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38年，大宋寶元元年，大遼重熙七年，西夏天授禮法延祚元年。

這西夏的年號怎么這么長？“天授禮法延祚”？六個字？對，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年號。過去我們節目開頭，只提大宋和大遼的年號，今年為什么要提西夏呢？因為就在這一年，西夏的李元昊稱帝了。

其實這事也不算突然。過去幾年，李元昊一直在為稱帝做準備。就拿年號的事兒來說：按說，西夏是向宋朝稱臣的，那就應該用宋朝的年號。但是六年前，大宋改元明道，西夏就說，喲喲喲，抱歉哈，這個我不能用，因為“明道”里頭有一個“明”字，我們老國王名字是李德明啊，我們得避諱，不好意思了哈，“明道”我們就改叫“顯道”。一個明，一個顯，差不多、差不多。再過兩年，李元昊連這種表面功夫也懶得做了，干脆把年號從“顯道”又改成了“廣運”，這是公開地放棄了大宋年號。在那個時代，這叫“不奉正朔”，跟造反也差不多。

李元昊正式稱帝，是1038年10月11日的事兒。他把首都定在興慶府，也就是今天的寧夏銀川，國號定為大夏國，自稱叫“世祖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同時，把自己的爺爺李繼遷封為太祖皇帝，父親李德明封為太宗皇帝。從這開始，西夏的皇帝傳了整整十代，一直到公元1227年被蒙古征服。你算算，接近二百年的歷史啊，比北宋還長。

那西夏稱帝，對于當時東亞的政治舞臺的影響是什么呢？

北邊大遼的心態是比較復雜的。一方面，西夏是大遼刻意扶持的、制衡大宋的一枚棋子。所以，西夏最好是能隨時給大宋制造點兒麻煩。但是，如果西夏稱帝建國了，那就等于也不把大遼這個大哥放在眼里了，這又有點失控。所以，在大遼看來，弄成現在這個局面，有點養虎為患的意思。

而大宋這邊呢？本來大宋對西夏的訴求比較簡單：你只要表面還認我這個宋朝皇帝就行。除此之外，你愛干嘛干嘛，我不管。為了做到這一點，封官、給錢，都行，我不要里子，只要面子。而現在好了，李元昊正式把皇帝招牌亮出來了。大宋這邊馬上就有點進退失據：打吧，大宋朝已經三十多年沒打過仗了，打不打得過心里也沒底兒；不打吧，冒出來這么個公然的叛逆，總不能裝傻當看不見吧？

到了下一年，1039年，李元昊居然把這個難題送到了大宋的眼皮子底下。他派人送來一封信，要求宋朝對他這個皇帝給予承認。這把大宋君臣為難的。朝堂上的意見就分成了兩派。鷹派大臣，比如樞密院的官員王德用、陳執中，主張把西夏的使者殺了，撕破臉打仗得了。鴿派大臣當然也有，主張不斬來使。還有的大臣出餿主意，說干脆咱把使者住的旅館弄塌，把他們壓死，這事不就沒有了嗎？最后，大宋選擇的處理方式很有意思：把西夏使者送回邊境，你寫來的信、送來的禮一并奉還。你當皇帝這事兒，你說我不承認也行，你說我沒看見也行。當然，這種把頭埋在沙子里的鴕鳥政策，是維持不了多久的。到了后年，1040年，宋夏戰爭還是爆發了。那是后話，咱們暫且不表。

你看，宋遼兩家的這種反應，都是人之常情，好理解。整件事兒里面，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西夏的李元昊，明知道自己先前稱臣的大哥，大遼和宋，肯定會不高興，為什么一定要稱帝呢？關起門來當大王不好嗎？作為關鍵第三方，能在大宋和大遼之間上下其手、左右逢源不香嗎？現在你一旦豎起大旗要當真皇帝，對內的權力沒變化，對外的風險可是大大增加了。和大宋、大遼同時翻臉的后果，你承受得了嗎？這才是整個事件里最有趣的部分。

好，那1038年，我們就站到李元昊的角度來看看，他為什么非要做這件事？以及，他究竟做成了沒有？

元昊稱帝

李元昊為什么要稱帝呢？

最簡單的一個理解，當然就是因為個人野心。話說李元昊剛剛接他父親的班的時候，當時西夏只是大宋的一個藩屬國，他就敢對大宋使臣發飆。先是不愿意出來迎接，然后是不愿意下跪接大宋皇帝的詔書，迫不得已下跪了，起來就公開說，唉！我們西夏的先王們哪，真是犯下大錯啊。我們國家這么強盛，為什么要給其他人當臣子呢？你想，這話聽在大宋使臣耳朵里，是不是有點狂得沒邊了？是的，李元昊個性比較強悍，不甘于人下，這當然是他稱帝的重要的原因。

