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快的記憶我也欣然接受，因為那是我遙遠的青春”

——讓-皮埃爾·梅爾維爾《影子部隊》（1969）

1968年，作為一個業已進入歷史的年份，它似乎總能在走近它的人心中激起一陣陣莫可名狀的激動和羅曼司的想象：美國作家科蘭斯基稱這一年是“撞擊世界之年”；法國作家、編劇卡里埃爾形容1968年及其后的1969年是一個地道的“烏托邦年代”；意大利人夸特羅其則煞有介事地說，法國1968年是“終結的開始”……類似的詞匯還可以舉出很多。2003年，在“六八運動”過去整整35年之后，貝納爾多·貝托魯奇導演的《戲夢巴黎》登上影院大銀幕。伊娃·格林令人心旌蕩漾的演出和影像中硝煙彌漫的街壘戰斗，仿佛要再度喚起觀眾們關于“六八年”種種復雜的記憶與情緒。

盡管表征形式多樣，但無論如何不會有人否認，1968年是一段屬于反叛、激進和革命的歲月。醉心于構建歷史事實及其解釋的史學家們也早已在他們織就的敘述網絡中為“1968年”編排好了位置：它的舞臺遍及各大洲，戲劇的主角是青年大學生，這出戲劇名曰“反對資本主義的全球性左翼運動”，它深刻地反映著時代特性。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豪爾和杰奎斯就認為：“1968年并不是一次功德圓滿的勝利，但它確確實實標志著西歐戰后的一個歷史轉折點。它劃出了60年代的長期繁榮與70年代的衰退之間的一條界線。1968年事件的根源在于長期繁榮時期所積累起來的各種經濟矛盾。”（S.豪爾、M.杰奎斯，孫虹：《從1988年看1968年：歷史性的年代》，《國外社會科學》1988年第11期，第36頁。）

這是一種從事實和資料的累積中發出的冷峻聲調。這種聲調同樣來自文化研究，但這一次它并不試圖揭示所謂“六八運動”的政治經濟學基礎，而旨在挑戰它的“左翼”特性。程巍在《中產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導權》中令人驚異而又使人信服地表明，20世紀60年代中產階級大學生們在一場花哨的反文化運動中奪回了資產階級旁落于貴族和無產階級手中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文化領導權。換言之，六八運動根本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在文化領域的邏輯延續。

相比于巴黎街頭四處爆炸的燃燒彈和伯克利校園內激情洋溢的演說，日本，作為全球左翼學生運動在亞洲的重要一環，卻長期處在“六八年”歷史敘述的聚光燈外。趙京華在《日本后現代與知識左翼》一書中指出，1968年前后，日本發生了“大學紛爭”，它顯示出日本的“六八年”“與西方‘68年革命的同時代性’”（趙京華：《日本后現代與知識左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第7—8頁）。日本的后現代理論，正是在埋葬“六八年”及其反抗行動的墳墓上破土而出的。近年來，長谷川健治等史學家開始逐漸關注這一段日本的“激進左翼史”，也推出了例如《學生激進主義與戰后日本的形成》等具有分量的研究作品。

但面對這段并非遙遠的過去，我們不禁要問：日本當年占據大學街壘的青年們去哪兒了呢？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日本社會革命的終結，不僅結束了一段屬于反叛和激進姿態的歷史，同時也封存了關于這段歷史的記憶。在歐美也是如此。那些曾在街上吁求社會正義、敢于向保守的父輩叫板的青年學生，在20世紀70年代也換上他們的西裝，進入大學、銀行、跨國企業，毫無負擔地邁入他們曾嘲諷和咒罵的社會精英的行列。革命姿態對于這時的他們而言，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但對于房總自然博物館館長、曾經親身參與東京大學斗爭的島泰三而言，“六八年”有著更豐富的意味。正如他撰成的這本書的標題所說，這段在東京大學安田講堂斗爭的歷史，是一段“以命相搏的青春”。鑒于此，在《以命相搏的青春：東京大學安田講堂，1968—1969》（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年，以下簡稱《以命相搏的青春》）一書中，島泰三參考了大量親歷者回憶口述、編年資料等史料，結合親身回憶，為讀者描繪了當年日本大學、東京大學“全校共斗會議”（以下簡稱“全共斗”）的學生們死守安田講堂、捍衛社會正義的執著姿態。島泰三認為，安田講堂的學生斗爭是戰后日本青年一代心靈覺醒的表現。他們反對戰爭、反對僵化的教育體制，希望改變國家的結構性弊端。但他們在斗爭中難免表現出天真和失措。安田講堂斗爭的失敗并不能掩蓋青年學生們純潔而崇高的理想。

