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一日》：1936年5月21日的“大眾觀察”

沈松僑

2024-11-24 10:20

1936年5月18日，上海《申報》刊登了一則由“文學社”與“《中國的一日》編委會”共同具名的征稿啟事，要求“全國的作家、非作家”將個人在5月21日這一天“所經歷、所見的職業范圍或非職業范圍內的一切大小事故”照實寫出，投寄上海生活書店轉交“《中國的一日》編委會”，匯集成書，借以“表現一天之內的中國的全般面目”。

《中國的一日》

在1930年代，由期刊或出版社訂定主題，主動向讀者征求文稿的事例并不罕見，《中國的一日》的編輯構想自非創新之舉。前此數年的1932年11月，上?！稏|方雜志》曾以“新年的夢想”為題，向“全國各界知名人物”發出征稿函，請對方就“夢想中的未來中國”與“個人生活中的夢想”兩方面，撰寫短文，便是一個哄傳一時、極受矚目的類似活動。

不過，《中國的一日》無論在征稿主題或邀稿對象上，都與之前《東方雜志》的做法有著顯著的差異?！稏|方雜志》所強調的，乃是對國族群體與個人未來遠景渺茫的夢想與憧憬；其征稿方式，主要是向社會各界具有相當聲望的人士個別函邀，只有一小部分稿件出自主動應征的雜志讀者。因而，這批文稿所反映的，其實只是極少數聚居城市的上層知識階層的關懷。而《中國的一日》所關注的，則是中國社會大眾當下的現實生活面貌；其征稿對象并無任何身份、地位與職業的限制，而主動響應此一活動的3000多名投稿者，也是以學生、中小學教師、小商人、工人為主力。就此而言，《中國的一日》編輯計劃所開展出的，在性質上，并不僅僅是一樁以“報告文學”為主軸的文學活動，同時也可說是一場類似于稍后出現于英國的“大眾觀察”（mass-observation），以傳達“人民的聲音”為標榜的社會與文化運動。

如果把1930年代初期與中期這兩次征文當作檢測的指標，我們或許可以肯定地指出：到1930年代中期，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知識界，在社會認知的視野上確已發生急遽的變化。數量龐大的中下階層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從以往備受忽視的邊緣性位置，轉而成為眾所注目、亟待認識與論述的對象。

何以會有這樣的變化？這與當時中國所處的歷史情境，無疑有著密切的關聯。

大體而論，只有在革命與戰亂的激烈動蕩時刻，一向平淡無奇、不足掛懷的日常生活，才會向歷史開放，成為必須加以辨識、爭議的問題。1930年代中期的英國，外則法西斯勢力猖獗，戰爭陰霾籠罩全歐，內則英王愛德華八世（即溫莎公爵）被迫退位，王政體制的正當性基礎嚴重動搖，“大眾觀察”便是在此震撼危疑的關鍵時刻應運而起。同樣地，同一時期中國所處的，也正是一個大眾的日常生活瀕臨絕境的危機時代。一方面，這個時期的中國正面臨著外力的深重威脅：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全面淪喪以后，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侵略步調日益加遽，至1930年代中期，華北半壁已名存實亡、斷送殆盡，國家前途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北伐之后，中國的內部統一工作并未真正完成，各地實力派的軍事集團依然據地稱雄，與南京國民政府相抗衡；而中共的長期軍事革命活動，更構成國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政治混亂之余，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也迭遭摧殘，處于風雨飄搖、杌隉不安的局面。在世界性經濟大蕭條的沖擊下，城市工商產業發展停滯，廣大農村又連年遭逢水旱、饑饉與瘟疫的侵襲，陷入全面破產的困境。一般社會大眾既面臨著山河破碎、國難當頭的群體危機，個人生活也直接蒙受失業、失學的切身威脅。因而舉國上下莫不彌漫著一股陰郁不安與彷徨苦悶的氣氛。特別是當時人數日增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更普遍因為現實生活中各方面的挫折，惶惑憤懣，不知所從。一位在五四期間積極投身婦女解放運動的女性知識分子，在1930年代中期便已完全喪失了往昔的樂觀與憧憬，轉而悲嘆道：“近幾年來，整個社會的不安，使我個人的生活也陷于艱難與苦痛之中了。”另一名上海的“文藝青年”也不時感到“心情的茫然悸動”，迷惘擺蕩于“亡國的悲哀”與“生之困惱、病的倦怠”之間。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與心理狀態下，如何針對中國社會大眾的生活樣貌提出一套完整的敘事，有效解釋其所以陷入絕境的癥結禍源，指出可能的出路與努力方向，自然成為眾所矚目、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從而，日常生活不再只是個人私領域的隱秘事物，而是成為各類知識權威進行凝視、論述與教化等文化實踐的公共空間；更成為意識形態迥異、利益與立場截然不同的政治團體，從事政治動員、角逐文化霸權的重要場域。南京國民政府于1930年代中期發動的新生活運動，便是這個斗爭過程中，一場企圖以國家力量介入民眾日常生活來形塑特定國族認同的高度政治化的社會運動。

