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居現象（大型居住社區）的興趣，來源于在法國的生活經歷。我曾在巴黎郊區的兩個大居生活過，對這些二戰后建成的集合住宅和社區生活有很深的印象。在后來的論文寫作過程中，我逐漸了解到，大型居住社區（Grands Ensembles）不僅是歐洲重要的城市現象，也是與移民融入、公平正義相關的重要社會議題。特別是，2000年后嚴重的郊區騷亂，使得歐洲社會再次反思“中低收入居民高度聚集”的大居計劃帶來的負面后果。

2013年回國后，我發現，北京、上海、西安、武漢等中國的大城市正在近遠郊建設大型居住社區，而且規模遠超歐洲。

據統計，1997-2012年間，上海分三批在城市近遠郊建設大居46片，面積130平方公里，動遷安置人口超過300萬。這三批大居，建設時間越晚，離市區的距離就越遠，建造規模也越大。

以寶山顧村為例，截止2016年，顧村大居的建成面積達到5.3平方公里，安置居民4.8萬戶，32個居委會，11萬人（圖1-1，圖1-2）。這個面積有多大？相當于上海老城廂（1.99平方公里）的2.7倍！這還不是全部，根據規劃，未來的顧村大居將繼續向西北發展，最終形成12平方公里的“新顧城”（圖2-1）。

1-1.32個居委會 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大型居住社區問題的形成機制與規劃對策研究”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繪制

大居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社區？首先，從土地使用規劃上看，12平方公里基本全是居住（圖2-1 黃色）和配套服務設施（圖2-1 紅色），產業用地很少——就業崗位的缺乏使得大居幾乎成為一座“睡城” （圖2-2）。

其次，公共設施建設的滯后，導致了“最后一公里”現象普遍存在，加之選址偏遠，大居居民的定居意愿不強，住房空置率高。最后，大居往往選址在城鄉結合部甚至鄉村地區。這里名義上雖是“社區”，動遷居民也大多擁有城市戶口，但“街道—居委會”的管理體系尚未健全，依然用鄉鎮的方式來管理城市社區。這使得大居的社區管理和服務水平在相當長的時段里都難以滿足居民需求。我們在調研中，把大居的這三類問題歸納為“孤島社區”、“無根社區”和“鎮管社區”。

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新區在成熟過程中的必經階段，隨著服務設施的完善，問題會自然緩解。這也是我們選擇顧村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作為上海1990年代末的首批大居基地之一，顧村在20年的建設過程中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和教訓，已成為上海大居治理的一個樣板。不過，根據我們的調研，顧村大居絕不是一個“自然完善“的過程，而是包含了政策設計、環境改善和社會治理等諸多方面的龐大的系統工程。這里遇到的問題具有相當大的代表性，顧村對上海乃至全國的大居治理都具有借鑒價值。

首先是“最后一公里”問題。雖然顧村大居緊貼外環線，地鐵7號線的劉行、潘廣路兩站也于2011年6月開通使用，但在此之前，顧村與市區之間的公交聯系是非常欠缺的。即便地鐵開通以后，大居內大部分社區到達地鐵站點的距離普遍超過1公里。公交公司考慮到這里人口密度低、住房空置率高，實際客流量遠少于規劃客流量等原因，遲遲沒有開通足夠的地面公交線路，這導致了上下班高峰時段小區門口與地鐵站出口黑車現象猖獗（圖3）。

3.地鐵站出口的黑車 楊辰 攝于2016年

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社區商業和公共服務設施的配套方面，流動菜販的現象屢禁不止（圖4-1、4-2）。服務設施的缺乏使得不少動遷居民又選擇回到市區租房，人口流失更增加了高質量商業和服務設施配套的難度。

為了阻止惡性循環，顧村鎮與寶山區政府在2010年后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鎮政府與人大代表上門與公交公司協商，增加線路和發車頻率、延長服務時間來滿足居民的出行需求；將空置商業店鋪全部回購，免租金包給北翼集團（原供銷社）統一經營，并根據居民調查，重新規劃商業業態（圖5-1、5-2）；引入三甲醫院（華山醫院北院）和高質量的中小學校（圖6，圖7）；由政府供地，鎮里牽頭建設國際學校和養老院來提升服務水平和地區影響力；為了打消居民的顧慮，還建立了骨干醫生、骨干教師的對口服務計劃。

