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很多人都說朱維錚脾氣大，他的直言不諱往往使人下不了臺。1983年，我和一位前輩學者聊天時，他說起：“朱維錚這個人蠻難弄的?！笨梢娭斓膯蔚吨比胍衙曉谕饬恕?/p>

因為我是華東師大歷史系1977級的本科生，而朱維錚是復旦大學的教師，雖然當年上海五校合作，我在復旦完整地聽了徐連達、趙克堯、許道勛、彭神保、樊樹志等人的課，偏偏無緣聽朱維錚的《中國史學史》的課。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供職后，讀過朱的論文集《求索真文明》，對他的觀點新潮，語言犀利，頗為心折。但直到2006年，依然緣慳一面，無緣識荊。

到了2004年，上海古籍社領導將社品牌雜志《中華文史論叢》恢復刊號出版（季刊），我被任命為執行編委兼編輯部主任。社領導又決策成立了以素有建樹的中年學者為主體的《論叢》編委會，負責撰稿、審稿等重大事項的決策事宜。朱維錚也是受聘的編委之一，從此我開始跟他有了聯系。

本社資深編輯谷玉女史促成了這種關系的建立，她曾受教于復旦，也算朱維錚門下桃李，她的豪爽仗義，急人所難，在社里是有口皆碑的。正是她將朱先生的近二萬字的《班昭考》帶到了《論叢》編輯部。

朱先生在文章的“小引”中自豪地發問，有哪位史學家不知班昭之名？但又有幾人能夠說清楚她的“生平和遺響”？文章以上下兩篇分述《班昭傳記考辨》和《班昭生平簡表》，精細入微地梳理了班昭的史家一生，以及和政局錯綜復雜的關系。我核查了所有引文出處，并結合班昭父班彪、兄班固的史事后，給朱先生寫了一信，請求他祛疑。

當年年底，接到了朱先生的回信，他用復旦大學的新式信箋（橫行），按自己的習慣，直行書寫了一手漂亮的略帶圓角的朱體字的兩頁紙的復信，一氣呵成而無一處涂改?，F按朱信原稿錄文，不作任何改動，轉行處用斜杠/表示。原信中的繁體字如無異義則改排簡體字。朱信原稿則攝片附于文末，凡錄文有不準確處，祈有識君子不吝教正為感。

維崧先生：十八日賜函，昨奉讀。拙稿得先生審正，亟感。承／示拙稿引文衍誤數處，并命增補引文出處夾注，均甚當，／祈逕改。／

所示以下幾點，似可再酌：／

頁七引范鎮東齋記事，夾注已謂據清顧櫰三補后漢／書藝文志卷四轉引。顧氏／生平不詳，然據其補此志及補五／代史藝文志（均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可知其約為乾嘉晚期人，得／見四庫館輯永樂大典若干佚書者。范鎮東齋記事亦輯本／之一。手頭無貴社所刊說郛三種，亦無叢書集成本范鎮／書，唯有廣陵古籍刊印社重印的筆記小說大觀本“西京雜記”，／然不明所據版本。故當初撰文，引東齋記事“葛洪云”，並據顧／櫰三補志轉引，以為顧氏或見大典輯本范書，而明初大典編／者所見范書，去宋較近，或范書錄“葛洪云”，所見西京雜記／刊本亦較“古”也。

得示即再檢二十五史補編本顧氏補志卷四，知拙稿轉引之“東／齋紀事葛洪云”，其他字句，包括“百余卷”，均系顧引原文；然／末語“取”上脫一“不”字，乃抄漏，非常感謝您的指正！至于尊／示西京雜記復印件，字句確與顧引有異，但文義既同，似不必／照改，理由已如前述。

頁九引鄧后記，當作“……絕異于眾”?！鞍四甓?。打印稿誤脫二引，祈代補。中有“左右皆驚”四字，乃引時所刪，否則“后”前／原文亦當補上，則行文蕪累矣。

頁十一“不載母氏”前，似不必補原文“和帝長子也”五字，因上／下段事已一再說明。

再有懇者，拙撰史學史諸稿，正文及夾注附注，引及諸史，／均只加書名號，而不加篇名等號，一則避書名篇名混淆（臺版通／行篇名加單引號，亦不?。?，二則不喜一文中滿目皆引號。此或劣習，／但祈寬容，勿與貴刊他著必求一律也。

