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小說選》，徐震堮選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11月出版，137頁，0.40元

古典文學出版社在1955年底出版了一本徐震堮編注的《漢魏六朝小說選》，全書篇幅并不算大，卻采摭了十多部不同類型的作品，力求呈現唐以前小說創作的整體風貌。雖說只是提供給一般讀者瀏覽的普及讀物，只能做大致的介紹和簡略的注釋，可編注者為此還是頗費心力，盡可能融入個人的研究心得。《前言》中特別提到，“就整部書來說，最有現實意義的，當然要推《世說新語》，雖然都是零碎片段的記載，可是漢末到東晉逐漸形成的士族階級，也就是當時主要的統治階級的生活思想，全部展開在讀者的面前，讀這樣一部書，比之讀一部歷史更能深入了解那一個時代的真實面貌”，所以在編選取舍方面，“主要的來源是《世說新語》”，“《世說新語》選得獨多，無論從作品的意義說，或從文字的雋潔說，在漢魏六朝中是應當首屈一指的”，對此書的偏愛推崇溢于言表。

這番說明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徐氏晚年才著手寫定的《世說新語校箋》（中華書局，1984年），在該書《前言》里同樣強調，“《世說新語》一書所載的許多遺聞軼事，給讀者從各方面勾劃出這一歷史時期的生動畫面”，“言簡味永，栩栩如生，得到的印象，比之讀一部史書，更加集中，更加深刻”，和《漢魏六朝小說選》的論旨顯然一脈相承。

他在《校箋·前言》中還回顧了多年來的研究歷程，說起“此校箋稿乃是二十余前的札記，當時讀這部書，頗多不易通曉之處，曾取《后漢書》《三國志》《晉書》互相參校，遇有異同，就寫在書眉上”。據此尋繹追溯，所說的“札記”當指他早年發表的一篇《世說新語札記》（載1948年《浙江學報》第二卷第二期），其主旨雖然僅在于“取諸史比勘，疏記異同”，尚未臻于細密周備，但也已略引端緒，堪稱大輅椎輪。而從最初草創的《世說新語札記》發展到稍具雛形的《漢魏六朝小說選》，以至最終修繕完備的《世說新語校箋》，前后歷時已逾三十載，足見他于此書寢饋極深而孜矻不懈了。

稍事比勘《札記》《小說選》和《校箋》的相關部分，不難看出徐震堮旁搜遠紹、精益求精的努力。比如《世說新語·文學》篇中有一則，述及西晉文士左思的《三都賦》起初不為世人所重，乃懇請名士皇甫謐為其撰序揄揚，終使先前的批評者另眼相待，“莫不斂衽贊述焉”。此賦在當時備受推重，非但有皇甫謐鼓吹稱賞，更有張載、劉逵為其分別作注，爾后衛權還撰有《略解》，甚至出現“洛陽紙貴”的盛況。梁代昭明太子蕭統在編定《文選》時，已經將左思的《三都賦》和皇甫謐的《三都賦序》悉數收入。唐初纂修《晉書》，也提到“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晉書·文苑·左思傳》）。稍后李善在注釋《文選》時則強調因為張、劉二家曾為此賦撰注，“自是之后，漸行于俗也”，還迻錄劉氏舊注以供參考。

徐震堮《世說新語札記》

然而，梁代劉孝標在為《世說》作注時，卻對其真偽表示懷疑，認為左思與皇甫謐等無由交接過從，而劉逵、衛權等則早已去世，所謂的序和注都出于左思自撰，“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真相究竟如何，恐怕一時難以遽斷。清人嚴可均就對劉孝標的質疑不以為然，堅持認為“皇甫高名，一經品題，聲價十倍”，至于劉逵、衛權兩人雖然早逝，“何不可為思賦序、注？況劉、衛后進，名出皇甫下遠甚，何必假其名姓？今皇甫序、劉注在《文選》，劉序、衛序在《晉書》，皆非茍作”（《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六《思別傳》案語），仍然依從《文選》和《晉書》的說法。

