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鄭州大學生夜騎開封的話題火了。沒想到還有后續：一位大學班主任在班級群里指責這些學生是無所事事的“移動造糞機”，“別人在卷四六級，GRE，TOEFL，雅思，實習，計算機考級，這幫xx花著父母的錢放飛自我毫無人生規劃，典型的酒囊飯袋!”

對于這位教師的言論，有網友不能茍同，也有網友附會，認為大學生就該好好學習，夜騎是不務正業。同樣的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但底線是，不能信口開河、動輒辱罵。諸如“移動造糞機”“酒囊飯袋”等，明顯越界了，更不符合為人師表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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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拋開不當的措辭，這位教師的言論很能代表當下一種流行的教育觀和人生觀：卷即正義，學生也好，打工人也罷，所做的事情都要帶有強烈的目的性、功利性、意義感，連“偶爾發瘋”都要被指指點點。

人生當然要有規劃，但不等于就要整齊劃一、平鋪直敘，不是所有時間都要用來“務正業”。有一些“突然的自我”，給生活一點激情和色彩，也是對壓力的調節。

大學生活不只有教室、宿舍、圖書館，也可以在校園之外，在廣闊的道路和原野。近些年，春假甚至秋假逐漸在各地學校流行，很多大學也開放了校門、和城市融為一體，為的就是讓學生走出一方校園，去和外界產生互動，去感受不一樣的“課堂”。

再說了，周末時間本就該是學生自由支配的，在這個時候還要求學生去卷各種考試、考證，多少有些道德綁架了。換言之，在祭出這樣的指責之前，又怎能篤定這些學生都是不努力、“身無證件”的差生？這甚至不是以偏概全的問題，而是傲慢與偏見。

也不只是教育領域，很多領域的“卷”，除了一些客觀原因，其實都和這種 “意義論”有關。好似干什么事情，都要先問一句“這個能不能掙錢”“那個對社會有沒有貢獻”，最終有意無意中錯失了很多美好但并沒有什么“現實意義”的瞬間。

人生很長，風物長宜放眼量。總是追求所謂的意義，也很容易迷失自己。不只是大學生，即使參加工作了，也不該讓工作占據我們生活的全部，偶爾把自己抽離出來，置換一下周邊的空氣和風景，相信會獲得更多重新出發的能量。

我們也沒必要活在別人定義的意義里，不同的人對人生意義同樣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是，這些大學生騎行的路線，基本就是鄭開馬拉松的路線，如果騎行50公里是沒有意義的，那么多人跑馬拉松的意義又何在？

寫下《我在北京送快遞》的暢銷書作家胡安焉，講述過自己做過的一件“離經叛道”的事：騎著自行車從廣州去北京，而且是父親的一輛二十四寸女士通勤車。胡安焉一路日曬雨淋，遭遇自行車壞掉、扛著車爬坡、摔進水溝等“插曲”，成了他人生中一段難忘的經歷。

意義也不是非得用物質獲得、成績提升、利他效應這些硬指標來衡量，它也可以僅僅是自我的滿足和成就感，哪怕只是一段特別的記憶。

相信多年以后，這些大學生記不起很多英文單詞和老師畫的考點重點了，但很可能還記得那個和同學有說有笑，一起騎行去開封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