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過酒店服務生、便利店店員、自行車店銷售，在漫畫社干過美編，在菜市場賣過雪糕，在北京送過快遞，胡安焉在20年間輾轉多地，打過19份工。一邊打工他一邊讀完了夜大。

2023年，匯集他20年心路歷程的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面世后受到好評，他的名字也為更多人知曉。2024年，胡安焉又出版了《我比世界晚熟》、《生活在低處》。

盡管隨著書的熱銷，“快遞員”“打工人”成為他的標簽，但事實上，眾多工作流轉間，他的一個身份始終未變，那就是“寫作者”， 

胡安焉的寫作是一個漫長而孤獨的過程。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時，他已經寫了十多年。他告訴我們，有段時間脫產寫作，稿費很低，他無法靠寫作養活自己，成為暢銷書作家完全是一個意外，這個概率相當于“中彩票”。

如今，在成都的生活平靜簡單，出名似乎沒有給他帶來太大的波動——除了一些誤解。他告訴我們，未來一段時間他不會再做快遞員，希望寫出一部在小眾圈子里被認可——無論暢銷與否的作品，如果以后被市場淡忘了，“也挺好”。

【以下為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

 “我是中彩票的人” 

澎湃新聞：《我在北京送快遞》登上豆瓣2023年年度圖書榜單第一，對你的生活帶來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胡安焉：這本書發表之后各種各樣的反饋以及肯定，對我影響還是挺大的，這種肯定也是在豐富我的閱歷。跟媒體、讀者還有網上的交流，給我提供了很多角度，包括外部怎么看待我和我的經歷，或者怎么看待書里的內容。這本書、這些角度是我觀察社會的一個窗口。

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獲就是經濟方面——一旦達到了我覺得可以的程度，我會隔絕跟外界的聯系消失，過上我所希望的安靜生活。

長時間經濟上的困頓，會導致面對一切都有一種自卑感或不安全感，很怕自己的貧窮暴露出來。其實人越窮的時候越想搶著買單，有錢了反而就沒那么在意了。

2013年，胡安焉在上海一家自行車店工作。 受訪者供圖

2018年5月，胡安焉在北京一小區派件。 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你提到和讀者的交流是觀察社會的窗口，那么你怎么看待當下的社會情緒？

胡安焉：如果《我在北京送快遞》在十年前出版，這樣的題材，可能沒有多少人會去關心。我記得二零一幾年的時候，當時網上說“快遞員月入過萬”還是一種羨慕的語氣。

在電商發展非常迅猛的時候，很多人不會覺得快遞員是一種比較低下的職業。有付出就有回報，人人都有機會，社會普遍沒有對前景的憂慮感。

這一兩年，很多人開始對未來帶著一種不確定性的眼光。而我曾遭遇的困難其實像是給他們打了一個樣，起到心理建設的幫助。應該說有相當數量的年輕讀者，是以這樣的心態看待這本書的。

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遞》回顧了10年里做過的19份工作。 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大眾因為這本書火了而認識你，會不會也產生一些誤解？

胡安焉：誤解就相當多了，比如說對我寫作經歷的誤解，比如說很多人認為我只接受過很低水平的教育。其實我讀過夜大的，一邊工作一邊讀，雖然是一個成人教育，但是一個大專文憑。

還有一些人以為我一直在做體力工作，有一天拿起筆來寫下自己的經歷，在網上受到關注，進而得到了出版。實際上不是這樣，我的寫作是比較長的過程，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的時候，我已經寫了10多年了。

不少讀者在豆瓣上聯系我，超過一半是請教寫作問題，但交流下來發現他們其實并不想投入時間，只是想找一個捷徑，怎么能在最短的時間投入最小的精力，獲得一個像我這樣的結果。

這也是一個誤解。我其實在寫作上面投入很多，從2009年底到2011年，基本上完全沒有收入，脫產去寫作。當然也發表了一些作品，但是稿費只有幾百塊。

澎湃新聞：你是怎么看待《我在北京送快遞》獲得大眾的認可？

胡安焉：這本書只是一個非常幸運的特例，它可能是幾萬本書里面的一個幸運兒。如果以這本書為一個目標，就跟買彩票一樣。我一開始沒有規劃這個結果，更多的是外部的偶然因素推動而產生的。

