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6日至8日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北京召開，本次大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教育部、中國文化和旅游部、希臘文化部、希臘雅典科學院共同主辦，主題為“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第三分論壇“古典語文與古典學傳統”由西南大學、中希文明互鑒中心承辦，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協辦，參會中外專家60余人，中國人民大學徐曉旭教授做學術報告《巴林島上的κυβερν?τη?：甘英遇見的“安息西界船人”》。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徐曉旭，圖片來自世界古典學大會圖片直播

巴林島上的κυβερν?τη?：甘英遇見的“安息西界船人”

20年前張緒山教授在《甘英西使大秦獲聞希臘神話傳說考》（《史學月刊》 2003年第12期）一文中提出，《晉書·四夷傳》有關甘英出使大秦的記載中記錄了古代希臘的塞壬神話。對于這一富有洞察力的理論，我們發現，還有來自銘文和古典文本兩方面的證據能夠為其提供有力的支持：一是巴林島出土的幾則古希臘語銘文，不僅能夠給該理論做出希臘化歷史情境方面的注釋，而且能夠為神話講述者的“安息西界船人”身份開具證明；二是有幾處古希臘文學文本與《晉書》中該神話文本的每一句都能構成極為精準的對應關系。

關于甘英出使，《后漢書·西域傳》是這樣記錄的：

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赍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條支”是安條克城的希臘語名稱Antiocheia的對譯。塞琉古王國曾在廣闊的亞洲大地建立了多座安條克城，究竟是哪一座呢？《后漢紀·孝殤皇帝紀》記錄了甘英行程的幾個關鍵性地標：“甘英逾懸度、烏弋山離抵條支，臨大海。”“懸度”經常被研究者認定在瓦罕走廊，我們認為實則興都庫什山，有《漢書·西域傳》為證：該書說從皮山啟程向南，途中先要走過“大頭痛、小頭痛之山”等等“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的路段，這些路段顯然是會讓人出現高海拔反應的瓦罕走廊；又說全程要走“二千余里乃到縣度”，這恰與瓦罕走廊走完后到達興都庫什山的實際距離相合。“烏弋山離”古音[*?ɑ-l?k-?an-lia]，一目了然而又精準地告訴它就是一座亞歷山大里亞城。既然它距離興都庫什山不遠，那么必是亞歷山大里亞·普羅普塔西亞（Alexandreia Prophthasia）。除了古漢語文獻中描述的烏弋山離的地理方位外，當中記錄的其別名“排特”與這座亞歷山大里亞的希臘語別名Prophthasia和當地語言別名Phrada和Phra構成明顯的對應關系，也可為這一定位提供證明。該城即今法拉赫（Farah）。甘英抵達這座位于阿富汗最西部地區的亞歷山大里亞之后，再往西走，并且很可能走的是同當年亞歷山大行軍一樣的路線，到達的第一座距羅馬尚遠且具有國都級地位的海濱“安條克城”，就只有位于兩河在波斯灣入海口附近的卡拉克斯·斯帕西努了。

會議現場

該城最初也是亞歷山大建立的一座亞歷山大里亞城，但毀于洪水。安條克五世復建為一座安條克城，又被洪水沖毀。最后其總督斯帕西奈斯（Spasines, Hyspaosines或Spaosines）再次復建，并筑有防洪的柵堡，該城也因此得名“卡拉克斯·斯帕西努”（Charax Spasinou），意即“斯帕西奈斯的柵堡”。斯帕西奈斯后來脫離塞琉古王國而獨立建立的卡拉凱奈（Charakene）王國即得名于此“柵堡”之名，該王國在大部分時間里實際上都是帕提亞王國的附屬國。漢語世界習慣于使用由帕提亞國王的共用名?ρσ?κη?（希臘語，詞干?ρσακ-）或/和Ar?ak（帕提亞語）譯來的“安息”[*?ɑn-s?k]譯名作為其國號。在甘英到達的時刻，卡拉凱奈王國是帕提亞最西的附屬國，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甘英在條支遇見的是“安息西界船人”：當時條支構成安息的最西界。從一種“長希臘化”的視角來看，盡管已經脫離了馬其頓-希臘人的政治統治，卡拉凱奈與帕提亞一樣，在文化上仍是希臘化世界的一部分，所以甘英在那里能夠聽到希臘神話，實在不足為奇。