耑此奉覆。順頌

編安    朱維錚

〇五年十一月廿五夜

因為事有未盡，至2006年我又給他寫了信，承他不棄，又給我復了信，仍依上例錄文如下（影印件是文本所附）。

維崧先生：

拙稿班昭考校樣，今始見，遵囑校訖，謹呈政。／校樣排誤，均更正，唯頁十八倒十行“朱信”明誤，而／原稿因書稿凌亂尚未檢出，煩請據所呈清稿校改。又，／頁十八，二〇，二〇-二一之三節引文，請依全稿引文本例，改／仿宋體，并請改排后囑校對再依拙校覆核。／文末添一附記，聊作病日經年紀念，亦發友朋一噱。／

鄙人將于下月杪赴臺灣大學承乏客座。如貴刊印／出，請將樣刊及抽印本，仍寄敝系拙名下，有敝助理／代收。拙稿多勞先生審正，亟感。順頌

丙戌年禧！

朱維錚上

〇六年元月廿七夜

如今，朱先生的大作《班昭考》早已見刊于《論叢》2006年第2期（總第82期）。這兩幀相關信函我一直珍藏篋中，今特檢出發表，以示對他的懷念。

《論叢》自2006年恢復刊號出版以來，每年均在京、滬兩地分別召開編委會議，議論編輯得失，展望今后走向。朱先生只要人在上海，均淡定從容前來與會。每每到會則放言高論，不避流俗，不懼權貴，甚至傷及同行的臉面也不顧，頗有“竹林七賢”的名士風度。朱先生的談論我都沒記錄成文而發表，時間一久也就淡忘了。如今朱氏墓木已拱，偶有思及，濡筆以記之，異日或成異史氏記之類的筆談，則有幸也。

經歷了也是寒窗十年的“文革”，又遭遇了說不清楚而偏偏要強作“解人”的“說清楚”的折磨，朱先生總算恢復了教師身份重上講壇?；蛟S有人以為朱維錚經歷了這場運動會改弦易轍，不再那么張揚，輕易得罪人了。然而畢竟江山易改而本性難移，朱維錚仍然是直抒胸臆，一竿子到底地敢于講真話。

2006年3月，復刊后的《論叢》出版了第1期（總第81期），社領導邀請了全體滬地編委座談意見，也邀請了幾家讀書報的記者旁聽。我代表編輯部向編委會匯報工作。我談到湖南衛視曾報道各地著名學者的看法，有某大學校長說：“文科，我不知道他們在搞什么?！边@本是一句不帶深意的平常話，分科精細以后，越深入越不能兼容。聽者皆無異議，但朱維錚忽然打斷我的話，即席插言說：“你不要聽他的，他是個流氓！”堂堂的鄭重其事的座談會，朱維錚仍無所顧忌地直言如此，真大出我意料，我嘗到了他鋒芒所向的厲害！

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組織力量標點《章太炎全集》，約請朱維錚、姜義華擔綱負總責，不作?？保皇兆⑨?。每卷由朱、姜二人獨立署名。章太炎學問深邃，又喜用僻字、典故等，能讀通文義，不曲解原意已不容易。所以當《章集》完成付梓后，學界有褒揚也有批評，這是正常的現象。上海有位資深編輯金文明，從朱維錚標點的“章集”中發現有篇文章，太炎先生化用了《淮南子》的暗典，朱維錚不察，硬著頭皮，臨深履薄，充當“解人”而作了標點，當然謬誤不少。金文明遂給朱維錚寫了封信，將正解附上。朱維錚看了大為激動，立即去信表示“受教”，并建議將金氏之稿文全文發表，以免“謬種流傳”，貽誤蒼生。以后無論在學校還是家中，見到金文明，朱維錚總要向他的學生們慎重地介紹金氏的學問，以引導學生刮目相看。所以說朱氏“難弄”，不納人言，也不盡然，在與金文明的交往上可看出他虛懷若谷，不諱言自己認知上盲點的一面。

