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用“勘破狐貍窗”一詞作為解讀日本文化的暗喻。長久以來，狐貍這一形象和日本文化之間有著不解之緣。上海譯文近日出版的日本哲學研究者內山節著《日本人為什么不再被狐貍騙了？》一書，從傳統民俗、思想文化、歷史哲學等彼此密切相關的話題切入，為我們打開了一扇了解日本近代化進程的奇特的“狐貍窗”。提問式的書名首先給人一些思考：狐貍為什么能夠騙人？狐貍騙人的故事又為什么在1965年以后的日本消失了？這些問題初看也許會讓許多讀者覺得困擾——狐貍騙人這種匪夷所思的體驗究竟是什么樣的，1965年這個時間點又發生了什么樣的奇妙變化？事實上，日本歷史上“消失”了的故事可遠遠不止騙人的“狐貍”，還有各種作為歷史潛流的“看不見的歷史”。

雖然本書的問題緣起來自內山節自己的生活體驗，但在這本書中有許多問題能夠與網野善彥、吉見俊哉等學者的研究形成共鳴。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將狐貍的“消失”與日本的“近代化論”相結合，產生的歷史哲學問題意識。在日本的近代化進程中，由“文明開化”開啟的“理性”認識改變著日本傳統的“自然”。“自然”在翻譯上從漢文的“自然而然”轉向指代自然科學領域的“自然界”，在這一過程中，人與“自然而然”的狀態漸漸失去了聯系。在日本文學史上，文學創作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日本的自然觀，前近代日本文學創作者通過與自然的接觸以及“生命體驗”得以生產出各種具有“靈韻”的文化產品。伴隨著“科學與理性”認識的不斷深入，曾經日本文化中由具體的“感覺”與“體驗”中延伸出的文化觀、生命觀、自然觀等多元立體的幻想，事實上逐漸被近代化帶來的合理認識取而代之。從這種意義上說，那消失的“狐貍”，也意味著一種人的具體感知上“靈韻”的消逝。

消失的“狐貍”：戰后日本社會發生的變幻

“狐貍騙人”是曾經日本社會中流傳著的怪談，現實中人們感到無法解釋的事情，往往用“被狐貍騙了”來解釋。這些故事在今天的人們看來是荒唐的附會，但是在過去的日本村落共同體中，這些故事得到了村民們的認同，并沒有人刻意去探索其真偽。內山在書中刻意提到了1965年這個時間點，作為“狐貍騙人”消失的時間分界。但事實上，這個時間點更多是內山自己的一種時間體驗：在內山看來，1965年以后日本再也沒有“狐貍騙人”的故事產出，因而這一年具有重要意義。從時間上看，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的舉辦與戰后日本第三大經濟景氣“奧林匹克景氣”可謂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的里程碑。在1958年到1964年，日本經歷了一次消費革命：家用電話開始普及，人們通過電話線拉進了彼此的距離。黑白電視與彩電也先后進入日本大眾的家庭。事實上，“狐貍”故事的消失與電視的普及也有著密切的聯系。

電視的傳播性能夠有力地將現代社會的科學、理性常識普及到具體的家庭，也容易讓人們有種“所見即事實”的感覺，更依賴于來自電視的信息傳播。明治日本雖然推行了“言文一致”，創造了統一的書面語，但是村落共同體的人們仍然能夠通過口語的形式口口相傳自己的認識。而口口相傳最容易造成的就是主觀上對事實的夸大和渲染，關于狐貍的各種傳說也就廣為傳播，電視的出現可以說從信息源上讓人們得以忘卻“狐貍”。也正如學者吉見俊哉指出的那樣，電視的普及極大影響了人們對現實的判斷，是戰后日本發展過程中的演繹-生成裝置——“電視臺是（1960年代以來）眾多日本人所共同懷有的欲望及心理映像的最大培育器”。

