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氣候特使托德·斯特恩

11月11日，《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第二十九次會議（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正式拉開帷幕。

時光倒轉到九年前的2015年12月12日，巴黎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的最后一天，全體會議廳里，法國外長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冷靜地闡述著當天的計劃——那一天將以通過《巴黎協(xié)定》為最終目標。

時任美國氣候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坐在那個大廳里，他突然意識到，這項旨在促使全世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威脅的里程碑式協(xié)議，要實現(xiàn)了。

“那一刻，我不禁哽咽了。”他回憶道。

該如何形容這個過程？是巴黎大會日夜緊張磋商、爭論和游說的14天；是2011年南非德班會議確立巴黎談判任務后，不斷籌備和調整戰(zhàn)術的4年；是中美領導人2014年在北京發(fā)表歷史性的《中美氣候變化聯(lián)合聲明》；是2009年斯特恩作為奧巴馬政府首席氣候代表后率領團隊在氣候談判桌上與各方全力以赴的7年；是從1995年第一屆《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起，世界各國為達成一項具體、有效、可操作的氣候協(xié)議而努力前進的1/5個世紀——而這一切，終于在巴黎的冬日看到了成果。

《巴黎協(xié)定》最終得到了171個國家的簽署，確立了明確的目標：到本世紀末，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yè)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并努力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每個締約國根據(jù)自身國情，自定減排目標和行動計劃。

從內容和規(guī)模上來說，這是一項極難達成的協(xié)議。此前漫長的20年里，每一屆氣候大會都在以此為目標進行談判，但始終難有突破性的成果。1997年，COP3通過了《京都議定書》，要求發(fā)達國家采取行動減少排放，但并沒有為發(fā)展中國家設定強制性承諾。這種“自上而下”的減排機制引起發(fā)達國家的態(tài)度普遍消極，美國時任總統(tǒng)小布什更是在2001年便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會影響美國經濟發(fā)展”和“發(fā)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義務”為由拒不參與其中。

2009年的COP15更是被視為有史以來分歧最為嚴重的大會之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評價稱，這次會議甚至連“逗號”都算不上，頂多是個“冒號”——意思是“現(xiàn)狀總結”加“請聽下文”，寄希望于未來能夠達成有約束力的法律文件。

也是在那一年年初，斯特恩被時任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任命為該國首位氣候變化特使。那時，他沒有設想過《巴黎協(xié)定》形成的可能性。他告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在2009年哥本哈根的談判中，他盡力確保協(xié)議能夠同時適用于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打破《京都議定書》中的“防火墻”，獲得更普遍的全球參與，卻親身參與和見證了最終混亂的收場。

作為中美氣候談判的重要參與者，斯特恩也一直致力于推動中美雙邊氣候合作關系的發(fā)展，并與中國前氣候特使解振華締結了良好的私人關系。“他很有力量，但又很幽默。”斯特恩如此評價自己的談判對手。他認為，當雙方能夠真正傾聽對方的意見，并試圖站在對方的角度看問題時，合作會變得更加順利。

2013年4月，中美氣候變化工作組成立。2014年，《中美氣候變化聯(lián)合聲明》發(fā)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時任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表示，將攜手與其他國家一道努力，致力于達成富有雄心的協(xié)議，體現(xiàn)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這給次年的巴黎談判注入了很大的信心和動力。

《巴黎協(xié)定》是一個關鍵的開始。在復雜、動態(tài)的國際利益格局中，這樣一份來之不易的多邊主義外交成果既是成功的，也是脆弱的。2024年11月6日，曾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xié)定》的前總統(tǒng)特朗普二度當選；此前他曾稱上任后將再度退出該協(xié)定。

在《巴黎協(xié)定》即將迎來10周年之際，今年10月，斯特恩撰寫的《達成巴黎氣候協(xié)定：如何實現(xiàn)、為何重要及未來展望》（Landing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How It Happened, Why It Matters, and What Comes Next）一書正式出版。他也在新書出版后第三次接受了澎湃新聞專訪。

他在采訪中詳細回顧了自己在《巴黎協(xié)定》簽署前那七年的工作與心路歷程，以及所經歷的中美氣候談判過程。他呼吁，人類正站在關鍵十字路口，2025年應當是各國制定新的國家自主貢獻（NDC）、確立新目標的一年，面向2035年和本世紀中葉的關鍵節(jié)點，“我們應當全力以赴”。

