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甲午戰爭爆發130周年，澎湃新聞推出系列專題，追蹤最新文物線索，采訪一線專家學者，重新思考戰爭背后的歷史脈絡。

今年9月，澎湃新聞報道英國紐卡斯爾埃斯維克的圣約翰墓園（Elswick, St. John's Cemetery）內新發現一座北洋水師人員墓碑，墓主經學者考證為“靖遠”艦隨軍醫生甘肇功。然而，北洋水師的隨軍醫生對于今人而言是一個面目模糊的身份，關于軍醫甘肇功仍有諸多未解之謎。

本文作者李彬通過對北洋海軍軍醫的詳細查考，從人員構成、社會地位、收入水平、中日比較等角度揭示當時這一職業的面貌，也從軍醫群體的角度對甘肇功的背景做了進一步解析。他指出，北洋海軍的軍醫是被長期忽視甚至誤會的一個群體。

甲午海戰

多事之秋，海疆不靖，以史為鑒，富國強兵。近代中國的北洋海軍和甲午戰爭，給世人留下了太多警訓。在紀念甲午戰爭爆發130周年之際，我們常常想起鄧世昌、丁汝昌、劉步蟾、林泰曾等愛國將領在戰爭中英勇動人的事跡。但軍隊和戰爭絕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的事情。軍隊是個龐大的系統，既有站在頂端指揮調度的將官，也有沖在前線的作戰部隊，更有站在后方的后勤部隊，有機配合，才能戰勝而益強，我們不能忽視在后方操辦繁瑣勤衛的無名英雄。北洋海軍的軍醫，就是被長期忽視甚至誤會的一個群體。

一、軍醫從何而來

北洋海軍的軍醫來源主要有自主培養和社會臨聘兩種方式。

1881年，洋務派領袖李鴻章聽取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根濟的建議，創建天津總督醫學堂，是為中國第一所官立西醫學校，聘請各國軍醫官，專門教授與戰爭有關的解剖學、急救學等西醫技術，培養新式軍醫官。至1888年，在馬根濟（John Kenneth Mackenzie）的主持下，天津總督醫學堂共招收三屆學生，畢業19人。第一屆畢業生6名，分別是林聯輝、金大廷、李汝淦、何廷梁、曹茂祥、周傳諤。第二屆畢業生4名，分別是徐華清、麥堅信、屈永秋、黃寶森。第三屆畢業生9人，分別是鄭文祺、趙顯揚、何守仁、關景賢、尹端模、鐘景儒、吳廣輝、鐘穆生、陳沛熊。這19名自主培養的西醫是北洋海軍建軍后充當軍港、軍艦醫官編制的重要來源。

1893年李鴻章《醫院創立學堂奏折》

北洋醫學堂師生合影

其次便從社會上臨時聘請中西醫生。為了接收軍艦和平時操練的需要，北洋海軍對外臨聘了一批中西醫。1880年江永和楊星源兩名醫生隨丁汝昌赴英國接收“揚威”“超勇”號。1887年廣東醫生楊蒙跟隨丁汝昌等人接收“致遠”“靖遠”“來遠”“經遠”四軍艦。另外北洋海軍雇傭了大批洋員，為了方便洋員醫療，北洋海軍也從東南沿海及西方臨時雇傭了少數西醫，如馬根濟、鮑德均、智伯登、克爾克、伊爾文等。臨聘的中西醫生，在軍內并不穩定，來去匆匆。

由于軍內福建人最多，北洋海軍聘過若干福建中醫，如福建中醫陳登鎧。近期新發現的“靖遠”號隨軍醫生甘肇功（詳見澎湃新聞報道《英國北洋水師水兵墓新發現：第六位中國官兵墓碑被找到》《專家解讀英國北洋水師水兵墓新發現墓碑，墓主系隨軍醫生》），也是閩籍隨軍醫生中的一員。這說明北洋海軍深受地緣影響，“閩派為大”的現象早在建軍之初就已經存在，而且幾乎遍布各個兵種。