但是你想兩點：

第一，西夏的國主們，有個人野心的，又不止是李元昊一個人。他爺爺李繼遷，就親口說，我現在這點地盤，就是進取基地而已。我將來是要成霸業的。李元昊的爸爸李德明，表面上對大宋非常恭順，但實際上在國內用的器物儀仗，都是皇帝級別的。有一次，那還是宋真宗在位的時候，李德明就對大宋說，我國內遇到饑荒了，能不能請朝廷支援我一些糧食。當時大宋的宰相還是王旦。王旦就說，可以啊，沒問題，糧食我給你準備好了，你來開封取一下唄？李德明就說，哎呀呀，大宋朝廷有高人啊，我才不去呢。你看看，李德明臣服大宋，那只是表面文章，實際上是怎么回事，雙方心里都清楚得很。所以，問題不在于李元昊是不是有野心，他們家每代人都有野心，而是這個野心為什么現在要以公開稱帝的方式表現出來。

第二，做皇帝這事兒，可不止是有好處，還有代價啊。設身處地地替李元昊算算賬，你會發現，好處暫時看不到，而代價卻是巨大的。

首先，大宋朝原來每年會給西夏的各種賞賜，肯定就沒有了。這個時候，大宋給西夏的，雖然不像是給大遼的明碼標價的歲幣，但也是動不動就給錢、給物、給好處，史不絕書啊。有一次，李元昊就勸他爹李德明要當皇帝，李德明說，這事兒干不得。我們黨項人30年吃好的穿好的，多虧了大宋天子大方啊。李元昊說，我們這些游牧民族，本來就應該放牛馬、穿皮草，要那些綾羅綢緞干什么？你聽聽這段對話：他們父子倆其實說兩岔了。李德明講的是整個民族的現實利益。李元昊講的是個人的消費偏好。你李元昊要當皇帝，你個人可以選擇不穿綾羅綢緞，但是整體利益受到巨大損失，這是肯定的事兒。

還有一筆賬。西夏是靠什么立國的？別看他有銀川平原、塞上江南，能產糧食，但西夏整體上還是靠貿易立國。他能賣給大宋的，有馬，有鹽，這都是非常掙錢的買賣。最重要的是，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這條商路，所以有人開玩笑說，西夏就是那個時代開高速公路收費站的。好了，如果你要當皇帝，和大宋大遼翻臉打仗，那貿易肯定就大受影響，那你的國家財政怎么支撐呢？這還不算一旦開戰之后，必然會發生的浩大的軍費開支。

說到這個份兒上，我們就有點明白了，李元昊執意要稱帝，恐怕不僅是個人野心爆發的結果，再大的野心在現實的利益損失面前，也是很容易冷靜下來的。那么想必，在野心的背后，李元昊應該還有更深的利弊考量，他還有其他不得已的因素？

過去，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場上，往往是不思考這些問題的。因為他們覺得，蠻夷嘛，反正兇悍成性，搞出什么反常的舉動都不奇怪。但是，作為一個現代人，我們知道，所有人的行為的底層邏輯都一樣，都是趨利避害。那李元昊看到的稱帝的好處是什么呢？

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原始文獻非常少，其中最重要的，應該就是李元昊寫給大宋皇帝的那封信。信的內容，無非就是說，我為什么要當皇帝，一二三四列了很多理由，你大宋皇帝就理解理解我唄，成全了我就算了唄？其中有一句很有意思。他說，我身邊也有很多小兄弟，什么吐蕃、塔塔、張掖、交河，他們都很崇拜我。我要是稱個王呢，他們就表示不高興。但我要是稱個皇帝呢，他們就表示愿意服從我的領導了。他們聚在一起啊，旗幡招展，人山人海，都愿意在我們那一小塊地方，建一個帝國啊。