5-1.北翼集團大菜場 澎湃新聞記者 馮婧 圖

直到2014年底，“最后一公里”的問題才逐步得以緩解（一份2014年1000戶居民調查問卷顯示，大居居民的滿意度達到87%）。而這次城市漫步的集合地點星巴克咖啡，就是2016年寶山區政府和星巴克公司談判的結果——要知道，在那個時候，上海市區里的星巴克也寥寥無幾，更不要說在郊區的大居了。（圖8）

8.顧村的星巴克 邢星 圖

對鎮管社區的問題，居民深有體會。外觀上看，大居和市區商品房小區沒有太大的區別，但實際上，大居社區依然保留了不少“鄉村”的痕跡。比較典型的是西部的農民安置社區。這里的土地征收和農民安置工作雖已完成，但原有建制村及行政功能卻依然保留——這背后有農村土地和集體資產清理的歷史遺留問題，有安置房產權證辦理滯后的原因，有農民上樓以后生活方式和觀念難轉變的原因，也有新社區居委會成立緩慢的原因。大居居民遇到事情，還是習慣回到原來的村委會去辦，有些村委會甚至還保留著舊的辦公地點。

不難想象，同一社區的安置村民往往來自周邊7-8個行政村， “城”、“鄉”兩套管理系統給新社區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可以說，大居在空間上城市化了，但在人的生活方式、社區管理方面卻依然保留著鄉村的痕跡——這種“半城半鄉”的狀態，是大居區別于城市社區和鄉村社區的重要特征。

無根社區的問題比較復雜，涉及到大居居民的社會構成。今天的顧村大居主要包含四類社區：市區動遷安置社區、農民安置社區、經適房社區、商品房社區（圖9）。從統計數字看，這四類社區的居民戶數分別占到總戶數的51%、15%、12%和22%。其中中低收入居民（前三類）接近80%。

9 顧村大居四類社區分布圖 商萌萌 繪制

大居不是一天建成的，通過歷史影像地圖，我們發現，最早建成的菊泉新城（位于基地東部）出現在1997年，此時正值上海”舊城改造“的建設大潮。隨后是2008年出現的農民安置社區（基地西側的“好日子大家園”），優先安置失地農民顯然是為隨后大規模建設市區動遷房做準備的。2010年，基地北部出現了大量的市區動遷安置社區和部分經適房社區（馨佳園），同年南部的商品房也初具規模。2008年以后顧村大居的快速建設應該與2010年上海世博會有關，也是落實上海“1966”城鎮體系規劃（2006年）的一個必然結果。應當指出的是，從1997到2017年，市區動遷安置社區一直是顧村大居建設的主線，從未中斷。（圖9-1，2，3，4）

9-1.歷史影像圖-1997-2002

“動遷”是我們關注大居的一個重要原因。動遷不僅是地理位置的變化，也是社區居民生活網絡斷裂與重構的過程。二十年間，三百萬人從市區遷往郊區大居，他們是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新空間是如何嵌入上海已有的城市結構之中，又是如何賦予動遷居民新的社會身份的？

不少學者對城市大開發背景下的上海動遷現象做過出色的研究，但更多集中在市區“遷出地”，關注動遷過程中的補償政策、居民與開發商和政府之間的博弈等，對郊區“遷入地”的研究并不多見。根據上海當時的政策，市區地塊一旦動遷，居民就被分散安置在郊區各類“動遷基地”中，先簽先得。地理位置的分散，使得居民社會網絡的跟蹤調查變得異常困難，而這正是我們的興趣所在。

對社區居民生活網絡的重建，我們進行了三項研究：一是安置居民的來源地分布調查；二是動遷安置社區內部的鄰里關系與社區治理；三是大居公共空間與公共設施對居民社會交往的影響。

