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還是一個早春的日子，讀到戴燕教授《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學者訪談錄》，隨即又讀了葛兆光教授《余音：學術史隨筆選1992-2015》，很多文章都是重讀，卻有一種“群像”似的感動，不禁聯想手頭正在整理編輯廿年之前所作“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家肖像”攝影專題，限于我個人能力而把拍攝人物最初限定在1920年前出生的老輩。雖說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可《陟彼景山》訪談的極大部分老先生畢竟是一代人文學者，對我來說，千載難逢的機遇可遇不可求，如今只得為當年放棄謀求拍攝而后悔莫及。假設我能有一個安定的拍攝環境，那么我敢說，現在本書收錄的可能就不止三百位前輩了，然而事實上是沒有假設的。

《余音》紀念前賢的年代跨度較大，由晚清民國楊文會、沈曾植寫到當代章培恒和朱維錚，16位前賢中的周一良、龐樸先生，我曾有緣為他們攝影；書中有句“馬學良在精心地撰寫他的《撒尼倮語語法》”，馬先生曾手錄彝文《祭祖經》賜下，我視為珍寶。字里行間還提及冰心、呂叔湘、費孝通、何茲全、任繼愈諸位前輩；《陟彼景山》也談及張政烺等先生，我皆為攝影。由此，這兩部書在我讀來更為親切，好像多少有些敦促我把自己這項攝影專題早日整理出來。緩慢的勞作過程，頗有“往日崎嶇還記否”之感，觸發回想昔年訪師問學種種以及立志為文壇學界前輩攝影之起因。

我生于“三年自然災害”，長在“十年動亂”，偏偏在十七八歲趕上“新時期”，——我的求知時代，也是多數青年人喜歡寫詩的年頭，書刊供不應求，圖書館、新華書店、報刊門市部都為流連忘返之地，閱讀就像如饑似渴的樣子；從學畫及至欣賞文學、戲劇、電影、音樂，乃至讀哲學閱史書，五花八門樣樣接觸，熱潮、思潮、流派應接不暇，淺嘗輒止地溜達一大圈。好像突然間的事，攝影一下子闖進了我的生活。當時凡文學藝術各門類一派熱鬧景象，適逢“五講四美”的歲月，為學藝到處尋師訪友，是學習學習再學習的一條重要途徑。現在回味，這種隨意的、無功利的教與學環境，頗感熱情且美妙。那些年，稍不留神就會聽說某某名師、某某名家、某某高手，或是鄰居或住哪個弄堂，隨之造訪；如在或師或友家里高談闊論至夜半，亦不為怪。而今卻少見這樣佳境，也難覓如此良機。

呂叔湘（1904年-1998年），語言學家

求教瑣記之一

1977年深秋，熟人吳越君見我愛好攝影，帶我去拜訪她住的安福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斜對面弄內的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影總技師吳蔚云先生（1907年-2003年），懇請他指導我學習攝影。初次拜見，老人家溫文爾雅，笑容敦厚，秀瑯架黑邊眼鏡里透出慈祥目光；師母糯糯細語招呼我吃茶、剝糖果，我端坐又自在，也跟著吳越君以及弄內眾人那樣喊起“阿公”“阿婆”。去了幾次，請益起來毫無拘謹，后來幾乎每周都帶著習作去討教。

“阿公”家是長方大間，進門靠左臨窗是八仙桌，用來吃飯和待客。右側老式櫥上方掛著越南政府頒發的錦旗，有次問起，他說，1959年就去越南幫助拍攝該國首部故事片《同一條江》；1969年胡志明主席向我國求援拍攝抗美侵略紀錄片，周總理派遣我們前往，戰火紛飛，幾乎都穿行在叢林中攝影，要么隱蔽在小木船上拍攝沿河兩岸。回國前胡主席設宴招待，親手把獎章掛在我胸前，并授我錦旗。聽他說得輕巧，可我心中一下子有了肩扛攝影機的英勇形象，驚訝道：“阿公”也從事戰地攝影呵。他卻說最佩服朱今明當年冒著炮火在長江岸邊拍攝渡江戰役紀錄片，又回憶起自己與羅靜予合作《抗戰特輯》第一、二集和《電影新聞》第41、42號，拍攝沿途遭到日機轟炸，真是九死一生。我得知第一部直接描寫抗戰的故事片《保衛我們的土地》（1938年）出自他執機的鏡頭之下。

聽他談起1940年攝制《白云故鄉》，有次趴在半山坡墓穴里實拍敵機殘忍轟炸掃射鏡頭；還說拍攝日寇投降儀式新聞紀錄片的情形，他提早到達現場，準備重點拍攝敵我雙方將領的特寫，突出新聞性。岡村走進來，當看到架著攝影機，立刻用手扶額、擋住臉，可他早已搶拍下來。岡村走到桌前向坐著的何應欽鞠躬，何卻站起來欠一下身。他很吃驚又氣憤：怎么日寇投降，你還能這樣呢？

作為我國第一代電影攝影師，親歷從無聲片到有聲片、從黑白片到彩色片、從小銀幕到寬銀幕的發展歷程，既是電影攝影藝術家，又是電影機械專家。他告訴我，“文革”剝奪他拍電影的機會，被關在“牛棚”一年零四個月，等形勢稍有放松，就去“淮國舊”淘了一架蔡司折疊相機，“靠邊站”之余勤于練習，保持拍攝感覺。他常拿相機演示給我看，發覺我執機姿勢有誤，教我將取景框緊貼眉骨，左臂呈三角形抵胸的要領。每次傳授時，喜歡在我帶去的練習簿上畫光位、光影和構圖，一幅幅都像鋼筆速寫。我說正在學素描，他顯得高興，連連說這是攝影基礎，也談起自己在美豐石印局學徒時，潛心苦學繪制香煙牌上古裝人物畫，練就扎實的美術功底。

好多次晚上走在安福路或在華山路上等公交車回家，看著梧桐樹葉在路燈映射下光影斑駁的路面，想到他早年刻苦學習、勤奮鉆研的足跡，每前進一步克服艱難險阻的精神，讓我受益終身。有次巧遇來探望他的鄭先生，相談甚歡。等客人走后，對我說：這位鄭先生是我二十年代初學時的老師鄭崇蘭先生的公子；我在“天一”公司當學徒，外國師傅只給干雜活，便白天觀察拍攝手法，趁深夜凌晨攝影機不用時，拿著廢棄片頭苦練技術，那時鄭崇蘭先生私下指導我學習，從此我就尊稱其為老師。

那些年，中外老片都以“內部觀摩”名目放映，“阿公”常把票給我，有時著我陪他去看。有回看完英國影片《簡·愛》走出放映廳，他興奮地對我說，攝影師水平高！色彩調子呈現和諧美感，每個鏡頭好像一幅幅精致油畫，創造出使人著迷、令人難忘的場景；而現在有些影片過于鮮艷。我感到他對英美電影攝影用光、取景角度和畫面結構很有研究，他說，年輕時常到大光明影院看文藝片，大多是美國片，出色的要看上三四遍。當時要把主角拍得漂亮，講究修飾光，就強記在腦子里，再在拍片時摸索。我也看他從前拍攝的影片，看后去請教，他總是笑瞇瞇的說說過程、講講趣事。大約與《桃李劫》（1934年）有緣，我兩次得票“內部觀摩”，他說，此前拍攝近三十部影片，已逐步刻意在表現手法上趨向現實主義創作，可畢竟尚屬作坊攝制模式。當應邀拍攝“電通”首部影片《桃李劫》時，在藝術形式上大膽探索，拍了半年多，而補拍時更用功，又耗時三個月。1935年在“藝華”公司拍攝《逃亡》，他提議改變棚內擬景而到塞北實景拍攝，將角色置于自然場景中營造故事情節及角色內心的風云變幻。可他說的這部得意之作，我至今都沒看過，可為恨事。