一

和同時代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類似，1968年，日本進入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一個財富迅速積累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正在快速形成。與社會經濟發展相同步的，是戰后一代青年大學生的迅速成長。在戰后初期“嬰兒潮的時代”出生的一代人，到1968年開始涌入大學。其結果正如趙京華所言：“人們開始從專注勞動和經濟生產轉移到關注更廣泛的社會與個人問題，社會價值觀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大學生們]在蒸蒸日上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長大成人，對戰后準軍事性的經濟體制和社會秩序抱有抵抗情緒。”（趙京華：《日本后現代與知識左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第8頁）

島泰三在敘述安田講堂斗爭的時代背景時，著重強調了反越戰情緒和反對僵化的教育體制兩個層面的緣由。

第一，20世紀50年代爆發的越戰與戰后日美形成的特殊關系，成為當時青年大學生反對的重要對象。越戰爆發后，作為美國在亞洲的重要軍事據點，日本成為美國進行越南戰爭的后方基地。1968年年初，由核動力航母“企業號”進入佐世保港引發的“佐世保斗爭”就是當時大學生反戰情緒高漲的直接表現。據參與斗爭的島泰三敘述，與法國和美國本土爆發的反越戰學生運動不同的是，日本學生運動中的反戰情緒不僅出于反對戰爭本身的道德律令，更與不愿日本受到美國軍事占領的民族主義情緒有關，因為“企業號”正是二戰時美國進攻日本的先鋒艦船。

第二，大學生數量的增加與戰后日本陳舊腐敗的大學體制之間，逐漸形成難以調和的尖銳矛盾。首先，日本大學自創立之日起就設置了“校外生制度”，這意味著到校大學生人數遠遠超過定額的錄取人數。有的學科甚至超員5倍之多。其次，學生人數的暴增暴露出大學設備簡陋的問題。在通識課程上，教師只能“在大教室里用擴音器授課”，連最基本的課桌、椅子等學習工具都沒有為學生配備。再次，教養學部設置的“通識課程”被許多學生認為是“垃圾”，并不能起到幫助學生盡快適應大學專業學習的作用。這引起許多學生的不滿。最后，大學教育體制的僵化還同巨額財政腐敗、學閥利益輸送等現象相勾連，形成教育界和學術界的共同腐敗。而“最初發現這種腐敗征兆的人，就是1968年的大學生們”。

值得注意的是，戰后日本大學醫學部的制度弊端尤為突出。20世紀60年代，大學醫學部畢業生在參加國家考試、取得醫師資格前必須在指定醫院（“醫局”）參加“研修”。然而所謂“研修”并不能讓畢業生按計劃熟悉醫院工作，而成為了以極低的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和無限超時的工作時間剝削青年學生的制度。在反復同東大醫學部、厚生省等機構請愿交涉無果后，東京大學醫學部學生開始實行無限期罷課，罷課學生后又因發生肢體沖突的“春見事件”遭到上田醫局誣陷，最終被校方給予停課、退學等處分。

事實上，要求整治大學運轉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腐敗現象，和醫學部學生爭取自身生存權益的要求，構成了日本大學、東京大學“全共斗”學生運動的兩股源頭，也是占據安田講堂事件爆發的直接導火索。

