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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傳承與拓新”學術研討會暨唐啟華教授研究與教學生涯回顧座談會紀要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何籽成董洪杉

2024-11-25 14:23

來源：澎湃新聞

自1930年蔣廷黻提出搜集各國“原料”（Primary Source）、重視中文史料、“歷史化中國外交史、學術化中國外交史”（《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自序）以來，中國外交史研究已有近百年積淀。近年來，依托深厚的史料積累和開放的研究視角，學者們做出越來越多扎實的基礎個案研究，并開始對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問題提出新的理解和詮釋。

唐啟華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以“北洋四書”（《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1919-1928）》《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洪憲帝制外交》）斐聲中外。2018年受聘于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后，他持續發表重要研究，并培養出一批有志于外交史研究的大陸青年學生。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于11月9-10日主辦“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傳承與拓新”學術研討會暨唐啟華教授研究與教學生涯回顧座談會，六十余名海內外學者濟濟一堂，共襄盛會，回顧唐啟華教授的科研與教學生涯，也為探討如何進一步推動中國外交史研究的深化群策群力。

會議現場

會議于11月9日上午開幕，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系主任張仲民教授主持。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黃洋教授書面致辭，向唐啟華教授六年的辛勤付出表達敬意，并代表主辦方向與會學者表示歡迎與感謝。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章清教授回顧了唐啟華教授與復旦結緣、最終加入復旦歷史學系的歷程，并感謝唐啟華教授為推進兩岸學術交流、培養外交史研究后備力量做出的卓越貢獻。

會議現場

唐啟華教授發表《中國外交史研究之我見》的主題報告，該環節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金光耀教授主持。

會議現場

在主題報告中，唐啟華教授首先回顧了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前世今生。他認為自清末至今，中國外交史已有六代學者的學術傳承與積累。美國學者馬士（H. B. Morse）的名著《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堪為中國外交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也是至今尚未被超越的經典研究，此外還有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等有分量的著作出現。第二代學者的代表人物是蔣廷黻，蔣氏立志突破馬士用“英國藍皮書”寫作的、反映英國觀點的中國外交史，他推動編輯出版了大量的中國外交史料，以中國史料講述具有中國觀點的外交史。無論是寫作文章還是培養學生，蔣廷黻都為中國外交史的學術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蔣廷黻的學友羅家倫、郭廷以，及其同輩的王繩祖、皮名舉、王蕓生、郭斌佳等，都可算作中國外交史研究的第二代學者。此外，蔣廷黻還培養出邵循正、王信忠、費正清（J. K. Fairbanks）等優秀的學生。

中國外交史研究的新芽被日本入侵折斷，直到1949年后才開啟第三波浪潮。在1950年代，中國大陸方面，邵循正帶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學者編纂《帝國主義侵華史》，同時整理出版了大量史料，可惜相關研究因政治動蕩而中止；臺灣地區方面，郭廷以繼承了蔣廷黻和羅家倫對中國近代史（包括中國外交史）的研究構想，獲得美方資金資助后，他委托楊紹震主持編纂《三朝夷務始末索引》。此外，“中研院”近史所1955年獲得總理衙門、外務部和北洋外交部的檔案，通過整理、出版、研究這批檔案，逐步形成“南港學派”。但1970年代以后，在臺灣一度興盛的外交史研究受到文化史、本土史興起以及社會科學理論的沖擊而有所衰落。1980年代后期，兩岸的外交史研究再度復蘇。中國大陸恢復高考后學術研究慢慢走上正軌；臺灣的中國外交史研究也因近史所檔案館落成、《外交檔案》（1861-1928）開放而日漸復興。

作為第四代研究者的代表，唐啟華教授參與了臺灣的中國外交史研究復興歷程，并努力推動兩岸外交史學界的交流。王建朗、金光耀、趙軍，以及年級稍輕的川島真、臧運祜、張俊義等學者，都可算作第四代研究者。而第四代研究者的學生輩，如與會的戴海斌、李文杰、張志云、王文隆、平田康治，還有未能到會的廖敏淑、應俊豪、任天豪等學者，可算作第五代研究者。在座的年輕研究生則是第六代研究者。