這段文字里面，當然有李元昊給自己臉上貼金的因素，但是，我們也可以從中體察到李元昊真正的處境。簡單說就是：如果他不能建立一個帝國，也許就無法再摁住西夏領土上的這些部落了。這很可能是李元昊稱帝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就牽涉到對西夏這個地方的理解了。西夏最早的發源地，是在陜北，大致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延安北邊，那個地方是黃土高原。在唐代的時候，因為黨項人立下了功勞，唐朝皇帝把這片地方封給了黨項人。

你可能會說，不對啊，西夏的主要地方不是在今天的寧夏嗎？前面也說了啊，它定都在今天的銀川啊。對，但是那塊地方原來叫靈州。那是到宋朝時候，西夏才拿下的地方。你看，從陜北到寧夏，西夏這是往西發展了一大塊地方了。

后來繼續往西。就在2年前，西夏還拿下了整個河西走廊，什么金張掖、銀武威，乃至酒泉、敦煌，都歸了西夏了。

西夏的武力確實很厲害，一路攻城略地，但是也帶來了一個問題，就是這一大塊地方，民族構成實在是太復雜了。

本來，河西走廊這塊地方，中原王朝從漢武帝的時候就開始經營，那個時候命名的張掖、武威、酒泉、敦煌，直到現在還在用。在大唐盛世的時候，這也不是問題，這一大片都是中原王朝的領土。但是到了安史之亂，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公元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是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它最重要的后果，不僅是大唐帝國本身的衰落，而且還是大唐盛世時候中國北方和西北方向的領土，碎成了一地，成了此后幾百年很多地緣政治問題的源頭。

就拿現在西夏統治的這一大片地方來說，大唐衰落了，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真空。從公元8世紀開始，吐蕃人、回鶻人、黨項人，別忘了，還有漢人，在這個舞臺上來來去去，各種勢力在這里漲漲落落。

復雜到什么程度？我們就拿敦煌這一小塊地方舉個例子。敦煌，當時叫沙州，本來屬于大唐的河西節度使管。安史之亂一爆發，得了，什么河西節度使，別在邊疆守著了，把兵將調到內地去平亂吧。于是，留下一個空白，吐蕃人就從青藏高原上下來占領了這塊地方。吐蕃統治了60多年后，一個沙州當地的豪族，漢人張議潮又造了吐蕃人的反，掌握了敦煌這片地方。漢人嘛，當然說我還是大唐的子民，所以這個地方，又成了大唐的一個地方政權，叫歸義軍。但實際上你懂的，衰落的大唐其實也管不到這里。這個階段的歸義軍，情況很不穩定，強盛過，也衰落過，獨立建過國，也當過回鶻人的附庸。等到唐朝之后的五代，歸義軍在漢人手里也發生了政權轉移，張家不行了，又被曹家替代。那這個曹家是漢人嗎？不一定。有史學家認為，他們其實是粟特人，那是一個活躍在絲綢之路上，以經商聞名歐亞大陸的民族。最后，就在前兩年，又被西夏吞并。

你看看，僅僅是敦煌這一個地方，就這么亂。我不是讓你記住這個過程，而是讓你感受一下：這個地方的矛盾有多復雜。黨項人自己，就至少有八個部落。還有吐蕃人、回鶻人也是分成很多小部落的，各自的利益和立場都不一致。而且別忘了，這里面還有大量的漢人。

那西夏作為這一大片地方的征服者，就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在一個松散的部落聯盟里當老大；另一個是，在一個有著高度秩序的帝國里當皇帝。

這兩種前景有什么區別呢？

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權，往往都是部落聯盟。部落之間的關系相對平等。如果你的部落足夠大、足夠強盛，那你就會成為盟主，也就是草原上的單于、可汗。雖然大家尊你為盟主，但是你也沒有辦法真的從聯盟內部汲取資源來做事。部落聯盟的這種首領，往往是帶領大家對外戰爭，然后給大家分配戰爭掠奪帶來的紅利。一旦不能維持對外的軍事勝利，戰爭紅利就消失，部落聯盟也往往就解體。

而稱帝就不一樣了。這是在建立一個超越部落的政治共同體，它有中心，有邊緣，中心對邊緣有很強的控制，內部高度不平等。

分析到這里，我們就更能體察，李元昊為什么要稱帝了。如果從民族和文化的多樣性來說，西夏的情況比大宋、甚至比大遼還要復雜。如果不能豎起一桿自己的旗幟，他們黨項人祖祖輩輩好不容易打下來的這70多萬平方公里的地盤，就會因為內部的離散傾向，隨時分崩離析。所以，李元昊給大宋皇帝的信里說，我現在是“稱王則不喜，稱帝則是從”，我如果只是個西夏國主，他們是不會高興的。我必須當了皇帝，他們才服從。這話，可能倒也是一句大實話。

