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為什么動不動就“貶為司馬”，“司馬”是什么貶官萬能公式嗎？

2024-11-15 18:1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在地方節度使和朝中宦官的層層威壓之下，長安皇城內上演了一出“永貞內禪”，唐順宗被迫禪位給太子李純，即唐憲宗。

新君唐憲宗為了將曾經為順宗主持變法效力過的朝中各勢力徹底“扼殺”，于九月十三日將以“二王劉柳”為核心的革新派（王叔文、王伾、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準、程異）通通下貶，史稱“二王八司馬案”。

那么“司馬”是做什么的？

為什么要將他們一起貶為“司馬”？這是要做什么消消樂嗎？

司馬到底是干什么的?????????????

想要探究其中原因，首先要了解“司馬”這一官職的歷史。唐朝的地方行政區劃以州縣二級制為主，州長官復稱漢朝的刺史，由都督統管，都督下領州縣，州下領縣，所以縣是地方的基本行政單位。州郡長官由中央任命，負責管理州內政務和縣令，地方佐官如司馬、司戶等，都是協助州郡長官和縣令處理政務的。據《通典·職官十五》記載：

“大唐州府佐吏與隋制同，有別駕，長史、司馬一人。”

唐前期時，司馬尚且是行實權、掌大權的官職，甚至可以代行刺史、都督之職。這是因為唐初期官員數量不足，皇帝需要將部分行政權力下放給州司馬等地方官員，以便他們更好地管理地方。并且唐朝疆域較隋朝疆域遼闊，為了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之間尋求平衡，統治者只得擴大下放到地方的權力以此增強地方行政的靈活性。

而中央權力下放的歷史并不是唐時才開始，府州司馬的前身是秦漢時期的郡丞，負責輔佐郡守處理郡內事務。唐太宗繼位后，根據山川形勢分全國為10道，至唐肅宗時，道由監察區演變為行政區，此后唐實行道、州（府）、縣三級制。府州作為道的下屬機構使得府州司馬等地方官員的權力進一步加強。到了唐后期，節度使權力膨脹，司馬等地方官員作為節度使的重要助手，權力也自然隨之增強。

這么聽起來，“司馬”的權力似乎隨著唐朝歷史的發展在一步步增強。但是，從之前國歷君那篇關于劉禹錫的推送中可知，劉禹錫任司馬時，更多的是為振興當地文風文俗做貢獻，這與初唐時期設立司馬一職是為輔佐府尹處理包括民政、司法、財政等相關政務的初衷背道而馳。

關于劉禹錫被貶經歷，可參考國歷君之前推送《一生愛“得罪人”的劉禹錫，為什么一直被貶還能一直當刺史？》

無獨有偶，同屬于中晚唐時期的“江州司馬”白居易在《江州司馬廳記》一文中也對自己任職期間的閑散生活有所記載：

“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

這樣看來，司馬一職似乎在唐中晚期變成了一個錢多事少的閑職，這是為什么呢？

唐朝的司馬為什么薪水高事兒少?

說到地方官權力的變化，就一定會說到安史之亂。這場發生在中唐時期的內戰使節度使權力逐漸擴大，地方行政事務大多由節度使掌控，刺史與節度使之間權力的轉移使作為刺史佐官的司馬也受到影響。

同時，中央為了限制節度使的權力也會在地方增派官員。比如德宗重設防御使，使得司馬掌軍務的情況逐漸消失；宣宗時期，使州縣僚共同參與地方政務以避免獨斷專權，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司馬的職能。

到了唐后期，司馬一職成為朝廷安置貶謫官員的主要途徑，這些官員從中央被發配到邊遠地區，落差之大往往無心政事，導致司馬職位更加閑散，但是它的俸祿卻并沒有因此而減少，反之唐后期整體俸祿發放趨勢多“厚外官、薄京官”。

我們還是以江州司馬白居易為例，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白居易入長安，同年冬參加吏部舉行的書判拔萃科，次年登第，獲授秘書省校書郎，此時他“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余”。三年后，白居易罷校書郎，報考“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又登第，官授盩厔（zhōu zhì）縣（今屬陜西西安市周至縣）尉，“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又過兩年，他升任左拾遺，工資大幅上漲到讓白居易甚至有些羞愧——“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元和五年（810），他改任官京兆府戶部參軍，寫下一首《初除戶曹，喜而言志》：“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如其詩名，升職漲薪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但人生之路不會一直平坦，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遇刺，白居易心急上書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再加上被冠以有害名教的罪名而被發配到江州（今江西省）做司馬，本以為人生從此一落千丈，俸祿卻達到了有史以來最高：“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

白居易對此的評價是：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于諸侯帥，郡佐之職，移于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