緊接著，唐啟華教授介紹了自己的學術歷程。他在臺中東海大學完成本科、碩士學業。本科期間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外交史由呂士朋老師講授。呂老師是臺北近史所第一批助理研究員之一，曾參與編纂《三朝夷務始末索引》，他講授的課程大致跟隨郭廷以的路數。唐教授碩士班期間的外交史課程由楊紹震老師講授，楊紹震是清華大學畢業生，也即蔣廷黻的嫡系學生，畢業后曾擔任蔣廷黻的助教，隨后受庚款資助前往哈佛大學學習。唐啟華教授提及，他最初并不自覺自己早年學到的外交史的學術淵源，直到很晚才知道這些知識與蔣廷黻、郭廷以等引路學者的關系。

碩士班畢業后，唐啟華教授受“中山獎學金”獎助遠赴英倫，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跟隨尼悉（Ian Nish）教授讀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唐啟華教授努力學習繼承英國外交史的研究脈絡，在英國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大量查閱涉及英國與北京政府外交關系的檔案。在《外交檔案》開放查閱后，他成為第一個能夠對照中英檔案做研究的外交史學者。此后三十余年的科研與教學生涯中，唐啟華教授對“近代中國的國際參與”（參與海牙保和會、參與國際聯盟）、“北洋修約歷程”，以及重大外交事件（巴黎和會、洪憲帝制外交）、重要外交官（陸征祥）展開了全面的研究。在獨立研究之余，唐啟華教授還始終心系兩岸的學術交流。2000年和2004年先后在復旦大學參加“顧維鈞與中國外交”國際學術研討會、“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是他參與和推動兩岸交流的兩個關鍵節點。

唐啟華教授認為，在過去的三十年里，第四代研究者繼承了蔣廷黻、郭廷以、邵循正等前輩學人開創的研究傳統，有比較寬松的研究環境，努力開發使用中外一手史料，解決了若干基本的重要問題，也留下一些重要著作供后學參考。中國外交史研究已現在已形成基本的骨架，但還有不少問題亟待第五、第六代研究者解決。雖然中國崛起帶來了較好的研究前景，但外交史研究的推進也存在不少隱憂，例如史料開放程度不理想、宏大敘事加強、敏感題目增加等等。在第四代研究者即將大批退休、中國外交史研究正待傳承“接棒”之時，唐教授希望為年輕學者留下四點心得與期許：

其一是如何看待當下學術積累狀況的問題。目前中國外交史仍處于基礎的學術積累階段，許多重要的個案還沒有好的學術研究，也未見有經典著作、學派（學術觀點）之間的爭鳴。盡管蘭克史學在歐美學界受到了批判，但中國外交史還未到討論文本、語境、記憶、認同等文化史議題的發展階段。總的來說，第五第六代學者還需要繼續發掘史料、采用多國檔案對照法解決基本問題，把中國放在世界中思考。

其二是如何處理實證研究與宏大敘事關系的問題。中國近代史歷史敘述的主基調形成于國家弱小時期，不免有較多悲情排外、抗外色彩，民族主義情緒過強，對今日正崛起為世界大國的中國而言，顯得有些貧瘠、一元和單調。此類“宏大敘事”在寫入教科書后，它產生的影響本身已成為一種“歷史事實”，外交史家不應予以簡單否定，而應當采取“審慎對話”的態度，努力恢復被遮蔽和遺忘的歷史事實及其語境，來填補、充實“宏大敘事”的內容。此外，新一代的研究者還應該有全球意識，也就是“為中國爭取到更多朋友”的心態——若能更加同情地理解其他國家的觀點，或可有助于正處于“偉大復興”進程中的中國之軟實力建設，讓中國與世界的和平共處有深層的心理共識。

其三是外交史及其周邊學科的交叉互動問題。外交史學者有必要學習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法知識，并與這兩個學科進行對話。前者而言，中國在一戰后進入世界體系之際，恰好是國際關系學門成立之際，此后的外交交涉正需要國際關系研究的觀念加以輔助闡釋；后者而言，一方面中國近代外交史的談判、交涉、條約簽署，涉及大量的國際法交鋒，學者只有掌握國際法知識才能更好體認外交史之語境，另一方面中國自近代以來不斷參與到國際法形成的歷程中，例如海牙保和會、聯合國等，不一而足。事實上，外交史研究長時期是西方的學問，其基本觀念和問題意識都來自西方。在“后西方時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成果恰恰有利于豐富“中國觀點”，超越西方中心的認識論。