1934年2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南昌行營發表《新生活運動的要義》的演講，旋即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正式揭開新生活運動的序幕。在黨、政、軍與教育系統的大力配合之下，這項運動由南昌迅速向外擴散，至1936年，全國20個省、4個院轄市、1355個縣，均相繼設立分會，旗鼓高張，聲勢極為浩大。

新生活運動的敘事策略，基本上是以一種負面的否定方式，來勾勒中國社會大眾既有的生活樣態。蔣介石把“中國普通一般人現實的生活狀況”，歸納為“污穢、浪漫、懶惰、頹唐”數端。他強調，這種生活并非人類應當過的合理的文明生活，而是和“牛馬豬狗禽獸一樣”的野蠻生活，一種非人的“鬼生活”。

新生活運動者認為，社會大眾日常生活的良窳優劣，直接關系到國家民族的盛衰興亡。如果一般國民因循茍且，一味沉溺于現在這種“野蠻生活、鬼生活”，其結果則“不僅國家不能保存，即種族亦就要消滅”。他們更認為中國之所以面臨當前的深重危機，根本原因并非“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而端在于“人民生活的標準沒有建樹，一般人的習氣太壞”，以致“國民步伐不能整齊，生產的效率不能增進”，社會元氣受到無形損害，“民族自然不能長進”。

然則，中國民眾的生活狀況，何以墮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新生活運動者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在西方文明沖擊下，“禮義廉恥”等中國固有“國魂”的淪喪。因此，新生活運動的總體目標，便是要重新發揚傳統“國魂”，使中國民眾“都能以禮義廉恥為基本原則，改革過去一切不適于現代生存的生活習慣，從此能真正做一個現代國民”。換言之，也就是要根據“中國固有的禮義廉恥道德的習慣”，來規范全體國民日常衣食住行的各類生活行為。

為了達到此項目標，新生活運動展開伊始，即擬訂頒布《新生活須知》，分“規矩”與“清潔”二目，共95條，舉凡衣著、進食、居家、言談、行路、禮儀等各項生活細節，均有明確規定，甚至刷牙、洗臉、吐痰、便溺與撲蠅、滅鼠等日常衛生習慣，也成為政府指導與督察的對象。及1935年3月，新生活運動促進會進一步制訂“三化”方案，鼓吹生活的“軍事化”“生產化”與“藝術化”。在此方案之下，政府一方面積極組訓民眾、調查戶口、編練保甲，并對公務員與各級學校教職員普遍實施軍事訓練；另一方面更對社會大眾日常生活中持躬待人、處事接物的各項細節，做出更為嚴格而細密的規定。

配合這些條文規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積極動員其所掌控的各類組織與宣傳資源，除利用報紙、雜志、電影、標語、廣告等傳播媒介大肆宣揚外，并召開市民大會、舉辦提燈游行、邀請名人公開講演。同時，更由各省縣市新運會，會同當地黨政機關學校，組織糾察隊，配合憲警，對各地住戶、商家、機關、學校及各類公共場所、街道的清潔衛生狀況，進行嚴密的監視與檢查。在這一連串強制性的規訓之下，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一如上文所述，已不再是一個視而不察的潛伏領域，而是成為各方論述、爭議與試圖界定的場所，更成為政治權力開展其教化性活動的空間。