澎湃新聞現(xiàn)將對話內容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抵達《巴黎協(xié)定》的道路

澎湃新聞：您為什么想要記錄下這些故事？

斯特恩：因為《巴黎協(xié)定》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國際協(xié)議之一，也是過去百年間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協(xié)議之一。

最初的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可以追溯到1992年，但它非常寬泛，沒有明確告訴各國具體該怎么做，并不是一項可操作的協(xié)議。制定一份可操作協(xié)議的努力從1995年柏林締約方大會開始；但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未能發(fā)揮預期作用；2009年時，人們又寄希望于哥本哈根。各國20年來努力想達成一項協(xié)議，在巴黎終于取得了突破。我有幸站在了歷史的中心，我想要記錄下這段重要的歷史。

澎湃新聞：回到《巴黎協(xié)定》之前，當時有哪些因素讓您覺得《巴黎協(xié)定》是可以實現(xiàn)的？

斯特恩：首先，哥本哈根大會雖然很混亂，但它依舊有所進展。兩頁半的哥本哈根協(xié)議盡管未正式通過，但它微微削弱了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防火墻”，使國際社會朝新的方向推進了一小步。2010年，國際社會花了一整年談判，將哥本哈根協(xié)議的核心內容擴展至30頁。隨后的一年更重要，因為許多國家提出要開展更大規(guī)模的行動，最終我們在德班大會上建立了“德班增強行動平臺”特設工作組，負責在2015年前形成適用于所有締約方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成果，這為《巴黎協(xié)定》奠定了基礎。

推動《巴黎協(xié)定》達成的另一關鍵因素是中美關系的變化。尤其是2014年兩國進行了談判，最終發(fā)表了聯(lián)合聲明，奧巴馬總統(tǒng)和習近平主席宣布了兩國各自的減排目標。聲明雖然簡短，但它不僅包括具體目標，還承諾兩國將共同合作克服可能的障礙，這種合作精神具有重大意義。

澎湃新聞：在漫長、復雜的努力過程中，您是否曾感到過《巴黎協(xié)定》可能無法達成？

斯特恩：2009年時，我并沒有從長遠的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當時，我們主要忙于處理已有的談判議題，我們拼命跟上進度，與人們溝通，看哪些方法可行，哪些不可行，最終達成了類似哥本哈根協(xié)議的成果。

2011年之后，我們才真正看到未來的方向。此時，我們有了四年的窗口期，可以爭取達成一項具有深遠影響的協(xié)議。它需要具備足夠的雄心，能夠實現(xiàn)氣候變化方面的關鍵任務。

2013年是個轉折點，在當年的華沙締約方會議上，各方就一些雖小但重要的條款達成了初步共識。2014年中美達成的協(xié)議向全世界傳遞了明確的信息：這一切正在真實地發(fā)生。這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積極影響。

長期以來，很多國家都在尋求一項具有實質性內容的全面協(xié)議，因此我并不擔心會一無所獲，但我確實擔心它內容有限——畢竟一項“協(xié)議”和一項“好的協(xié)議”之間差距很大。即使到了巴黎，我依然有疑慮。我擔心一些國家可能會尋求簡化的版本，可能只是規(guī)定一些透明機制，而將實質內容留待日后討論。但隨著談判的推進，我逐漸變得樂觀起來。

中美氣候談判：斡旋與友誼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當前的中美關系，特別是在氣候變化方面？

斯特恩：我個人認為這種合作十分重要，我知道克里（美國前國務卿、首任美國總統(tǒng)氣候特使）也支持中美氣候合作，后來接替他的約翰·波德斯塔同樣持這一立場。事實上，盡管中美在諸多領域關系緊張，但在氣候變化方面，人們依然希望兩國能夠建設性地合作，延續(xù)巴黎氣候大會的契約精神。

我第一次與解振華會面是在2009年3月，當時我對他說，我們可以將氣候變化作為中美關系中的一個積極因素，甚至是“積極支柱”。盡管兩國整體關系存在困難，我仍相信我們可以在氣候問題上取得進展。他禮貌地傾聽，但沒有說是或不是。