一般在休息日去“阿公”家，吃過午飯出發，要換三趟車到華山路武康路站下，拐進安福路，有時先上吳越君家報到，這樣起碼將近兩個小時。此時“阿公”恰好午休起來，而一坐又要兩個小時，已是晚飯時分，“阿婆”都留我吃飯：“路嘎遠，來一趟弗容易，吃夜飯時還可講閑話。”有回，“阿公”聊到曾于吳淞看外景時在老街合興館午餐，對菜肴價廉物美贊不絕口。這么大老遠，兩位老人難以再往品嘗，我即起意，到下個周日早上，拎著裝有鋁鍋飯盒的塑料旅行袋，乘車趕到這家飯館，經與服務員商量十點半讓我提前點菜，紅燒鮰魚是招牌菜么，響油鱔糊、草頭圈子、蒸扣三絲都是梆梆響的名菜，等菜上齊裝妥，旋即趕去。這餐夜飯，二老驚喜之余，堅持要與我算賬；我也自負干了一件討好活兒。那晚，“阿公”興致勃勃地回憶早年跑龍套，還正兒八經地在影片《義妖白蛇傳》（1926年）中飾鶴童、《仕林祭塔》（1927年）中飾許仕林，講了表演門道兒，我聽得很是高興。請益既久，我覺得“阿公”性格極好，謙和穩健，虛懷若谷，遇到尷尬人事總是笑笑而過。有回偶然笑談舊事，從前“天一”公司使用的收音機是請他仿造的，老板言明付一千元，可拖拉沒付。后來“藝華”老板急于邀他加入，拍胸說“這一千元我來付”；一直到他離開“藝華”還遲遲不付，無奈一笑了之。有時，我會想到他的豁達，在他的電影生涯里輾轉太多的攝制組，尤為自律，總是把成績歸功于大家。

初去請教時，他剛“歸隊”，1978年春末，他在五號棚復出拍攝歌劇片《江姐》，十分動情，對我說掌機時，常想起兩位老友應云衛、羅靜予在“文革”中慘死，很珍惜重新站在攝影機旁。這年初冬一個北風呼嘯的下午，他帶我去廠里看這部新片試映，放映室內編導演員薈萃一堂，他帶著我坐最后排，放映前導演黃祖模硬拉他到前排入座，并帶領鼓掌表示敬意。那正是我年少易興奮期，一周后去見“阿公”時，仍沉浸激動之中。他一如往常和風細雨般地說，拍電影要注意合作，不能驕傲；又強調說，為人處世不能驕傲，攝影創作更不該驕傲。前句我很能接受，后句有點困惑，因另有說法：做人不可驕傲，而藝術創作要張揚、有霸氣。至今記得，就是那次他用極為欣賞的口氣，談及日本小津安二郎那種平和的拍攝手法，其鏡頭感處處顯現謙遜格調。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小津的大名，約過二三年后我才觀看到其作，確實不同凡響。再過若干年我方有點覺悟出“阿公”此語的意味，是深長的。

顧廷龍先生致冀淑英介紹信

我在福州路當時的新華書店二樓“內部購書”處，買到《故事片的攝影創作》（吳蔚云、錢江等著，中國電影出版社1959年）；又在南京西路江寧路拐角那爿書店購得《電影攝影》（吳蔚云等著，中國電影出版社1958年），我都興沖沖地拿去給他看，他說是年輕人幫助記錄整理的，先是登在《電影技術》雜志上。讀了他娓娓道來的論文無不散發其平實的口吻。他還借我《世界電影動態》，囑我看看，并把從前拍攝影片所運用藝術技巧、表現手法的實例，詳細分析講解給我聽。隨著對他的藝術觀與作品的了解，感悟其善于細節性造型，布光考究，取景規整，鏡頭深沉舒展有節奏感的寫實風格。起初我拿著習作去請教，他常常指出我生硬造作的毛病。如今想來，我在人物攝影造型表現方法上，尤其用光、影調、構圖的技法，確實師從此出。

他重返影壇拍片，仍不忘扶持推重年輕攝影師，幾次提出不在片頭掛“攝影顧問”。當時，他年逾古稀，在現場精力充沛，我去參觀發現他有一種休息的特殊本領。每段鏡頭開拍前與大伙商定光位、機位和鏡頭運動，開機時就瞌睡，攝影機一停下，他又精神抖擻作布置。那回拍攝《于無聲處》（1979年），他老先生打盹，我跟著攝影師看拍攝，突然有人厲聲問我哪里來的，正當窘極，他立刻睜開眼睛、吳儂軟語：“伊是我學生子。”我暗自得意，“阿公”可是“我國電影攝影三大家（吳印咸、吳蔚云、黃紹芬）”之一呵。不久，南京西路上海照相館櫥窗里陳列“阿公”大特寫肖像，我路過附近就去欣賞。到了暑熱時節，我和幾位同學在新華影院看完電影穿了馬路，走過櫥窗前沒敢介紹。時已七八點鐘，一起到王家沙飲食店吃冷面、綠豆刨冰，喝冰鎮啤酒。食畢壯膽，請同學們返回欣賞“阿公”大特寫，不顧羞愧道：這是我的老師。事后想想，僅僅“請教”而已，哪有資格當“學生”呢。

1982年，“阿公”應邀指導影片《月到中秋》攝影，我請假一周跑到南京，往返都乘夜車，這樣整整七天都到片場觀看，他忙里偷閑按分鏡頭本給我講解。每天拍攝持續到晚上，嚴恭導演請他先回，他不愿提前收工。很晚用餐時，食堂飯菜都涼了，他不愿給攝制組添麻煩，可私下跟我說，一吃冷食胃就受不了，難以入睡；這是在東北電影廠時落下病根。我想了想提議，等我回上海就去看望“阿婆”，她肯定冷清，如她想來南京玩，再買個電熱杯，晚上下熱乎乎的面條給你吃。他當即說好主意。我回到上海照辦，買好火車票并送她到北站上火車，又打長途電話，請托攝制組派車接站。

1983年秋間，他赴京住在八一廠招待所。碰巧我也去，抵京在工程兵大院住下就打電話，他安排滿滿的。可第三天晚上，“阿公”來電說后天返滬，讓我明晚到他那里聚餐，都是他的老熟人。我按時趕到，客人已在聊天。“阿公”向我介紹影界前輩楊霽明，還有朱今明、錢筱璋、錢江都是影壇“頂梁柱”。隨即到餐廳入席，幾位老先生對“阿公”以師禮尊之，我見了很感動。原來“阿公”早在四十年代身為攝影主任，就是出了名的甘當“綠葉”，總把年輕有為的攝影師推前執機，片頭也只能掛名攝影“合作”“指導”或“顧問”。朱老說進入影壇就師從吳老，1947年合拍《遙遠的愛》，吳老又推薦執機《一江春水向東流》；錢筱璋先生說他也在“明星”受到頭號攝影師吳老指教，去武漢、香港都一路得到幫助；錢江先生多是傾聽，也忍不住說了些吳老輔導他的事情。

那時在香港攝制《孤島天堂》（1939年），“阿公”任攝影，錢筱璋先生任剪輯；錢江先生任錄音助理，他姐夫羅靜予擔綱制片人和技術主任，姐姐黎莉莉飾演主角。錢江先生說他姐姐原也要來看望吳老，不巧感冒。“阿公”細聲慢語說：“拍《熱血忠魂》（1938年）黎莉莉就是主角，到了《孤島天堂》她懷孕還堅持下來，我開玩笑說，戲拍完，兒子也有了，真好！” 飯桌上大家相視而笑，遂聊起這個孩子“羅抗生”，我聽了暗暗吃驚，豈不是大名家羅丹先生呢，《原野》、《一盤沒有下完的棋》都是其攝影杰作。我忝陪末座感受到前輩們在電影創作生涯中結下的深厚情誼。

