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晉朝是一個缺乏天命的朝代？

2024-11-08 12:54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近日，作家沈剛的歷史新著《晉朝的死結》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這是一部完整的兩晉政治史讀物，以“死結”為線索，清晰地梳理了晉朝150多年的歷史，涵蓋關鍵時間點、人物和事件。但它并不只是局限于人物與事件的演繹，而是深入歷史肌理，注重分析隱藏在表象背后的原因、聯系和規律，讓讀者在輕松閱讀中深化認知。書中的視角不僅限于晉朝，還擴展至東漢、三國、南北朝乃至隋唐，揭示了古代王朝在天命與強權間的掙扎。

在上海書城舉行的《晉朝的死結》新書發布會上，作者沈剛與《澎湃新聞·上海書評》執行主編鄭詩亮進行對談，對于晉朝的歷史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為什么說晉朝是一個缺乏天命的朝代？

? 沈剛

關于死結，我的定義是，統治者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與現實政治實際操作的結構性矛盾。兩晉一百五十五年，在不同的階段，死結表現為不同的形態。但是，我們重點還是要研究死結是怎么形成的。

回到東漢末年的社會思潮、社會背景。一方面，儒家思想還是占絕對的主導地位，儒家的天命觀與漢室享有天命、漢室為正統的理念融為一體，這個是當時士大夫階層普遍的思維；另一方面，政治現實層面，就是軍閥武力割據。這樣的話，實力至上、勝者為王的血腥政治邏輯，與天下士人“心存漢室”的價值觀念之間，就形成了結構性的對立。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充分利用了漢室正統的價值思潮，打著復興漢室的旗號，統一了北方，等到他走上權力的巔峰，暴露出代漢的意圖，問題就來了，與他合作的部分知識分子就和他分道揚鑣，特別是他重用的中書令荀彧憂憤而死。曹操的兒子曹丕代漢，五十年不到，司馬氏又取代曹魏建立晉朝，東漢獻帝朝廷、曹魏政權和司馬氏集團，統治集團中的大臣、官僚士大夫具有高度的重合性，盡管迫于暴力的威脅，絕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妥協，但是，這并不等于他們內心認可新生的政權。魏晉立國一開場就籠罩在不合法的陰影中。

所以，正是由于這個死結的存在，大家就覺得曹魏、司馬氏得國不正，統治不合法，或者說，大家覺得晉朝的開國沒有天命。可以從三個層面來進行探討。

第一個層面，漢室的天命為什么這么強大？

中國古代王朝的政治制度歷來有周制、秦制之分。殷周換代，西周周代統治者反復論證，殷紂王是因為失德從而造成天命轉移，實際上作出承諾，就是承受天命的周室必須以德治理天下。所以，以德治為核心的天命觀，加上世襲貴族分封制，反映宗法等級的制度等等，這些構成了周制的基本內容。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王權低落，諸子百家各種思潮興起。老莊道家祟尚避世、隱逸的生存方式，表達清靜無為、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儒家、法家思想中分別都包含著追求大一統的積極態度。其中孔孟儒學推崇德治和仁政，強調宗法倫理、合乎周禮的等級尊卑秩序，實際上就是要求恢復周制及周天子的權威。

問題在于，在諸侯征戰、追求霸權的大環境下，儒家克制私欲、恢復周禮的解決方案，并不能為諸侯建立大一統王權提供方法論上的實際助益，于是，迎合君王對內集權、對外擴張的法家學說乘勢而起。法家主張強化君主絕對的專制權威，實行郡縣制，制定各種嚴苛的法律，要求臣下與庶民無條件服從，通過賞罰控制臣民的行為，提倡農戰，把民眾改造為從事糧食生產、作戰殺敵的工具。

所謂商鞅秦國變法，搞得就是這一套。法家的思想，確實大為加強了專制國家的資源動員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秦始皇統一中國確實是法家路線的勝利。

但是，秦朝統一僅十五年即告覆亡，又證明法家思維的高壓、殘暴的統治，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刑罰嚴苛、橫征暴斂，輕視天命及合法性塑造，法家著述大多是為帝王獻策的統治術、權謀學，不可能成為凝聚君臣士民官方的價值。

到了劉邦創建漢王朝，歷史的鐘擺朝著以德治而享有天命的周制邏輯回歸。漢承秦制，漢朝保留了秦朝皇帝制度在內的體系、法律的前提下，一度采取了郡縣制、分封制并行的一國兩制模式，而且采用清靜無為的老莊政治倫理，與民生養生息，輕徭薄賦、特別是漢文帝劉桓對內不擾民、對外不挑畔，西漢政權在他手里通過了瓶頸期。

西漢武帝時期始，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經過君權天授的天命說包裝，實際上否定了秦朝的天命合法性，直接將漢朝塑造成夏商周三代之后，天下大一統王道秩序的繼承者。