那么，這樣待遇優厚的閑職，為什么會被用作貶官呢？

“司馬”為什么會被用作貶官

要想厘清這個問題，首先我們需要對唐朝的貶官制度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唐朝有一套非常完備的職官系統，主要有職、散、勛、爵四大官階，對官員貶降處罰的方式因官階情況不同而有所不同。有時從品階上看，官員的官階不降反升，但仍有貶謫之意：如神龍元年（705）岑羲和畢構因得罪武三思而改官，二人分別從中書舍人改為秘書少監和潤州刺史，從品階上看，中書舍人為正五品上，秘書少監為從四品上，潤州刺史為從三品，兩人的品階都有所上升。其中的貶謫之意則是來自唐官場盛行的“清濁觀念”。

清濁官之分源于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由于整個官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風氣，所以將士族權貴做的官稱為清官。唐朝沿襲清濁觀念，并對具體官職的劃分加以完善，《舊唐書·職官志一》載：“職事官資，則清濁區分，以次補授。”上文所說的“中書舍人”一職就被列為清官。且唐朝有重內輕外的風氣，仕官多以在中央朝廷任職為尊榮，官員即使從中央冗官擢為地方長官仍以為下遷。雖然安史之亂以后，由于戰爭的需要，“京官俸薄，外官俸厚”，但經濟上的優待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重內輕外的風氣。

這種名義上的處罰非常適合皇帝來安置這些犯了錯誤或因其他原因不得不處罰，但又不想罰得太重的官員，比如前文所說的八司馬中，劉禹錫是監察御史，柳宗元是禮部員外郎，而“江州司馬”曾經是右拾遺，被貶之前他們都是皇帝面前的“大紅人”，若是貶得太低反而容易節外生枝。并且這種把中央官員調去地方的方式，也是朝廷在安史之亂后，為了壓制地方節度使權力膨脹的一種方法。只是被貶之地大多荒涼尚待開發，與繁華的長安落差太大，這些人無心政務，反而為了疏解心中苦悶游山玩水，比起壓制節度使，倒是在文學上有了一番作為。

那么被貶作司馬的官員命運究竟如何呢？

我們熟悉的那些司馬都做了些什么

并不是所有的司馬都因被貶去偏遠地方做閑職而安然自得，也有些人終日郁郁寡歡，甚至因為被貶的罪名被當地的地方官排擠欺凌，乃至殃及親眷。“二王八司馬”案中十個人的結局，尤以王伾、王叔文最為悲慘，王伾被貶為開州司馬后不久就病死了，而王叔文在被貶為渝州司戶的第二年被賜死。

韋執誼因與王叔文政見不合，加之是宰相杜黃裳的女婿，最初并未遭到貶謫。然而，隨著權勢的喪失，他整日生活在恐懼之中，自覺大禍臨頭，以至聽到行人的腳步聲都會驚慌失色。貞元二十一年（805），韋執誼被貶為崖州司馬，七年后在崖州病逝，年僅四十多歲。

凌準則在永貞二年（806）經歷了兩次貶謫，先是被貶為和州刺史，隨后又被貶為連州司馬。在連州任職期間，他的家人遭受欺凌，就連母親和兩個弟弟在家鄉相繼死去，他也因戴罪之身不能奔喪，只能遠望鄉關慟哭。政治上的打擊與破家之痛交織在一起，凌準終日以淚洗面，不到半年便雙目失明。兩年后病逝于連州。

此時同樣被貶為永州司馬的柳宗元聞此噩耗“呴然痛哭”，為好友寫下《權厝志》和悼念長詩。而他自己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也再沒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元和十年（815）三月，他再度被貶為柳州刺史，四年后病逝于柳州。膾炙人口的“永州八記”皆是他在極度苦悶中借美景尋找的精神寄托。

而和劉禹錫一樣在大自然中找到精神解脫的還有我們的“江州司馬”，雖然他以一句“江州司馬青衫濕”而響徹整個司馬圈，但是“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才是白居易對待被貶的真正態度。????

這種怡然自得的心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白居易“想通了”，幼年時他親歷藩鎮戰亂，深刻體會到了人間疾苦，因此立志苦讀考科舉，高中之后在朝廷為官也頻繁上書言事，寫大量反映社會現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乃至于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這種針砭時事的態度，使他被讒人輕易就抓住了把柄。

為了明哲保身，他開始重新思考人生。他意識到，想做到不與世俗同流合污，要么做身居高位的清官，要么徹底隱居山林，但兩種選擇都是常人難以做到的，所以他干脆不再糾結怎樣才能實現達濟天下的胸懷抱負，而是選擇身處官場但心系山水，看似身處官場卻越發逍遙快活，以至于感慨“琴罷輒舉酒，酒罷輒吟詩。……三友游甚熟，無日不相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