有件不無赧顏的事，1978年我悄悄地報考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在名落孫山后才告訴“阿公”。那次進入復試有個考試課目，在淮海路電影局放映室觀看錢江任副導演并攝影的《海霞》，隨即寫篇影評。眼下竟能與錢老同席，真有點恍如夢境；不料“阿公”卻在飯桌上提起我這一幻滅理想，介紹說楊霽明當過北京電影學院教務長，朱今明是攝影系主任，黎莉莉是表演系教授。后來我又去北京，“阿公”叫“阿婆”買了一斤老大昌餅干，讓我代為看望黎莉莉教授。當時餅干都裝紙袋，我生怕放在帆布旅行袋里壓碎，用放大紙盒做了硬盒子存放。在京時特地去西總布胡同，可惜沒碰上，只得把餅干請院里人轉交。

現在想來，我都應該為他們拍攝肖像呀！1989年冬，我在北京聽《中國青年報》程鐵良君說，朱今明先生突發心臟病離世。回想那次見到朱老是多么壯實呵；又聽“阿公”講過，錢江先生患了冠心病，我想到他高高英俊的樣子，覺得都為事業而心力交瘁，更不敢打擾。我倒是專門為“阿公”拍過肖像，“阿婆”還梳妝打扮一番，使用的是小型外拍機和人像專業膠片。翌日晚上沖洗時，因心緒不寧招致膠片不慎露光。如此低級出錯，一個月都不敢去見“阿公”“阿婆”。后來硬著頭皮去了，二老居然不提此事，就這樣被我蒙混過關。可我再不敢為他倆拍照，至今愧恨不已。其實二老從未疾言厲色，如當時勇于認錯，說不定還可重拍。

1980年代后期，我漸漸地少去向他老人家請教了。究其原因，“阿公”曾商請張元民老師借調我到上影廠攝制組，沒得到單位放行；接著向老同事嚴恭導演推薦我去南影廠，未獲雙親允許。由此，我有志于電影攝影的高漲熱情僅剩挫敗感了，而經受這番磨礪，我開始曉得應該怎樣切實樹立業余之專業，即全力投入到紀實攝影專題的拍攝，業余時間“軋馬路”“穿弄堂”，晚上泡在暗房洗印。而我內心確實感到向“阿公”請教的十來年，對我的攝影經歷和為學處世都受用不盡。

朱屺瞻（1892年-1996年），美術家

求教瑣記之二

就在向“阿公”求教后不久，我又獲得拜師良機。我學畫的老師林毓倫先生在市園林局任職，得知我喜歡上攝影，便請下放到虹口公園的攝影前輩康正平先生（1913年-1996年）指導我學攝影。初次拜師約在人民公園，林老師和康老正在籌辦上海市菊花展覽，我跟著林老師各自推著自行車進了公園大門，在布展現場見到身材魁梧的康老，灰發寸頭，南匯口音，他和藹可親地說，以后找他上午去虹口公園；下午可去乍浦路《民主與法制》雜志，他在那里幫忙；晚上就到武昌路家里。

想當年上海每逢秋高氣爽，公園舉辦的菊展盛況空前，康老拍攝的名貴菊花組照陳列在各大公園的櫥窗里，我也躍躍欲試拍攝菊花，還拍斗蟋蟀，拿著照片去討教。康老指點三五后，看著照片思忖良久，說他從前也拍過這類題材，發表在畫報上，手頭無存，否則可給我看看。聽康老意思，我的拍攝明顯有問題，最好是先觀摩他的作品，讓我能有點自省解悟。當時我已常去徐家匯藏書樓翻閱舊報舊刊，一回看到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每期都整頁刊登文藝家肖像，讓我感到新奇。因此，當即表示可去查閱他的作品，康老喜出望外地說了在1940年代發表的幾種刊名、使用筆名，我都記下了。最近翻看當時記錄本，經過一段時間查找，除他供職的“良友”外，在“中華”“中藝”、“今日”、“東風”、“青年”等十幾種畫報上，以及《京滬周刊》、《民眾周刊》、《創導》、《大眾》、《光化日報》上都刊有其作，我還找到他的《秋天的英雄》、《秋菊多佳色》（《藝文畫報》1946年第4期）、《菊瘦蟹肥》（《寰球》1946年第14期）并翻拍給他，著實使康老高興，我也漸漸地對拍攝這類作品得到領悟。

當然，最使我看重的是他拍攝的歷史影像：《日本向我投降在京簽字》（《上海圖畫新聞》1945年第2期）、《北平日軍繳械》（《天津民國日報畫刊》1945年第3期）、《勝利號角聲中瞻望政治協商會議之重開》（《生活》1946年第1期）、《公審日本侵華第一號戰犯》（《寰球》1948年第35期）。我很驚訝，原來康老是赫赫有名的攝影記者，在舊報上還見到同行昵稱他“康胖”。他跟我講述許多在新聞界供職的往事，1940年代下半期他主要以《良友畫報》記者的身份采訪。某天下午我隨意跑去《民主與法制》辦公室找他，不巧沒見到。當晚我又去他家里，他樂呵呵地說在《民主與法制》是義務性質的，是想恢復記者專業，外出采訪有個身份，還可報銷膠卷費用并在那里建了沖印暗房。

康老告訴我，他很喜歡在畫報上發表攝影作品，版面寬裕，圖文并茂，比報紙印得清晰。這一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從前畫報上大都整版或跨頁刊登他的成組作品，在我小本上查閱的記錄有《十四年苦難東北人民的牢籠》（《聯合畫報》1946年第169、170期合刊）、《瘡痍滿目話沈陽》（《生活》1946年第4期）、《戰云籠罩下的張家口》（《寰球》1946年第12期），這些組照均以多角度、多側面來作詳盡的深度報道。我反復琢磨他的專題攝影，咀嚼體會，啟發我對攝影重新認識。按最初淺陋見聞，除新聞攝影，就是以晨曦晚霞的山水風光、賞心悅目的花鳥魚蟲為題材的閑情逸致“沙龍趣味”的攝影。我開始模仿康老的攝影視角，專注于記錄社會發展現狀之題材，用鏡頭聚焦在石庫門房內的延中兒童寄托所、弄堂深處全國最早的張家宅工療站、簡陋舊房里的中國大陸首家南匯關懷護理院、供養傷殘軍人和英模烈屬療養院。我會想起康老抗戰勝利前后，從東南到華北再赴東北，進行攝影采訪的情形。我試圖學著以賦予責任感的鏡頭去觀察、去發現，用情感的快門凝固與命運搏斗的影像，膠片不可遏制地卷動組合形成人道關懷攝影專題，期待喚起社會關注、群眾關愛，如能驚醒肥馬輕裘者的麻木神經，亦為善事。

在《寰球》上還有組照《美國貨源源而來》（1946年第12期）、《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1948年第35期），在我，無疑又為典范。那些年，上海金融恰好進入特定發展期，百姓投資意識如夢初醒，各類行情載著極其誘人的難以置信的獲利率，我開始用照相機追隨迅猛變革的步伐。當我把拍攝的照片拿去請教，康老又是不置可否，也無鼓勵，最后說了一句：都是拍排隊和擁擠的營業廳，沒啥意思。在怏怏而回的路上，忽然想起戰地攝影家羅伯特·卡帕的教導：“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離炮火不夠近。”康老的意思與大師的話如出一轍，教導我最大限度地近距離目擊：上銀行存款能獲緊俏的彩電購買券，市民通宵達旦排隊的興奮神情；債券兌付日，銀行柜臺前閃現的激動神態；外匯調劑中心交易員坐著簡易折椅，緊張地靠筆紙記價、電話報價，折射雙重匯率下外匯體制改革艱難起步；滬上銀行在全國率先推出國庫券買入賣出，營業廳木制掛牌品種寥寥無幾的行情表，卻顯示了上海邁向全國證券交易中心的第一步。凡此，形成了我的“上海金融潮”攝影專題。

