連續性的“機械變革”或曰革命的譴責。堅信歷史注定會讓每個民族均肩負其獨特使命，這一看法可能會與理性的普遍主義發生沖突，后者是十二月黨人思想主要的（盡管并非總是有意識地表達出來的）前提之一。

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失敗以及起義者們后來的命運對愛智派產生了深遠影響。為安全起見，他們的協會立即解散，但成員們繼續非正式地會面。1820年代后半期，他們仍是一個相對一致的群體，并在由歷史學家米·波戈金主編的《莫斯科導報》上發文。他們的主要興趣由自然哲學轉向了歷史哲學，他們如今關注的問題是俄國相對于西歐的地位，尤其是由兩者之間的接觸，以及由純粹的民族因素和被彼得大帝移植過來的西方價值觀之間的張力所引發的種種問題。這一問題在詩人兼哲學家德米特里·維涅維季諾夫一篇簡短卻有趣的文章《論俄國的啟蒙狀態》（1826）中得到討論。作者的中心命題是俄國文化缺乏獨特的“民族因素”。他認為，讓俄國找到其真實本性的唯一方法就是讓它與歐洲隔離，向歐洲展示出一種基于堅定的哲學原則之上的人類精神進化的整體觀，只有這樣，俄國方能發現其位置以及其獨特的歷史使命。

1830年代擔任愛智者協會主席的是弗拉基米爾·奧陀耶夫斯基（Vladimir Odoevsky，1803-1869），他或許是俄國浪漫主義保守思潮中最具天賦的代表，他后來成為一位著名作家。1844年，他出版了《俄國之夜》。這本有趣的書包含朋友間的談話，其中穿插進各種故事，具有一定的歷史文獻價值，因為（用其作者的話來說）它“描繪出一幅相當精確的畫面，展示了1820年代和1830年代莫斯科年輕人所熱衷的思想活動”。

與謝林本人一樣，奧陀耶夫斯基也逐漸轉向神智學和宗教歷史哲學，他花費更多時間閱讀神秘主義者和神智學家的作品，如波墨、波爾達吉、圣馬丁和巴德爾等人的著作。如今引起他關注的一個重要哲學問題是原罪問題。在奧陀耶夫斯基看來，人曾是一種自由的精神，人目前對自然的依賴是人墮落的結果，因此，肉體應被稱為精神之疾。但是，人通過愛和藝術能獲得再生，人類的美學進化表明人類有能力恢復其失去的完整性與精神和諧。不過，藝術必須為宗教所滲透，如果脫離宗教，藝術就僅為一種“自我中心的力量”。科學亦如此，如果脫離宗教和詩歌，科學或許會導致一個民族的精神死亡。

在奧陀耶夫斯基看來，能使一個民族融為一體并轉變為一個活的整體的力量，即他所謂“本能”（instinct）。這種本能當然不是一個生物學概念，而是一種強大的非理性力量，近似“神的火花”。神秘主義者認為這種“神的火花”是在人類墮落后殘存在人身上的，它使人在未來的重生成為可能。原始人大量擁有這種本能力量，但后來由于文明的進步，尤其由于古羅馬文明的理性主義，這些力量變得微弱了。雖然基督教業已開創了一個新的本能時代，但在一個較先前更高的文明階段，這些力量的源泉正再次枯竭。這是理性主義和過度分析的結果，理性主義和過度分析導致了唯物主義和現代工業化的興起。值得注意的是，對于19世紀早期保守的浪漫主義而言十分典型的資本主義批判（與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密切相關），在俄國思想史中即發端于此。

奧陀耶夫斯基宣稱，與啟蒙時期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不同，真正的哲學是直接以本能為基礎的。如果沒有直接源自本能的“先天觀念”，就不可能將認知客體視為一個活的整體。幸運的是，藝術部分地保留了在理性主義影響下喪失的原始能量，它有助于強化被削弱的本能。詩的直覺永遠不會出錯，“詩意的沖動是心靈中最寶貴的力量”。詩歌不僅能滲透進知識，而且還能滲透進人類活的社會肌體。詩歌和宗教一樣，也是一種能夠聯結社會的強大的本能力量。在一個科學進步導致宗教和詩歌消失的地方，社會就會變成一個退化的有機體。本能是一種創造性原則，一種有機力量。沒有本能，人類的一切努力，無論藝術、科學還是立法，都將是無生命的。沒有本能，就沒有活的社會紐帶，理性主義只能創造出一個“機械的、無生命的”社會。

奧陀耶夫斯基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于他堅信，西歐居民失去的本能力量財富被保存在俄國，保存在這個仍然生活在“英雄時代”的年輕國度中。由于彼得的改革，俄羅斯人已被歐洲的文明成就所同化，他們雖然獲取了老人的經驗，卻依然是孩童。因此，俄國如今被賦予一項崇高使命，即向歐洲古老、僵死的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值得補充的是，奧陀耶夫斯基的德國導師們也分享了奧陀耶夫斯基的某些想法。1842年，當奧陀耶夫斯基身在柏林時，謝林曾對他說，俄國“注定會建立偉業”。德國哲學家弗朗茨·馮·巴德爾在其晚年曾給俄國教育大臣烏瓦羅夫伯爵寄去一份備忘錄，備忘錄的標題意味深長：《俄國教會在西方基督教衰落背景下的使命》。

在奧陀耶夫斯基的觀念中，俄國和西歐并非相互對立的兩極，俄國的使命是拯救歐洲文明，而非用一種全新的、迥異的文化來取代歐洲文明。在某些方面，他預先道出了斯拉夫派對歐洲的批評，但他也希望俄國能吸收歐洲文明中一切最好的東西，并在其中注入新生命，斯坦凱維奇、別林斯基和年輕的赫爾岑亦持同樣看法。

奧陀耶夫斯基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持有的社會觀則是保守的浪漫主義之典型代表，他對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進程和自由主義思想持批判態度。他認為資產階級社會是一種缺乏詩意元素的機制，一種以自身利益為動機，沒有任何道德紐帶加以束縛的個體聚合物。在他看來，俄國的半封建制度遠比資產階級國家的制度優越，盡管他也承認，俄國的制度尚有待改進。例如，擁有土地的貴族階層作為人民的監護人，最好能接受特殊的道德測試和科學知識考試。話雖如此，奧陀耶夫斯基也認為后一個觀點過于大膽，他期望到20世紀初再實施這一舉措。

愛智派的思想及其在奧陀耶夫斯基后期著作中的延續，構成了俄國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過渡階段。一方面，通過在俄國普及德國哲學，尤其是謝林哲學，愛智派為俄國接受黑格爾哲學鋪平了道路。另一方面（也許這才是主要的方面），他們是斯拉夫派的直接先驅（愛智派和斯拉夫派之間的直接聯結者是科舍廖夫和基列耶夫斯基）。后來的俄國官方保守主義思想家如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波戈金和文學批評家斯捷潘·舍維廖夫也與愛智派有聯系。最后，愛智派率先討論的一些思想后來催生出了恰達耶夫的《哲學書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