通過對顧村大居下轄32個居委會的抽樣調查，我們發現，市區動遷居民主要來自黃浦、靜安、浦東、普陀、原閘北、虹口，楊浦及寶山八個區的動遷地塊，分兩批安置在顧村菊泉新城（1990s）和顧村馨佳園（2008年后），這些動遷居民大多是中低收入的工薪階層和住房困難戶。

對其中一個典型街坊進行調查后，我們了解到，該小區1755戶居民中動遷戶占到91%（來自虹口區虹鎮老街800戶、靜安區東斯文里400戶、黃浦區董家渡400戶）。其中老年人、殘疾人和低保戶比例相對較高，加之對大居的公共服務設施不滿意，社區居民的意見一直很多。而年輕人為了就業或孩子讀書，紛紛選擇離開大居回到市區租房，空出來的房子再租給外來打工者居住，而后者又進一步引發社區衛生和鄰里矛盾的問題。于是，這個街坊逐漸成為了老弱病殘、低收入者和流動人口聚居的問題社區。

鑒于此，由大居管理單元（相當于街道辦事處）牽頭，組織了”動遷兩地情“和“城鄉一家親“活動。前者是由遷出地和遷入地的街道和居委對接，通過相互慰問、座談和聚餐等活動，減少動遷居民的陌生感，從而更好地適應新環境、融入新社區(圖10-1，圖10-2)。后者是幫助上樓農民盡快熟悉城市社區的生活方式和鄰里規則，解決動遷農民與城市動遷居民之間的矛盾。

10-1.馨佳園動遷居民重返老居，組織聚餐 圖片來源：2016年居委會拍攝

與此同時，居委會通過挖掘各遷出地居民中的熱心人士，積極組建志愿者隊伍。通過“以點帶線，以線帶面”的辦法，把來自虹口、靜安、黃浦三個地區的居民連接起來，相互理解互相交流，并逐步帶動外來租客關心和參與社區工作。

最后，是社區規劃師比較關心的問題，即如何通過社區更新（包括公共服務設施的完善），在改善大居生活品質的同時，增加居民交往的機會。在調研中，我們時常感覺到大居內城鄉居民之間、本地與外來居民之間的隔閡。比如市區動遷居民覺得顧村本地人太鄉土，而本地人卻認為自己拿到了2-3套安置房，遠比這些市區來的居民經濟條件優越。如何讓這些居民——不僅是同一街坊，也包括不同街坊之間——相互理解和包容，進而建立起對整個社區的認同感和凝聚力，是擺在大居治理者面前的重大課題。

2014年以后，顧村大居加快了區內公共空間的建設：除了擴建、提升已有的商業街和社區廣場綠地（圖11），在河邊還新辟了健身步道（圖12）；西部40萬平米的龍湖北城天街大型綜合體（一期）也開始投入使用（圖13）。

11.商業街 楊辰 圖

在大居南端，由鎮里出資建設、以徽式建筑造型為主、以顧村詩歌為主題的菊泉文化街也已經建成。按照規劃，這里將成為未來顧村大居社區文化建設的“新高地”（圖14-1,14-2）。

然而遺憾的是，2016年我們對四類社區（市區動遷、農民安置、經適房、商品房）400位居民的生活軌跡跟蹤調查顯示，大體量的商業和文化設施雖然在數量上極大改善了地區的服務水平，但未能在不同類型社區的居民之間建立起有效的交往空間。真正能夠激發四類居民社會交往的區域，仍是街道和菜場等傳統的日常空間。這種“小而精”的日常空間在大居卻是最缺乏的。這不僅提醒了大居治理者要更加重視居民的實際需求，也對規劃師和建筑師們“想當然”式的設計方法提出了警示。

在顧村大居二十年的城市化過程中，雖然“區-鎮-管理單元”三級政府都對社區治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大居的環境品質也得到極大的提升，但動遷居民社會網絡和生活世界的重構依然任重道遠。

[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大型居住社區問題的形成機制與規劃對策研究”課題組袁志豪、仲望、盛番、石川淼、商萌萌、賈正哲等同學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