其四是中國史料與外國史料的聯結問題。蔣廷黻早在1930年代就已提出，1895年前中國外交尚具有一定之獨立性，因此中國的檔案史料更重要，1895年后中國外交的中心則“不在北京”，往往在莫斯科、柏林、華盛頓、巴黎等地決定中國的命運，這也就導致甲午后的外交史研究必須兼采多國檔案。當下，在中國從事清末外交研究的學者對清代檔案非常熟悉；而有過留洋經驗的學生則更熟悉外國資料，對一檔館內所藏的史料卻有隔閡。也就是說，兼通傳統史料與民國檔案、英美日等外文檔案的研究者并不多。應當期許新一代研究者疏通清末以來外交文書的轉型歷程，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外史料的聯系和互動關系。

在總結今日報告之主旨時，唐啟華教授坦言：目前已經到了第四代研究者交棒給下一代、下兩代學者的時刻。第四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業績尚留待后人評價，希望下一代、下兩代的研究者能夠站在第四代研究者的肩膀上，一步一步地把研究向前推進，最終實現超越。唐教授尤其期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能夠賡續汪熙先生開創的研究傳統，繼續培養青年研究者，保持住中國外交史研究重鎮的地位。

唐啟華教授研究與教學生涯回顧座談會隨后進行，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章清教授主持。多位與談學者紛紛追憶自己與唐啟華教授的交往經歷，并嘗試對唐教授在“北洋外交研究”領域的學術成就進行評價和總結。

會議現場討論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金光耀教授提出：唐啟華教授深入發掘并充分利用北洋外交史料，重新梳理和闡釋了北京政府時期的中國外交，根本性地改變了兩岸學術界對此段歷史的舊有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院徐思彥編審強調，無論學術界對唐啟華教授的學術觀點抱持何種態度，他的學術成果已經成為中國外交史研究絕對無法繞開的一座里程碑。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研究員分享了他與唐啟華教授共同赴英求學的珍貴記憶，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石之瑜教授討論了“北洋外交”研究與政治學的緊密聯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張俊義研究員對唐教授不遺余力推動兩岸學術交流表示敬佩。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陳謙平教授發表書面致辭，認為唐教授揭示出北洋外交和南京政府外交的連續性，為民國外交史研究做出重大貢獻。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陳紅民教授在視頻致辭中，坦承唐教授的著作已經成為中國近現代史教學與研究的必讀書目。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臧運祜教授感慨唐教授等“50后”學人為后輩打下了堅實研究基礎。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趙軍教授回憶了他與唐教授在東京進行學術交流的往事。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張志云教授對唐教授鼓勵他從事海關史研究表示感謝。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王文隆副教授回憶了在臺灣地區向唐老師求學的歷程，并認為唐老師推動了臺灣的外交史研究團隊的擴展壯大。

而唐啟華教授在大陸培養的研究生代表郭丹和王可，對唐老師在學術和生活多方面無微不至的幫助和溫暖的關懷表達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與會學者發言結束后，主辦方播放了唐啟華教授的臺灣學生制作的祝福視頻，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廖敏淑副教授、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呂慎華助理教授、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應俊豪教授、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鄭巧君協同研究員、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許峰源研究員、漢學研究中心黃文德副主任、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尤淑君副教授紛紛祝賀老師順利退休。

緊接著，學生代表為唐啟華老師及其夫人獻上精心準備的禮物，以表達他們深深的敬意與感激。

學生代表為唐啟華老師及其夫人獻上精心準備的禮物

唐啟華教授及其夫人和學生們共同拍攝了合影

唐啟華教授及其夫人和學生們共同拍攝了一張珍貴的合影，將這一難忘的瞬間永久定格。中國社會科學院徐思彥編審也為與會學者贈送了《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紀念本。

