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性別議題，我們常常陷入性別對立的誤區，執著于在性別之間一較高下，尤其熱衷于對男性進行毫不留情的攻訐和嘲弄。近年來，西方一些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電影，如《前程似錦的女孩》《珀爾》《她說》《芭比》等，仍在批判男性相較于女性具有更優越的社會地位，或者揭示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與剝削，它們在探討性別平等和女性權益時，有時會以一種激烈甚至極端的姿態強化性別之間的對抗性，乃至用一種“奇觀化”的方式，描繪性別之間勢同水火的關系。顯然，這無助于真正的性別和解與融合。畢竟，男性與女性不是對立的兩極，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共同體。

《好東西》海報

《好東西》號稱是《愛情神話》的平行篇，但它的女性主義色彩較前作更為濃郁，風格也更為活潑辛辣。影片用一種輕松幽默的調性，在自我調侃、自我解嘲的氛圍中，敏銳地捕捉到當代女性的心靈困境，并在颯爽的風度中，對生活中那些沉重、苦澀的內容付諸一笑。影片的優點和缺點都非常明顯，它對女性充滿了人文關懷，對男性則報以揶揄和鄙視，但對于現實底色又描抹得比較輕飄；它涉及女性獨立和女性成長的動人之處，但情感力量又主要來自于人物密集到有些刻意做作的對話。

關于性別議題的多元書寫

《好東西》中的兩位女性具有非常鮮明的差異性，不僅展現了不同女性的生存狀態和性格特點，也發展出迥異的人生態度和人生目標，以及各自的自我定位、自我實現之旅。

單親媽媽王鐵梅猶如一位全能型選手，無論在職場上還是生活中，都有一種駕輕就熟，從容淡定的氣度。在教育孩子方面，看似與女兒有觀念沖突，但她也能事事躬親，做孩子的知心人和陪伴者。而且，王鐵梅身上既有“剛猛俠義”的一面，其實也有溫柔感性的一面。也許，王鐵梅并未期望自己像男人一樣豪爽、剛強，只是因為丈夫的自私和無能，她才被迫在生活的風雨中傲然挺立，變得“多才多藝”。

歌手小葉有一段坎坷的成長經歷，從小就受到母親的嫌棄和打壓，她仿佛是一個在孤獨中長大的“零余者”， 極度渴望男性的呵護和關愛，因而在胡醫生面前卑微到塵埃里。

劇照

影片在兩位成年女性身上，凸顯了不一樣的性格和人生態度，一個獨立、堅強、灑脫、睿智，一個柔弱、糊涂、卑微、自我放逐。這也導致她們對待生活南轅北轍，一個目標明確、條理清晰、態度堅定，一個渾渾噩噩、隨波逐流、缺少主見。她們對于男人的態度也截然不同，一個灑脫隨性，追求內心的感覺和自我判斷，一個滿足于一晌貪歡，沉醉于片刻的溫柔，卻忽略自我的價值和人格的獨立。

影片不僅讓兩位成年女性提供相互觀照的視角，還讓9歲的王茉莉作為第三方視點，燭照她們身上的短板。當王茉莉嘲諷小葉是戀愛腦，還倒貼，質問王鐵梅實現了什么新聞理想時，兩位成年女性瞠目結舌，她們一直精心維護的自足世界轟然倒塌。當然，這種編劇策略也比較冒險，它要求9歲的女孩具有過人的洞察力，這對小演員的表演也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因為，王茉莉需要在兒童的天真口吻中，流露出超出年齡的世故和聰慧，并能看透成人世界的空洞與膚淺。影片將王茉莉塑造成慢熱型的孩子，讓她用一種慵懶又清醒，純真但又犀利的方式，慢條斯理地說出“技驚四座”的話語。這種強烈的反差效果為影片注入了豐富的喜劇元素，使得觀眾在歡笑之余也能感受到一絲辛酸與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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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影片中三位男性角色，完全是作為女性的陪襯物存在。小馬身上有一種藝術家的頹廢和不羈，但骨子里又是一位缺少母愛的少年。王鐵梅的前夫自視甚高，對于在家照顧孩子、做家務完全不能忍受。胡醫生精致自私，在情感關系中不愿作出任何承諾。他們都不是那種陽剛、強悍，有擔當的正面形象，而是要么戀母，要么大男子主義卻又小肚雞腸，或者自私冷漠。