英國紐卡斯爾圣約翰墓園內最新發現的北洋水師人員墓碑，碑文為“光緒十三年，皇清廩生蓮皋甘公之墓，六月十八日立”，經考證為“靖遠”艦隨軍醫生甘肇功。

有意思的是，根據報道，甘肇功去世后，墓碑既未說他是軍人，更未顯示他作過隨軍醫生。為何？筆者認為一是跟陳悅、張黎源等學者的猜測一樣，甘肇功就是社會臨聘而來，按舊例作文官差遣；二是傳統社會歧畏軍旅，常言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只有生計艱難才去吃糧當兵，是一種窮困的印跡；三則當時隨軍醫生的社會地位很低。明清社會中，醫者小道，不為讀書人正視，遠不如進士及第顯耀得多。而醫界中，內科高于外科，中醫勝于西醫。在官本位的時代，自負的讀書人，一般不愿明言自己作醫生，遑論西醫，跟今天西醫較高的社會地位恰恰相反。科舉出身的甘肇功，本屬名門之后，理想的職業應該是出將入相，而不是儒生看不上的小道醫生。那么他為何還去作風險較高的軍艦醫生？筆者認為這主要因為甘肇功家道中落，生活貧困，急需用錢，才被閩籍海軍同鄉拉上船，擔任醫官賺快錢。如果活著回來，估計甘肇功還是走科舉晉升之路。這與晚清時期潘飛聲前往德國教書的因由大體相似。這或許是甘肇功墓碑上不愿明示軍旅或隨軍醫生背景的深層原因。

所以今人視作難得的編制飯碗，在當時并不光彩。而派往北洋海軍內部的西醫畢業生，經歷尤其坎坷。

二、坎坷隨軍生涯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早期，中西差距甚大。即使開明人士心急火燎，受制于傳統思想、制度及財力等因素，中國在短時間內很難一步到位。北洋海軍的軍醫建設亦是如此。雖然北洋海軍培養了一批西醫，但是受制于傳統思想和財力，并沒有重視他們的作用，更沒有重用和厚待他們。擺在海軍軍醫面前的是“一混二大三低”的尷尬窘境。

“一混”指海軍軍醫歸屬模糊，文武不分。按現代軍制，軍醫毫無疑問被劃入軍職系列，位列后勤軍佐，而非一般政府文職。但古代中國常以文官或者臨時差遣對待之。北洋海軍延用此舊例，令馬根濟等人詫異和失望。被編入北洋海軍的軍醫沒有軍銜職權，只被當做文官差遣使用。因此海軍軍醫雖仿照西方設置，卻按照清朝傳統的“醫官”來對待，既顯得不倫不類，又無多少實際軍權。

馬根濟

“二大”是壓力大、危險大。由于人數寡、藥物少，一遇戰事，海軍軍醫壓力陡增，面對的醫患比例常常高達1比幾百，救護壓力非常之大！他們不僅平時常常受奚落刁難，而戰時奔赴前線一旦救護不力，更會受到上下中外的厲聲責難，甚至罷黜問刑，可謂如履薄冰，危險萬狀。

“三低”為職權低、收入低和前景低。與歐美軍醫的高職權、厚待遇、體系化相反，海軍軍醫在清朝官僚體系里面，官階非常低，多數是最低的從九品，最高不過五品。甲午前后，獲得五六品的軍醫官，寥寥無幾，也就林聯輝一二人等。更嚴重的是，軍醫官的權力很低。他們沒有獨立的醫療決策權、人事權、財務權，只能被動地接受上級的草率安排，臨場應急。這在戰時非常不利于軍醫官統一規劃、整合和調配物資，高效指揮救護，不得不被其他更高職權的軍官干預搶奪，以致軍事醫療紛亂低效。

收入低。成為正式軍醫官前，西醫學生工資很低，月薪平均7兩。轉正后，海軍軍醫的工資，平均月薪30兩，較少外快，勉強糊口，既不能向官兵收醫藥費，又不能自開診所賺錢，根本比不上社會上自由的中醫。如此收入，連維持基本生活都難，談何改進軍醫技術，有效戰地救護呢？

前景低。當時的絕大多數海軍官兵，跟普通的中國人一樣，疑西醫、信中醫，對于西醫解剖、截肢等更是談虎色變。很多海軍官兵都覺得李鴻章編配西醫，是個大錯誤。西醫常被軍艦官兵奚落為“吃白食的混子”。他們在平時的軍事醫療中，無用武之地，很難通過專長獲得官兵認可，進而擠入權力高層，獲得良好發展。軍醫晉升緩慢無望，生存艱難，前景非常渺茫。大家普遍因“前途渺茫而垂頭喪氣，或不時朝秦暮楚”。比如其中的何守仁一度改學魚雷，尹端模不堪軍官侮辱，直接氣跑了。著名的清華學堂創始人唐國安，最先在天津總督醫學堂學醫，但自覺前景暗淡，不善學醫，就干脆輟學不歸了。