就實際成效而言，這場聲勢浩大的生活改造運動，固難謂成功。不過，從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長遠脈絡觀察，新生活運動實仍不失為其間一個重要的篇章。如論者所言，新生活運動一方面有其政治策略的考量，透過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等敵對意識形態的“他者化”，這套特殊的生活論述，多少對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基礎提供了強化的作用。另一方面，新生活運動更承襲了晚清以來“國民”論述的國族主義思想系譜，試圖借由對一般民眾日常生活的全面干預與改造，來塑造一群福柯所謂的“溫馴的身體”（docile body）——一種既柔順又具有生產性的身體，進而將其凝聚成一個以國民黨黨國意志為依歸的政治共同體。就此而言，新生活運動實不失為近代中國國族打造過程中，一場以“日常生活”為舞臺的國族主義“身體技藝”（technology of body）的特殊展演。

面對新生活運動鋪天蓋地的強大攻勢，政治立場傾向社會主義且與南京政權處于敵對態勢的左派知識分子，自然必須在同一戰場上，提出一套有別于官方論述的抗制性敘事形式，來競爭對大眾日常生活的解釋霸權。他們所找到的，便是一種甫由國外傳入未久的新興文學體裁-報告文學。許多中國近代文學史的研究者都指出，1930年代中期，報告文學異軍突起，風靡一時，吸引了許多文人投身其間，從事創作。當時，這種文類的作品，題材大多集中于工農大眾日常生活苦難的描述和社會問題的挖掘，政治色彩十分濃厚。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報告文學集》的蘆焚便明白指出：這些作品大多以政治性宣傳為寫作目的，企圖“把自己耳聞目睹人民大眾的困苦以及反抗，傳布到更遠的地方，使全國讀者都能夠知道，使全國廣大群眾都能夠聽到”。換言之，1930年代中期，在前線硝煙炮火的有形戰場之外，國共兩黨其實還在“日常生活”這塊無形而靜默的戰場上，進行著激烈的斗爭。

從這樣的脈絡觀察，《中國的一日》可謂這場文化斗爭的一個重要環節?！吨袊囊蝗铡肪庉嬈陂g，正是新生活運動如火如荼、全面推展的階段，與“新生活”有關的各類符號與活動，自不免成為社會大眾日常生活例行性的組成部分。《中國的一日》書中便有多篇文章直接、間接敘及編練壯丁、軍訓校閱、修堡筑路與清潔衛生等各項新生活運動所強制規定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對新生活運動抱持著或譏諷或抨擊的態度。所以如此，當然與該書編選過程中刻意的取舍選擇有關。而這種特定的再現方式，也正反映出《中國的一日》對新生活運動這一套來自官方的宰制性日常生活敘事的排拒與抵抗。

雖然，我們仍不應忽略直接促生這部1930年代中國日常生活檔案的個別行動者（agent）與偶然性的歷史機緣。其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的，便是《生活周刊》主編、生活書店創辦人，近代中國著名的“進步”報人——鄒韜奮（1895-1944）。

1926年底，鄒韜奮接辦《生活周刊》之初，還是一個傾向于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溫和改良主義者。在這份以城市地區的中小學教師、學生與“職業青年”為主要對象的刊物上，鄒韜奮發表了大量討論升學、就業、婚姻、戀愛等現實生活問題的文章，極力強調個人道德、知識修養與勤奮自助的精神對于事業成功與社會進步的重要作用。這種言論立場相當契合這群正努力向上爬升的城市小市民的期望，因而使得雜志大受讀者歡迎，銷路也急速增加。到1929年，每期銷數已由原來的2000多份，增長到8萬多份，成為極具影響力的重要刊物。