《漢魏六朝小說選》也采錄了此篇，徐震堮根據《晉書》所述當時陸機聽說左思擬撰《三都賦》，便在給其弟陸云的信中予以譏諷嘲笑的記載，推斷“陸機入洛在晉武帝太康之末，那時賦尚未成，而皇甫謐早在太康三年死去。所以劉孝標注以為序是左思自己做的，假托時人姓名，來抬高自己文章的聲價”，通過對相關事件先后順序的排比分析，發現了唐修《晉書》中的自相齟齬，難以自圓其說。其實《世說新語札記》里已經有一則提到，“二陸入洛，在太康之末，賦尚未成?；矢κ堪沧溆谔等辏材転樗假x作序，孝標之言，蓋得其實”。他在編選注釋時所加的那則按語，無疑就源于先前對史料所做的爬梳鉤稽。而到了《世說新語校箋》中，他根據劉孝標注引《思別傳》所述齊王司馬冏曾邀請左思出任記室參軍，而左思并未接受，“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又提供了一項新的佐證，“二陸入洛，在太康之末，齊王冏誅趙王倫入洛，更在其后，其時賦尚未成”，更進一步證明劉孝標的猜測也許更加確切可據。

類似的例子并非絕無僅有。另如《世說新語·自新》篇載有西晉名臣周處年少時欺凌百姓，其后受到陸云的諄諄教誨而幡然悔悟，最終改過自新的故事。文中說周處“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虎，并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世說新語札記》對此并未深究，《漢魏六朝小說選》則補充說：“‘邅跡’的意義不詳。《晉書·周處傳》作‘白額虎’。”一方面揭示其他文獻中的不同記載，另一方面則坦言對其語意尚未明了。而《世說新語校箋》則依據劉孝標注引《孔氏志怪》中所說的“義興有邪足虎”，指出“‘邅跡’之義，當即注引《孔氏志怪》所云‘邪足’也”。其意應與“斜足”相類，即指跛足而已，歷來積疑未泮的困惑終告渙然冰釋。

后來的研究者，也由此獲得啟發，張永言主編的《世說新語辭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張萬起編纂的《世說新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3年）等，都依據《校箋》中的考釋來解說“邅跡虎”。就在同一條中又提到，周處后來“乃自吳尋二陸”。徐震堮在《世說新語札記》中已經發現，“《晉書》本傳，‘自吳’作‘入吳’”；《漢魏六朝小說選》也提醒讀者，“自吳，《晉書·周處傳》作‘入吳’”。兩者雖然只有一字之差，意思卻大有出入?？上诳夹．愅蟛]有隨即判定是非，想必是因為缺乏確鑿無疑的證據，才不得不采取多聞闕疑的態度。直至《世說新語校箋》才予以補正道：“‘自吳’，影宋本及沈校本并作‘入吳’，是?！稌x書》本傳同?！蓖ㄟ^參校其他善本，終于確定通行本《世說新語》存在傳寫訛誤，此處當以《晉書》所載為是。此類細微的考訂增補看似無關宏旨，卻恰恰顯示出作者的嚴謹不茍和持之以恒。

除了《世說新語》這一部分可謂承傳有自以外，《漢魏六朝小說選》的其他部分也時有精彩的發明。

比如《列異傳》中的“宗定伯”一則，講述宗氏夜行遇鬼，在騙取對方信任后將其帶至集市，待鬼化為羊后，賣之乃去。這個故事在后世流傳極廣，《法苑珠林》《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等都有過征引，文中述及鬼在半途曾向宗氏提議“步行太亟，可共迭相擔也”，“太亟”或又作“太遲”。相較之下，“太亟”稍顯費解，似不如“太遲”來得文從字順。然而徐震堮在選錄時仍以“太亟”為是，且要言不煩地注明“亟，疲乏”。此處的“亟”其實是“極”（“極”）的省寫，徐氏稍后撰有《〈世說新語〉里的晉宋口語釋義》（載《華東師大學報》1957年第三期），依據《世說新語》中出現的多處用例，列有“極”這一條目，釋為“疲極也”，并引申說“體中小不適，亦曰‘小極’”，正可和《小說選》里的那條注釋彼此參看。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不怕鬼的故事》