但是，當皇帝，看起來只是一個名號的問題，而實際上非常非常難。從西夏國主到大夏的皇帝，要想完成這個身份轉換，李元昊是要翻越一座高聳入云的、難比登天的大山的。

什么是“皇帝”

李元昊要當皇帝。換個角度理解，這不僅是要讓他本人的名號變成皇帝，更是要讓整個西夏政權變成一個帝國。這么一想，就知道這個工程量非同小可了。

那請問，什么是帝國？

復旦大學政治學教授包剛升的老師的著作《抵達》，講的是人類的政治演化史。書里面用了專門的一章講了“帝國”這個現象。

帝國，那可是前現代化社會最重要的政治發明。帝國是如何產生的？核心是兩種力量：一個是軍事征服，這個好理解，拳頭大的是哥哥嘛；另一個則是政治控制，這里面包括官僚體系、法律體系等等一大套治理技術，而其中最最重要的，則是打造一個共同的精神空間，說白了，打造一個具備普適性的文教系統。這里面，得有語言文字，得有宗教信仰或者官方學說，得有關于帝國來歷的傳說，得有何謂正當生活的教導，得有值得為之獻身的光榮和夢想，得有一大堆承載這些理念的故事、人物、器物和符號，等等。

為什么非要有這么一個文教系統呢？

你想啊，如果是一個王國，也就是由單一民族構成的小的政治共同體，那就好辦了，大家血緣相近、文化相同，又同在一個地方生活，確實沒有必要刻意打造什么文教系統，一切照習慣來就行。而帝國不一樣。帝國不僅是大，而且是橫跨了多個文化和民族。一旦處理不好這種內部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即使武力征服完成了，也很容易分崩離析。

比如亞歷山大帝國。所以，帝國為了降低治理成本，就必須要講出一整套故事：我們有共同的過去，我們有共同的向往，我們有值得驕傲的圣賢、君王和都城，我們有輝煌的未來，我們比那些帝國之外的人更有優越性。等等。這是啥？這就是文教系統啊。

我們今天的人一聽“帝國”這個詞，多少會覺得它有點面目猙獰。但是在歷史上任何帝國的強盛期，它都一定是充滿魅力的。你就想想，羅馬帝國強盛的時候，一個帝國邊陲的人對羅馬的向往：如果能拿到羅馬的公民權，這輩子要能看一眼羅馬的斗獸場和萬神殿該多好啊。

你也可以想像盛唐時候的一個普通人對長安的向往，要是能在東市西市逛一逛，再有幸能遠遠地看一眼大唐天子的威儀，那這輩子也值了。身在長安的人，看見外國人給天子磕頭，自己也是滿滿的驕傲感。你看王維那詩寫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旈。”這驕傲感，看得人眼睛都亮了。

那身在天涯海角呢？一想起長安，也是無比神往。比如杜甫的詩：“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還有“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你聽聽，詩人在夔州臥病，一抬眼已是深秋，孤寒凄涼，但一旦想起在皇帝身邊上班時候的那點光榮，還是心頭一暖。

我們今天可能會覺得，這不就是中心對邊緣的不平等嗎？但是在歷史現場，這恰恰是帝國的魅力所在。或者我們可以把這層意思說得再透一點：一個帝國的根本特征不是它擁有的武力，而是它刻意打造出來的那個共同的精神空間。武力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而共同的精神空間，則會世代流傳，自我強化，持續為帝國注入凝聚力。反過來，如果一個帝國的共同的精神空間瓦解了，帝國也就要隨之崩潰。比如羅馬帝國的后期，帝國西部以拉丁文為主，帝國東部則以希臘文為主。而這種語言文字的分化，也是導致羅馬帝國分裂成西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其中一個因素。

說到這兒，你有沒有覺得：創建一個帝國的過程，跟我們通常理解的不太一樣？

通常我們會以為，創建一個帝國，主要就是一個充滿了鐵和血的軍事征服過程。但是，今天我們借著聊李元昊在西夏稱帝這件事，你會發現，建立帝國還有另外一面：它是文質彬彬的、是魅力四射的、是充滿神性的、是用想象和承諾來構造的。