如果衡量投入產出比的話，最好不要選擇寫作，寫作是獲得經濟來源一個極其低效的手段，我其實就是中彩票的人。

10月，胡安焉在北京接受澎湃新聞專訪。 澎湃新聞記者權義 攝

低處是一個平凡的狀態

澎湃新聞：你新書的書名叫《生活在低處》，你覺得低處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

胡安焉：我理解中的低處，不是像社會底層那樣具體的階層，它不是一個特指，低處是一種比較普通或者說不是特別優秀。我人生中方方面面沒有做出什么特別好的成績，在學校學習是中等，工作之后也沒什么優異表現，經濟方面也是中等偏下。其實低處也就是一個平凡的狀態。

澎湃新聞：低處這種狀態，是一個主動選擇還是被動選擇？

胡安焉：我覺得是一個被動選擇。我身上的主動性非常弱，不是一個進取心、好勝心強的人，這跟自身性格有關，也跟家庭教育有關。我父母不要求我達到什么目標然后回報他們，我也是在被動中選擇一個讓自己更舒服的方式，但是被動和主動其實看怎么理解，（被動）也可以理解成主動。

當然，這是我在四十歲之后回頭審視自己二三十歲的面貌的想法，讓人覺得我一直很堅定，但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對生活的態度不是這么堅定的，這個過程就像褶皺一樣，會左右搖擺，會不斷扭曲，因為時間不斷擠壓，褶皺被壓成了實心。

新書《生活在低處》 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你在你的新書里寫道，“截止現在，我還不認識光靠寫作能養活自己的人，無論是網上還是網下一個都不認識。”那他們是邊工作邊寫作嗎？這是一種怎樣的模式？

胡安焉：其實寫小說的絕大部分都是有一份主業，光靠寫小說能養活自己的是少數。出本小說，版稅也就三四萬或四五萬，這是常態。如果沒有一份主業的話，一年你出一本書，收入還遠遠不到我送快遞的一半。大多數人其實都有一份工作，卡夫卡也是要上班的，他寫作也沒掙到什么錢，詩歌其實更困難了，大家都是有工作的。

有一些自稱能夠靠寫作養活自己，但這些是少數。我沒法靠寫作養活自己，不是因為環境不好或懷才不遇，是我當時的水平確實沒有達到，是我的年齡、履歷、學歷方方面面的原因。我開始寫作的時候已經30歲了，之前做的工作每天都要占用十幾個小時，很難找到能夠兼顧寫作的工作。不過，做這些工作我也沒覺得是蹉跎歲月，或是在浪費時間。

澎湃新聞：有那么多阻力，你是怎么持續寫了十多年？

胡安焉：起步的頭兩年挺堅定的。當時我的心情很痛苦，想要跟傷害我的世俗社會一刀兩斷，要表達一個姿態。后來就比較隨性了，對寫作也沒有規劃，寫到無聊了就去掙點錢，有一點錢就停下來去寫一些東西。

更貼切地說，我是一個自傳作者。我寫的東西都是自己的經歷，沒有辦法為了寫非虛構去主動體驗某些生活內容，去接觸某些人采集某些素材，我不具備這個能力，因為我在溝通上是有問題的。

澎湃新聞：《生活在低處》的第一部分追溯了童年和原生家庭，童年的經歷對你帶來哪些影響？

胡安焉：父母對我的感情非常克制，甚至在外人看來是非常冷淡的那種，不會回應我的感情需求或物質需求，更多的是鼓勵我對自己的克制。

如果我跟外面的小朋友發生矛盾，父母會站在別人那邊批評我、教訓我，會讓我有一種不安感，甚至產生恐懼和焦慮，我會覺得我是一個人在面對世界。到最后，我會希望能夠通過迎合外部來獲得內在的安全感，不敢跟別人發生沖突。

其次就是父母他不會去滿足你的需求，比如說我想要一個玩具車，有一些孩子的父母覺得這個車太貴不合適，但他只要堅持父母還是會滿足他，但我的父母不會。我從小就明白我堅持下去只會更痛苦，最后的結局必然是失望的，因此會形成一種心理防御機制。為了避免失望而帶來的痛苦，我會主動放棄自己的欲望。

進入社會之后，因為已經習慣了主動放棄，我缺乏安全感，也不敢跟別人發生摩擦，就變成一個討好型人格，不敢跟別人競爭，甚至迎合別人，向他們表明自己沒有任何進取心和競爭性，以此來換取個人內在的安全感。