2009年后，我們成為了越來越好的朋友，但中美氣候合作進展并不明顯。我記得2014年一次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的準備會議上，我們十余人討論了經濟、國家安全、人權等問題，所有的討論聽起來都很緊張。在氣候問題上，我們更是從來沒有達成過共識。解振華和我都持同樣的觀點：中國想要X，而美國希望Y，X和Y完全不一樣，要找到彌合差異的方法并不容易。

澎湃新聞：您說到了與解振華先生的友誼，這種關系對雙邊談判有何幫助？

斯特恩：談判人員首先必須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解振華需要關注中國的核心立場，我在美國也是一樣。然而，如果兩個人能彼此欣賞、信任并真正地傾聽對方，嘗試從對方的視角看問題，就更有可能找到平衡點。

一開始認識解振華先生，我就對他印象很好。他是一個有力量的人，也非常幽默開朗，總是樂觀愛笑。我們剛開始時交流特別多，2009年我們見了六次，此后每年我們都見三四次，因為我們在為兩國領導人的聯(lián)合聲明做準備，得經常碰頭。

我記得有一次是在華盛頓，會前我們倆站在會議室里聊天，我講了一個關于我兩個孩子扎卡里（Zachary）和本（Ben）在車后座爭吵的趣事。扎卡里想去面包店吃午餐，而本不愿意，最終扎卡里妥協(xié)了，但他提議晚餐要由他決定。本回答道：“我同意午餐，但晚餐我不認同。”我于是對妻子說：“本肯定是跟解振華學會了談判技巧。”

解振華聽完后哈哈大笑，他一旦覺得有趣或者憤怒的時候，臉就會泛紅。他用中文回應我說：“不不，他是跟他爸爸學的！”這些細節(jié)很難準確描述，但有時候你就會有那種直覺，感到自己和對方很投緣。

澎湃新聞：這樣的友誼在外交關系中常見嗎？

斯特恩：這樣的友誼不常見，但也不是聞所未聞。事實上，我在外交界確實有一些好朋友，不算多，其中一個就是解振華。

還有一次經歷很有意義。2007年，我們正在和主要經濟體論壇的17個成員國談判一份聯(lián)合聲明，會議在意大利的拉奎拉舉行，我們在前一天仍未敲定所有要素，基本內容雖已完成，但離正式協(xié)議還有一步之遙。當晚我們與各國氣候部長開會，試圖解決最后的分歧。

會議開始前，解振華把我叫到一個小房間，告訴我歐盟的一些國家正推動達成一項協(xié)議，目標是在2050年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50%（現(xiàn)在我們已經在討論2050年凈零排放，但在當時，50%已經是非常大的跨步）。解振華對我說，中國已經做過測算，這一目標對中國而言會產生重大影響，無法同意這樣的條款。我當時回答他：“那么我不會在會議上向你施壓。”

我身邊的很多人都說，你怎么能這么做？你應該對他施加壓力，試圖爭取這個目標。然而，我認為那樣做沒有意義，我當然可以盡我所能向他施壓，但他仍不會同意。這個對話發(fā)生得非常快，我出于本能地說，好，我不會追問這個問題了。我相信這對我們的關系更有益，對大局問題、中美關系更有利。

解振華事后多次跟我提起這件事，直到巴黎他都告訴我，這對他而言意義重大，意味著我在傾聽他、試圖理解他的立場。這不代表我放棄了美國的立場，而是尊重他的觀點。

去年我在迪拜再次見到解振華，多年后的再次見面，我依然感到他是一個非常真誠善良的人。

全球氣候行動的未來

澎湃新聞：您認為，美國大選后的領導人變化將如何影響全球氣候治理？

斯特恩：特朗普的再次當選可能會讓美國再次退出《巴黎協(xié)定》。他可能會大力支持化石燃料產業(yè)，特別是石油和煤炭的生產，這對全球氣候行動將是極大的削弱。如果美國汽車公司因此而放棄電動車的研發(fā)，那么它們將在未來幾年里失去全球市場份額。

我們正走在一條無法回頭的道路上。若美國領導層堅定支持氣候議題，會給全球帶來一種積極的壓力，比如奧巴馬政府時期，領導人多次在國際會議上將氣候變化作為重要的外交優(yōu)先事項；而特朗普再上臺，其他國家可能會默認氣候問題不會再在這些會議上被提及——因為特朗普甚至不覺得氣候變化存在——這會極大削弱全球氣候行動的能力。