11月9日下午，會議進入學術研討環節。本次研討會共分十一場進行，第一場“學術史與研究法”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研究員主持。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臧運祜教授的論文《蔣廷黻與近代中日關系史研究》討論了蔣廷黻對近代中日關系史料與專題研究的關注和評介，以及蔣氏本人從事中日關系史研究的學術特色。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戴海斌教授的論文《馬士在中國》全面分析了馬士在中國的活動，并通過討論中國學人如何因應馬士著作這一“西學沖擊”，闡釋了馬士著作在中國傳播的歷程及其影響。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張志云教授的論文《另一個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版本考》通過分析考辨《美國與中國》在不同時代的修訂情況，旨在說明冷戰時期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的進展，以及費正清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真實看法”。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李文杰教授的論文《從外交官到外交史——近年外交史研究的一些趨向》揭示其專著《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的“剩義”，并總結了未來外交史研究可能的發展方向和即將面臨的挑戰。

第二場研討為“東亞國際關系的新陳代謝”專題，由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趙軍教授主持。大阪經濟大學經濟學部閻立教授的論文《日本對清末東三省建省改制的看法》梳理了日本各界對清政府1907年在東三省導入行省制并任用漢人督撫的反應，試圖說明東三省建省改制對日俄戰爭后中日關系的影響。

莫納什大學平田康治助理教授的論文《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與英國外交人員》關注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 N. Jordan）為代表的英國外交人員如何在清政府、革命派和英國政府之間行動，認為英國公使館未經本國政府批準而采取了相對靈活的應對，外交人員的行動后來得到英國外交部的認可。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承紅磊副教授的論文《“鹽余”風波與“一戰”其間日本在東亞對英國經濟權勢的挑戰》分析了1916年4月至5月間日本與歐洲列強圍繞中國鹽稅余款放款問題的爭論過程，進而揭示一戰后東亞格局變化對中國財政和內爭的影響。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郭循春副教授的論文《皇姑屯事件后的東北政局與日奉關系》說明了皇姑屯事件爆發后日本內閣與關東軍在東北政權繼承人問題上的矛盾，并論證“楊常事件”爆發后，張學良愈發恐日、反日，依賴南京政府收回國權。

第三場研討為“抗戰與中國外交”專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張俊義研究員主持。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軍研究員的論文《論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之中國階段》，力圖討論國民政府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第二階段（即中國階段）的作為，重新評估中國在戰后新型國際治理體系形成過程中的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研究員的論文《南北對峙與南北聯絡——1920年黃尊三廣州之行考論》勾連出一段“小人物”黃尊三受友人孫洪伊之邀訪粵的史事，試圖從微觀人物史的視角揭示政權對立背后的人員聯絡與互動關系。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王文隆副教授的論文《抗戰時期西雙版納的中央軍》梳理了珍珠港事變爆發前中央軍39師進駐西雙版納、填充云南防務的歷程，希望借此透視抗戰時期的央地關系，以及重慶當局分化“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略考量。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吳文浩講師的論文《中國與俄國難民的國際救助》對照北洋外交檔案與新開放的國際聯盟檔案，考察1920年代北京政府參與國聯俄國難民救濟事務的史事，力圖呈現北京政府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積極承擔國際義務的作為。

11月10日上午召開第四場“中外法權、貿易與領事”專題研討，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金光耀教授主持。

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屈文生教授的論文《領事官何以司法——英美對華“治外法權法院體系”的變遷》，利用條約文本和相應法律文獻梳理了英美確定在華域外管轄權的依據，并在此基礎之上，通過考察領事裁判權的實踐情況，討論了英美在華治外法權法院體系的調整狀況及其實質。

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侯彥伯副教授的論文《阿禮國修約與南洋通商大臣主持的詳校條約，1867》，詳細分析了南洋通商大臣曾國藩主持詳校條約及挑選洋務人員的過程，試圖重新評估清朝動員地方官員和幕僚預備修約的實效性。