當男性無法為女性提供呵護，女性只能獨自完成對于人生的探詢。而且，當成人世界千瘡百孔，孩子也只能默默地摸索成長之路。為此，影片在結尾通過一組對比蒙太奇，表現了王茉莉的首場音樂表演與學校文藝匯演之間的差異，進而昭示了不同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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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茉莉在酒吧的舞臺上打鼓時，她找到了心靈的節奏，展現出一種松弛又投入的狀態，觀眾的回應也真誠而熱烈。相比之下，學校的文藝匯演看似莊重有序，卻暴露出一種僵硬的規訓感。學生們的表演如完成任務般麻木機械，學校的領導在表演正式開始后就紛紛離場了。這組對比蒙太奇揭示了影片的價值立場：人生不應被外在的規定和功利的目標所禁錮，而應本著內心的熱愛，追求自我的滿足。

《好東西》否定了女性可以依靠男性獲得庇護和安全感，因為男性本身就不是什么“好東西”，女性生命中真正的“好東西”，需要自己去爭取，要通過自我反思和自我成長去追逐。因此，《好東西》不僅書寫了女性困境和女性互助，更可視為一份女性成長指南。

提純后的生活難以呈現真實的現實底色

影片對現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化，過濾了現實中那些灰暗、破敗、沉重的部分。影片有意忽略了王鐵梅和小葉窘迫的經濟現狀，反而讓她們的生活有一種小資般的優雅和從容。她們做飯一般是面食或西餐，從而成功地避開了煙熏火燎的狼狽。兩位女性所租住的老公房，其實就是上海“老破小”的代名詞。這種房子沒有電梯，沒有好的物業，設計不合理，管道老化，裝修陳舊，居住體驗不佳。但是，影片用了大量高光和暖色調，將房間呈現得溫馨浪漫，甚至有一種童話般的溫暖舒適。

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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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還出現了管理嚴格的高檔公寓，服務到位的私立醫院，以及極具情調的酒吧和餐廳。這都說明，影片看似關注普通女性的生存狀態，實則不希望觀眾看到現實的煩惱和生活的壓力。王鐵梅和小葉都沒有固定收入，未來也沒什么保障，但她們的生活除了關心女性地位，女性與男性的斗爭，以及女性的自我實現，還有女性對于情感的自主性，幾乎沒有思考過自己的職業發展和未來生存危機。

即使是王茉莉就讀的普通公立小學，影片也極力對其進行精英化處理。學校內部的生態并沒有圍繞日常的教學流程展開，而是著眼于一些簡練而又帶有諷刺色彩的小插曲。如張永新請一個霸道的“扛把子”來找王茉莉的茬，不僅缺乏現實邏輯支撐，兩人認老鄉的戲劇性反轉也只是增添一些笑料，對于人物刻畫或者深化主題毫無幫助。還有王茉莉以專職鼓掌的身份參加文藝節目排練，也像是影片為了鋪墊王茉莉的成長線而臆想的細節。正因為王茉莉在學校中遇到的煩惱都非常懸浮，例如作文題材選擇的糾結，沒有藝術特長的自慚形穢等，觀眾在王茉莉身上并沒有真切地感受到學習的壓力，或者特殊的家庭結構所帶來的自卑情緒。

