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為中國現代著名國學大師、西洋文學家、詩人。清華大學國學院創辦人之一。1950年起，吳宓任西南師范學院（現西南大學）歷史系（后到中文系）教授。學貫中西，融通古今，被譽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

2024年8月，在吳宓誕辰130周年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吳宓文集》（三卷），這是吳宓的文章首次結集出版。《文集》由吳宓女兒吳學昭在年屆九十高齡編輯搜集、編訂、整理完成，是繼《吳宓日記》《吳宓詩集》《吳宓詩話》等作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吳宓著述的匯編作品。

《吳宓文集》收錄吳宓的文章近三百篇，主要來自民國時期出版的《學衡》《大公報·文學副刊》《國聞周報》《武漢日報·文學副刊》等報刊，亦有一些從未發表過的手稿、講義等。內容涉及中國古典文學、西洋文學、中西比較文學、辦學辦刊思想等，十分豐富。

全書以創作方式為經、發表時間為緯，結合內容特點進行分類編排，“著作編（上）”收錄代表吳宓之文化觀、文學觀，和有關辦學辦刊思想、思故懷人等內容的文章；“著作編（下）”收錄吳宓有關西學的介紹與評論文章；“譯作編”收錄吳宓的翻譯作品，以期呈現吳宓學術及思想的大致面貌。

人民文學出版社介紹，長期以來，吳宓被新文學派視為頑固守舊的保守派，其實吳宓一直在思考文化進步的問題，亦渴望“真正的新文化運動得以發生”。他主張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镕鑄之、貫通之，以造成中國之新文化。本書收錄文章體現了吳宓在這方面的思考。

值此書出版，近日，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北京海淀區風入松書店召開《吳宓文集》新書發布會，邀請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王中忱教授、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高峰楓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周絢隆教授，共話吳宓的學問與人生。

對談現場

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人民文學出版社執行董事（社長）臧永清介紹：吳宓是現代著名國學大師、比較文學專家、詩人，也是一位教育家，是清華大學國學院創辦人之一。他曾在東南大學、東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燕京大學、武漢大學及西南師范學院等校任教近半個世紀，講授中西文學、世界歷史等課程。

“吳宓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與維護，對于中西比較文學的開拓與建設，對于高校教育制度的探索與實踐等等，在今天看來仍有重要價值，值得我們重新審視與思考。此外，吳宓還是錢鍾書、季羨林、何兆武、李健吾、許淵沖等許多著名學者的老師。季羨林曾評價吳宓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是從不同流合污、特立獨行的真正的人，在這部《文集》中，我們不僅可以看見吳宓窮盡一生對學問事業的追求，也可以看見他難能可貴的性情與品格。”臧永清談道。

在嘉賓對談環節，周絢隆就吳宓的學術淵源分享道：吳宓經受了中西兩種文明的洗禮，他實際上是學英美文學的人，但是回來以后他和一批留美的同仁又辦了《學衡》雜志，《學衡》以保存中國文化的傳統為己任，而這時候趕上新文化運動大背景，所以《學衡》這批人和時代主潮形成決裂，而在這個決裂中他們是不占優勢的。

“在西南聯大的時候，當盧溝橋那邊的炮聲響起的時候，吳宓這時候在清華里苦讀古人的詩集，這時候他在想我們未來何去何從。他跟湯一介的父親湯用彤聊過怎么辦，吳宓有點悲觀，說要是不行我就出家。湯用彤說不行，我們這些人要做的就是把文化保存下去，將來中華的恢復就要靠文化這種力量來維系。所以這句話定在他心里，他一輩子堅持做這個事情。《吳宓文集》的文章里面講到，他要堅決抗戰，他說能當兵就去當兵，不能當兵，即使刺刀捅到我們這來，我們照樣要做好我們的文化，盡力做自己的工作。”周絢隆談道。