上海大學文學院鄭彬彬副教授的論文《解剖中國：英駐華領事阿禮國情報工作的知識史淵源（1844-1849）》試圖從知識史的考察方法說明阿禮國（Rutherford Alock）何以出色地完成情報工作，該文強調阿禮國來華前外科研究的“實證方法”的影響，以及巴夏禮（Harry Parkes）出色翻譯工作的重要作用。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丁怡駿博士后研究人員的論文《法國外交部涉華檔案的形成與建構（1828-2022）》系統地論述了法國涉華外交文書從書寫、流轉、保存、移交、編目與開放的全過程，為學界理解帝國檔案學家如何影響檔案面貌，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框架。

第五場研討為“人物、群體的外交角色”專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研究員主持。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陳雁教授的論文《近代中國的女外交官》，描繪了鄭毓秀、袁曉園、顏雅清等參與外交工作的女性群像，填補了從性別視角下近代外交職業研究的空白。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皇甫秋實副教授與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賈欽涵副研究員合作完成的論文《美國駐華商務專員情報活動初探（1914-1941）》，從組織架構、人員配置、情報搜集渠道、經貿報告機制等面向認識美國駐華商務專員制度。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陳海懿副教授的論文《近代來華外國人群體深描——以國聯調查團事務性人員為中心的考察》通過深入發掘日內瓦藏國聯調查團檔案，分析“五大代表”外的國聯調查團的事務性人員（“專家組”“秘書處”）的活動，以期提高國聯調查團研究的整體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佳奇助理研究員的論文《馬歇爾調處期間美國對民盟的態度與政策考量》指出，馬歇爾使華期間，美國政府高度重視民盟的作用，希望借其力量斡旋國共關系，但美方過于理想化的外交構想最終并未實現。

第六次研討為“內政與外交的互動”專題，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臧運祜教授主持。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王萌教授的論文《新中國對伯力審判的因應》通過梳理新中國對伯力審判進展的跟蹤、報道和評價，揭示中國人對日軍發動細菌戰的認知過程及其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薛軼群副研究員的論文《清政府參加日俄戰爭議和嘗試論考》認為清政府因考慮東三省主權和善后事宜，無法在日俄戰爭過程中始終保持“局外中立”的姿態，通過重新審視盛宣懷、袁世凱、張之洞等清政府官員和日俄英美各國駐華公使的態度與行動，為學界理解清政府在日俄戰時的“中立外交”提供了新的視點。

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王奕斐講師的論文《晚清駐外機構的經費問題與財政改革——以駐朝鮮機構為中心》，梳理了晚清駐朝鮮商務署、駐韓使館、駐韓總領事館的經費收支情況，以此個案呈現出晚清駐外機構財政制度規范化的演進方向。

11月10日下午舉行第七至十一場研討，由與會的碩、博士研究生報告自己的研究。

第七場研討由莫納什大學平田康治助理教授主持，分別由平田康治助理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薛軼群副研究員進行評議。復旦大學歷史系董洪杉的論文《信息秩序與人事分合：制度變遷中的文報局》發掘文報局的特殊性質，并從信息和人事的角度探討了文報局制度變遷及其背后的意義。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錢泓霖的論文《幣制實業借款與 1911 年銀行團幣制會議》細致地研究了為落實《幣值實業借款》合同而召開的倫敦、柏林幣制會議過程，認為陳錦濤等外交代表表現出色，初步實現了清政府的預期目的。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王可的論文《北京政府的赴歐軍事代表團（1916--1919）》探討了赴歐軍事代表團的派出動機、旅歐經歷、人員更迭與職責演變，反映出的是北京政府從軍事角度對歐戰的構想與參與不斷深化的過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于澤洲的論文《寧滬之爭——1919 年南北議和地點問題的交涉與博弈》通過梳理南北議和地點問題的過程及各方爭執，展現民初軍閥政治的特性。