1981年冬天，虹口公園要歡送康老“光榮退休”，他提前囑我為他全程攝影留念。當日天氣暖洋洋的，早上先到虹口公園集合，在會議室舉行歡送座談會，有香瓜子、長生果和鮮桔汽水招待。歡聲笑語中，我才了解他是從《文匯報》被下放郊區農村勞動，后參加籌辦上海農業展覽館，再被安排到虹口公園做照相工作。公園主任給他戴上大紅花，頒發裝在鏡框里的“光榮退休”證狀，然后由我拍了好多合影照。隨即請康老坐上東風牌客貨車駕駛室前排右位，幾位職工組成的鑼鼓隊站在載貨后廂敲鑼打鼓，沿著四川北路往他家慢慢行進，我騎著自行車或前或后追逐拍攝。過了幾天，我把洗印好的照片送去，康老把照片攤放在飯桌上，反復看著，滿臉喜滋滋很享受的樣子，輕聲說他的“歷史問題”全部解決了，所以能得到這樣的退休工人規格的待遇。他退休后，仍然早出晚歸忙于各種攝影活動，我當時見聞他的種種事情，久之便領教在他身上不論遇到如何挫折，卻始終洋溢著熱心，從中體會出他百折不撓的生活態度，對我產生莫大的榜樣作用。

有一段時期，我干脆三天兩頭一下班就去康老家玩。晚飯后，他的孫兒回自己家，孫女在一旁做功課；等康師母收拾碗筷、擦凈飯桌后，他就從大紙盒內取出發還的底片照片，擺放在飯桌上整理，把底片裝入專用紙袋編號，注明拍攝年份。很多泛黃照片，他視若寶貝，跟我說，最好能夾存影集內。當時買一本大號影集就會覺得價貴，何況眼瞅著十來本影集還不夠。我用了一個辦法，向照相館做洗印的好友求得許多大張黑卡紙，自制相冊數本。康老采訪了很多的名人要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各界風云人物集聚在他的鏡頭里，應有盡有。我尤其喜歡看他拍攝的文藝家茅盾、張大千、溥心畬、梅蘭芳等相片，他拍的齊白石大半身像，我覺得相比先前很喜歡的鄭景康先生作品《齊白石》，格調不同，更有親近感。他也會順便講些從前的采訪經過，他早聽同行講過1930年代中期，鄭景康為齊老拍了一卷120膠卷（6×6cm12張），齊老送《蝦趣圖》；周維善為齊老畫肖像，齊老贈《東方朔偷桃》。幾天后齊白石卻在客廳寫了“雙方不合算”，言下之意不愿再應酬照相畫像之事。而康老排除困難并順利拍攝的經歷，使我在潛移默化中提升了采訪能力。數年后，當我在為文壇學界前輩攝影途中遇挫受阻時，就會想起康老經溥心畬介紹到北平青龍橋拍攝淪陷時拒不出演、避居城外誦經明志的程硯秋的采訪往事。當時他還請程硯秋題詞，彌足珍貴。后來我也效法，每每為前輩攝影后，只要有可能，都懇請題詞。

有次翻到幾張1943年蔡龍云先生作為年齡最小選手參加中外武術對抗賽，擊敗俄國拳師馬索洛夫的照片。康老津津樂道地回憶次日各報都刊登他拍攝的照片、市民爭相購報的情況。我正處尚武年齡，也算小半個“功夫”愛好者，便央求他帶我去拜見這位鼎鼎大名的李小龍的偶像“神拳大龍”，想不到康老沒幾天就打電話聯系好了，帶我跑到江灣五角場上海體育學院武術教研組辦公室，終于見到心目中的英雄豪杰蔡龍云教授。我坐在一旁聽他倆敘舊，1946年“神拳大龍”又打敗美國重量級拳師魯賽爾，也是由康老拍攝留下珍貴照片。隨后來到大操場上拍攝蔡教授練武，整整一套拳術，一招一式，看得我熱血沸騰。大約過了一二年后，我還想去為“神拳大龍”攝影，康老告訴我，蔡教授奉調北京在國家體委任職，數年后我偶然得知蔡教授長子與我同在一家銀行上班，貌相逼肖其父而又低調，銀行里很多人并不知其名門事跡，而我知道，自感好像有那么一點點緣分。

有了這樣的第一次，康老又帶我去田桓、陳秋草、沈邁士等老人家里攝影。一次在劉海粟老人家里，海老講，過幾天要去上海美術館參加畫展開幕式，其中有兩幅張大千畫作。出門后康老對我說，這應該是張大千作品在1949年后首次于大陸公開展出。到了開幕那天，他帶我去拍攝了海老觀看張大千作品的情景，并說這是海峽兩岸畫家骨肉情的歷史性瞬間。康老與當年上海家喻戶曉的長壽書法家蘇局仙老人是南匯同鄉，傳聞1982年元旦要隆重舉辦“蘇局仙百歲大慶書法展覽”，康老提前數日帶著我乘坐長途汽車到周浦牛橋村蘇府“搶拍新聞”。這些采訪經歷豐富了我的攝影思維方式，我之所以能夠致力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家肖像”攝影專題，當然受到康老的不斷熏染；而我的這一攝影取材傾向，大約早在那時就漸漸萌發了。

最初是康老借給我幾冊新華社攝影部編《攝影技術參考資料》，不久改名為《攝影參考資料》（憑單位介紹信訂閱）。還借我很多海外的攝影刊物，在他推薦刊物的啟蒙下，從所見有限的作品，我開始接觸到亞當斯、卡希、紐曼、哈爾斯曼的作品，在人物、紀實攝影的技法方面，算是大大開了眼界；后來能看到更多的，當推布列松、威士頓、曼·瑞、比索夫、史密斯的作品。再后來就酷愛寇德卡、薩爾加多的作品，顯然是題外后話。

1980年代后期，我所供職銀行辦的期刊已是“公開發行”的刊物，為使期刊圖文并茂，我操辦了兩次新聞攝影比賽、展覽和新聞攝影研討會，積極推進攝影報道在期刊上使用。這樣，我去向康老求教也就明顯少了。倏忽間很快跨入1990年代，駭世驚俗的股票狂潮給上海帶來強勁急浪，外白渡橋下拐角日夜排著長隊開辦股東賬戶卡，只要買進股票就賺錢，不知有多少生活在狹小空間、精打細算、處處小心翼翼的居民，再也按捺不住投入股海。我拿起“尼康F3”也跟著撲進洶涌股海。

有天突然聽說康老寓所已在動遷，我立即抽出一個上午想去幫忙，一大早騎著自行車趕到武昌路，沿街那排樓已成廢墟。失望之余掏出照相機，快門閃動或許觸動我察覺大都市變遷的另一面，推土機鏟翻都市村莊，伴隨打樁機轟鳴聲是惜別眼神，塔吊鐵臂揮舞間是惆悵神情；在滿目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的鋼筋混凝土叢林里，在匆忙電梯、單調走道和緊閉鐵門之下，看不到出門乘涼的老人，聽不到喧鬧嬉戲的孩童。從前康老定格的城市印象《黃浦江頭看龍舟》（《春秋畫報》1947年第8期）、《幾個有意義的紀念日》（《藝文畫報》1947年第11期）、《上海勞動階級的露天娛樂》（《寰球》1947年第17期），在我的腦海里浮現，使我慚愧。于是寒暑晨昏，我沿著尚未動遷的路線，尋覓里弄深處的鄰里情感，拍攝一幅幅質樸的世相圖。

幾經輾轉打聽，才得知康老寓所遷至國際電影院隔壁后弄堂內。一個午后，我按門牌號找到叩門，未有回音，隨敲旁邊窗戶，不久康老應聲開門，相見喜甚，原來他尚在午睡。進門灶披間，再入客堂間，被分隔前后兩間。他說，還另分了一套在附近；幸虧市文史館王館長親自出馬溝通，否則要搬遷很遠。寒暄一過，我看他一人在家，正要問康師母，他神情黯然地指指墻上供著師母照像，我大驚，竟拙于辭令，默然久久。康老從桌上幾本相冊談及手頭還有曾藏于南匯鄉下的底片照片，亟待整理。說了一陣，我自慚實在愛莫能助，怎么辦呢，只得訕訕起身。康老陪我走出暗暗的弄堂才握手作別，當我走過嘈雜的海寧路擠入鬧猛的四川北路，夕陽斜射，一下子感到有些暈眩。