盡管儒學中天命轉移的說法，意外地為王莽代漢立新提供了理論依據。但是，王莽的改革最終成為笑柄，本人落得身死國滅的下場，這就說明了王莽并不具備天命的合法性。而劉秀在群雄逐鹿中最后勝出，不僅向天下證明了他本人受命予天的合法性，更加證明了漢王朝的天命系統并未中斷和轉移。

考慮到夏商兩代可能分別延續了六百年以上，西周和東周共延續了八百年左右，經歷了王莽篡漢的曲折，漢王朝大一統政權成功復辟后，其實杜絕了任何人覬覦的可能性。在當時儒生士大天的認知里，劉氏家族君主專制的漢政權，將可能無限地固定下去。歷史仿佛是終結了。

儒家思想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已經深入到東漢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相當于儒學為漢政權背書，和漢室的天命融為一體。儒生士大夫忠于儒家精神、忠于漢室和忠于皇帝三位一體，意識形態轉化為國家統一和穩定的巨大向心力。東漢章帝后，東漢皇帝大多數都是幼年即位，除了末代漢獻帝外，都很短壽沒有活過四十的。太后臨朝，外戚專權，后來又出現宦官專權等嚴重弊政，而漢室仍然存續百年以上，這是儒家意識形態發揮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緊接著第二個層面，晉朝的實際開創者是否享有天命？

晉朝的開國皇帝是司馬炎，但實際的開創者是他的祖父司馬懿。對三國歷史熟悉的朋友，對于司馬懿都不陌生。特別是在《三國演義》中，司馬懿是作為諸葛亮的對立面而存在，所謂死諸葛嚇走生仲達。羅貫中是褒諸葛亮、貶司馬懿，實際上司馬懿對于歷史進程的影響是超過諸葛亮的。

從《三國志》《晉書》等正史對于司馬懿的描寫，即可看出司馬氏代魏是不是享有天命。兩漢時代，所謂天人感應的讖緯文化盛行，特別是包裝在王朝開創者身上異象、異夢等等，都被認為是某種天命所歸的象征。

西漢的開創者劉邦。《史記·高祖本紀》中記載，劉邦的母親是在夢中和神仙交合，然后懷孕生下劉邦。劉邦斬殺擋道的白蛇，又被說成是赤帝子斬殺白帝子；東漢的開創者到劉秀，西漢末年，有本叫《赤伏符》的圖讖預言書，上面有“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龍斗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的字句，被認為是劉秀當為天子的依據。古文經學大師劉歆，早年因避漢成帝劉欣的名諱而改名劉秀，曾經被以為，可能是讖語中的主角。劉歆參與反對王莽的密謀泄露，被迫自殺后，人們開始關注在河北自立門戶的劉秀。光武帝登基改元之時，祝文中特別提及這句讖語，以此證明他是真命天子。

那么，司馬懿出場又是個什么樣的情形呢？

《晉書·宣帝紀》中記載，首先是曹操覺察司馬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然后曹操對太子曹丕說，“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所謂狼顧之相，就是說司馬懿看人像狼一樣，暗示他有不臣的政治野心，三馬同食一槽，更是隱喻司馬懿、司馬師和司馬昭父子三人對于曹氏政權內部侵蝕。實際上，曹操講這個話時，司馬懿當時才三十出頭，司馬師、司馬昭尚為幼童或嬰兒，曹操怎么可能預見到四十年后發生的事？把司馬氏父子的行為安排在曹操的夢里，也許可以認為是一種天命，但這種天命的形象無疑是很不堪的。

司馬懿出生于東漢一個后起的經學世家。和曹丕、諸葛亮同屬三國世代中的第二代。司馬懿大概比曹操小二十歲左右，被曹操征召在他身邊工作，直到他去世，一共十二年。也就是說，魏晉兩朝的實際創始人，有同為十二年漢臣的共事關系。

這個十二年，是曹操和漢廷矛盾激化的十二年，孔融、崔琰和楊修等名士被殺，獻帝伏皇后、董貴妃等家族幾乎被滅族。司馬懿是曹操事業的實際繼承人，他在曹操身邊學到了戰爭和治國的經驗，另一方面，曹操殘忍殺戮反對者的做法，一定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馬懿積極參與了曹丕代漢的勸進活動，又以大都督身份，指揮魏軍阻止了諸葛亮北伐中原的軍事行動，實際上終結了以諸葛亮為代表的部分士大夫恢復漢室的政治實踐。

中國古代的皇權政治有個規律，就是當這個王朝的合法性或者說天命還沒有充分建立起來時，國家需要有經驗的年長的統治者維持穩定。偏偏曹操選擇曹丕一系的嫡系后代，一代比一代短命，到了第四代小皇帝曹芳即位，司馬懿的機會就來了。歷史的發展其實也充滿偶然性，當年如果曹操選擇曹植即位，曹植的長子早夭，次子曹植很長壽，一直活到三國歸晉后的公元288年，也許可以帶領曹魏政權走出瓶頸。

