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作為事件的重塑

林徽因（1904-1955），被認為是第一位中國女性建筑師，也可說是在中國被談論和書寫最多的建筑師。多重方面的原因使她在改革開放年代成為一個為時長久的熱點話題。

搜索中文書籍，現在有453項在標題中含有她的名字，大多出版于2004年以后——這一年相關出版數目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初期相對穩定地每年新增1-3項后，首次達到兩位數。出版產業表現的大爆發則集中在2010年代，其中僅2015一年就新增了52項。出版數目在2019年以后則又大幅度減少。同時，林在世期間，并未出版過任何一本書。雖然截止2023年，已有391項書目記在她名下，大多數也是2010年代出版的。

她也是互聯網頂流：谷歌上現有253萬項查詢結果，百度上則超過最大容量1億（放入更大語境下，當紅超模貝拉·哈迪德的搜索結果是百度641萬，谷歌7000萬）。大眾媒體對林徽因的首要關注點是對她愛情生活的討論——可稱之為圍繞三個男人展開的陳詞濫調。首先是中國現代詩人徐志摩，徐1921-1924年期間對她的追求以及和已懷孕的張幼儀的離婚非常公開。其次是有時被大眾媒體稱為中國現代建筑之父的、她于1928年結婚的丈夫——名門之后梁思成。最后是重要的中國哲學家金岳霖，林的親密好友，并廣為訛傳成因為欽慕林而終生單身。

這些對愛情興趣的關注和對林的才華的討論緊密相關。比如詩歌和戲劇上，與徐以及泰戈爾的對話；藝術和建筑上，與梁和其他同事創建中國現代建筑教育和建筑史基礎。作為第一代中國建筑師群體的一員，她1924-1927年間在賓大留學，取得藝術學士學位（因為當時建筑系不招女生），但有在建筑系作為助教工作的經歷。梁倒是取得了建筑學學士和碩士學位，據傳他的專業選擇也是基于林的影響——林很早經歐洲旅行啟發就選擇了這個專業。

再者，大眾評論關注她的長相。延續一種圖像時代媒體的創造為爭奪男人而雌性競爭，并把讀者放置在男人或裁判位置上的輿論結構趨向，林的早年照片被拿來與徐和梁相關的其他女性的形象一起被評價、比較、競爭。把她封印在一個沒有時間性質的物化形象里。類似的才華雌競討論也在她與冰心、凌淑華等同期女性作家間展開。她還被拿來與其他時期語境的女性從這些方面比較討論：從同姓的“才女”傳統虛構人物林黛玉，到當代體育明星谷愛凌，抑或她有名的藝術家/建筑師侄女林瓔。

林的當代翻紅或可以特別追溯到一部2000年主要圍繞著徐志摩的愛情故事展開的、伴隨有民國情懷的電視劇，《人間四月天》——名字取于林徽因的一首詩，也是現在最出名的一首（圖1）。

圖1 （左）電視劇《人間四月天》（2000）；（右）《你是人間的四月天》發表雜志（1934）

然后，又有更多關于林的討論和話語的兩種分野。一種，有明顯的浪漫化和戲劇化的再創造；另一種，反對前者浪漫關系和人生故事的提及，認為這降低了她的專業價值，強調歷史和學術地研究“真正”的林和她所做工作。這一方面，她的兒子梁從誡1999年首次編輯出版了林的文集。她建筑師的這一角色則被她生前最后所在的學術機構——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在2004年她百年誕辰時出版的《建筑師林徽因》（同名于梁給她的墓設計的座右銘）一書及相關活動，在當代重新強調。

然而，本文不滿足于這種對于浪漫故事和歷史真實、愛情生活和專業生活的敵對分野，而試圖將它們編織起來通過在這一視角和方法下重訪“林徽因”這一事件，而非孤立英雄式人物，去思考全球格局下在中國現代愛情的建筑以及現代建筑的建筑。方法上，運用了多種具體媒介作為歷史資料，包括大眾網絡、檔案文件以及通俗小說。這本身也在拒絕大眾消費和精英學術的審美分割和權力等級。