吳宓

周絢隆認為，吳宓雖然學西洋文學，但他骨子里是傳統的士大夫，他的整個價值觀念里認為文化最重要，“某些年代，他不能發表文章時，他還是在堅持閱讀，有時候半夜醒來一個人能把《紅樓夢》120回的回目從頭到尾背一遍，有時候半夜讀《紅樓夢》讀得淚流滿面。從這里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知識分子堅持的東西，在那么強大的潮流席卷而來的時候，他以非常微弱的力量去對抗這個東西，我們今天這樣講并不是要否定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性，而是也看到吳宓這樣一批知識分子他們行動的合理性，而這個合理性也被當下這個時代接受了，尤其我們現在對傳統文化的強調，我們國家這幾年的重視，也知道我們這個文化的傳統，是我們民族強大、民族向上、民族自信和文化影響力的最強的聚合力，從這一點看，吳宓也有他的先見之明。”

高峰楓談道，大家一般認為吳宓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像堂吉訶德一樣，在一個狂飆激進的時代，他是持保守立場的人，但是這樣的人我們需要用長線來看，用長遠眼光看，很多人以前被認為是保守，現在我們可以認為他是比較穩妥；以前認為是落后，現在我們會認為他比較先進；以前認為比較迂腐，現在會覺得他比較開明。所以有些學者或者學術領袖可能短期效應比較明顯，像吳宓這樣的人可能需要我們退后或者拉長很長的時間段，在長時間段里面看他更有意義。

“吳宓自己心目當中認為西洋文明的精髓，當然就是他所遵從的白璧德為代表的當時美國非常流行的新人文主義思想，也就是傳統大家認為西方文化兩個源頭，一個是希臘羅馬古典文化，一個是基督教傳統，他認為這兩個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東西，如果我們放棄這兩個東西，而引進19世紀、20世紀的一些新的學說，有點舍本逐末。”高曉楓談道。

高曉楓認為，吳宓崇尚的就是要回到西方人自己認為比較穩定的、有恒久價值的文化經典和文化思想，所以要通過讀更多的書，通過掌握西方更多的語言，而且要面對現實的要求，更加冷靜和淡然，不要過于受現實某種政治需要或者某種文化需要的壓迫，而想法稍微超然一點，來準確評估西方文化。

“我喜歡的吳宓的文章都是1920年代寫得比較多，這批文章到現在正好有一百年，所以他對于西方文學了解的廣度、深度，對于各個時代、各個作家的介紹評價，特別是有很多很長的文章，充分顯示他對西方文學的熟悉范圍之廣、跨度之大，很多文章現在看起來仍然很有價值，比現在人寫得都要好。這是我讀吳宓的一個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如何能夠有余暇，平靜地的衡量西方文化傳統，而不是只挑幾個最當紅的理論當做珍寶一樣。”高曉楓說。

王中忱談道：“1925年，清華大學從留美預備學校開始設置大學部和研究院，吳宓先生這個時候回到母校任教，并且出任研究院的主任，籌劃了研究院最初的工作。但是吳宓在清華國學院的設計、規劃、運營方面的工作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我們最近這些年一些大學模仿或者效仿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柏林高等研究院，來創建各種各樣的高等研究機構，實際上大家好像都忘記了，在1920年代中國就曾經有一批知識人做過這樣的努力，并且收到非常有成效的效果。而且吳宓構想的從最根本的、系統的做西學研究的條件，當時就已經逐漸具備了。”

“這部《吳宓文集》的好處就是，它不僅僅收錄了一般的大家覺得所謂純學術的文章，也把吳宓的這些看起來事務性的、他草擬的，比如清華研究院的緣起、章程、開班旨趣和經過、研究院發展計劃書等等，也收錄進來了，這些文章看起來好像都是一些事務性的公文，實際上在我看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史的意義和價值，就像近些年來大家經常談論傅斯年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寫的那個工作旨趣一樣，吳宓應該比傅斯年的工作旨趣還早了幾年。”王中忱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