卡拉凱奈王國有一個重要港口名叫“狄洛斯”（Tylos或Tyros），在今巴林島。這一希臘語地名的最終詞源是阿卡德語的Tilmun和蘇美爾語的Dilmun，即“迪爾蒙”。熟悉早期文明歷史的人都知道，迪爾蒙是蘇美爾-阿卡德時代以來兩河流域通往被稱為“梅路哈”的印度河流域的海上商路啟程路段的商貿中心。而狄洛斯又是印度洋海上絲綢之路被阿拉伯半島沖開的兩個分支中的一個即波斯灣分支轉至陸上商路的連接點。海上絲綢之路的另一個分支則是經紅海最終抵達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甘英要想成功地由海路到達大秦，即羅馬帝國，勢必要從狄洛斯乘船出海上絲綢之路的波斯灣分支而后轉入紅海分支。在巴林島發現的希臘語銘文有兩則含有κυβερν?τη?“舵手，領航員，船長”一詞，無疑正是甘英遇見的那種“安息西界船人”。其一作：

這篇墓志銘年代被定在公元前2世紀后半期。墓主人及其父均有閃米特語名字，意味著他有可能來自巴比倫尼亞或更遠的兩河流域乃至西亞某地，但最有可能就是巴林島當地人。墓志銘采用希臘語書寫，暗示了他擁有較深的希臘化背景和較廣的國際貿易生涯。

另一篇銘文年代被認定在公元前2世紀后半期到公元130/140年間，更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世紀。銘文缺失文字較多，但發表者對它的復原看起來頗為合理，如下：

不難看出，這一篇獻祭銘文，內容很可能是προστ?τη?由于某人安全獲救而向某神獻祭以示感謝神恩，銘文最后一行或第一行原本應該出現有?ν?θηκεν“奉獻”一詞。κυβερν?τη?“船長”在銘文中當以與格形式出現，限于殘缺，σ?ν ...-δ?τωι κυβερν?τηι一語或可理解為上述那人獲救時與船長在一起，或可理解為船長與προστ?τη?一起向神獻祭。無論哪種理解，似乎均可斷定，那人是在這位船長的船上獲救的。希臘語προστ?τη?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所指。它可以是一種官職名稱，城邦或城市議事會主席、體育館的主管官員或神廟管理者等都有以之冠名的情況。如果屬于這種情況，那么意味著狄洛斯移植了希臘城邦的政治傳統。另一種可能就是該名詞在此處具有“保護人”、“擔保人”、“贊助人”一類的涵義，用以指稱為獲救人或κυβερν?τη?提供支持或保護的人士。當然，兩種可能或許并不彼此排他：此處的προστ?τη?就是具有管理船只職能的官員，或者服務于海運的行業組織的負責人，因而具有與官方常規性接洽的社會背景。他的名字只保留下來了其第二變格法詞尾，因而無法判斷其詞干的所屬語言。κυβερν?τη?的名字保留了-δ?τωι，這是一個希臘語中常見的含有神名的名字的后半部分（與格形式），構成這類名字的前半部分理論上講可以是任何一位神的名字，例如?ρ?δοτο?, Δι?δοτο?, ?σ?δοτο?。希臘語的名字意味著這位κυβερν?τη?或是一位希臘人，或是一位希臘化的當地人或外地人。鑒于他與προστ?τη?的關系，再加上銘文本身就是用希臘語寫的這一點，我們或可推知προστ?τη?也是一位至少具有希臘化背景的人。

該銘文記錄獻祭詳情的內容已毀，但有理由推測到，很可能是向孿生雙子神狄奧斯庫羅伊（Dioskouroi）獻祭。巴林島出土的另一篇獻祭銘文為此提供了一定的佐證：它記錄了狄洛斯及群島總督凱菲索多羅斯以開國國王斯帕西奈斯（銘文中使用其名字的更長的轉寫形式Hyspaosines，與其錢幣上一樣）及其王后的名義向“拯救者狄奧斯庫羅伊”（Διοσκ?ροι? Σωτ?ρσι）奉獻神廟。“狄奧斯庫羅伊”即宙斯的兩個孿生兒子卡斯托爾（Kastor）和波呂丟凱斯（Polydeukes）。作為航海和水手的保護神是他們最主要的功能之一，該銘文沿用希臘宗教傳統將他們稱為Σωτ?ρε?“拯救者”，即彰顯了這種功能。他們的崇拜在海港城市無疑會更為流行。