沒有父母是完美的，我不是指責我的父母，我父母對我的教育也有好的一方面，尤其是他們從不拿我去跟別人比較，從不對我提出各種要求，讓我有一種比較平和的心態，內心的滿足感還是比較容易獲得的。

澎湃新聞：現在自己組建的家庭會對你有什么改變嗎？你跟妻子是怎么認識的？

胡安焉：我們以前是在黑藍文學網上面認識的，都是寫小說的，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但很長一段時間里沒什么交往。2017年我在德邦的時候，不知道怎么就恢復了聯系，那時我們同病相憐，都在生活的低點，然后也發現性格都不喜歡交際。

今年是我們搬到成都的第三年，她至今也沒有介紹過任何一個早年的同學、同事、朋友給我，如果當年她跟我去廣州，可能情況也差不多，我也沒有什么早年的同學、同事還在聯系的。我們的生活很封閉，沒有什么社交，很單調很重復。

我們平時不怎么交流寫作，喜歡的作家風格也完全不同，但對于寫作的看法、價值取向比較趨近，比較高水平的互相理解。她對我的吸引更多是舒服，我經常開玩笑說我們是“黃昏戀”。

胡安焉搬到成都后的書桌。 受訪者提供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深海里的魚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動物都耐渴”，去成都后的環境對你有了什么新的塑造？

胡安焉：我的生活是比較平靜的一個狀態，基本上每天下午去圖書館寫東西，也沒什么交際和活動。

 “出名讓我對寫作有了更大的信心去表達更多”

澎湃新聞：你覺得最舒適理想的寫作狀態應該是怎么樣的？

胡安焉：理想的寫作狀態應該是不要過多考慮出版。很多人把寫作跟出版捆綁起來，認為寫作就是為了出版，如果沒有以出版為目的，沒有太多讀者，也沒有回報。其實，寫作能促成出版的可能不到1%，99%僅僅是處在寫作這個狀態，所以我覺得寫作者更多的是要去思考自己的生命體驗，自身想表達的內容，還有從閱讀里汲取到的喜歡的風格形式。

當然這有點理想化，如果是完全為了經濟來源去寫作，我也能接受，畢竟市場化的寫作并不會比送快遞更卑微，這肯定不會。

我需要一個平靜的外部環境，以及一定數量的交流對象，這些交流對象在寫作上有一定的認知水平，能夠構成一個有益的交流氛圍，因為你不能閉門造車。外部的一些活動會打干擾我的情緒，影響我的語感。每天在不同的情緒里面，有時亢奮，有時消沉，這樣整個文本就不是在一個穩定的狀態下完成的。

澎湃新聞：以前寫作的時候，你會從自己的這種打工生活中抽離出來嗎？

胡安焉：我本身就是一個疏離的人，不是在寫作的時候有意識的去抽離，而是確實就這樣的人。我跟很多人打過很多次交道，但在我心目中，他只是一個見過的人，而不是朋友。我很難跟人建立感情上深入依賴的關系，可能也是受家庭的影響。

澎湃新聞：對于想要出第一本書的人來說，你覺得最有益的寫作習慣是什么？

胡安焉：建立一種紀律性，每天都要保持規律的生活，然后投入時間去寫。無論寫得好不好，每天固定地你都寫一些下來，不好也沒關系，以后刪掉或者不要都行。好的東西就是在各種各樣的不好的里面誕生的。不過我自己不具備（這種紀律性），我很隨性且缺乏上進心，沒有這么強的執行力。

澎湃新聞：豆瓣里有讀者評價三本書里“重復內容實在有點多”、“被商業綁架”，你怎么看待？

胡安焉：其實沒多少重復，第一本書的第四章大概有5.2萬字，第二本書有15萬字，從比例上來說，它可能有20-30%的重復。

我沒有從出版的角度去寫作，而是想著寫完后才找出版的機會。整個過程也有一些尷尬，責任主要在我，我沒有及時跟兩個出版方去溝通，其實兩本書統合起來成為一本，才是最好的。

如果我是個大作家，我有話語權，寫出來的東西肯定能出，我就會規劃得更好，但現實是，我們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我曾經簽過一本小說集，但出版方后續再無音信，所以只要有機會，我都會先把它攬下來。

