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連發生兩起公共場合發現偷拍攝像頭事件，引發廣泛關注。先是安陽市婦幼保健院曝出更衣室暗藏攝像頭，隨后院方發布通報稱，違法行為人已被抓獲；隨后東莞一羽毛球館公共浴室排風扇口也發現攝像頭，目前警方仍在調查。

對于偷拍攝像頭，人們并不陌生，但過去大多出現在酒店賓館等地方，如今卻有著向不特定公共場合蔓延的趨勢，連醫院、羽毛球館也“淪陷”了。這實在令人震驚——每個人都會擔心，如何才能免于被偷拍攝像頭窺視的恐懼？

藏于天花板內的偷拍攝像頭

偷拍隱私堪稱一個痼疾，甚至演化出了從售賣視頻到線上直播的黑色產業鏈。如今在網絡上不乏各種檢查攝像頭的技巧貼士，平臺上也開始售賣專門的反偷拍設備。但平心而論，一些針孔攝像頭已經可以藏在插座、紙簍、排氣扇里，人們再心細如發，也不太可能不留死角。

因此，把反偷拍寄望于普通人提高警惕、提高“技術偵查能力”，顯然是不夠的。

那么自然地，人們希望法律能夠出手。目前針對偷拍行為，《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有針對性的規定：偷窺、偷拍、竊聽、散布他人隱私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安陽市婦幼保健院的案例中，違法者就被處以了行政處罰。

但這個處罰是否足夠有威懾力，其實頗受關注。有法律學者就表示，2006年制定治安管理處罰法時，并沒有預見偷拍會變得如此便利、偷拍規模會變得如此之大。放在今天的背景下，就會顯得懲罰力度不足。

更何況，偷拍行為本身就極為隱秘，想要精準定位違法者并不容易。偷拍行為人機分離，往往很難追蹤到具體安裝者，任何一個進入公共場合的人，事實上都具備作案的可能，這給偵查帶來很大困難。正因如此，違法者更加有恃無恐，也進一步加劇了偷拍攝像頭的泛濫。

因此，要遏制偷拍攝像頭四處蔓延的趨勢，恐怕還需要一場有相當深度和廣度的綜合治理。比如立法層面的完善，就有必要提上日程。有學者就建議，要及時更新和規范相關的法律文件，實現對新型犯罪行為有效界定和處罰，大幅度提高違法成本。

同時，對于公共場合也不妨出臺相應的規范標準，明確對偷拍設備進行檢查的義務和程序，壓牢公共場合的管理責任。比如今年年初，廣東省就擬出臺新規明確，旅館應當定期組織檢查，確保客房內未被安裝偷窺、偷拍、竊聽等設備。這也不妨推而廣之，成為偷拍高發區域的普遍性規范。

此外，執法部門也應當加強打擊力度，借助技術手段對偷拍產業鏈進行釜底抽薪的治理。

事實上，近些年規模較大的專項整治并不罕見。2021年5月至8月，中央網信辦等多部門組織開展攝像頭偷窺黑產集中治理，清理相關違規有害信息2.2萬余條，處置平臺賬號4000余個；2022年3月，公安部開展打擊偷拍偷窺黑色產業鏈條行動，抓獲犯罪嫌疑人860余名，查獲被非法控制的網絡攝像頭3萬個。

不過從現狀看，類似的專項行動有必要進一步強化并常態化。專項行動的經驗和措施，應當逐漸固化為標準化的舉措，落實為對偷拍行為的日常治理，對違法者形成有力震懾。

無論如何，不能任由偷拍攝像頭入侵公共空間再蔓延了。偷拍行為的泛濫，不僅侵犯當事人的隱私，也會制造一個安全感缺失、公共信任脆弱的社會環境。法治、技術、日常管理等各層面都應持續發力，形成更加嚴密的治理網格，為公眾真正筑牢隱私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