殖民潛意識下的現代愛情和建筑

1920年代，是一個中國變革集中的時期，新的主體、新的國家身份以及社會結構、家庭結構、文學方式等等各方面都在被探索和更新著。尤其是，雷俊等學者們所說的一種“新的有感覺的人/男性”。在這里，“愛情自由”服務著被期望著的個人與國家的自由和自主（Jun Lei, “New Men of Feelings: ‘Freedom of Love,’ Modern Ethics, and Neo-romantic Masculinity of the May Fourth Generation,” Mastery of Words and Swords: Negotiating Intellectual Masculinities in Modern China, 1890s-1930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88-116）。這是一個新的對充滿力量的知識分子男性的重建，尤其遠離了在這之前中國變革中的充滿身體力量的軍閥男性，同時也遠離了封建系統下的科舉考試制度和國家行政職務體系中構造的知識分子男性。“感覺”和“愛情”在這里都成了新的范式，暗含普世價值（期待恒定、權威以及自然化），原真性（期待真正和原本），并且重要地遠離野蠻暴力（趨向于被啟蒙的），同時飽含微妙和復雜的預示。這也明顯地與對個人自由的倡導相連，反對社會和家庭對婚姻的包辦和對個人生活的制約以及其中對女性的壓迫。然而奇特的是，這其實從某些方面是進一步地對女性的壓迫，與國家的自我殖民一同進行。這種在兩人靈肉結合中構筑主體的浪漫的愛，從戀愛到婚姻到永恒，如文學與文化學者大衛·舒曼指出的，或是一種歐美近期的發明（David R. Shumway, Modern Love: Romance, Intimacy, And the Marriage Crisis，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而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向之學習并將它當作國家和他們個人新的主體性的指導。在這種探索中，新的女性成為了新的男性可以成立的一個必需品，而后者也充當了前者智慧而有力量的導師，與歐美和中國的情形平行相映。在對歐美社會文化體系全盤崇拜和接受的危險中，另一方面，這里也有用某種抽象的歐美女性作為女性“線性進化”標桿，以產生符合該歐美女性標準的中國女性來展現中國國家的發展進步的傾向。同時，多以妻子身份駐扎在殖民地的白人女性也成為了當地女性的導師。斯里蘭卡女性主義學者庫馬里·扎雅瓦爾德納在《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和國家主義》一書中指出，這一現象在20世紀上半葉去殖民運動的亞洲廣泛出現，連同著在國家主義斗爭中女性作為男性必要附屬的參與和重構的存在（Kumari Jayawardena,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1986，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16）。

在大部分中國女性都未受過高等教育的時代，有良好教育、國際眼界、文藝追求的林成為了一個可以形成靈肉連結和鑄造新的有感覺的男性的稀有資產。難怪她是徐的渴求物，并且，他們的邂逅和交流也的確激起了兩個詩人的形成和作品的產生。

然而，化解掉唯一的理想的愛，林的確是這一代知識交流的一個跨學科節點。除了徐——詩歌；梁——建筑；金——哲學；還有和胡適以及沈從文等人的文學交流，以至于文學評論家宋偉杰寫道：林是京派文學的靈魂（見Weijie Song“The Aesthetic versus the Political: Lin Huiyin and Moder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36 ，Dec. 2014: 61-94, p. 83.）。這一對杰出人物關聯的聚焦卻也夾雜著阻礙中國思想界至今的精英主義。但在林的具體例子中，我們也看到她帶著同樣的靈魂、注意力、和激情去和她八歲的女兒討論建筑考察（圖2）（如她給梁再冰的信，1937年7月。《林徽因文存》，陳學勇編，四川文藝出版社，2005，p. 86-88），或在農村向匿名手藝人學習陶器。

圖2 林徽因給梁再冰的信中的圖（1937）

另一方面，愛情范式在徐的詩意理想之外，以另一種方式崛起，具體化在建筑學科里，并需要更多其他介入和思考。

兩項最初關于林和建筑的重要的專業和個人方向的討論將林和梁作為一個整體對待。即，她的美國密友費慰梅1994年的書《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筑的伴侶》，以及央視2010年的紀錄片《梁思成和林徽因》（圖3）。兩項都不出意外地將梁的名字放在林前面。