倘若不明就里，有時便不免郢書燕說了。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曾經遵照“最高指示”編選過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意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這則“宗定伯捉鬼”（該書依據其他文獻改為“宋定伯”）便位列所收各篇之首。時任文學研究所所長的何其芳在為該書作序時還撮述過故事梗概，但其中僅稱“鬼建議兩人輪流背著走”，對“太亟”一語的具體所指則避而不談。考慮到此書取材均為文言，普通讀者難以理解，不久之后就由正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任職的張友鸞將其改編為白話本《不怕鬼的故事》（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他在《譯寫說明》中聲稱：“本書譯寫文字，力求淺顯明白，以能表達原文的精神為主，忠實于原文，但并不完全采用直譯的方法?！蹦蔷洹安叫刑健北蛔g為“步行又慢又累”，看來也并未完全理解“亟”字的確切含義?！恫慌鹿淼墓适隆凡粩嘀赜?，還陸續衍生出各類翻印本、改編本、連環畫，甚至英譯本、俄譯本等，在此處也都陳陳相因，以訛傳訛。至于后出的一些選本如沈偉方、夏啟良編選的《漢魏六朝小說選》（中州書畫社，1982年），更是牽強附會地將此釋為“太急，趕得慌”，全然不顧上下文義捍格難通。好在專精俗語詞考釋的郭在貽在《訓詁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深入討論過這則故事，借助更多的用例來說明，“此亟字當為極的省借，極是漢魏六朝時期習見的俗語詞，有疲憊之意”，原文是說“步行太疲勞”，“共迭相擔正是解除疲勞的一種辦法”（見該書第九章《訓詁學的新領域——漢魏六朝以來方俗語詞的研究》），足以驗證徐氏當初所作的注釋精確無誤。

近現代以來出現的數種《世說新語》校注本各擅勝場，徐震堮的《世說新語校箋》獨以語詞箋釋見長。他在《前言》中就鄭重提及：“除了它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之外，本書還保存了一部分當時士大夫中間的口語，為歷來辭書所沒有著錄的，可供研究漢語變遷史者爬梳探索。”上述那篇《〈世說新語〉里的晉宋口語釋義》就是他辛勤考索的初步成果，此后經過反復潤飾刪訂，改題為《〈世說新語〉詞語簡釋》，附于《〈世說新語〉簡論》一文后，再次發表于《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四輯；最終又經過細致的斟酌損益，才作為附錄收入《世說新語校箋》。他對“太亟”一詞所作的確切詮釋，想來正得益于長期以來反復涵詠、仔細推敲《世說新語》等書中所含的大量俗語詞。

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

從《漢魏六朝小說選》中還可以發現不少相似的例證，如《靈鬼志》“嵇中散”一則注釋稱：“魏晉人自稱‘身’，等于說‘我’?！薄队拿麂洝贰皠⒊咳钫亍币粍t注釋稱：“捉，拿。晉宋人的口語?！蓖瑫笆娑Y”一則注釋稱：“‘為’作‘還是’解，是晉宋人常語?！薄独m齊諧記》“陽羨書生”一則注釋稱：“仍，晉宋人常作‘因’字用?！薄囤は橛洝贰瓣愋氵h”一則注釋稱：“嫗，老婦人的通稱。但六朝人常用來稱年輕的女人?！敝T如此類，不一而足，大多可以和《〈世說新語〉詞語簡釋》中的相關條目互相參證。至于見諸《世說新語》的大量俗語詞，他晚年潛心結撰的《世說新語校箋》和《〈世說新語〉詞語簡釋》毋庸贅言自然是后出轉精的集成之作，可《漢魏六朝小說選》中的某些注釋，也同樣可資借鑒參酌。比如《排調》篇“桓大司馬乘雪欲獵”一則述及劉惔見到桓溫“裝束單急”，便問道：“老賊持此欲何作？”“老賊”一詞在《校箋》里并無詮說，《詞語簡釋》也未予立目，《小說選》則注明：“老賊，朋友之間的戲稱，不是辱罵?！睂ψx者準確領會文意仍然大有裨益。

《漢魏六朝小說選》在選錄時有明確的時間斷限，可徐震堮在介紹評議之際并未拘囿于此，而是盡量前后勾連，引導讀者拓寬視野。

有時為追索覆按某些故事的源頭提供重要線索，如《啟顏錄》“晏嬰”一則有按語云：“這一個故事全取《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九第十兩節，略加刪節，連綴成文。”他在《前言》里介紹過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里對早期小說內容所作的推測，“諸書大抵或托古人，或記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似史而悠繆者也”（見該書第一篇《史家對小說之著錄及論述》），由此也可以得到部分印證。