島泰三還進一步將安田講堂斗爭同反對整個教育體制的僵化聯系起來。島泰三認為，當時日本的教育“沒有陶冶人格的方法”，無法使青年接受到真正的教育。“強制性的應試學習，從根本上摧毀了日本教育”，因為后者只是助長了在美國軍隊統治下日本人麻木而無靈魂的人格。日本大學中的體育會和體育會運動部，正是在這種暴力的指導下，監控著大學生的一舉一動。在這種暗無天日的教育體制日復一日地運行中，安田講堂的斗爭成為了大學生們“看到晴空的瞬間”。

正是在這多重壓抑、扭曲和憤怒中，東京大學的學生斗爭拉開了帷幕。

也正是為了重新還原那些學生們被掩蓋的崇高而純潔的理想、展現1968、1969年“覺醒的瞬間”，島泰三將我們帶回到安田講堂，和誓死斗爭的學生一起。

二

安田講堂是當時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的儀式性公共場所。講堂建于1925年。它的捐建人是安田財閥（現代日本四大財閥之一）的創始人安田善次郎。這座講堂本身就是現代日本社會的一幅肖像：資產者通過捐建大樓，與教育界形成密切關系。作為日本最高學府的東京大學，又是政治官員的培養地。資產者鐫刻在建筑物上的姓名后又成為未來政治家們崇敬膜拜的對象。這樣，財經界、政治界、教育界形成水乳交融的密切聯姻。這種穩固而抽象的利益糾結，又得以通過安田講堂的宏偉與龐大具象化地呈現在一代代大學生面前。社會精英及其價值觀的再生產，就這樣潛移默化地綿延下去。

因此從文化象征意義上說，占據安田講堂就是向這種已然僵化的利益結構發起沖擊。同時，占據講堂的行動也表明，使這種利益結構得以穩固的那種價值觀發生了動搖。實際上，對于當年的日本大學生而言，占據安田講堂是一種棄絕的表現。他們對交涉、對話等等一系列討價還價的事件早已感到徹底的厭倦。1968年5月21日，在東大學生占據安田講堂整整三十五天前，日本大學經濟學部的反大學腐敗斗爭遭到右翼學生組織“體育會”的暴力瓦解。到此時，從參與者身份上看，斗爭還像是血氣方剛的學生之間爆發的一次群架。

事態的性質發生根本轉變的節點，是警察機動隊進入日大校園。這一次，秩序與反秩序之間、伸張正義的要求與既得利益者壓制之間的對抗關系，完全暴露在警棍和日本刀之下。作為社會秩序再生產重要部分的大學生們，正是在街壘戰這種尖銳的肢體對抗中認識到，這種使人窒息的社會秩序原來無形地存在于他們身邊：或者他們融入這個既定秩序，或者站在其對立面被它無情地碾過。

學生們在這個非此即彼的抉擇中，走向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斗爭就是這樣：在不斷的道路分岔中，同路人變作陌路人、變作敵人。反過來說，斗爭的隊伍也在一次次淬煉共同理想的過程中逐漸純化。日共系統及其“拂曉部隊”在這場斗爭中，扮演了“同路之陌路人”的特殊角色。同樣追求校園民主化的學生們，將“全共斗”看作盲動的“空想激進派”。隨著斗爭日益深入，陌路人愈來愈多。無限期罷課派與終止罷課派之間、不同斗爭領導組織之間的分歧不斷擴大。兩校學生斗爭的外部表象與內部邏輯的分別演進形成一組悲壯的矛盾：一方面，是日大同東大“全共斗”的“勝利會師”、是不斷筑造加固的街壘、是團結一心捍衛安田講堂的驚險攻防戰；另一方面，是罷課學生的逐步外撤，是學生們在暴力斗爭中不斷地流血和負傷。街壘中為“青年之節日”而熱烈吟詠的歡歌，在數月內迅速低沉下去，變成幽暗的安田講堂內幾抹微弱的燭光。