然而，等到1930年代，隨著國族危機的急遽加深與社會經濟狀況的日趨惡化，城市小知識分子迭遭現實挫敗之余，對于個人與群體之關系的看法，逐漸發生轉變，思想也日益激進，許多“職業青年”便相繼拋棄個人主義的道德信念，蛻變成高度政治化的“進步青年”。作為這個階層之代言人的鄒韜奮也不例外。經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與次年“一·二八”淞滬事變的重大刺激，鄒韜奮既痛感國亡無日，對南京政府一再退讓妥協的不抵抗政策尤為憤慨，言論立場遂出現重大轉折，“漸漸注意于社會的問題和政治的問題，漸漸由個人出發點而轉到集體的出發點了”。茲后，鄒韜奮一方面積極投身反日救亡運動，另一方面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腐敗與現實社會體制的黑暗大加抨擊。1935年底，他在《大眾生活》周刊的發刊詞中，更徹底否定其以往所持的個人主義信念，將中國的唯一出路完全寄托于人民大眾反抗帝國主義與“封建殘余”的民族解放斗爭之上。此后，“努力促進民族解放”與“積極推廣大眾文化”便成為鄒韜奮勠力以赴的兩大目標。

同一時期，鄒韜奮主持的出版事業也有極為快速的進展?！渡钪芸忿D型為以抗日救亡為號召的政治性刊物后，發行數量突飛猛進，到1930年代初期，已達155000余份，創下近代中國雜志發行量的最高紀錄。在此基礎上，鄒韜奮進一步于1932年7月開辦生活書店，大量出版各類“進步”書刊，復于《生活周刊》之外，陸續創辦《文學》《世界知識》《婦女生活》《太白》《譯文》等期刊，一時之間聲勢頗為浩大，蔚為1930年代上海出版界的后起之秀。在這個過程中，鄒韜奮與上海的左翼知識分子、文人作家密切互動，往來頻繁。這固然使鄒韜奮的思想言論更形左傾，生活書店實際成為兩黨競爭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據點；另一方面，卻也為《中國的一日》的編輯與出版，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與經費資源。

不過，《中國的一日》的出版構想，卻非出自鄒韜奮的創意，而是受到蘇聯作家高爾基偶然的啟發。

1934年，高爾基在第一次全蘇聯作家大會上，提出一項以集體創作的方式，編寫一部描述世界一日之書籍的構想。他主張隨意選擇一個平常的日子，由各國作家輯錄當天報紙所刊載的真實事件，添注按語，然后匯編成書，以“表現現代生活紛雜麻亂的全部情景”。這項提議經過熱烈爭論后，得到與會各國作家的大力支持，但是由于規模龐大，需要極大的資金與嚴密的組織，不得不暫行擱置。直到次年夏天，巴黎舉辦世界作家大會，蘇聯代表重申前議，并自愿擔任組織聯絡的工作，這項計劃才正式落實下來。

《世界的一日》編輯部設立后，選定1935年9月27日為標的，呼吁世界各國的“記者、作家、社會領袖、藝術家、學者、戲劇演員”，留意搜集當天的個人札記、報紙、攝影、戲院海報、街頭廣告，以及“一切希奇的社會的文化的和人事的文告”，投寄到位于莫斯科的編輯總部，譯為俄文，以編就一部觀察、記錄“地球上平常的一天”的檔案性文本。

高爾基發動這項計劃的消息，首先由供職于莫斯科中國大使館的翻譯家耿濟之撰文報道，刊載于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1936年初，知名左翼作家茅盾又在《譯文》月刊上將《世界的一日》編輯柯耳曹夫（Mikhail Kolzov）所寫的介紹性文章翻譯刊布，引起了中國知識界廣泛的注意，也激發了鄒韜奮效仿的念頭。

鄒韜奮原本便對高爾基十分景仰。1933年7月，他曾根據英文相關著作編譯出版了《革命文豪高爾基》一書，介紹高爾基的生平。不久，鄒韜奮出游海外，抵達莫斯科時，還特意致函高爾基，表達敬慕之意，并贈送《革命文豪高爾基》一書。因而，當他得知《世界的一日》的編纂計劃時，甚感興奮，便打算仿效編印一部《中國的一日》。

1936年4月，鄒韜奮找到茅盾，邀其擔任該書主編。雙方經討論后，選定是年的5月21日為主題，并決定采取包干的辦法，生活書店只管出版與發行，所有集稿及編輯工作，統由茅盾負責。不過，為淡化該書政治色彩，避免當局的注意與干涉，除茅盾及鄒二人外，另邀王統照、沈茲九、金仲華、柳湜、陶行知、章乃器、張仲實、傅東華、錢亦石九人，共同組成一個并無實質功能的編輯委員會。