李元昊是1032年繼承的王位，到稱帝的1038年，這六年間，他折騰的事兒，主要就是什么改姓氏、改服飾、改發型、改官制、創制西夏文字等等。現在你明白了，這不是什么可有可無的虛頭巴腦的事兒。這些動作都事關未來帝國的增強凝聚力，都事關從零到一打造一個文教系統。

當然，李元昊的難題還不止于此。請注意，他是要在中國文化的環境中稱帝，旁邊還有大宋和大遼比著，這就又增加了一重難度。為啥？因為中國的皇帝制度，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君主制度。

歷史學者饒勝文老師在得到App有一門課，叫《秦始皇評傳》，就專門分析過這個問題。簡單說就是：中國皇帝身上的合法性資源非常豐富、立體，而且還非常獨特。

對比一下：羅馬帝國的皇帝，本質上只是“第一公民”，是元老院和公民大會授予的。后來元老院和公民大會的權威衰落了，羅馬皇帝的合法性來源就單薄了，最后只剩軍隊。除此之外，羅馬皇帝身上沒有什么自帶的神圣光環。所以，在羅馬帝國晚期，殺掉皇帝就成了家常便飯，甚至還發生過禁衛軍拍賣皇帝寶座的事。

世界其他地方的君主，有的也非常在意神圣光環，比如搞君權神授那一套。你在包剛升老師《抵達》這本書的導言里，能看到好幾篇文獻，有古巴比倫君主漢謨拉比六世的宣言，有波斯帝國大流士一世的銘文，其中都在講，我本事有多大，天神怎么保佑我，等等。這也都是合法性的來源。

但是相比之下，中國的皇帝制度的合法性要素就要豐富得多了。至少有六個維度。

第一是天命，老天爺的眷顧和允許，讓我來統治這片土地。

第二，是神性大地。不僅是上天，三山五岳大河大川的神靈也都要祝福我。中國文化太重視土地了，所以，朝代變革的時候甚至會調整五岳的位置。比如到了明末清初，還調整了一下北岳。原來的北岳是在河北境內的大茂山，不行，得變成山西的恒山。為啥？因為首都北京不能在北岳以北嘛，那不就意味著首都不在天下之中了嗎？那還行？得改。

還有第三條，是傳統。這個帝國不是憑空來的，得一直能追溯到上古的、深厚的、甚至是有神性的傳統。

第四條，我得能容納天南地北各種不同的思想文化傳統，都能在我的體系里和而不同。

第五條，我得能向天下百姓許諾永久和平，創造蒼生福祉。

第六條，皇帝不僅是統治者，還得是道德楷模的圣人。

把這六條合在一起，饒勝文老師提出了一個中國皇帝的合法性模型，一共是六個維度：秉承崇高的天命、涵蓋神性的大地、植根深厚的歷史、揉合不同的思想文化傳統，賦予永久和平與蒼生福祉的天下愿景，以及偉大圣王的自我期許。

你參照這個模型，就能明白秦始皇當年的有些行為到底是在干什么了。

比如說，秦始皇巡行天下，為什么每次都要去海邊？不是為了去看陽光沙灘，也不是為了求仙，而是為了向新吞并的燕國、齊國和楚國，表達接納他們地方文化的雅量。我來了，我愿意向當地的精英示好，比如，秦始皇第一次東巡到達鄒嶧山，就是孟子的故鄉，就在那里召集了七十名齊魯儒生作為博士。我也愿意祭祀一下當地的神靈。比如，在云夢澤祭祀舜，到會稽山祭祀大禹，這都是對當地文化表示接納。

其中最著名是秦始皇封禪泰山。你想，在先秦的時候，封禪泰山，那可是齊國一家的傳統，他們秦國君主祭天有自己的地方，那是從咸陽往西走，去雍城祭天。現在秦始皇，愿意往東走，到齊國的泰山去祭天。這是什么姿態？這就是在說：我連祭天這么重要的儀式，都愿意按你們東方的傳統來舉行。我胸懷大吧？以后都是一家人，講什么齊國、秦國的分別啊？見外了！

還有一件事，過去也有誤解。你可能知道，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后，收繳了天下的兵器，鑄成了十二個巨大的金人，根據賈誼《過秦論》的說法，這么做的目的是為了削弱大家，讓百姓沒有反抗秦朝統治的能力。