決戰的時刻就是在這種氛圍下到來的。1969年1月17日，是安田講堂最后攻防戰拉開帷幕的日子。并不使人意外，這場高峰時曾有數千人同時登臺的革命戲劇，其終幕只有寥寥數百人參演。在這之前，“全共斗”與“拂曉部隊”“體育會”以及機動隊的街壘斗爭，已經耗去了難以計數的石塊、燃燒彈、橡木刀和防爆盾。日本的國家機器展現出壟斷暴力的可怖一面。這時據守安田講堂的青年們，在哼唱著《華沙勞動歌》時，無疑已經充分認識到自身命運的限度。炫目的街壘戰在這一刻仿佛已經變成遙遠的往事。1月18日凌晨5點45分，警察機動部隊正式出動，包圍了安田講堂。隨后，是催淚瓦斯與高壓水槍的合奏。1月19日凌晨5時59分，安田講堂頂上的紅旗被機動隊取下。《華沙勞動歌》最終未能應驗自己的許諾——在堡壘上，沒有出現一座新世界。

三

在《以命相搏的青春》一書最后，島泰三詳細敘述了自己撰寫本書、采訪親歷者的經過，并附上了全書引用的資料說明和一份詳盡的斗爭編年。這使得本書成為一份見證日本“六八年”的特殊文本。從寫作者的身份來看，《以命相搏的青春》無疑是一份親歷者的證詞，更貼切地說，是一本親歷安田講堂斗爭者的珍貴回憶錄。但從全書引用的資料來看，《以命相搏的青春》又超越了親歷者視角。書中引用了《朝日新聞》《中央公論》等當時代報刊，以及不少親歷斗爭者的回憶錄等一手史料，力圖塑造一種關于安田講堂斗爭的可靠歷史敘述。

島泰三為澄清這段歷史所做出的努力令人敬佩，不過讀者仍然可以看出，作為斗爭的親歷者和最后據守安田講堂的青年之一，他那豐沛的情感和決絕的道德立場。實際上，島泰三在書中已經表明，《以命相搏的青春》一書是一篇“駁論”。它要反駁的對象，就是參與指揮鎮壓學生運動的警察佐佐木淳行所作的《東大陷落——安田講堂攻防戰72小時》。這是一本從警察視角重構安田講堂攻防戰的回憶錄。作者在其敘述中強調了警察負傷、學生暴力抵抗等細節，從而構建了一種旨在證明鎮壓合理性的歷史敘事。

綜觀全書，島泰三的反擊方式有三。第一，強調斗爭起因。佐佐木淳行意在宣揚學生暴力的無序和非理性。然而，島泰三通過重構當時日本存在的政治、教育弊病，說明了安田講堂斗爭并非一場暴力狂歡，而是學生們為爭取社會正義而進行的抗爭。第二，判明各方立場。通過確立學生斗爭作為正義抗爭的敘述，島泰三拋出了第二條回擊依據。他表明，在兩校學生斗爭中，手無寸鐵的學生遭遇了日本國家機器更殘酷的暴力對待。機動部隊在島泰三的敘述中，成為既定社會秩序的維護者，亦即社會正義實現的阻礙者。第三，還原歷史細節。佐佐木淳行在其書中表明，東大學生面對機動部隊時潰不成軍、放棄抵抗而逃跑。島泰三作為親歷者現身說法，駁斥了“東大學生逃跑”的敘述，從細部反擊了佐佐木的說法。

駁論目的的凸顯，是《以命相搏的青春》一書的成敗得失所維系之處。島泰三試圖通過增補和引用歷史資料，來為自己的敘述確立更牢固的正當性。不過，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事件親歷者，安田講堂斗爭在他心靈深處所激起的難以克制的情感，深刻地影響了其構建的歷史敘述。島泰三激情澎湃的語言，幾乎將讀者帶回到安田講堂的現場。為追求質樸的理想，東大法學部的大學生們甚至敢于放棄加官晉爵的大好前程。他們抗爭的悲壯和拼死據守講堂、置生死于度外的奮勇，很難有讀者不為之動容。作為親歷者，更是如此。因此，與其說《以命相搏的青春》反映了安田講堂斗爭的實態，不如說它深刻地折射出戰后一代日本大學生一段從彷徨到憤懣再到無奈的心靈史。