朱先生的博士弟子劉海濱畢業后也到上古社工作。有次他和我聊起乃師朱先生。他一語中的地說：朱先生是“樹敵過多”，頗為中聽，竊以為朱先生泉下若有知，或許會納此忠言也。

朱先生多年已養成晝伏夜行的習性，幾乎夜夜伏案讀書或奮筆疾書，他自嘲：“生物鐘已不可扭轉了！”滿天星斗，一壺好茶，伴隨著一段思辨的進展，或一篇雄文的完成，心中該有多少快慰不可言說，但家人與保姆發現的卻是整整一缸的煙蒂，長此以往，焉能不損害他的健康？

2011年7月，《論叢》的編委會在上古社召開。朱維錚先生已動過肺部手術，但仍淡定從容地來社出席會議，并且照樣地月旦人物，臧否世風，不乏尖銳深刻之辭。會上，我談起收到一篇香港學者批評顧頡剛《古史辨》觀點承襲日本學者白鳥庫吉之說的稿子，適不適宜在《論叢》發表的問題。朱先生明確表示贊成刊發，并簡述了他對這個問題的評判。會后，我將這篇稿子寄給朱先生，請他從容細讀，從學理上作一判斷，看看該文所論是否成立。

過了三個月，即到了2011年的12月中旬，我收到朱先生的掛號信。需要說明的是，寄給我的朱氏信是復抄件，信的原件沒有寄來。但信的復抄件經朱先生閱后簽字確認，所以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這是朱先生給我的第三通來信，雖非原件，亦相當可貴。謹錄文如下：

維崧先生：

九月惠寄評顧頡剛一長稿，命審讀。時住醫院，至月前回寒舍，始斷續讀竟。病久乏力，讀寫均差。因作者稱以章太炎的視角看問題，促我重閱章太炎述史的論說，感到作者不甚理解章氏說話的環境和處境，對胡適疑古又信史的過程也較陌生，但將幾個日本人的見解與顧頡剛作了比較，傾向于同意剽襲論，寫得頗詳細，是其長處。故我寫了一點意見，建議作些刪節以發表。當否？請正。致好！

朱維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尤其令人震撼的是朱先生不顧已罹沉疴，扶病寫了近千字的審讀意見！這也許是朱先生一生最后的學術文字了，現征得朱師母王桂芬醫生的同意，全文抄錄如下，以見朱先生一貫的學術見解和風格——

《論叢》來稿讀后

《中日學術交流與古史辨運動：從章太炎的批判說起》，文長逾六萬字，通讀不易，現僅述斷續讀后之印象。

章太炎在清末即持經學即史學論，更明言他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他其實也疑古，卻以為應如乾嘉考證學者那樣，恢復經典及其篇章的真相。本文強調章太炎反對疑古，沒有指出乾嘉考證學反對疑所不當疑的遺風，表明作者不了解章太炎在清末已提出古史既可疑又不可懷疑一切的見解。作者又再三質疑章太炎批評古史辨，何以未得任何回應的問題，也屬于不了解錢玄同、胡適均為章太炎經史學說的信徒，他們只是在五四后將章氏學說懷疑孔教傳統的一面推到極端，不意反倒受章氏批評，因而不敢或不予辯駁，可以理解。章氏晚年批評孫中山，抨擊蔣介石，使他變成國民黨政權痛恨的人物，因而學界傾向于對他的政論性史論不予置評，這在魯迅已看出。其實五四后十多年，不斷有學校學會邀他演說，所講七八十次，內容大多涉及對日本人抹煞三代及疑古派否定孔子前有真實歷史的說法的批評，表明學界對于蔣政權貶抑章太炎另有態度。