但是，你不覺得它在邏輯上講不通嗎？兵器收繳了，就算存放在庫房里，不一樣也削弱了百姓反抗的能力嗎？而且，銷毀后的銅也是一大筆資源啊，鑄成銅錢不好嗎。事實上，東漢末年的董卓得到這批金人后，就是這么做的，把它鑄成了銅錢。那秦始皇為什么還要再花費成本，鑄成巨大的金人呢？

說白了，這是一個政治姿態。就是告訴天下所有的人，兵器我不要了，我做成了禮器，所謂“化干戈為玉帛”，用對話代替對抗。那十二個巨大的金人，每個都有差不多30噸重，它們高高地聳立在咸陽，老百姓遠遠地就能看到。借用現在的說法，它們就像是十二個巨大的LOGO，向世人宣示著帝國的和平愿景。這是秦始皇的和平廣告啊。

你看看，過去我們對秦始皇的歷史形象是有誤解的。我們往往覺得秦始皇是一個軍事強人。其實，他統一六國的戰爭，不過是花了九年時間，那是摧枯拉朽式的，這是他們家祖祖輩輩的努力，所謂“奮六世之余烈”的結果，很難歸功到秦始皇身上。秦始皇這輩子真正做的事情，是在戰爭結束之后的制度建設，圍繞皇帝這個新角色編織的合法性外衣，也就是建立一個文教系統。所謂“百代皆行秦政法”，這也是秦始皇對后世最大的影響所在。

好了，從秦始皇到李元昊，一千多年過去了。從秦到漢，從魏晉到南北朝，從隋到唐，中國的皇帝制度愈加成熟了。現在，你李元昊說我不甘為人下？好吧，你要打造一個獨特的精神空間和文教系統，要湊齊秦始皇開的這張清單上的這么多合法性資源，你李元昊才是皇帝。

請問李元昊，你辦得到嗎？

不一樣也一樣

李元昊還是很努力的。他從接班到稱帝，在短短的六年時間里，做了好多事啊。

一方面，他重新設計了西夏的治理體系，軍事上搞征兵制，政治上搞中央集權。總之，改革的方向非常清晰，就是要把部落聯盟改造成帝國體制：我要像華夏帝國一樣，能從內部汲取資源，形成結構，凝聚為力量。另一方面，李元昊就把力氣花在打造一個獨立的文教系統上面了。比如改姓名、改服飾、改發型、改文字等等。

那你說，這么多改革，邏輯主線是什么？簡單說，就是要制造一個能帶來帝制合法性的傳統。

比如，李元昊改了自己的姓。其實嚴格地說，我們這時候應該稱他為趙元昊，因為趙，是宋朝天子賜給他們家的姓，李，是唐朝天子賜給他們家的姓。元昊說，我都不要了，我姓“嵬名”，我另有祖先。

那元昊認為自己的祖先是誰呢？他在給大宋皇帝的那封信里說了：我家原來也是皇帝，就是北魏的拓跋氏。

就這一句話，可把后來的歷史學家忙壞了。按說，西夏是黨項人，這是古代羌族的一支，發源在中國西北部的青海。而北魏的拓跋氏是鮮卑人，是古代東胡的一支，發源于中國東北部的大興安嶺。這一東一西兩支，到底是怎么搞到一起的？主流的說法仍然是認為，黨項人還是屬于西邊的羌族。他們和鮮卑的關系，是出于后來人的攀附。當然，這個結論在學術界還有爭論。

咱們暫且不管學術界的爭論，你想，李元昊這個時候距離北魏滅亡已經將近500年了，他怎么可能有確切的家譜可以追蹤？而且李元昊的祖祖輩輩從來沒有提過這個說法，怎么現在突然就冒出來了呢？我們根據常理推斷，即使有那么點兒影兒，也是元昊主動選擇的結果。對啊，既然我要當皇帝，那就認一個當過皇帝的祖宗唄。這個也不奇怪。唐朝李家當了皇帝，也是認了老子當祖先。這是正常操作。

好，我有獨立的光榮傳統了，這個傳統怎么體現呢？元昊又做了件事：先把自己的頭發剃掉，不是全剃禿哈，是把頭頂部分的頭發剃掉。然后要求部下所有人都搞這樣的發型。而且只給三天時間，不剃發，就殺頭。