與日本相比，北洋海軍顯著不足。日本海軍比清朝早十年開建，在醫療建設上亦完善得多。日本軍方高度重視軍醫建設，對英美模仿程度高，建設力度大。日本設立了“軍醫部”，統一管理陸海軍醫療衛生事務，逐漸形成了從上到下統一的軍醫管理體系。至19世紀80年代，日本海軍醫與歐美各國，除了在技術上尚有差距外，在制度上基本持平，補齊了副軍醫官、助理軍醫、藥劑官、護士、護官等大量中間階層，也建立了與紅十字會組織的有效聯絡。而北洋海軍無論在制度和技術上，均要顯著落后于日本。總體來看，日本在軍艦軍醫和醫藥的配給上，至少是北洋海軍的兩倍。1891年，北洋海軍有直觀比較之痛。海軍提督丁汝昌率軍造訪日本橫須賀軍醫院，事后在《東巡日記》大為感觸：“觀覽病院，一切布置皆效洋風，極甚清潔，正副軍醫共十余人。我國各所醫院，到底皆不能及之也。”面對日本海軍咄咄逼人的迅猛發展，丁汝昌、鄧世昌、劉步蟾等愛國將官及眾海軍軍醫，何嘗不想大力趕超日本海軍軍醫、軍艦等等，但朝廷不撥款，又徒呼奈何呢？

相較于列強軍醫的大力組建、快速發展，北洋海軍軍醫的低待遇、邊緣化做法，如何不讓英雄扼腕、壯士傷心？又怎么可能不會影響甲午戰時救護呢？

三、戰場死難救護

有關海軍軍醫參與甲午救護的歷史爭議非常大。北洋海軍“醫官不力”成為眾矢之的。國內言官張秉銓在《北洋海軍失利情形》，痛斥“醫官不力”為第九大原因。其曰：

“海中交戰炮彈紛飛，有猝然中炮骨肉糜碎不知創苦者，自無庸論，其或臂斷股折，痛極哀號，慘不忍聞，觸目傷心莫此為甚。士卒為之膽寒，無復斗志矣。故海軍各船醫官必精外科，深嫻西法，并多備西國醫料藥水，以備臨敵醫傷之用，不但可止痛一時。且冀保全身命。此次海戰，軍中醫士有長于內科未諳外科者，有避匿艙內鐵甲中而弗司其事者，有早行離船為保身計者，有不勝其任徇情濫充者。種種不一，言之真堪痛恨。”

名士鄭觀應將其全文轉載于《盛世危言》，經報刊廣為流傳，直接影響了北洋海軍醫官的社會形象。國外以英國人戴爾樂（William Ferdinand Tyler）為代表，以目擊者的身份指責威海衛的中外海軍醫官畏戰撤逃。受之影響，戰后的國內外甲午戰爭論著，多指責北洋海軍醫官未戰先逃或救護不力，贊揚紅十字會的人道救援。北洋海軍醫官似乎被貼了逃兵、低能、乏力的歷史標簽。其實不少學者或大眾以偏概全了。

對于北洋海軍醫官，要根據歷史場景，正視他們的無奈無力。首先，戰前并非無人建言重視軍醫建設。馬根濟等人多次強調北洋海軍需要高度警惕海戰的殘酷性，必須大力籌建軍醫。但北洋海軍根本不重視西式軍醫的建設，甚至將其邊緣化，束之高閣，直到戰時才后知后覺，慌了手腳。其二清軍傷兵過多，所需醫藥十分龐大，已經遠遠超出了清軍的醫療負荷。北洋三大醫院加上學堂師生，所有醫生數量不過30余名，但面對的卻是十幾萬的參戰官兵，預設醫兵比數近1:3000，實際醫患比數也在1比幾百，更何況平時其內充斥著庸醫、劣醫，醫藥儲備更是遠遠不夠。事先不重視，事發驚慌失措，事后百般埋怨，對臨戰不茍且，超負荷救護中國將士的愛國軍醫，是非常不公平的。

日軍則高度重視軍事醫療問題，為甲午戰爭籌謀已久。盡管兵力與清軍實際參戰數量相當，但是醫護人員卻高達3000余人，醫兵比例僅為1：30左右，單醫護人數就已是清軍醫的100多倍，更不用說專門編排的聯隊衛生員、衛生隊、野戰醫院、海軍醫院、衛生預備員、患者輸送部、護士等等組織機構，以及其后方民間的零散醫療力量。連西方軍事觀察者都驚嘆日軍醫療體系的完善和高效。

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有無撤逃醫官？確實有，但也是少數人在威海衛保衛戰期間兵敗慌亂、窮途末路下逼不得已的撤逃自救。但就整體來看，北洋海軍的軍醫并非軟蛋草包，相反他們是真正的救護英雄。最有代表性的天津總醫院的軍醫官及其學堂學生。