據茅盾回憶，這個編輯委員會前后只開過一次會，主要任務在商定全書體例與發動投稿。由于高爾基主編的《世界的一日》遲未出版，自無范本可依，編委會幾經斟酌，最終決定不論文章的內容與文體，完全依省市之別分卷編排。在稿源方面，除刊登啟事廣行征稿外，還打算透過私人關系拉稿，以補足部分必要的稿件；所有稿件，均以1000字為限，文體方面則不做任何限制。不過，后來的結果顯示，靠私人關系拉稿的成效并不理想，絕大多數的稿源，“還是靠廣大的‘無名英雄’的贊助”。

各項基本方針厘定之后，便出現了上文所引述的征稿啟事。

這則征文啟事在各報刊登出之后，迅即引發各界熱烈回應，應征稿件源源不斷涌入生活書店。據茅盾統計，至6月底活動截止時，總共收到稿件3000余篇，共約600萬字。以地區分，當時全中國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內蒙古等邊疆地區外，各省市均有來稿；以職業分，“除了僧道妓女以及‘跑江湖的’等等特殊‘人生’而外，沒有一個社會階層和職業‘人生’不在龐大的來稿堆中占一位置”。主持實際編輯工作的茅盾對此一出乎意料的盛況，便有過如下一段的感想：

“五月二十一”幾乎激動了國內國外所有識字的而且關心著祖國的運命的而且渴要知道在這危難關頭的祖國的全般真實面目的中國人的心靈，他們來一個腦力的總動員了！

基于成本、售價與銷路的考慮，這些稿件當然不可能全盤收錄。經過茅盾與擔任助理編輯的妻弟孔另境兩人前后兩次仔細篩選、歷時一個多月的努力，終于選定471篇，約80萬字的稿件。這將近500篇在形式上涵蓋了短篇小說、報告文學、小品文、日記、信札、游記、速寫、印象記、短劇等各類文體的生活敘事文本，再加上張仲實搜集5月21日當天全國各大報紙所刊登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教育、體育等方面的重大消息所編成的“全國鳥瞰”，以及孔另境所編纂的“一日間的報紙”（全國近百種報紙的提要）與“一日間的娛樂”（摘抄各省主要城市當日娛樂活動內容）兩編，便共同構成一部共18編、凡801頁的大書——《中國的一日》，并于同年9月15日正式出版。

茅盾在《中國的一日》出版前，特意執筆撰寫《關于編輯的經過》一文，充作全書的前言。在這篇文章中，茅盾詳細說明了該書的緣起、編輯的歷程、選錄文章的標準，以及全書的大致內容。但是，面對這部卷帙浩繁、性質獨特的大書，我們仍不免產生許多難解的疑問。

首先，《中國的一日》數千位的投稿者，究竟是哪些人？出自怎樣的社會階層？他們對自身生活經驗的敘述，是否足以代表當時中國社會大眾一般性的生活面貌？

茅盾曾對所有投稿者的職業分布與性別區隔，做過粗略的估計。以“社會屬性”來區分，要以學生為最大宗，約占總人數的34.9%，其次為中小學教員，約占15.5%，商人占9%，文字工作者占4.7%，工人占1.7%，農民占0.4%，其他各種自由職業、軍警人員及身份不明者共占33.8%；若以性別分，則為男性居絕大多數，女性僅占總數的4%至5%。由此可見，對此一征稿活動響應最為熱切的，還是由城市地區男性小知識分子與“職業青年”所構成的小市民階層，這與前文所述《生活周刊》讀者群的身份結構大致相符。