好消息是，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后，許多新的組織成立起來，比如“We Are Still In”，這個組織的成員橫跨紅藍各州，包括許多商界領袖、政府官員和大學校長，表明他們仍然支持《巴黎協(xié)定》的目標。彭博社的創(chuàng)始人邁克·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和加州前州長杰里·布朗（Jerry Brown）還進行了另一項努力，他們跟蹤了各州、市政和水務公司等國家以下層面的減排工作，發(fā)現(xiàn)即便在缺乏聯(lián)邦層面支持的情況下，依然有許多州和地方在努力實現(xiàn)減排目標。

此外，拜登總統(tǒng)的《通脹削減法案》（IRA）也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氣候變化立法之一。該法案投入了數(shù)千億美元的投資，其中許多直接流向了紅州（傳統(tǒng)上支持共和黨的州），支持了當?shù)氐目稍偕茉错椖浚瑸槊癖妿砹司蜆I(yè)機會。即便有些人支持特朗普，他們也不愿失去工作。這些變化意味著氣候行動不會因領導層的改變而停止，但如果有一位堅定支持氣候議題的總統(tǒng)，這一努力將會更加強勁和有效。

澎湃新聞：您能談談對COP29大會上將要討論的氣候資金問題的看法嗎？

斯特恩：今年的締約方大會上，討論的焦點之一將是資金問題。根據(jù)《巴黎協(xié)定》，發(fā)達國家承諾在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支持，雖然兌現(xiàn)得有些晚，但我認為在2023年終于達成了承諾。這一資金支持將持續(xù)到2024年，之后將設定新的目標，但資金量不會少于每年1000億美元，這是雙方商定的基礎。

關于未來的資金需求，有些人認為每年需要1萬億甚至2萬億美元。這些數(shù)字并非毫無依據(jù)，因為如果全球要實現(xiàn)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包括提高抗災能力、推動綠色革命以及其他真正能讓我們走上正軌的工作，確實需要巨額資金。不過，這從未被納入現(xiàn)有的談判框架中。

我認為要從兩個不同層面來看待這個問題。第一層面是重新確定1000億美元之后的具體數(shù)字，可能會是1250億、1500億、甚至1750億等，這是一個可控的范圍。另一個更廣泛的層面是幾乎完全在《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之外的資金改革，因為UNFCCC并沒有直接的金融權力。

我們可以從過去幾年G20的相關報告中了解可能的改革方向，尤其是去年秋天在印度G20會議上發(fā)布的《三重議程》報告，提出了對世界銀行和多邊開發(fā)銀行的根本性改革建議，例如不僅要更多地利用財政能力發(fā)放貸款，還要利用這些資金降低私營部門投資的風險，以吸引私營部門資金來支持氣候行動。

我希望COP29至少能在第一個層面上達成新的資金承諾，同時也推動與其他機構合作，以滿足更高的全球需求。不過，我并非談判代表，此次去巴庫是應阿塞拜疆的邀請，參加國際顧問委員會的會議。

澎湃新聞：您如何回應那些認為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實現(xiàn)《巴黎協(xié)定》所設定的氣候目標的人？

斯特恩：我認為要實現(xiàn)1.5攝氏度的目標可能確實越來越難，但這仍然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如果無法達到，那么盡可能接近它也是有意義的，1.6攝氏度比1.7攝氏度好，1.7攝氏度比1.8攝氏度好。

盡管我們還沒有完全走上正確的道路，但已有了顯著進步，新能源技術的發(fā)展和成本的快速下降，讓我們看到了希望。如今，太陽能已經成為全球最便宜的電力來源，尤其是在非洲這類擁有極佳太陽能資源的地區(qū)。我認為，最大的挑戰(zhàn)在于政治意愿，特別是化石燃料行業(yè)往往推動政策向不利的方向發(fā)展，因為他們希望繼續(xù)生產石油和天然氣以獲取利益。

2025年將是各國制定新的國家自主貢獻（NDC）和新目標的一年，這對2035年之前的氣候行動至關重要。如果到了2035年，我們仍未達成預期的減排效果，那么實現(xiàn)2050年的中期目標將更加困難。

（實習生劉卓爾、潘美竹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