因此，本文“從章太炎的批判說起”，在我看來提出疑義是可以的，但解說并不深刻。

關于顧頡剛疑古的由來，顧氏本人的公開說法，需要就史論史的考察。

近若干年，胡適的舊作、書信、日記、年譜及傳記大量出版，證明胡適在五四前后，是疑古的中堅。將其與晚出的《顧頡剛日記》對照，可知顧氏走向考訂古書乃至疑古，均受胡適的引導。但顧氏的《古史辨》序及諸文，反證他自始便非但好名，兼會掠美，極力淡化胡適通過研究課題引導他由考證而疑古，又拉住錢玄同作支柱。蓋胡適好言人善而錢氏好獎異說。顧氏將得自胡適的見解，說成自己的創見，又將胡、錢二氏紹介的日本學者疑古的說法據為己有，反而促使胡、錢在顧氏受到學界非議時，出面作文替他辯護，因為反對者著重批判“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包括譏他“夏禹是條蟲”的荒謬，而都把清代考證學者幾成共識的這一見解，譽為顧氏的貢獻。如此使顧氏暴得大名，其后自炫更無顧忌。我在臺版《顧頡剛日記》刊行后，作文批評顧氏為向上爬而不擇手段。當時章培恒先生表示支持，說再要作文揭露顧氏古史辨乃剽竊日本學者，惜他因病重未果。

本文著重考察顧氏古史辨與日本學者的見解有無直接關系。我是相信剽襲說的，因為當年研究章太炎，對他批評日本人疑中國古史，頗費時間去尋找依據。章太炎最反感日本某些學者藉曲解歷史為日本侵略政治服務，而很起勁地疑中國古史的內藤湖南、白鳥庫吉等正是其代表人物。本文繼續近些年關于日本史學的研究，著重探討胡、顧等疑古，是否陰襲乃至明鈔內藤、白鳥諸氏的曲說，在我看來是站得住腳的，缺點就是作者不敢作肯定判斷。

本文忽視胡適在三〇年代就聲明不再疑古，而要“信古”。我曾指出，這對顧頡剛打擊極大。但隨即郭沫若站出來罵胡捧顧，使顧氏自詡的“層累”說，得郭氏支持而與“進步史觀”掛上鉤。顧氏的“事業心”，就是成為帝師王佐。他曾為蔣介石樹功德碑，解放后批胡適，又得中共高層保護過關，最后在“文革”晚期得毛、周指名成為首先重用的名流之一，在其日記中可知他得意非凡。所以，本文結論替顧頡剛辯護，說他剽襲日本學者乃屬“無奈”，在我看來不合史實。

我的意見，本文作為現代學術史一個引人注目的課題的系統陳述，較諸以往所見以《古史辨》為中心的博士論文，在考察中日疑古思潮相關度方面，顯得有特色。雖非創見，卻清理過程較詳，竊謂可以發表，但最好作些刪節，以免予人冗長乏味的印象。謹請參考。

朱維錚

2011年12月上旬

接信以后，我即摘要轉告了作者陳學然。當然，遵從行規，未言是朱先生的意見。陳學然于2012年2月4日來函說：“評審先生的意見很有助于晚輩在這個課題上的進深發展，使拙文在論證上較先前的有力與完整。”隨后又寄來了修訂的新一稿?，F在，這篇曾經朱先生審讀的文章已在《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第3期（9月20日出版）刊出，我們在文末寫了一段編者按語：

本文曾請本刊編委朱維錚先生匿名外審。朱先生抱病審讀，所提意見為作者吸取。惜朱先生于今年3月逝世，不及看到修改后的本文刊出。謹此深表對朱先生的懷念之情。

記得本社的前任總編輯也是《論叢》的前任主編錢伯城先生曾說上海的史學家有三位文字好：一是陳旭麓，一是唐振常，一是朱維錚。有次我和王春瑜先生談起錢老的這個看法，王先生說：“朱維錚的文字就是干凈?！蓖跸壬c朱先生師出同門，比肩接踵，他的評定可謂一語中的。朱先生的文字確非那種駢四儷六或汪洋恣肆之美。但干凈再加犀利，直擊要害，也給人以美的享受。我與朱先生交往不多，不能“謬托知己”，也不贊成“陳義過高”，在他身后溢美。但是重讀他的《求索真文明》《音調未定的傳統》，還真是佩服他干凈犀利、邏輯嚴密的文字，朱先生的不阿世媚俗、不回避自己經歷的曲折與坎坷，益發使聞者感受到他的覺醒之不易，他的學問與膽識是建筑于認真讀書、自主思考基礎上的。他留下的這篇最后的學術文字是值得一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