萬一《我在北京送快遞》這本出不了，我還有另外一個出版方，對我來說這是雙重保險。我當時認為這兩本書也就賣個一兩萬本，好的話兩三萬本，對我來說多掙一點錢挺好的。

所以我接受這種批評，但不是什么商業綁架，只是互相利用而已。

澎湃新聞：會有一些主動的練習，訓練自己的文本嗎？

胡安焉：有的，但是跟別人相比，我其實做的也不多，就是會在手機里把一天的一些東西記一下，很簡略的，只是給將來提供一個回憶的線索，它不是一個內容性的記錄。另外還有一個記事本，會記錄一些比較有意思的事情。

澎湃新聞：你在豆瓣閱讀標記了574本書，這些書是根據什么來選擇的？

胡安焉：我沒有一致的選擇標準，有時候是一本書很受歡迎，自己的朋友圈都在談論，我就去讀一下，有時候有人推薦，有一些是閱讀經典。最近兩年讀了很多同世代作家的作品，因為自己的書出版之后，接觸和交際面廣了，也多了一些好奇心。

澎湃新聞：你跟同世代作家的交往怎么樣？

胡安焉：如果是在商業活動，比如作者每人帶著一本書對談一下，這種的話只能是尬聊。如果是自然認識的，會更有利于交往。

澎湃新聞：家人怎么看待你的寫作？

胡安焉：他們對我寫作的認識就是興趣愛好，沒有經濟上的回報。我做的工作也很少跟他們說，說了只會讓他們更加擔心。

澎湃新聞：寫作上最大的困難是什么，如何獲得激勵和動力？

胡安焉：寫作動力對我來說一直是很困難的事情，尤其接下來在小說方向的寫作，希望能夠得到在寫作上的一些成績。這個成績肯定不會像《我在北京送快遞》這樣一本自傳性的作品（預期那么好），所以動力其實不是很強。我剛剛也說了，我不是一個有上進心的一個人，對于要達到的結果，我沒有一種執著。

澎湃新聞：得到出版后，你會再回頭看自己的書嗎？三本書你最喜歡哪一本？

胡安焉：我自己更喜歡第三本《生活在低處》，并不是因為這本書現在還在一個上架的過程，而是第三本跟我的寫作有更緊密的關系。雖然第一本書《我在北京送快遞》第四章里邊也講到了2009年底我開始寫作這件事，但它畢竟不是從一個寫作的角度去回顧的，所以還是第三本書里面的內容我更喜歡，尤其是我回顧自己的寫作經歷的角度，是我個人更關心的。

《生活在低處》目錄 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成名后有困擾你的地方嗎？

胡安焉：不存在困擾。就比如送快遞對我的生活造成困擾嗎？每天占用我十幾個小時，但是有經濟回報，所以現在也一樣，我投入時間和精力，有回報，它就不是困擾。

出名除了帶來經濟上的回報，也讓我對寫作有了更大的信心去表達更多。但另一方面是一種過度滿足帶來的懈怠感，你得到了這樣的滿足之后，要去解決寫作動力的問題。

從去年到今年，確實有很多出版方向我約稿，提出幫我申請某些扶持的經費，讓我有了更多的選擇權，但對我來說并沒有什么誘惑。因為我以后的小說出版，不會十分看重利益最大化，我更希望有一個能理解我在寫作上堅持和追求的出版方，有更多共同語言、在很多問題上有一致的看法和立場的出版方。

澎湃新聞：之前的寫作可能要從生活里找答案，比如去打工、做生意等。你覺得你有可能會回到那個狀態嗎？

胡安焉：我不知道。我現在的經濟狀況要比幾年前改善了很多。在短時間內不需要重新去做一份工作，但是如果這份工作本身內容很吸引我，甚至不用考慮它的回報，我也可能會去做。像送快遞那樣工作，未來一段時期內我都不太可能去做了。

我目前對出版不焦慮也不悲觀，沒有趁熱打鐵繼續多出書的打算，如果以后被市場淡忘了，我覺得也挺好，因為也不會再寫出《我在北京送快遞》這種受眾廣泛的書了。對于現在的我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夠寫出一部在小眾讀者圈里更受認可的作品，（不考慮暢銷與否）。畢竟，靠小說掙錢不太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