過去有人想當然地推斷，這肯定是為了恢復自己民族的舊風俗嘛。但是后來學術界認為，不對，一個民族恢復自己的舊風俗，哪有那么難？居然要靠殺頭來威脅？那是不是因為攀附了北魏，是在模仿拓跋鮮卑的發型呢？再一考證，也不是。拓跋鮮卑就沒有這樣的發型。而且你知道的，經過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就算有這樣的發型，也早就消失了。所以大家最后猜測，其實是在模仿大遼契丹人的發型。你看，如果真是這樣，元昊改發型的目的很簡單：發型具體應該什么樣，不重要。重要的是讓大家知道，我們和漢人不是一回事，我們另有自己的傳統。

再接下來，就是那個著名的舉措了：創制西夏文字。這種西夏文字雖然是用漢字的筆畫創制的，看上去怪怪的。我自己每次看到西夏文的時候，還 是會很驚嘆。短短三年時間，生造出五千多個字，而且還要推廣、學習、運用，還翻譯了大量的漢文著作和佛經。這是一個多大的工程？

你想，漢字是從象形字演化過來的，每一個字都有其源流，相對來說好學。而西夏文是生造的，筆畫又極其繁瑣，這學習和推廣的難度太大了。有一個數字嘛：漢人翻譯佛經，將近一千年才翻譯了6000多卷的《大藏經》。而西夏僅僅用了53年，就翻譯了3000多卷佛經。這個翻譯的速度太驚人了。從這個數字，你也可以看得出來，西夏人要用自己新創制的西夏文字，積累文化資產，這個工作態度是非常迫切的，這個政治意志是非常堅決的。

好，那問題來了，元昊打造的這個文教系統，對于創建西夏帝國來說，夠用了嗎？

從結果來說，還不錯，畢竟西夏帝國撐了將近200年，最后被蒙古人滅掉。滅在蒙古人手里，其實也不丟人。當時蒙古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啊。

那你可能會說，元昊用六年時間搞出來的這套東西，居然能撐一個帝國那么長時間，看來，打造一個精神空間，創制一個文教系統，也不難嘛。如果這么看問題，那就忽略了元昊的努力的另外一個側面了。表面上，他是想盡一切方法和華夏文明脫鉤，從傳統到發型到文字都要另搞一套。而實際上呢？元昊是脫鉤不遺余力，借鑒也是不遺余力。

比如說，他的官制當中，基本是照搬了大宋的名稱，中書、樞密、三司、御史臺，都有。甚至還有個衙門干脆就叫“開封府”。你沒聽錯。西夏的京城叫“興慶府”，但是管理興慶府的機構叫“開封府”，抄作業就抄得這么仔細！

為了學中原制度學得像，元昊招攬了好多漢人，比如花重金買了一批女子，就是從宋朝皇宮里放出來的宮女。他把這批女子放在自己身邊。干啥？不僅是為了女色，而且是為了了解宋朝，說白了當顧問用，遇事兒不懂就問。你看，不僅朝廷的事情要學大宋，連宮廷里的事兒，也要學大宋。這個傳統元昊的后代也保留了，到了第三代皇帝秉常，每次邊境戰爭，俘虜了漢人，也都要查問中原制度，還下令放棄西夏人的禮儀，學漢人禮儀。

再比如說，文字可以短時間生造出來，但是思想呢？那可不是花幾年功夫就能搞出來的。那怎么辦？沒關系，挪用啊。把儒家經典，都翻譯成西夏文，也供奉孔子。而且有意思的是，中原王朝追封孔子，給的最高的封號就是唐玄宗封的“文宣王”，而西夏呢？索性再升一格，把孔子尊為“文宣帝”。這是孔夫子享受過的最高級別的待遇。

要說思想，現成的還有佛教啊。西夏不僅大量地、高速地翻譯佛經，他們還干了一件事，就是把境內的賀蘭山改名叫“五臺山”。你可沒聽錯啊，西夏統治時期，賀蘭山就叫五臺山。憑什么你大宋境內有五臺山佛教圣地？我也可以有啊。

所以你聽出來了，元昊的這一通操作，表面是在拼命地讓西夏文化和漢文化脫鉤，但結果呢？反而是創造了一個漢文化的副本。

李華瑞教授在《宋夏史探知集》里，把話說得就更透徹：西夏建國實際上是一種自覺重建漢文明的努力。

道理很簡單，表面看起來元昊另起爐灶搞了一套，但是他越努力，這個新體系就和漢文明越像。就舉一個例子吧。有一份20世紀才發現的文件，叫《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其實就是用西夏文制定的法典。規模很龐大，有二十卷，20多萬字。如果細看內容，你會發現，天啊，儒家文化已經如此深刻地融入到西夏帝國的法律里面了。比如，父母死了，孩子要服三年之喪；違反孝道要處以嚴刑，等等，這本來都是從農耕社會發育出來的儒家禮教的綱常，但是，西夏社會已經全面采用了這些規則，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元昊可能想不到，他一生努力要離開的東西，最后居然不可逆轉地融入其中了。

