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無錫李某所在的公司組織了員工團建活動，李某在圍著篝火轉圈時滑倒致左肱骨大結節骨折。公司向人社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但被駁回，人社局認為：李某不屬于因工外出受傷。在之后的行政訴訟當中，當地法院認定，活動的主要內容與工作之間并無直接關聯，不構成“視同工傷”。

勞動者在團建中受傷，到底能不能由工傷保險覆蓋？這個不大不小的勞動者權益保護的問題，引發了打工者的關注。勞動者的樸素認知就是，既然團建是單位組織的，是按單位指令參與的，事實上很多時候還是“不得請假”的，那么就應該“視同勞動”，當然應該享受相關的工傷保險待遇。不能因為“被迫營業”，在自己的休息日參加團建，還不能享受相關的工傷保險，搞得“兩頭吃虧”。

申言之，由于互聯網辦公的廣泛應用、工作模式的多樣化等原因，當下勞動者的勞動場所、上班時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很多時候是單位主動要求或者事實上默許勞動者居家辦公，有的時候一個微信通知就能讓勞動者即時切換到了加班模式，咖啡館、地鐵車廂事實上成了“工作場所”。這里姑且不提“隱形加班”的工資補償問題，工傷保險的保護應予以充分考慮。

這就要求工傷保險制度能夠做必要的延伸，跟上工作環境、工作模式的發展要求，不能困守在一二十年前的教條里。對于認定工傷、“視同工傷”所要求的工作原因、工作場所、工作時間等要做出更靈活的解釋，不能刻舟求劍。

工傷認定是涉及多主體的博弈，勞動者用人單位以及社保部門的利益訴求并不相同。對工傷保險基金的管理部門來說，天然有“惜保”的傾向，傾向于從嚴掌握工傷認定條件。所以，近年來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通過多種司法監督手段——包括判決、制定司法文件、公布典型糾正案例、制發行政檢察建議等——積極推動工傷保險的完善，努力為勞動者撐起一片晴空，推著工傷保險制度往前走。

2021年，最高檢發布的工傷認定和工傷保險類行政檢察監督典型案例中，就明確應當全面把握《工傷保險條例》立法精神，“對法律規定不明確的，應從有利于保護職工等弱勢群體的立場進行解釋和認定”。據此，檢察院糾正了一起勞動者工作時病發后經搶救超過48小時才被宣告死亡卻未予認定工傷的案件。

至于團建時受傷算不算“工作原因”，能不能被認定為工傷？從相關的判決來看，裁判規則還是相當復雜的，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側重點：有的法院認為，用人單位組織員工外出旅游、調研等團建活動是工作的合理延伸，應予工傷認定；有的法院傾向于認為，如果員工活動所包含娛樂性較強的活動項目，不具有強制性，則不予認定；有的法院認為，單位為提高職工業績制定激勵方案而選拔員工出游的，屬于與履行工作職責相關，應予以認定……

以上這些看似“同案不同判”的判決，其實還是不同法院抓住了團建背后微妙的權利義務區別。本來，“團建”這個詞的內涵和外延也是挺復雜的，有的單位組織員工到其他地方去調研；有的可能就是吃吃喝喝；有的是強調“不得請假”，勞動者并非自愿參加；有的團建還是企業內部、行業之間的比賽、交流，表面上的“玩耍”背后還是“單位獲利最大”。所以，還是需要從活動的目的性、費用的承擔、活動安排的內容以及參與人員的組成等方面進行綜合認定，既不能將團建全部排除出工傷保險的范圍，又不能夠“照單全收”。

工傷，即“因工而傷”，工作原因是認定工傷的核心要素。團建算不算“因工”？勞動者是不是自愿的？團建過程中勞動者之間的交流、聯誼、比賽等，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還是單位是最大受益者？……這些是認定團建是否構成工傷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