圖3 （左）費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筑的伴侶》（1994）

同時，由梁從誡編輯的林“自己”的建筑寫作，在初版之后再出了很多版本。其中2014年的一版，它們同美術寫作匯作一起形成了兩卷（另外還有一卷“小說·戲劇·翻譯·書信”和一卷“詩歌·散文”），包含文章：8篇林為作者；2篇林梁為共同作者，林為第一作者；7篇梁林為共同作者，梁為第一作者，其中兩篇還有另一作者；以及3篇出版于梁名下但腳注了林的貢獻。從一定程度，我們的確可以觀察到林和梁專業上和婚姻上的“靈肉”融合。這可以被理解是歷史上我們所見到的最早的業界所稱“建筑夫妻檔”之一（當然，就像沒有全能的歷史視角，也沒有絕對的最早。林梁之前或有1911年結婚的Walter Burley Griffin和Marion Mohony Griffin；以及1910年代相識的阿爾瓦·阿爾托和艾諾·阿爾托），在很多最早的知名現代建筑夫妻檔之前——比如開始于1940年代的伊姆斯夫婦，或是開始于1950年代的史密森夫婦，與密斯和莉莉·賴斯1920-30年代而之后才被注意到的合作同期開始。建筑歷史學家比阿特麗斯·科倫米娜，聚焦在歐美案例上，寫道：“1950年代見證了最早的建筑夫妻檔（Beatriz Colomina, The Private Lif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58, no. 3，Sep., 1999: 462-471, p. 467）” 。林和梁作為建筑夫妻檔的先鋒一事并非在意料之外，如前文所提，當時時代語境是林在賓大時，建筑系尚不允許女生入學。而這一歷史性別不公也尤其導致了建筑夫妻檔的產生和流行，如女性主義建筑歷史學家簡·蘭道爾寫道：“在男女建筑師搭檔合伙關系中扮演那個女性建筑師角色，是女性從事建筑實踐的一經久既定形式（Jane Rendell, ‘Introduction: Gender, Space, Architecture’, Gender Space Architec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eds. Jane Rendell, Barbara Penner, and Lain Borde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25-239, p. 228）。”林和梁的“終身伴侶/搭檔”的“成功案例”，成為了五四一代之后追求的理想現代愛情的模版，同時使得現代建筑實踐也成為了這一生成的理想場所。伴隨它們的是一些其他更有社會外溢性的筑造：比如浪漫的男性解救故事線，作為新女性導師的新男性，以及女性作為職業賢內助的新的家居工作。

反思流行范式

在翻紅林作為理想愛人的肥皂劇上映兩年后，清華大學紀念林作為第一位中國現代女性建筑師的書發行兩年前，出版了一本走紅的青春小說《愛上愛情》。作為2001年的現象級青春小說《我為歌狂》的續集，這本書重點聚焦了麥云潔的愛情故事。這位在第一本小說中很美很閃亮的女子樂隊主唱，不知怎么的續集中在大學里很抑郁地學了建筑。這本書開篇是她在一節建筑歷史課上睡著了并因此同教授惹上了麻煩，她說這是：“最枯燥、最不解娛樂為何物的課堂。”

這一形勢改變了，她重新找到自己并被一段有必要夸張劇情轉折的戀愛激活：對方是位叫畢世廷的男生，大個幾歲的學長，從成績到社會工作各方面都最優秀的學生，帥，身高180以上，打籃球以及所有其他。畢有“無懈可擊”的基本功但欠缺一些天馬行空，通過一個藝術中心為題的國家大學生設計競賽發現了麥云潔的才華，在一位設計課老師撮合下，和她一起合作，并或引導她找到她作為建筑師的新的主體性，而他也被她精靈古怪的生命力所補全（圖4）。