在戰后日本教養主義的普遍化、大眾文化的發展和教育入學率的提升下，人們往往容易建立一種高度同質化的認識，或者說現代社會的“常識”。一切都已經是被科學解釋合理化的可知之物，曾經神秘莫測的怪談為什么產生的問題則被理性的單一解釋忽視。那些關于“狐貍騙人”的故事，在人們心里會下意識認為這只不過是并不存在的玩笑，而不會像曾經沒有接受過這種一元化認識、具有豐富生命感知的人們那樣通過傳統共同體的交流信以為真。比起通過村落共同體口口相傳流傳的故事而認同其真實性的情況，個體的世界觀認識更容易接受教育和傳媒帶來的“常識”，從認知世界的源頭上就具有“理性”而缺乏感知力。那些不合理的認知逐漸“不可見”，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精神基礎：人不再與“狐貍”建立直接的傳統的交流，不再從自然界里讀取信息。村民逐漸外出務工，怪談存在的空間越來越小，脫離了村落共同體這個空間，村民和近代化的世俗世界的聯系越來越深，山林之間那“自然”的原鄉逐漸陌生了。加上戰后對山林的進一步開發，留給狐貍的自然存在空間也已經不多了。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怪談漸漸不再出現于山林鄉野，而是以“都市傳說”的面貌出現，但許多“都市傳說”的內核素材恰恰來源于都市工作、生活的人們與原鄉之間那段漸行漸遠的聯系。不少“都市傳說”題材的創作中，便有在城市務工的角色想到曾經在故鄉山林曾經發生過的怪談而特意回來尋跡的橋段，這也是一種精神意識上對“原鄉”的再發現。逐漸“退場”了的鄉野怪談盡管失去了人與自然“非理性交流”的感知基礎，但仍然有了“理性”下新的歸宿。各種基于怪談而創作的文化產品通過電視向觀眾們放送，觀眾們在意識到其本質的同時不再懼怕這些曾經神秘莫測的怪談，而是心安理得地在電視前將其作為生活中的文化消遣觀看。各種各樣的山林傳說和怪談元素，也為各種亞文化產品的創作提供了極大的素材庫。

大樹下的樹根：那些“看不見的歷史”

日本社會史家網野善彥曾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梳理出了中世日本社會史上“文明化”的變革期：中世具有未開的“野性”的日本，逐漸通過社會原理與觀念意識上的變化，向著“文明化”轉換。例如，在中世前期的日本社會，從事屠宰與清潔等職業的社會群體因為與“污穢”這一特殊問題有關，成為一群由于擁有清除“污穢”的能力而與眾不同的、帶有神圣色彩的專職業者。但室町時代開始，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文明化”的同時人們對于“污穢”的恐懼感也逐漸消退，“污穢”變成了不潔的、骯臟的和需要避諱的東西，更接近現代人對于污穢的感覺，藝能民們的社會地位日趨下降，最終在江戶時代成為了被歧視的社會群體“部落民”。

從本書作者內山節所舉的例子來看，江戶時代的庶民對于“靈”的理解事實上比起中世日本更通俗化了，原先山林中神秘的“靈”進入了日常生活，開始與人類打交道。到了明治時代，則逐漸轉變為無視“靈”，反映的是人們生命體驗的變化。在戰后經濟高速增長期的背景下，經濟景氣讓日本國民們看到了未來的希望，經濟成為了支配戰后日本的“神”，自然的價值也由經濟的價值來衡量。不幸的是，這種觀念也導致了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出現了各種環境公害問題。

在今年的日本歷史向動畫《擅長逃跑的少主》劇情中，信濃的神官諏訪賴重在與少主北條時行的對白橋段便借臺詞設計復述了網野善彥上述的史學觀點，并對北條時行感嘆：“您所在的游戲場，將來也會融化。在這時代的變革期，請不要留下任何遺憾，盡情玩耍吧！” 這可以說是網野善彥歷史學與動畫文化產品的又一次夢幻聯動。從中我們能夠意識到，許多前近代歷史語境中的常識已經是“消失”和“看不見”的，更無法被現代人的生活常識所理解。隨著對自然的進一步認識與開發，以及更“理性”的時代到來，一部分曾經的“野性”必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文明”。從中世到近世再的近代的日本社會，人們基于“生命體驗”的感知從走向日常化、通俗化再到轉型為理性化、扁平化，從而不再會“被狐貍騙”。