雖然，康老早在1940年代兩次在上海、1950年在香港舉辦過攝影展，我在舊報上看到評論稱贊其作。記得在1985年間，他興奮地告訴我，劉海粟為他題寫了“康正平攝影歷史資料展覽”，為啥要加上“歷史資料”呢，是與他的齋號“集古攝今齋”相呼應——攝影作品能成為史料。可是，不僅這一攝影展的計劃落空了，他攝影生涯六十年的作品至今也沒有整體出版，好多了解人士說康老拍攝的照片具有相當歷史價值，我以為特別是1940年代的，包括1950年代初期。那么，既有價值，那就有待整理、編集和研究。怎么辦呢……

又去探望康老，那回他興奮地告訴我，市文史館沈飛德先生專門采訪他，請他回憶從前的攝影采訪經歷。我真為他老人家感到高興，脫口而出：這是“口述歷史”。后來聽說他入住養老院了，再后來聽說他患了腦病……我至今仍在想，康老雖有隨遇而安的處世性格，但他對攝影事業始終不離不棄、鍥而不舍；一旦離開心愛的攝影，就會很寂寞的。

羅爾綱（1901年-1997年），歷史學家

閱讀生活憶往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我由耽好閑情逸致的“沙龍趣味”攝影逐步轉向人文性的“紀實攝影”，業余忙于四處奔走，仿佛“行萬里路”那般樣子，自然也心生“讀萬卷書”的想法，好像那年頭的時髦，凡事講究“配套”。看似調侃，可我常去滬上幾位老先生家里玩，都囑咐我“多讀書”，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中讀書勁頭越加膨脹。每天下班如不去暗室沖印，就乘公交車去圖書館看書，讀了好多本1950年代出版的電影攝影以及攝影構圖、用光方面的書籍，有幾種是翻譯蘇聯專家的相關教材。

有一回，在盧灣區圖書館翻檢目錄卡片，突然看到《景康攝影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58年），趕緊填寫借閱，如獲珍本，又連續好幾天一下班就去賞讀。因已聽攝影界老先生談及此集遭禁，以為再也看不到了。當年甫一出版，鄭景康先生送給康生，康生竟然“批語”：“編得十分草率，甚至可以說在政治上有錯誤的。”隨即打成“禁書”，鄭先生和出版社被迫檢討。集內收錄很多人物肖像，矚覽的有吳玉章、林伯渠、歐陽予倩、郭沫若、梅蘭芳、蕭三、倪貽德、馮乃超、張正宇、華羅庚、金山，皆以特寫為主，構圖飽滿突出，用光技巧精湛，眼神光尤為傳神，為我的攝影練習樹立范例。集內還有張仃、新鳳霞的肖像，當時做夢都不會想到，許多年后我竟能也步前輩后塵有緣為他們攝影。

在上海圖書館還讀過鄭先生《攝影創作初步》（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1年），書里闡述的攝影觀對我頗有指導意義。2017年4月21日我在上海圖書館《創造者·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家肖像——沈建中攝影作品捐贈展》開幕式上致“答謝詞”說：

“上海圖書館是我的業余學校，仔細算一算，從南京西路舊館、徐家匯藏書樓，直到現在的新館，我在這所學校上學已有整整四十個年頭了，至今仍然在讀。這所學校的閱覽室對我來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寶庫；我再盤算一番，迄今為止，我的所有學術研究成果都來源于我的這所學校。記得卅多年前，就在南京西路舊館的閱覽室里，一位位文壇學界前輩的著作進入我的閱讀視線，使我產生拍攝這項專題的最初構思；每逢盛夏隆冬那些不適合拜訪老人的日子，我便在閱覽室做拍攝所需的案頭工作；后來為撰寫前輩們的成就小傳，又是在閱覽室查得大量資料。所以，今天并不是‘捐贈’，而是在這溫馨的課堂里，滿懷感恩之情，鄭重地向我的學校交上一份小小的‘作業’。”

我幾乎每個月總要到報刊門市部二三次，先去四川北路橋下這家，規模、供應量全市最大，像緊俏的《當代》、《十月》、《小說月報》、《世界文學》在那里都能買到。再過橋走到福州路近山東路口那家，會供應一些少見的我喜歡的報刊，像《外國文藝》、《電影藝術譯叢》、《外國電影劇本叢刊》，還買到《音樂愛好者》（1979年創刊號），里面夾頁一幅貝多芬像，是上海美術學校教師賴禮庠畫的素描，技法高超，我把它放在寫字桌玻璃板下，隨時面對學習，試著摹仿那樣的影調風格來實習拍攝肖像。

《美術》雜志每期必購，太愛看了。當時刊登的青年畫家作品，像一股強大的新興思潮涌動、創作熱流奔騰，我深受這股力量的鼓舞，從攝影題材、表現技巧全方位仿效羅中立油畫《我的父親》（1981年第1期），同期孫鶴《神圣的職責》（宣傳畫）也吸引我模仿，我拍攝護士特寫，畫面大半部充滿口罩，只剩一雙大眼睛、左下角是手持針筒。這期還有幾幅油畫：王川《再見吧！小路》，程叢林《一九七八年夏夜——身旁，我感到民族在渴望》，周世林、馬園《路障》，無論立意與構圖都對我的攝影有著示范。

最近翻檢重溫《美術》上的“創作談”，王克平《問答》（1981年第1期）僅十來行字，鐘鳴《從畫薩特說起——談繪畫中的自我表現》（1981年第2期）、何多苓《關于<春風已經蘇醒>的通信》（1982年第4期）諸篇，當年我都是滿懷興趣閱讀，文中洋溢的激情與見解，成為激發我創作的動力與指引。馮國東《一個掃地工的夢——<自在者>》（1981第2期）寫道：“我曾產生過調工作的念頭，由于沒有文憑，我失敗了。愿幫忙的好心人終因沒權勢而愛莫能助……買不起油畫顏料就變賣東西，沒畫布就用衣服、褲子、床單等代替。”最后說“為了畫畫請假和曠工太多，我將被工廠解雇，從此，我可以不必去為‘笤帚’和‘畫筆’不能統一的難題再去傷腦筋了，但，我得另謀生路”。對像我這樣的業余攝影愛好者來說，為其遭遇沉痛；但他為藝術而堅韌不拔的熱烈追求，讀了令我心潮澎湃。

凡周日都要去新華書店，上班就經常利用午餐時間訪書，有回花了13元（相當半個月工資）買了一套精裝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中國電影出版社1979年），喜笑顏開地抱著書回辦公室，頗有當時一種“萬元戶”的感覺。印象最深的是1981年上海書市，以及南京東路新華書店開設“文史哲專柜”，猶如餓漢撞上大餐，大快朵頤。雖說多少有點“廣泛涉獵”，可很多中外文學經典，在我畢竟是皮相之讀。而當時出版外國美術介紹的普及讀物，都是薄薄一冊，印制雖差，卻讓我進入“大觀園”似的，知道了丟勒、米開朗基羅、拉斐爾、魯本斯、倫勃朗、羅丹、列賓。我從這些大師畫作里，學習人物造型的明暗光影、空間透視和色彩調子等表現技巧，也在藝術思想上獲得豐富滋養。我的朋友吳懷澤君常給我帶來“新潮閱讀”，他時任上海美術電影廠繪景設計，在我眼中可是身處藝術前沿，當我正讀著馮伊湄回憶丈夫司徒喬的《未完成的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還在入迷《門采爾素描》（人民美術出版社1977年）時，他向我推薦好看的毛姆《月亮與六便士》（外國文學出版社1981年），又推薦熱銷的《美術叢刊》第18期（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介紹康定斯基其人其作。每次與他見面聊天時，皆信服他供給的閱讀信息。