你說這是為什么？

世界上的競爭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拳擊，另一種是選秀。拳擊賽的結果是分輸贏，而選秀賽的結果是分高下。

再過兩年，西夏和大宋確實要舉行一場拳擊賽了，打仗了嘛，但這個時間并不長。在此后的200多年里，西夏和大宋本質上展開的是一場文化上的選秀賽。至少在西夏這一邊，他是要在文化上和大宋分個高下的。你不覺得嗎？選秀賽的結果往往就是這樣：雙方比來比去，最后殊途同歸，甚至越來越相似。

這讓我想起一句話：“人生可以沒有敵人，但不能沒有對手。”

因為面對敵人，可能大家雙輸。而面對對手，我既被對手激勵，也被對手滋養，更被對手塑造，最后，我和對手惺惺相惜。

這就是1038年，我為你講述的元昊稱帝的故事。下一年，1039年，我們再見。

參考文獻

（清）吳廣成撰，胡玉冰校注：《西夏書事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

（元）脫脫等：《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

史衛民：《遼西夏金政治思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

劉澤華：《中國的王權主義》，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

李華瑞：《西夏史探賾》，甘肅文化出版社，2017年。

杜建錄：《西夏與周邊民族關系》，甘肅文化出版社，2017年。

杜建錄：《西夏史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杜建錄：《話說西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

楊浣：《他者的視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

顧宏義：《天傾：十至十一世紀宋夏和戰實錄》，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

楊富學、陳愛峰：《西夏與周邊關系研究》，甘肅民族出版社，2011年。

吳天墀：《西夏史稿》，商務印書館，2010年。

李華瑞：《宋夏關系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楊浣：《遼夏關系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

史金波：《西夏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李錫厚、白濱：《遼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白濱：《元昊傳》，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

（日）渡邊浩：《東亞的王權與思想》，區建英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3-20頁。

（法）馬克·布洛赫：《國王神跡：英法王權所謂超自然性研究》，張緒山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

（德）恩斯特·康托洛維茨著：《國王的兩個身體》，徐震宇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

關行邈：《北宋天人關系思想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9月。

何強：《制造“誣”“間”敘事——北宋與西夏交往交流中的話語調適》，《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

湯君：《試論西夏仁孝“番表漢里”漢學的歷史意義》，《西夏研究》，2023年第4期。

方凱：《宋元時代的西夏史編纂——以〈宋史·夏國傳〉為中心》，《西夏研究》，2024年第3期。

周澤鴻：《西夏的月令文本與本土時令———以西夏文類書〈圣立義海〉“月之名義”為中心》，《敦煌研究》，2024年第1期。

郝振宇：《姓氏改易、身份變遷與形象塑造——以黨項拓跋氏的內附與自立為例》，《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胡鴻雁：《再議鮮卑語系屬問題》，《滿語研究》，2021年第2期。

王凱：《西夏對域外信息的搜集》，《西夏研究》2019年第4期。

汪天順：《招亡納叛與建國立號: 北宋西部民族地區的政治新動向》，《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

馬旭俊、楊軍：《李德明“臣宋”意圖考——兼論“游牧”黨項的抉擇》，《北方文物》，2017年第2期。

德斯蒙德·馬丁：《1205至1227年間蒙古與西夏的戰爭》，《西夏研究》，2013年第3期。

孔德翊：《西夏國家祭祀初探》，《宗教學研究》，2014年第2期。

克恰諾夫：《夏圣根贊歌》，《西夏學（第八輯）》，2011年。

劉春霞：《李元昊“僭號”與北宋中期文人談兵論析》，《蘭州學刊》，2008年第11期。

聶鴻音：《西夏遺文錄》，《西夏學》（第二輯），2007年。

薛正昌：《略論李元昊》，《甘肅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

陳育寧：《評李元昊在西夏建立過程中的作用》，《寧夏社會科學》，1988年第2期。

李蔚：《略論李德明》，《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