內山節的問題意識，主要來源于他在群馬山村中的具體生命體驗。內山常年在群馬深山里的上野村與東京之間往返，在城市寫作教學，在鄉村跑田野，時間分配上是“半年都市、半年鄉村”。因而，自然與人的關系與地域共同體的重建成為內山的研究課題。在東京進行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雙向的近代化進程時，群馬的山村直到昭和二十年代（1945—1954）還保留著當青壯年負債累累時，其家人可以“上山”求生存的機制，可以無視森林的所有權利用山林資源，直到青壯年在城市賺夠錢回來為止。內山指出，這種“上山”機制是村落共同體針對生活困難的人實施的救濟制度，也是一種“修行”。事實上，這也是網野指出的斬斷與世俗社會聯系的“無緣”原理的延續，這些人同樣要面對嚴苛的山林自然環境，即便有村落共同體提供的最基本保障。即便在近代日本，這種中世原理仍然殘留在群馬山村村民的精神之中。內山發現，山村的“上山”制度建立在三個要素之上：豐富的山林資源、村民無所不能的求生能力，以及能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村落共同體。這便是內山所言的主流歷史書寫以外的“看不見的歷史”，也是王汎森等學者強調的“歷史潛流”與“纖維叢”。近代史學的特征是線性史觀，強調的是對歷史的“超越”，但局限性也在于容易將歷史“普遍化”，忽視了其復數性很疊加性。例如以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標志展開的近代日本史中，被普遍化的“近代國民國家”日本進程之外仍有這些“看不見的歷史”，并且持續到了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才告一段落。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以來的史學理論革新，便是從關注制度史轉向了關注人類和社會具體的歷史。在日本近現代史中，這些“看不見的歷史”恰恰“主線”互為表里：雖然明治維新意味著日本近代化的方向被確定，但這些村落共同體的“不變”，反過來推動著近代日本進一步“變”（轉型）的壓力。

翻譯中的啟蒙：近代日本的“自然”認識

在近代日本的“文明開化”中，“自然”的內涵也發生了改變。“自然”原本在日語中讀作“じねん”，直到明治時代后半，為了表達英語的nature而出現了“しぜん”，這也是對外來詞匯的翻譯。丸山真男與加藤周一的對談集《翻譯與日本近代》中提到，漢文造詞能力是最早吸收異文化語境概念的“翻譯”，“自然”（じねん）便是在漢文語境中表示“自發性”的概念，類似“自然而然”、“順其自然”的表達方式。因此內山節指出，前近代的人們“回歸自然”并非“回歸大自然”，而是希望回到具有“自發性”的環境以“無我”、“無意識”的狀態“自然而然”地生活，而現代日本社會常識中的“自然”（しぜん）則是基于理性和規律認識的“自然界”的。

內山提到的群馬山林里的這些村落共同體精神意識的遺存，在中世的日本曾經是普遍認同的行事邏輯，“自力救濟”的原理自上而下地通行著。在近世日本的幕藩制國家中，“自力救濟”的原理消退，“公方”的支配領域和規范范圍開始擴大，人們的身份被明確化。但在近世幕藩國家支配范圍外，中世日本的原理仍在群馬山林中的村落共同體這樣的角落里進行著。明治時代的日本雖然在塑造“國民”上通過“言文一致”的方式重塑著近代日本國民的身份認同，但口口相傳的認同仍影響著村落共同體的人們認識具有“自發而生”的“自然”的思考。當戰后日本的科技進一步發展、具有強傳播力的電視普及之后，人們不需要直接接觸現實世界就可以認識到自己曾經難以想象的環境。

“自然”（しぜん）的一切在戰后日本漸漸能夠被人們普遍地認知，這是通過電視這個形塑戰后日本社會的重要傳播裝置實現的。曾經的怪談在電視頻道的合理解釋面前變得平平無奇甚至是可笑的，人們對曾經具體可感知的“自然”的認識產生了線性解釋和扁平化的特征。雖然人們的認識確實走向了合理化，但是缺失了具體的“生命體驗”，對于“自然”的感覺已經大大鈍化，也就鈍化了最重要的思考能力，這也是作者所擔憂的問題。作者提到的關于“看不見的歷史”的歷史哲學課題，意在闡釋歷史的復數性、多元性：在村民們所處的歷史中，有被智性賦形的歷史，有被身體傳承的歷史，也有以生命傳遞的歷史。在日本的傳統社會中，個人就是在這三種歷史中誕生的個體，是與三種歷史密切相關的“我”。而只剩下了單獨存在的“智性”，而缺失了“生命體驗”與“身體感知”，所見所聞所感也就容易變得僵硬了。日本人“不會被狐貍騙”后智性認識的不斷深化，存在著內山節基于歷史哲學視角對“近代化論”作出的修正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