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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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東西》確實觸及了當前熱門的性別議題，也關懷了單親媽媽的生存狀況，以及童年創傷對于一個人長久而深遠的影響，進而呼吁一種包容開明，堅強獨立的生存態度。但是，影片對于生活中那些令人窒息的部分，其實是用一種輕喜劇的方式，進行了消解和回避，有時甚至陶醉在俏皮幽默的話語交鋒之中，或者不厭其煩地賣弄著一個9歲孩子的成熟、睿智與單純、天真之間的反差感。影片在淡化了現實底色之后，對女性真實生存處境進行了浪漫化提純，用一種游戲的姿態，用一種符號化的人物設置方式，來探討女性的人生追求和情感滿足，多少帶有坐而論道的空洞，甚至有時為了彰顯前衛而帶有表演性質，充滿了故作優雅的夸耀和虛榮。

密集的臺詞成為導演的意識形態傳聲筒

影片中最為迷人的部分，自然是那些充滿機鋒的臺詞。這些臺詞時常戲謔、揶揄、嘲弄、逗樂，偶爾也諷刺、鞭撻、反思，完成了對于女性心理、社會偏見的深刻洞悉。但是，如果人物不夠立體，情節不夠飽滿，只能通過密集的臺詞來灌輸觀點或制造笑點，從而使影片有一種內涵豐富的錯覺，這并非電影創作的正道。而且，觀眾會意識到，有些臺詞只是創作者在借助人物之口滿足言說的快感，而無法在人物身上找到相應的邏輯支撐。

電影中的臺詞應該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和情境，能夠反映人物的個性和情感。這時，臺詞不僅是塑造角色的藝術手段，更是展現人物思想內涵的重要渠道。相比之下，相聲和小品是在高度假定性的情境中展開戲劇沖突，觀眾可以不必關注演員或角色的個性，只需領會臺詞所傳達的意義和喜劇效果就行。不容避諱的是，《好東西》有許多場景都有淪為相聲和小品的危險。

導演邵藝輝

《好東西》在上海舉行了首映禮

也許，部分觀眾會將《好東西》與伍迪·艾倫的作品進行比較，認為兩者在趣味性和藝術水準上有著相近之處。伍迪·艾倫的電影中，人物確實臺詞較多，但這些臺詞大都根植于特定的生活化情境中，與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相契合。而且，伍迪·艾倫的電影并不直白又刻意地追求臺詞的哲理性和先鋒性，而是努力在臺詞中設置潛臺詞，鼓勵觀眾去感受蘊含其中的哲思。《好東西》的臺詞單獨拿出來確實精彩，但有些臺詞只是直接表達觀點，或對人物進行道德判斷，實際上帶有賣弄和說教的意味，缺少電影臺詞生活化和濃縮性的特點。

當然，《好東西》在部分場景中，也充分發揮了視聽語言的藝術表現力和情緒感染力。影片中有一段絕妙的聲畫剪輯，當小葉將錄自日常生活的聲音放給王茉莉聽時，王茉莉將母親曬衣服、洗菜、削面、榨果汁時發出的聲音，進行了或宏偉，或詩意的想象。當一個孩子對聲音充滿童趣的想象，與一位母親庸常的勞作交替剪輯，影片實現了“笑中帶淚”的藝術效果。當然，影片在克制的處理中，避免以煽情的方式同情一位單親母親的辛勞，而是借助小葉的視點，努力挖掘瑣碎生活中那些微末的詩意。

海報

《好東西》不斷思考何為生命中的“好東西”。影片認為，那些被世俗習慣定義的“好”，那些被表面可見的光鮮所描繪的“好”，那些被瞬間感動所美化的“好”，那些出于恐懼、焦慮、柔弱而依賴的“好”，都不是真正的生命必需品，更不可能成為人生的“好東西”。只有那些基于獨立的人格，直面內心的審視，因靈魂的熱愛所激發的渴望，才是真正的“好東西”。

《好東西》有神經喜劇的特點，它確實沒有深入揭示上海普通女性的生存面貌，也沒有嚴肅探討女性命運，而是熱衷于在風趣和詼諧的氣氛中，彰顯女性對于情感、自我、人生的透徹理解。影片的大量內涵確實過分依靠人物的臺詞來傳達，但當觀眾在那些臺詞中會心一笑或者捧腹大笑時，關于女性話題的深刻探討可能已經蘊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