事實上，以后見之明觀之，《以命相搏的青春》在敘述安田講堂斗爭這一歷史事件的同時，它自身也成為“安田講堂斗爭”的一部分。圍繞安田講堂斗爭史敘述的話語權爭奪，幾乎和斗爭本身一樣激烈。從島泰三和佐佐木淳行的“交鋒”來看，這種話語權爭奪主要是圍繞著斗爭進程本身展開的。不過，島泰三關于斗爭動因的敘述，值得認真審視。從他關于斗爭動因的敘述中，可以窺見日本對二戰乃至于對戰爭反思的一個罅隙。

島泰三在《以命相搏的青春》一書中頗費筆墨地論述說，東大學生斗爭的一個重要起源是越戰爆發后彌漫在學生中的“反戰”態度。這種“反戰”態度的直接指向是美國。而在島泰三筆下，美國不僅是一個戰爭販子，還是導致戰后日本文化畸形的罪魁禍首。他在書中這樣寫道：“美國的帝國文化作為由武力支撐的一切價值的來源充斥全社會。”島泰三的敘述與學生斗爭的動因之間存在的罅隙很容易為人忽略。前者很大程度上可以歸于吉見俊哉所說戰后日本的“反美政治無意識”，指向的并非“反戰”本身。島泰三將“反戰”與“反美”無意中含混起來的態度，恰恰反映出戰后日本社會“反戰敗”（反美的民族主義情緒）多于“反戰”思考的缺陷，亦即仲正昌樹所謂缺乏哲學層面對戰爭的反思。

由此觀之，《以命相搏的青春》一書，不僅是一份斗爭親歷者獻給后世的珍貴記錄，也是一篇為安田講堂學生斗爭正名的優秀的“駁論文”。更重要的是，它還通過記述戰后一代日本大學生精英在面對社會結構性弊端時的激進行動與抉擇，反映出他們困惑不安卻又篤信理想主義的矛盾心靈。如將它看作一份歷史文本，那么《以命相搏的青春》一書還見證著“安田講堂斗爭”在歷史書寫領域的延續，并透露出那一代人特殊的美國觀與戰爭觀。

尾聲

“六八年”結束了，一個“讓想象力奪權的年代”隨之終止。但對親歷者來說，“六八年”尚未結束。“秩序黨人”開始著手懲罰這些反叛的孩子們。1969年初，參與安田講堂斗爭的島泰三等一眾學生在被機動部隊清理出講堂后迅速遭到逮捕、審判、收監。現代傳媒關于審判斗爭學生的一篇篇報道重新鞏固了民眾對于社會穩定的感覺。學生們作為叛亂者、危害社會秩序者的形象由此確立。

“六八年”的結束，帶來了全球范圍內知識界的重大轉向。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為代表，日本后現代文學批評悄然崛起。后現代主義以消解宏大敘事的名義解構了一切。它同樣也解構了“歷史”本身。黑格爾筆下的“世界歷史”再也無法作為“世界法庭”而存在。宏大敘事的消解，帶來了一個話語空前多元化的社會。持不同價值立場的歷史敘述在話語場中彼此競爭，誰也無法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站在“真理”這一邊。島泰三和佐佐木淳行圍繞安田講堂斗爭彼此迥異的歷史敘述，也應被視作這一歷史進程的延續。

然而，《以命相搏的青春》一書卻頑強地排拒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它要做的，是還原日本當年斗爭現場學生的所思所感，以告訴讀者，這一代日本學生，并不像他們在歐美的同齡人那樣沉浸在花哨的迷幻藥和搖滾樂中，任性地發泄自己的不滿情緒。他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行動的歷史含義，并不惜以血和生命為代價一步步奮斗。“和世界史同頻共振”，是斗爭學生們的信念源泉。他們樂觀地相信，歷史將給予他們的奮斗以最終的審判和公正的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命相搏的青春》也是一份抗議書，它重新找回了歷史敘述應擔負的倫理和道義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