從那時起便養成夜讀以及見縫插針的閱讀習慣，閱讀量隨之積少成多，書亦越買越多，買到人民美術出版社的戴勉編譯《達芬奇論繪畫》（1979年）、宗白華譯瓦爾特·赫斯編著《歐洲現代畫派畫論選》（1983年）；讀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朱光潛譯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1978年）、萊辛著《拉奧孔》（1979年）、羅大岡譯拉法格著《文論集》（1979年）；也讀過人民音樂出版社《李斯特論肖邦》（1979年）；還買了《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商務印書館1980年）、伍蠡甫、林驤華編《現代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后來很多“叢書本”也吸引我，如“美學譯文叢書”（李澤厚主編）、“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上海譯文出版社）、“二十世紀西方美術理論譯叢”（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文化生活譯叢”（三聯書店）、“世界賢哲名著選譯·貓頭鷹文庫”（三聯書店上海分店），類似一大批書籍都使我得到教育，在創作理念、藝術鑒賞諸方面受到啟蒙。如今這批書依然抖擻地立在屋里的書架上，最近取下這部分書，邊輕輕撣塵、翻閱、回味，頓生親切之心。

西方文論畫論極大地影響了我的攝影價值觀，我企圖借鑒西方美術造型方法致力于人物攝影，拍攝許多摹仿之作，如《入神》、《凝思》、《悲愴》、《蒲公英》，不免躍躍欲試投稿，大都沒能入選獲獎。我發現這些作品過分講究情調，有點傾向純藝術，與當時取稿標準格格不入。可我難以免俗，立即轉移拍攝題材，沒多久，一幅拍攝煉鋼工人的《小憩》，另一幅拍攝郊縣老農的《農家樂》，入選1980年上海市人像攝影展覽，還被報刊轉載。從此，我拍攝工農兵人物屢投屢中，有一幅《老支書》在上海市工人攝影展獲得一等獎，又獲全國銅牌獎。獲獎高熱未退，內心卻仍向往走一條獨自路徑，恰巧取稿風向略有轉變，于是接連拍攝《歸僑老人》《力》《象牙海岸的村民》，都能入選。到了《阿拉伯船長》又得獎了，雖不是金獎，但那種充滿西洋畫意趣的拍法，至今追憶仍能詫異當時何來的創作勇氣。

有次讀到《四川青年畫家談創作》（《美術》1981年第1期），末篇是謝軍談青年美展不讓其作《幽靈狂想曲》（油畫）參展，看了好多遍：“我喜愛強悍的藝術，最喜愛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我相信悲慘的命運在每個人頭腦中都會反映出來，這種痛苦、壓抑、冷漠荒誕的感情應該發泄出來……形象的荒誕證明了人生的荒誕。我借用超現實主義手法，這不是純藝術形式的追求，我也絕不認為它是成功的，但起碼真實，我要寄托自己的感情。”對熱衷于投稿參賽、以入選獲獎為攝影目標的我來說，是不小的沖擊，足以使我汗顏，陷入反省，督促我從困惑中走了出來。

正值沉浸在瀏覽西方美術時，巧遇丁紹光《西雙版納白描寫生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集內人物形態雋永，我體會出一種東方藝術的親和力，又讀到李少文《讀畫雜感》（《美術》1981年第2期），開端感慨：“每當我站在古代壁畫面前，總在想，起初它是怎樣一個面貌呢？翻開古代碑版的拓本，看著奇峻蒼古的字跡，亦每自發問道：它原先是個什么樣子呢？”以及其作《九歌圖》（中國畫）的表現形式，無疑使我開拓攝影境界，啟迪藝術構思，“心摹而手追之”，試圖在攝影表現方法上尋求一種民俗趣味。另一篇袁運生《魂兮歸來——西北之行感懷》（《美術》1982年第1期）我也誦讀再三：

“作為一個現代人，我徘徊在霍去病將軍墓前石刻館，撫今追昔，無限感懷。二千多年前，古代的雕刻大師對于一件雕刻作品的空間處理，有著多么精湛的專業知識啊！要具有怎樣的藝術想象力和自由處理大塊石料的魄力，才能創造出這樣一組手法多樣又高度和諧并有著震撼人心力量的藝術精品呢？”“我常以激動的心情想起敦煌、麥積山、龍門，尤其是想起北魏藝術。這幾處石窟，藏有最豐富的北魏和唐的原作，最令人感懷的莫過于北魏的塑與刻和北魏的壁畫了。魏塑給予我特殊的親近感。雖然唐塑更寫實，似乎也更有技巧，更富于生活氣息。有時，在一件好的唐塑面前，我贊嘆其風采，威武的力士、婀娜的菩薩，刻劃入神，鬼鑿神工。而魏塑總以其特殊的造型意識勾畫它那原不驚人的形態，既不富麗也不堂皇，但觀之良久，總是將我吸引到它的精神世界里去。”

讀來很受感染，現在憶念仍感當年閱讀的深沉與詩意。而后我按圖索驥地前往參觀，所收獲的歷史感、藝術感，對我的攝影理想與追求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因為對東方造型藝術的學習興趣，遂有意識地接觸古代人物畫像刻本，魏紹昌先生帶我到愚園路顧炳鑫先生府上欣賞他收藏的明清版畫刻本，也聽了魏老正為顧老收藏的陳洪綬《博古葉子》謀劃印行的談論。還在上海圖書館陸續看到《凌煙閣功臣圖》、《東軒吟社畫像》、《吳郡名賢圖傳贊》、《練川名人畫像》、《清代學者象傳合集》諸本，明清繡像的造型手法對我很有吸引力，并期望閱讀古代文論來獲得藝術養料，從中追尋傳統藝術的精神，力求拍攝出形神兼備的人物作品。不久后，我在揚州大明寺殿前拍攝作品《拂塵》，以為是在實踐“寓人物精神于形象結構，蓄肖像意境于光影格調”的自我藝術理想，便寄往香港《攝影畫報》投稿，居然獲得銀牌獎。

我還看了鄭逸梅老人的許多書，從中得到了一些近現代文史掌故知識。他的《藝壇百影》（中州書畫社1982年）寫了百來位人物，對我來說如同讀人物攝影集那樣饒有興趣。他在描寫人物技巧上多有經驗之談，把寫人物掌故喻為拍照，倘使一本正經用傳記方式寫，那就和端坐或挺立著照相差不多，形是有了，神猶欠缺；倒不如突出神，從動態中去表現，抓住人物片段活動及其藝術修養來寫；構思時務須把被寫者的風度神采及其內心活動，一點點滲入字句里，被寫者才有骨干和血肉。鄭老還談及對于近百年來的人物更感興趣，有的在前輩口角春風中略知梗概，有的親自追隨杖履，獲聆清誨。這些所見所聞，應當盡快記敘；否則相關掌故泯滅，豈不可惜。鄭老的話使我深感鞭策，推而及之，人物攝影又何嘗不是如此。有段時間，我曾追逐夸張奇怪的攝影技巧，但很快由迷失而回歸，大約與受過鄭逸老“親切有味”的審美觀教育有關，也與吳蔚云、康正平老先生對我的教導不謀而合。

1980年代后期，我在北京范用先生家里終于見到鄧偉先生的《中國文化人影錄》（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6年），冊內有他拍攝的78位文學藝術家的肖像，作為專題拍攝并出版專著，不由得欣羨，頗有一種向往之心。以我國人文攝影而言，鄧偉于鄭景康諸先生后繼起，使得文壇前輩的形象得以留存、澤被后世。我雖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覺得規模能更大則更好；但深深知道，這往往需要勇氣、膽識。而在我，愧己無才，尚不敢作此想，可內心有些見獵心喜，不禁手癢，多少產生一點幻想。

楊絳（1911年-2016年），外國文學研究家

我的“《讀書》年代”

回憶當初立志拍攝“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家肖像”專題的設想，一定要提到《讀書》雜志。我想可以這么說，是因閱讀該刊而催生的，并且引導我做了一部分前期準備工作。起先是在福州路報刊門市部，我加入爭購《讀書》雜志創刊號隊列里，聽維持排隊秩序的營業員說，這已是第二次進貨。從此，我成為這本“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刊物”的一名讀者。最近我從書篋檢出從創刊號始的實足廿年存本，每期都涉及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經濟諸種人文學科，用套近乎的話說，是我學習知識、增長見識、遵守常識和提高能力的教材，刊出的每篇隨筆、札記、書評、書話，猶如我的一位位任課老師。這是很多年來自我求學情形，私意這樣比喻不為過，是發自內心的。