如果希臘神靈狄奧斯庫羅伊作為海難救援者在狄洛斯能夠得到官方大張旗鼓地崇拜，那么就難以排除作為他們對立面的海難制造者塞壬（Seiren，復數Seirenes）的神話在這里廣為流傳的可能性，同樣因為這里是海港，是一個希臘化的國際性海港大都市。當然，這一切也為張緒山提出的塞壬神話理論布置了一個注釋性場景。他認為記載了塞壬神話的《晉書·四夷傳》相關文本如下：

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對于張緒山的論證，可詳讀其文，茲不復述。王以欣教授對塞壬的功能進行了很好的研究（王以欣：《塞壬的起源、形象與功能》，《古代文明》2019年第2期）。根據本人的理解，這些功能似乎可以概括為兩方面：一是用美妙歌聲誘惑水手遇難的海妖；二是死亡的哀悼者。“船人”向甘英講述的恰恰是塞壬的這兩方面功能。如果更具體地觀察，還會發現，希臘古典文學的幾處文本與“船人”的每一句話都能夠形成工整的對應關系。

“海中有思慕之物”宛若某種美人魚童話的開篇。與之吻合的有荷馬的《奧德賽》12.39-44和普魯塔克的《道德論集》745D，當中講道塞壬們的甜美的歌聲會令聽見的人快樂，心神游離，變得無知，失憶，萌生死亡的欲念，從而招致海難的厄運。

歐里庇得斯的悲劇《海倫》的第164-178行與“往者莫不悲懷”十分契合。當獲知丈夫墨涅拉俄斯已死的傳聞時，海倫唱道：“哦，巨大痛苦讓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我該怎樣地痛哭呢？或是該帶著眼淚、挽歌和哀悼去見哪位繆斯呢？哎！哎！長著翅膀的少女們，大地的童貞的女兒們，塞壬們啊，請你們帶著利比亞笛子、排簫和豎琴來出席我的哭悼，用淚水匹配我不幸的哀嚎，用不幸陪伴不幸，用悲歌唱和悲歌，請你們送來與挽歌相和諧的繆斯的歌曲。”

“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一句則令人聯想到《奧德賽》12.42-43。這兩行詩文唱道，聽到塞壬歌聲的人“無法回到家里見到妻子和孩子在身邊歡樂”。 

既然荷馬和歐里庇得斯在當時都已是希臘語文學的經典作家，在作為希臘化世界一部分的巴林島也不可能不為人所知。在希臘語教育和學習、宗教節日、戲劇演出等場合，他們的作品會被反復閱讀和演出。在海港的文化環境中，塞壬的神話和講述這些神話的文本和詞句尤其會為人們所熟悉。那個勸止甘英的“安息西界船人”應該就是一位對上幾段詩行并不陌生的κυβερν?τη?。

上引第二篇銘文透露出，κυβερν?τη?這類人與官方和商界都有一定的利益關聯。這也就不難理解他們為什么不惜動用唬人的修辭和塞壬神話來勸阻甘英繼續前往大秦了。事實上，漢朝方面并非沒有洞悉帕提亞官方阻撓羅馬與漢之間建立直接貿易關系以保持自己中間商地位及巨大利潤的動機。例如，《魏略·西戎傳》記載了漢朝掌握的這方面的情報：大秦“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于海中”；“常欲通使于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而“安息西界船人”即κυβερν?τη?無疑構成利益攸關方。當然，甘英也不會不了解從卡拉克斯·斯帕西努向西北經兩河流域通往羅馬境內的佩特拉和帕爾米拉的商路。《后漢書·西域傳》描述條支“唯西北隅通陸道”的信息或許就是甘英本人帶回的。甘英的中途放棄，更可能是考慮到漢朝與遠方大秦的直通會帶來與近鄰安息的關系緊張這種得不償失的外交失誤。盡管卡拉凱奈王國的κυβερν?τη?采用神話敘事和話語修辭掩蓋了精明的商業算計，甘英并不缺乏審時度勢的政治智慧。

（本文系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第三分論壇“古典語文與古典學傳統”學術報告，由西南大學、中希文明互鑒中心供稿、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