有時則概述某些故事在后世的遞嬗演變，如《幽明錄》“焦湖廟?！币粍t有按語稱：“這一篇故事雖短，卻是后來許多同性質故事的來源。最著名的如唐沈既濟的《枕中記》，明代大戲曲家湯顯祖又把它演為《邯鄲記》傳奇。此外如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太平廣記》所引的《櫻桃青衣》，一直到《聊齋志異》的《續黃粱》，都是同一題材的故事。”足見他在《前言》中所強調的“這些作品，它的思想和故事內容，千余年來，已經融化在詩、詞、歌、賦、小說、戲曲中間，成為中國文學遺產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后來的作家或用它的情節，或用它的詞句，我們不知道這些作品，就不可能徹底了解后來的諸多文學作品”，絕不是毫無憑據的敷衍夸飾。

徐震堮《夢松風閣詩文集》

而有些簡介說明或許還和他當時的研究興趣密切相關，比如《搜神記》“韓憑夫婦”一則的按語說：“這故事在民間是不斷地在發展著的，敦煌寫本中有一篇《韓朋賦》，不知道是什么時候的作品，比《搜神記》所記更曲折生動，文辭也更加美麗?！边€有《幽明錄》“舒禮”一則的按語稱：“這一篇里出現了類似地獄的描寫，關于這一類的敘述，《冥祥記》的‘趙泰’一則最為詳細（《幽明錄》也記載），是中國小說采取佛經中地獄變相作為題材的最早的例子?！碧岬降摹岸鼗蛯懕尽俄n朋賦》”“地獄變相”等都是近現代以來學界日漸重視的俗文學研究資料。徐震堮在這方面想必早就有所關注，并已經嘗試著做一些深入探究。因而兩三年之后，由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啟功、曾毅公等人合編的《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才問世不久，他就率先發表《〈敦煌變文集〉校記補正》（載《華東師大學報》1958年第一期）和《〈敦煌變文集〉校記再補》（載《華東師大學報》1958年第二期），其中便包括對《韓朋賦》和《地獄變文》這兩篇文字校錄的商榷補正。

《教師們的思想改造》

徐震堮在1952年初曾奉命進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接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在事后所寫的《批判我的超階級、超政治思想》（載1952年4月18日《解放日報》，又收入《教師們的思想改造》，華東人民出版社，1952年）一文中自我檢討道，“我在解放前，一向自以為超政治、超階級，不但對政治不發生興趣，就是與政治有關的人物，也很少交往，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黨團或政治活動，教了一輩子書，不問外事，上課也很少說題外的話”，而通過兩個多月持續不斷的學習，包括“閱讀文件、聽大報告、班報告、漫談、討論、批評與自我批評”，終于使他“深深認識了自己思想作風上的許多病根，深深認識自己有改造的必要”。

這番自覺反省在隨后編注的《漢魏六朝小說選》里也偶有體現，比如在《世說新語》“王子猷作桓沖騎兵參軍”一則后他曾評議說：“這一段事情最可以見出晉人崇尚清談，以不問世事為高的風氣。做了官，不知道自己的官該管些什么事，甚至連自己的官名是什么也不知道。等到上司問到的時候，靠言談便捷，用幾句俏皮話對付過去。這樣的事情當時不但不以為奇，而且傳為美談。政事的腐敗也就可想而知了。”魏晉名士素以不理政事、超然俗務為尚，歷來都令人神往稱羨。而原本同樣自覺疏離于政治的徐震堮卻對這樣的表現批評甚嚴，其中或許也隱含著幾分“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意味，足見思想改造工作頗具成效。

徐震堮詞稿手跡

可是，這樣一份“忍不住的關懷”一旦從故紙堆里轉移到現實之中，有時候就難免因言賈禍，引火燒身。徐氏晚年弟子劉永翔在《徐言》（收入《蓬山舟影》，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年）中提到過他在此后僥幸脫險的遭遇：“1960年開政協知識分子座談會時，他對當時舉行教師批判會，事先不讓被批判對象知道，組織好了‘火力’，到時突然襲擊的做法提出了異議……未戴上‘右派’帽子只因為反右活動已過之故?！碑斎唬陔S后接二連三的歷次運動中，他最終還是未能幸免于難。書生意氣十足的徐震堮對這樣的結果恐怕也始料未及，當他日后重溫《世說新語·品藻》篇中殷浩的那句名言“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時，不知又當作何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