不過，《中國的一日》最終收錄的近500篇文章，是否忠實地反映出這樣的作者結構？主編者在編選的過程中，是否曾滲入個人的主觀好惡，以致扭曲了不同階層原來所占的比重？

由于原始資料的散佚，我們無法用最初的稿件來與《中國的一日》比對覆勘，只能根據該書各篇的內容，稍加推估。據本文統計，該書共收錄480位作者所撰寫的471篇文章（其中有兩篇為2名作者合撰，一篇由8名作者集體撰寫）。這480名作者中，可確定為女性者僅16人，性別不明者47人，其余417人均為男性。從地域分，這些文章大多來自各大都市與沿海、沿江的中小市鎮，其中僅上海（62）、南京（23）、北平（20）、蘇州（16）、武漢（11）、廣州（10）、杭州（9）幾地合計便達151篇，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察哈爾（6）、綏遠（3）、河南（14）、山西（15）、陜西（11）、甘肅（5）、廣西（7）、貴州（3）、云南（7）、四川（8）等內陸省份的來稿，總共只有79篇，尚不及總數的17%。就職業身份的區劃觀察，這480名作者，除去身份不明的228人，所余252人中，學生63人，占總數的25%；中小學教員64人，也占了25%（其中，小學教員48人，占19%）；商人及店職員共27人，占10.7%；工人與學徒共15人，占5.9%；公務員9人，占3.6%；軍憲警（含軍警學校學生）共29人，占11.5%；記者編輯共15人，占5.9%；大學教授及自由職業者共14人，占5.6%；其他（含政治犯等）身份者共13人，占5.2%。易言之，在身份可以確認的作者群中，小學教員與一般中下層“職業青年”所占的比例，明顯高過他們在3000多名投稿人中的原始比重，可見該書的編成的確經過主編者有意識的選擇與調整。茅盾本人也坦承，該書在文稿的取舍上，比較偏好那些“向來從不寫稿”的“店員、小商人、公務員、兵士、警察、憲兵、小學教員”等人的作品；他強調，也正是由于他們的貢獻，“這本書的材料才不單調，而展示了中國一日之多種的面目”。

不過，這種刻意的選擇，除了有增進全書內容的多樣性等技術性考量外，多少也與鄒韜奮及茅盾等人抱持的政治意圖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此之前，高爾基倡議編印《世界的一日》，已帶有濃厚的政治動機，柯耳曹夫便把此項工作當作“全世界一致擁護蘇聯的文化發言權”的示威運動。同樣地，鄒韜奮與茅盾編印《中國的一日》，目的也在通過這種活潑的文學形式，“來反映全國各地民眾抗日的要求，與當局的不抵抗政策作一對照”，并向讀者介紹“在這國家生死存亡之時全國的黑暗面和光明面”。由是而論，《中國的一日》并不僅是一套以特殊文學形式再現中國社會“真實”面貌的文本，同時也是特定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的產物。

那么，這部具有濃厚政治宣傳意味的作品，究竟在當時發揮過多大的影響？它的銷售與流通狀況如何？一般社會大眾是怎樣來接受、解讀和回應這部書所試圖傳達的訊息？

由于相關資料的嚴重不足，我們無法確切回答這些重要問題。我們只知道，生活書店為促銷該書，花了不少力氣，不但訂定相當低廉的書價（硬面精裝一巨冊，售價僅1元6角），還在各大報刊上大做廣告，同時更推出優惠辦法，凡訂閱該書店所發行之《文學》月刊一年份，一律附贈該書一冊。此外，茅盾特意為此書撰寫專文，以廣招徠；上海的左翼刊物也先后刊出數篇評介文章，做桴鼓之應。不過，這些相關活動到底收到多少實際效果，我們仍是不得而知。

比較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的一日》出版之后，迅即成為同類作品爭相模仿的圭臬，甚至被譽為此后諸多“一日型”出版物的“父本和母本”，“持續影響著中國文化界”。1936年，陜北蘇區的中國文藝協會即曾發布征文啟事，決定以1937年2月1日為標的，仿照《中國的一日》，編輯《蘇區的一日》，以“全面表現蘇區的生活和斗爭”。1938年春，上海華美報館為紀念全面抗戰一周年，也以《中國的一日》為師法的對象，公開征文，編成一部含432篇、共約100萬字的《上海一日》。1941年春，中共晉冀察邊區所轄冀中地區的黨政軍領導程子華等人，又擇定當年的5月27日，號召當地群眾與干部、士兵，以個人是日的生活與戰斗為范圍，執筆寫作。最后選錄了200余篇，編為《冀中一日》一書，分作四輯，陸續印行。至于其他較不知名的類似征文活動，更是所在多有，充分顯示了《中國的一日》長遠而廣泛的影響力。

因而，學者將《中國的一日》稱作“中國報告文學史上的一個壯舉，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洵非過譽之辭。不過，這當然已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