第八場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李文杰教授主持，分別由李文杰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陳佳奇助理研究員進行評議。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劉暢的論文《巴黎和會背后：美國遠東事務專家與山東問題》詳細描述了芮恩施（Paul Reinsch）、衛理（E. T. Williams）、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與密勒（Thomas F. Millard）這些美國的遠東事務專家如何相互配合，對巴黎和會前后山東問題的走向產生影響，并反思他們在美國外交政策的話語權薄弱問題。清華大學歷史系何林珊的論文《民國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盟約>的制定及修改（1919—1923）》將中國在1919—1923年《盟約》制定及修改的過程中的外交理念及實踐置于國際場域進行探討，以揭示近代中國參與國際治理之起步階段的成敗得失。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姜水謠的論文《帝國意識的延續：戰后日本“滿洲人脈”的偽滿洲國回憶》通過分析各層級在偽滿洲國工作過的官僚的回憶錄，結合其戰后經歷，揭示戰后日本社會中帝國意識的構造、沿用和保持不變的原因。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郭丹的論文《處理“遺產”：1949 年后中法工商銀行華方資本的退出》考察了在中外利益糾葛下，大陸、臺灣處理中法工商銀行遺產的措施及影響，并揭示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外合資銀行存在的形態。

第九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研究員主持，分別由李在全研究員與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陳海懿副教授進行評議。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林泓璇的論文《九一八事變后“法國親日”印象的形成——圍繞“法日諒解”“法日同盟”等謠言展開的考察》從國際輿論攻防戰的角度，追溯九一八事變后的法日親善謠言的醞釀、升格，并最終固化為一種“法國親日”的外交印象的歷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徐高的論文《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歷史因素——對英國、美國和中國國際關系學發展的考察》梳理了英國學派等的國際關系理論與外交史的關系，思考中國國關理論嘗試的可能。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趙敏的論文《一二八事變時期中、日“虹口越界區警權問題”交涉》認為虹口越界區警權問題貫穿“一二八”事變，從在地化的角度梳理了警權雙重管轄樣態以及界限交涉過程。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吳孟儒的論文《日滿特殊關系中的神性：以建國神廟中的偽滿國家神道的建立過程為例》探討了偽滿建國神廟的建立過程，揭示了日本通過國家神道對滿洲國族建設的影響及其設想隨偽滿滅亡而消逝的歷史軌跡。

第十場由上海大學歷史系鄭彬彬副教授主持，分別由鄭彬彬副教授與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張志云教授進行評議。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鄒子澄的論文《卷入世界的中國：郭斌佳與民國時期的鴉片戰爭起源研究》，通過對郭斌佳早期生涯及其代表作的分析，勒出民國時期鴉片戰爭研究史的學術領域的發展線索，并探討了國際互動如何塑造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史學科的興起與發展。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張翼的論文《帝都祛魅：19世紀西人旅京研究》從日常生活史角度，探討北京開放后作為旅游地形成的過程，描繪了旅京西人的構成、旅行目的與交通方式，分析了北京體驗背后的文本，發掘其所隱含的特點意識形態觀點。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樓芷萱的論文《兩種解釋：潮州入城事件的中英交涉研究》梳理了潮州入城事件中英雙方各自敘述下的交涉過程，指出交涉目標上的錯位，導致入城事件最終以雙方發生激烈沖突、洋人進入內地的條例得以修正而結束。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何霈的論文《君臣的默契——英法聯軍占據廣州與柏貴脫責考》考訂了柏貴脫責的全過程，證明柏貴最終得以保全官職，實質上是中樞戰略妥協的結果，君臣之間達成了默契。

第十一場由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侯彥伯副教授主持，分別由侯彥伯副教授和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王奕斐講師進行評議。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徐雅婷的論文《帝國的爪牙：晚清英國駐華軍隊概述（1841-1912）》，梳理了晚清以來英國駐華軍隊組織、人員、部署以及軍事行動中軍隊調度的大致情況，分析了英國在華軍隊構成與指揮權的復雜性。上海市民辦位育中學高晨旭的論文《叩頭之外：阿美士德使團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探討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在阿美士德使團出使期間及其后如何通過外交手段維持對華貿易壟斷，分析其后公司如何利用使團經驗為延長特許狀爭取支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李婧瑤的論文《晚清在華外籍律師在中外會審中的角色探析——以擔文和“信隆租船案”會審為中心》梳理了信隆租船案中外會審審判過程以及外籍律師擔文在其中的角色，揭示出因中方會審官與外籍律師之“共謀”關系，以及在治外法權體系下，中國官員借助會審手段維護己方利益的主觀能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