圖4 《愛上愛情》中的建筑CP

這樣一個將愛情和建筑編織在一起的流行故事出現在林徽因的當代再發現以及流行之中并不是一個巧合。它具體精準地在時間上位于林愛情故事的戲劇化和她作為嚴肅建筑師的再建立之間，暗示著一個現代愛情和現代建筑一體的范式在起著作用。另外，這本流行小說包含并強調了這個現代愛情和現代建筑范式的問題，潛意識地發生和追溯性地架在林身上，并在她流行的現象中進一步延續。

這個故事尤其令人“感動”，因為畢不和女生合作，十分看不起她們，有很多仰慕者但從未喜歡上任何女生，而麥這一情況十分難得，因為他被她設計上的才華吸引了——其他人也附議，比如，麥最大的仰慕者之一，看到她設計方案驚訝地說“一直以為她除了漂亮以外沒什么特色了”。這些也伴隨著畢對建筑系才女樣子的想象：“普普通通的長相……也許相貌一無是處……”亂亂的頭發，清亮的眼睛。這也在另一位女生身上得到體現：藝術系系花被畢稱為“沒有大腦”。

通過交織浪漫和作品，本文由此拒絕這樣消耗女性和男性的主客分離，展現行動者們通過與情感一起的整體活力的流動，在常使他們靜止化的既成社會關系中勃發。在這些生活的事件中，他們產生作品，作為一種有意圖的副作用效果。在強調這種物質整體的存在下，外表甚至就是大腦。即，我們通過生活的經歷和在環境中的存在分別接受和產生著大腦和社會形式（比如在Catherine Malabou, What Should We Do with Our Brain? 2004 trans. Sebastian Rand一書中闡明的）。我們的內部的個人大腦和我們外部的包納個人外表的社會大腦，在時間中進行的給予和索取的過渡和跳躍中相互交換。

小說一條主要故事線是麥與畢競爭，或是向他證明自己，這導致麥決定放棄音樂并努力考入畢所在的最好的建筑學院。麥在因為各種誤會導致的在她順利入學后沒得到畢的肯定后心有余悸，并在他道歉以后同意和他開始一段親密關系。

確實，在這一愛情的建筑以及它和合作性的建筑設計過程的緊密聯系中，伴侶/搭檔雙方互補彼此。女性主體被抬高也被貶低，在順應尋求男性主體的認可和女性低下作為前提的狀況下——尤其是那些“美女”，順應著裝飾性物品價值和有思想主體二元對立互不相容的結構預設，她的整個生命都倚仗著這一伴侶關系。

這也立刻同時抬高和貶低了男性主體，建立了一個小的與家庭生活相聯的兩人共同筑造的搭檔關系的世界，在這基礎上擴張到建筑世界筑造。這里，“建造一個房子/家”的問題被科倫米娜提出，是20世紀現代建筑的歷史問題——基于她對伊姆斯和史密森夫妻檔的研究（Beatriz Colomina, “Coupling,” Oase 51 1999: 20-33, p. 32-33）。這四個個體都沒能成為獨立行動的、可被認識的個體，這兩個建筑實踐都由他們的親密關系作為蓋過其他存在的能動者。同時，現代建筑和它對永恒的暗示和期待，似乎也變成了最完美的適合落地和見證愛情到婚姻到天長地久的一個常態敘述和預期的學科。

圖5 （左）史密斯夫婦（1951），（右）皮諾斯和米拉雷斯（1987）

科倫米娜還觀察到了建筑夫妻檔之間的代入和延承，從伊姆斯到史密森到米拉雷斯和皮諾斯（圖5）——他們兩人的分手讓史密森夫婦很擔心他們的工作，因為，科倫米娜分析道：“想法是在連續的交流中形成的。當這個合伙關系也是親密關系的時候，就有對這個想法的出處有更多的不明確了。這種不明確非常地有生產力”——科倫米娜和丈夫Mark Wigley本身也是建筑歷史理論界的著名夫妻檔。話雖如此，在這種不明確的建筑中，似乎有一種令人不安的唯一敘事，即，需要有一對人存在交融共生才能使一個連續的建筑項目生存（或甚至永存）。它同關系的終結一起滅亡，這關系也似乎勢必需要是一個連續發展的存在。畢竟，我們還有那些姓氏機構：史密森，伊姆斯，甚至費/費爾班克斯。費慰梅在有愛地寫她的中國朋友時，其實是在寫與她與費正清自己婚姻和伙伴關系相平行并映射到的另一對。并且她令人困擾地將林和梁喚做“梁們”——不，徽因保留了她的姓氏，林。這對她同時代的歐美人完全是個異類，而更相近于1980年代的米拉雷斯與皮諾斯的情形。這種對一對夫妻檔的追溯性的需求如此強烈，以至于在當代林和梁的再發現中，他們最有名的和費正清費慰梅一起作為兩對夫妻的照片，其實是對原有照片的截取：砍掉了在另一個座位上的金岳霖（圖6、7）。