高平陵政變后，司馬懿把輔政大臣曹爽兄弟三人、以及依附曹爽的大批士族名士，包括何晏、鄧飏和桓范等人，全部夷滅三族，包括家族中已經出嫁的姐妹和女兒。洛陽刑場血流成河，天下名士減半，士林為之顫抖。

所以，司馬懿奠定晉朝立國的基礎，確實是充滿了暴力和血腥，問題在于，司馬懿作為儒是世家的代表，他還是要倡導儒家主流的意識形態治國的，很多歷史學者都認為，和曹魏政權相比，司馬氏更能代表儒生世家的的利益。

這就延伸出第三個層面，就是說當時的士族儒生的價值取向，他們對于司馬氏政權到底是個什么態度？

從官方的角度講，晉朝以儒學中的孝立國治天下，始于司馬師、司馬昭當政時期，但這并不是司馬氏統治者獨創。在儒家倫理之中，忠君與孝父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兩者邏輯上都是一致的。有時即使發生沖突，統治者大概也會主張先國后家的原則。到了曹操時期，這種情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曹丕為魏王太子時，專門就忠孝關系提問過參加宴會的賓客。他說，皇帝、父親均有疾病，僅一粒藥丸先救皇帝還是父親？當時有個大臣叫邴原的，就堅決主張親重于君、以孝為先，曹丕也沒有為難他。這一方面說明了士人心中忠孝順序的改變，另一方面，當時曹氏父子尚未代漢，如果一味強調忠君的話，也只能便宜了傀儡皇帝。

司馬氏兄弟提倡以孝治國，其實他們遇到了難題與曹氏父子完全相同。在廢帝、弒君的歷史變局面前，司馬氏兄弟何以提倡忠君呢？晉武帝司馬炎繼續父親的做法，把凸顯孝道的名教作為國家的統治價值，但這個事的副作用就是，助長了士族先家后國、將家族利益放在首位的傾向，錢穆先生就說，晉朝士大夫的“國家觀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觀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

站在儒生士族的角度，司馬氏政權固然代表了他們的利益，無論是九品中正制、五等爵制，都給予了他們政治、經濟上種種特權，不過，對于價值理念有著自己堅持的士大夫來說，僅僅依靠實際的利益輸送，也難以改變他們內心固有的觀念。盡管迫于暴力壓迫，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于改朝換代不持異議，有些人還參與了勸進，但是被動地接受，和內心真正的認可還是有著很大差別。

曹操、曹丕父子強行篡漢，皇權就失去了天命的神秘性和正當性。司馬昭安排鐘會討伐蜀漢，攻下成都后，鐘會居然想擁兵自立。他是司馬昭最為信任心腹大臣，很多人想不通這一點。實際上，就是鐘會不再相信皇權需要天命，只相信赤裸裸的實力原則。既然曹氏、司馬氏可以，我鐘會為什么不行？司馬氏建立晉朝，很多大臣名士不一定同情曹魏亡國，但內心也無法認可晉室的天命。

這就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既然儒家學說中天命的觀念受到挑戰，那么儒學的神圣性在哪里？儒學還可信嗎？

實際上最初開啟儒學之外精神探索的，是一批曹魏政權的二代。包括后來被司馬氏所殺的何晏、鄧飏和夏侯玄等人。這個就是所謂的的“正始之音”。作為曹魏政權的子弟，他們不可能不擁護新生的政權，卻把精神追求的重點，轉向抽象、玄虛的形而上層面。這些人組成了一個清淡的小圈子，講究討論的形式和技巧，把老莊道家的玄虛奉為世界的本質。

高平陵政變后，士林氣氛相當緊張。一批名士以“任誕“的方式，發泄心中的痛苦和憤怒。大家知道，這就是“竹林七賢”，代表人物就是阮藉、嵇康等人。這些人瘋狂飲酒，服喪期間照喝，也不管禮教中男女有別，作出種種違背禮教約束的荒誕行為。而且公開否認禮教作為國家統治理論的行為，主張天人合一，蔑視禮法。為什么這些人會這樣呢？因為司馬氏父子篡位，本質就是一種毀棄儒家倫理的行為，但是，司馬氏偏偏還要高舉維護名教的大旗。所以，稽康、阮籍等人就采取這種反對禮教的行動進行反抗。

經過正始、竹林兩批名士推波助瀾，老莊玄學之風在士族、名士群眾充分發酵，然后反映到思想層面，就是脫儒入玄，然后主張君主無為而治，士大夫先家后國、孝而不忠。皇帝還存在，士大夫還存在，但是凝聚人心的那個思想儒學卻失去了教化的功能。這個就是魏晉得國不正，對于當時整個社會思想的根本性影響。

晉朝的死結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4-08

ISBN：978755987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