常年閱讀該刊，宛若我了解接觸文壇學界的“平臺”，又仿佛眼下流行“信息庫”那般作用呢。雖有點夸張，但我看《讀書》好像看各路“英雄好漢”紛紛登臺亮相，閱讀過程等于不斷“拜見”被談論的先賢前輩，以及老中青學者專家的寫作者，從文章中多少能了解其專長、成就和思想。當年幾位老輩的文章引起我關注：柯靈《促膝閑話鍾書君》（1989年第3期）、張中行《孫楷第先生》（1989年第4期）和《俞平伯先生》（1989年第5期）等，我隱約感覺這些文章可能會引導部分學者把研究視野與寫作角度趨向近現代文化學術人物，起碼可說“推波助瀾”。就在這年第7、8期合刊上，趙蘿蕤先生寫了《懷念葉公超老師》，另有署名“興鐘”老先生寫的《怪文人辜鴻銘》，很吸引我閱讀；我還大感興趣的是文學批評家吳方先生，此前在該刊上發表小說評論，這次寫的卻是《十步之內 掞其芬芳——關于梁實秋<雅舍小品>》，有點意外，轉而猜想，大概因為紀念而作。

奇妙的是進入1990年代，我突然感到學界、學人及該刊部分作者相對注重研究近現代思想、學術和文化史上的人物，1990年第1期有張中行《葉圣陶先生二三事》、唐湜《六十載遨游在詩的王國——說說卞之琳和他的詩》、陳來《默然而觀馮友蘭》，都好看；而吳方先生《夕陽山外山——讀兩本弘一大師傳記追想》，對我來說，在見解、寫法上皆為耳目一新的耐讀文章。等好久方讀到他的《山水·歷史·人間——談談曹聚仁的“行記”和“世說”》（1990年第5期）；再等，讀到《白發書生寂寞心——與王國維的潛對話》（1990年第9期）；還是等，讀到了《晚成堂主人：史家顧頡剛<古史辨>遺響》（1991年第1期）。若說張中行老人寫的如《梁漱溟先生》（1991年第2期），讀了感到精深，那么讀吳方先生文章便有另一番滋味，他以典雅潔凈語言、夾敘夾議表述隨感隨想，行文略有頗具個性的微澀、略有非常獨特的生硬，細讀方能品味其“史眼”觀之、精心營造的能觸摸近現代文化史脈搏的思想境界。

近來翻閱，想起當年還注意到夏曉虹教授《才子、名士與魁儒——說王韜的“豪放”》，從此一發不可收，有《海外偏留文字緣——說黃遵憲的“真率”》（1990年第5期）、《心存救濟利名輕——說鄭觀應的“恬淡”》（1990年第9期）等品論“舊年人物”性格行事。她原來發表大都有關近代文學研究論文，諸如近代“海外竹枝詞”、擬情歌的新變、游仙詩。雷頤先生也寫了“讀《胡適研究叢錄》”（1990年第6期）、“讀《張奚若文集》”（1991年第6期）、“漫話丁文江”（1991年第9期）、“漫話張申府”（1992年第7期）。還有劉夢溪先生，早在1980年代前期發表過關于當前文藝批評的文章，后來卻讀到他的《“西中體用資循誘”——談陳寅恪先生的文化態度》（1990年第10期）。

由此，漸漸地發現該刊作者研究專業和撰文內容取向的趨勢變化，成了我選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家肖像”作為攝影專題的直接催化劑。就在1990年秋間，尋訪與二十世紀同行的文壇學界耆宿，竟成了我不無沖動的選擇，一種執著以求的作業；我決心在業余全力以赴投入拍攝，并第一次利用年休假踏上專程采訪的征途。然而，施蟄存老人最先得知我的這個志向后，給予我肯定、鼓勵和幫助，可也甚為擔心以我的個人能力，能否順利完成這項工作。

1992年，當我讀到吳方先生《斜陽系纜——漫談歷史中的俞平伯》（1992年第7期）沒多久，我正在杭州為姜亮夫、沈文倬等老人攝影，臨回時得閑與程德培兄在杭州“三聯”訪書，他確是“薦書高手”，指示我購讀吳方先生“如礦出金”般結集的《世紀風鈴——文化人素描》（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張中行先生“序”論絕妙：“識見深，所述多是份量重的，而且有斷有論；寫得活，常常是鷹隼盤空之際來一些蜻蜓點水。”吳方先生說：“這些人物并非‘黃鐘大呂’一類，在我想，即如簷間的鐵馬或曰風鈴，風一動，也發出聲音，雖然有些寂寞，也是可聽的。”（《世紀風鈴·后記》）我讀這本書很是受用，常持自我感覺，憑借想象之拍攝來體驗吳方先生筆下晚清民國學者文人。

差不多同時，該刊“讀書小札”專欄上先后有葛兆光教授《鉆他故紙，驢年去！》（1988年第11期）、《茶禪閑語》（1990年第5期）、《茶禪續語》（1991年第8期），禪意詩趣間充溢智慧和性情，我感慨他讀的書真多呀，概括言之涉及東西方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總是信手拈來，寫得淵博縝密，可讀來從容別致，行文純凈，我突然感到此前讀過許多文論上的大道理，卻被他三言兩語講清楚了；又感覺是所謂的“京派”“海派”學風集大成者。我雖半通不通，卻喜歡讀，多少有些受教。

最使我難忘的，1992年第6期首篇的《吾儕所學關天意——讀<吳宓與陳寅恪>》，他寫道“在書齋孤燈下，在考論文章中，我們便只見到兩個孤獨的學者的背影”，并影印“青年時代的吳宓與陳寅恪”；文末感慨“再讀《吳宓與陳寅恪》一書時，我便在這字里行間讀到了三個沉重的大字：‘殉道者’”，觀讀良久，體會一種博學深思與深刻史識相融合的畫面感，大感振奮，立馬打電話到北京，請該刊吳彬君幫助介紹“為清華大學葛兆光老教授拍攝肖像”，她哈哈大笑：你不是都拍古稀老輩嗎，葛兆光才四十出頭呀。如今想來，不覺可笑。

接著就是《最是文人不自由》（1993年第5期），也刊首篇，先睹為快。此文論述加在陳寅恪身上令人唏噓的三重悲劇，“有人曾說，魯迅是中國最痛苦的文人，那么我想，陳寅恪也許可以稱作中國最痛苦的學人。學人比文人更不幸的是，學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壓抑積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于是盤旋糾纏，欲哭無淚，欲語又止，化作晦澀深奧的詩句，在譬喻、典故、成語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詩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滲露。不知為什么，讀《陳寅恪詩集》時我想到的都是一個意象：啼血。”寫得太痛楚了，不免聯想陳寅恪先生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展卷夜讀，這樣的感觸更深了。我甚至以為，這樣的好文章，讀一遍肯定不夠，讀三五遍尚可回味，何況應該就著酒來讀，能在攝影時觸發一種深沉厚重的拍攝感。

在讀到兆光教授這幾篇文章時，正處于這項專題拍攝最為困難的時期，我忽然感受周遭變化，那正是“BB呼機”橫行的高潮期，有點像眼下地鐵站內喇叭狂叫“上下樓梯請不要看手機”的景象。當衣食、居住、上學的生計，以及旅游、購車和置產的物欲，越來越關注金錢，靈魂和胸襟塞滿需求變得擁擠狹隘時，看到他這樣寫道：“要知道人文學科的歷史命運就是這樣乖蹇，在漫天流行的實用思潮下它很難有多少立足之地，對于急切期望效益的人們來說，人生終極意義的價值是多少？人格修養的用處是什么？文化精神早已抵擋不住實利的進攻，”“人們早已用‘知識’取代‘智慧’，早已拿精神和靈魂在上帝的當鋪里作抵押換回了現世的利益。”在那些舉步維艱的拍攝日子里冷暖自知，而這一番理性辨析，強化自我批判的意念，使我得以心無旁騖地繼續行進，有時竟到了忘卻生計的地步，立刻“緊急減速”。