戰爭打響后，據學堂學生姜文熙回憶，天津總醫院和北洋醫學堂在戰時全部轉作傷病醫院，專門負責接收和救護傷兵。旅順威海失守后，北洋醫學堂成為戰后醫療中心，雖然人手醫療資源等等諸多不足，不堪重負，但校內師生還是盡可能救護送來的傷兵，聯絡紅十字會，并代為申請醫藥及卹傷銀。在中外醫療救援過程中，天津總醫院的總醫官歐士敦，在聯絡紅十字會，醫治傷兵中就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事后受到清廷嘉獎，獲得“三等寶星”榮譽。歐士敦超負荷工作，盡力救助，收治近千名傷員，受到傷員和輿論的高度敬仰，一時被譽望為“君子”。而中方軍醫官中最能為第一批軍醫爭光的，當屬天津總督醫學堂一期生金大廷。

金大廷（1863—1900），字巨卿，上海寶山人，甲午戰爭時被劉坤一等人派辦“前敵行軍醫局總官”。戰爭爆發后，金大廷積極聯絡盛宣懷和西方紅十字會，“勸洋人紅十字會馳赴營口、田臺莊等地，沿途設局收治”，并盡可能地組織中西醫生，通過紅十字會、公私途徑籌得藥品、擔架，奔赴前線救援，并隨時向天津總醫院輸送傷員，為救護甲午官兵做出了重要貢獻。金大廷的努力，在當時就受到了輿論的褒獎，事后也受到了清廷褒獎。戰爭尾期，學堂在王文韶、劉坤一的指揮下，除醫治傷病官兵外，又一度奔赴唐山等地防疫，免費幫助貧民，為控制疫情做出了貢獻。北洋醫學堂以西法在戰時救死扶傷的事跡，戰后也被廣為傳知，受到輿論贊譽，被視為振興中華醫學的重要力量。

四、引領現代軍醫

甲午戰后，戰敗的恥辱和危機讓社會大眾開始認真反思中國軍事的漏洞。清軍醫藥資源的匱乏、管理運輸上的應急滯后等重大漏洞，在甲午戰爭的考驗以及紅十字會和日軍軍醫高效救護的刺激下，暴露無疑，終于引起體制內外人士的重視和認真反思。以前備受歧視的海軍軍醫，受時代變革號角的影響，終于在歷史上度過了事業及生涯的低谷，親身參與打造現代軍醫體制，推進軍醫教育事業的偉大征程。

清末時期中國開啟新式常備軍，急需大批新式軍醫。天津總督醫學堂轉成北洋醫學堂，繼續為清末新軍輸送軍醫人才。大部分海軍軍醫官被留用、重用，成為高級醫官，協助官方籌辦北洋軍醫學校、陸軍軍醫學校等等，在塑造現代中國軍醫體系立下汗馬功勞。

代表人物如徐華清（1861—1924），廣東五華縣人，官至陸軍軍醫總監，上將軍銜，被贊譽為“軍醫之父”或軍醫創始人。清末時期，據稱徐華清治愈欽差胃病和慈禧太后乳疾，獎授一品頂戴，名為御醫，總理醫政。甲午戰后出任北洋軍醫學校總辦，與日本人力爭校址，大力推行軍內醫藥挽回利權，在構建現代軍醫制度、培養軍醫人才，推進醫學技術方面，做出重要貢獻。軍閥混戰時期，徐華清經常組織戰地救護隊，聯絡國際紅十字會，親帥醫護人員，出入槍林彈雨之間，盡力挽救生命，受到國內外推崇。世界紅十字會特增白金指揮刀，以示褒獎。晚年徐華清轉職海關，但為人清廉自守，急公好義，退休后多處捐款興學，籌辦慈善，深受世人贊譽。

徐華清

屈永秋（1862—1953），廣東番禺人，官至北洋醫學堂總辦、天津衛生局局長、陸軍醫監。屈永秋與徐華清等人籌辦軍醫學堂，培養了大批軍醫人才。同時，屈永秋長期主持防疫及醫療事業，經常出入達官貴人府邸。在主持天津、直隸等地的衛生防疫期間，他力爭衛生防疫主權，減少了病亡，挽回了利權。他曾診治光緒皇帝，成為后世了解光緒死因的重要參考。民初，屈永秋后出任袁世凱總統府醫官，綜合診斷出袁世凱死于尿毒癥。晚年時期，屈永秋繼續京津醫療，為中國的西醫教育、軍醫培養等醫療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屈永秋

另外，不少軍醫學生畢業后，參加中國共產黨及相關先進組織，在救死扶傷的同時，繼續軍醫教育，為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在歷史上受過委屈，他們為民族作出過犧牲，他們值得歷史正名，他們的品格和事業值得我們尊重和傳承。

（作者系江西師范大學歷史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