圖6 網絡搜索結果中“費”和“梁”兩家的經過截圖的照片（一排左二，二排左一）

圖7 截圖前照片（左圖到右：金岳霖、費慰梅、林徽因、費正清、梁思成）

不同的愛人

林的案例不是或遠遠不僅是中國男性居高臨下的愛人成對，或是建筑的永恒合伙交融。或許在她早年和徐的關系中，有一些教授關系，是在他根據具體歷史局限性下“愛上愛情”（Lynn Pan, “Exalting Love: Xu Zhimo,” 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7-228, p. 221。評論徐 “[愛上愛情] being in love with love”），以建構他的新的現代人格時。但總體上，林作為一多維立體的個體（或節點）存在于復雜網絡之中，和他人平等，他人也和她平等。尤其超越與她的出生關聯的精英與大眾分野，由戰爭促進，也與她的國際經歷不無關聯——在另一種殖民情境下的與她在中國的高等級社會地位的錯位。雖然，在既有對權力的期待和相對應的性別價值體系中，梁有可能并不高興她“風頭蓋過”他，因為大家都記得林才是交談的中心。她創作、交流、合作，包括和梁在建筑上。這些行為并不是既定意圖導向的——即初始便鎖定目的出版成書、建成設計作品等——而是出于有機發展的好奇，興趣，和正向力，并不尋求或保存權力，即使由此被描繪成梁的得力助手以及因為是女性而承擔著家庭瑣事。而她的思想和工作也多以生活書信，工作文稿和設計修改意見等交流事件遺留軌跡檔案留存于世，伴隨少量多強調合作的、發表的詩歌，文章，以及落地的設計——除一些書籍雜志的封面設計外，最為人所知的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1949）以及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1953）。

另外，她在這一存在中有著多樣的豐富多彩的伙伴們和興趣們。它們波動，變化，不穩定，多方面，包括藝術、建筑、詩歌、戲劇、文學等等，遠超過一個一夫一妻制的一對人共生融合的小世界。她的生活是她自己的多種媒介的建筑工作室，而并非她和梁的人生伴侶以及交織的共同作者關系。并沒有一系列連續的建筑工作契合于哪個伴侶關系和哪樁婚姻。也沒有一段愛情的建筑，比如她和徐的經歷，契合于她的生活建筑工作。

然而重要的是，她的確是一個愛人。不同于對于主流愛人的建筑的是，她的愛是一種類似斯賓諾莎理論中的生命的正向力，交織在她的生活、感受、情緒，她的活力和敏感之中，通過多種出口，連接、合作、破裂，存在于轉瞬即逝的時間性碎片事件以及物質性的“多余的”“瑣碎”中——類似她1934年的小說“九十九度中”里所呈現的蒙太奇的電影的建筑（見SHIH Shu-mei, “Gendered Negotiations with the Local: Lin Huiyin and Ling Shuhua,”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204-228, pp. 211-215的精彩分析）。她1936年2月27日給沈從文的一封信里寫道：“凡是在橫溢奔放的情感中時，我便覺到抓住一種生活的意義……我認定了生活本身原質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反正我的主義是要生活，沒有情感的生活簡直是死！”這樣，或許幸運地她從沒“現代”過，不論是愛情抑或是建筑。而我們或可以從中找到一些開口和空間，讓它們其他的構筑可能性，在如此的有時間性、物質性和強烈生活、情感濃度的愛的事件中去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