在為金融學界耆宿、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主任資耀華老人拍攝肖像時，我曾有回憶：

“資耀華先生腰板硬朗地端坐舊藤椅上，散發出獨特的溫厚謙恭的定力，活像身旁人們為他九五大壽贈送的瓷塑壽星。”“我好奇地問他，家里為何沒有裝修？他說，我的生活已經比普通百姓優裕得多，這樣既隨意又節省。”“我想起讀到的一件舊事：在他出任上海銀行天津分行經理時，陳光甫推舉他當董事，而他身為總行調查部主任，僅有該行股票二十余股，離起碼的200股相差太遠而無資格，銀行只得用特別費項下收進的股票中提出200股過戶到他的名下（仍由銀行保管），才被選為董事。”“這次訪問給我日益萎縮之精神帶來了撞擊，用震撼來形容一點亦不為過，直接影響了我的習慣。”

以上自我記錄的境況，大體能反映兆光教授的文章使我得益甚夥，后來讀到他的《運化細推知有味——關于三十年代佛教研究史的隨想》（1994年第7期）：“我們這一代人也許要關心或操心的太多，但這并不是要害，要害是，如果當職業已經淪為一種謀生手段而不是安身歸宿，學術已經變成一種生活負擔而不是生命需要……我們恐怕也不能指望這個時代里再現那種學術的輝煌。”對我甚有“勵志”作用，能否這樣說，我生正逢時，在二十世紀末期能為這樣一大批杰出的、耄耋之年的前輩專家學者拍攝肖像，如此機遇，想來絕無僅有。

1994年入冬，我正在北京采訪，碰巧德培兄也在出差，臨走那天中午與幾位朋友晤聚后，德培兄去探望病中的吳方先生，我正要辦事，沒法同往，相約晚上機場碰頭一起返滬。登機入座后，見他少有的情緒低落，許久開口：下午看了吳方，他很淡定，可看他病成這樣，心情極差，頭疼厲害。聞之黯然，彼此沉默不語。我對吳方先生的了解大都來自德培兄的敘述，1980年代中后期他正主持《文學角》雜志，與吳方先生交游殷勤，有次到杭州參加文學評論會議后，以佩服語氣告訴我，才華橫溢的吳方先生由研究現當代文學到研究晚清民國學術文化，現進一步潛心研究中國文化史，正在寫一部大書《中國文化史圖鑒》（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這部書也在德培兄推薦下，剛上市供應我就很快讀到了。

1995年夏間，我在北京為張政烺先生拍攝肖像，想不到張老對攝影興趣濃厚，把我領進書庫，給我看他的相機，一見鋁合金箱子我就羨慕不已，這是當時最頂級的尼康F5相機及配套鏡頭，他說為編《中國歷史圖集》，是他的孩子從香港給他買的。我當時就想到吳方先生的《中國文化史圖鑒》，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以采錄大量文物考古圖像史料為主，概述上自史前下至明清的悠久歷史文化，只是在治史規模上有明顯的分量區別。張老的經歷卻一波三折：“1958年我開始從事主編《中國歷史圖集》的工作。我傾注全力，想編成這部物質文化史，可惜由于種種原因，斷斷續續，雖降格以求，也終須放棄。不能以此對學術界做一份貢獻，是此生一大遺憾！”（朱鳳瀚整理《張政烺自述——我與古文字學》）吳方先生的《中國文化史圖鑒》雖得以出版，可耗盡他的心血。每每聯想這兩位先生的大業之曲折，感傷不已。從北京返滬不足一月，從德培兄那里傳來吳方先生“斜陽系纜”的噩耗，倍感震驚，立即打長途電話給吳彬君，聽她講述極為痛惜之經過。

隨著此項專題拍攝的深入，沿著閱讀《讀書》雜志一路走來，能夠在經歷長時期思索后，幸運地形成這個攝影目標，選擇被攝人物以老一輩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專家為主，并漸漸地走近一點、再靠近一點各位老輩先生的專業領域。我想在拍攝的學術性上努力提升高度，發掘深度和開拓廣度，私心崇尚葛兆光教授倡導的專業學術應由嚴格訓練而成，把常識訓練、方法訓練、視野訓練奉為圭臬，尤其服膺訓練自我的“語言能力、對于文獻與材料的鑒別能力和考據能力、對問題的分析與批判能力、懂得人文學術研究的規范與紀律”。我在前期準備、拍攝過程以及整理編輯等階段牢牢謹守這些方法，也正是我跋涉攀登在“學路”上期待受教并不斷改造完善的歷程。

在拍攝過程中，有幸獲得曾主持《讀書》的范用先生、吳彬君的指導幫助，還有與該刊密切的多位老先生的關懷助力，真有說不盡的感銘。在采訪途中，經常只要提到《讀書》，總會收獲親切與信任，倍感溫馨。記得有回在成都，我輾轉找到袁珂老先生寓所采訪，老人家專長于對歷代神話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平日深居簡出，寡言少語，當我談及讀過他在《讀書》發表的《<九歌>十神說質疑》（1988年第7期），老人家遂喜笑顏開，盡情暢談，他特別喜歡這本雜志，每期必讀。如此，使我得以順利地完成這項攝影任務。常有同好問我采訪秘訣，我總是愉快地回答，經常談談《讀書》亦為秘訣之一。

鄧廣銘先生致作者信函

尾語

我最初的理想是自我期許這項攝影專題，讓更多的讀者走近二十世紀末期這一大批人文學科的“創造者”。就個人而言，整個是我自覺的所謂以攝影為載體的“學術行為”或“文化行動”，亦確實寄托了我多年的求師經歷、閱讀興趣、學術理想以及對走過二十世紀的前輩們的心儀，所有被攝人物都是我通過廣泛閱讀而自己選擇的（也有因種種原因錯過的）。即使我用了十余年時間，采訪拍攝各地老輩專家學者三百余人，但這僅僅是一個應該無窮無盡地追尋過程的一部分。

在這些年拍攝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前輩們的崇高精神，誠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讓我常常想起葛兆光教授說的：“我想，這種素質與修養不止是學者的敬業精神，是學術的氣度格局，是人格的自尊自重，更是一種學人傳統血脈的延續，是一種學術獨立精神的傳承，在學術研究中不是急功好利而是從容大度，不是急進時髦而是審慎嚴謹，不是偏狹固執而是從善如流，而最重要的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常常是把這種對職業的態度提升為一種對生命的精神來看待的。”（《運化細推知有味——關于三十年代佛教研究史的隨想》）在這一認識的啟示下，我的攝影方向、目的，乃至從內容到形式上的理想追求，相對地更為清晰了。

現在算算，又經歷了兩年時間，將已掃描轉為電子數據的底片選編裝為一帙，又撰寫了每位前輩的介紹小傳，名曰《創造者——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家肖像》。在我深感“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溫暖了我”，更為溫暖著那在二十世紀行將結束之前的一位位文壇學界前賢的晚年形象。善哉！真是一位位達觀實在的學術文化歷史紀念長廊的創造者。

轉眼正值酷暑苦熱時節，在即將付梓之前寫下以上這些回憶，我再次想起也是在《運化細推知有味——關于三十年代佛教研究史的隨想》中讀到葛兆光教授的感慨：“為什么那個十年會造就這么多學者，而這十年的輝煌又在我心里漸漸成了一個疑問，這疑問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現在還能再現那種學術的輝煌嗎？’”他又曾談到梁漱溟晚年口述的書名《這個世界會好嗎》（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像“警世鐘”一樣震撼人心；之后我至少有三次以上在其講稿文章里讀到他的追問“這個學界會好嗎”？因此，當我在整理選編本書時，免不了仿效自問“現在這個世紀還會有這么多‘創造者’嗎”？

本文為《創造者：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家肖像》的代跋，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刊載。

《創造者：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家肖像》，沈建中/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2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