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悖論：中國福利機構兒童養育的制度與倫理》，錢霖亮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304頁，68.00元

國芳是永江福利院中最令人頭疼的小孩，雖然年僅四歲，卻因蠻橫搗蛋，往往讓保育員們束手無策，也因此被冠以“小霸王”的稱號。直到一天，一位保育員無意中發現她一見紙箱就會莫名地害怕，立馬停止哭鬧。這一奇怪的反應令保育員們困惑不已。經過一番討論，他們猜想或許是跟福利院處理兒童遺體的方式有關。由于近年來，福利院接收的大都是病殘兒童，其中不乏患有危重癥者，剛入院就必須緊急接受手術救治，而那些醫治無效、不幸在福利院中離世的兒童，遺體通常是被裝入紙箱送往殯儀館火化的。聯想到這一點，保育員們推測國芳可能因為親眼目睹過類似的場景，對紙箱產生了恐懼。

這是《愛的悖論》中永江福利院日常的一則細節。保育員的猜想或許并不能完美解釋國芳對紙箱的反應，卻讓我們得以窺見福利院兒童生命的脆弱性。盡管已被收養并接受醫治，一些身體狀況堪憂的兒童幸存的幾率仍十分渺茫，而由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他們的遺體只能以盡可能低調的方式，悄無聲息地從福利院消失。很少有人為他們的逝去而哀悼。他們短暫的人生甚至還沒來得及獲得社會規范的承認，就被封存于送走他們的紙箱當中。無形之下，他們淪為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筆下“不被哀慟的生命”。

朱迪斯·巴特勒著《脆弱不安的生命》

“誰的生命是有價值的？誰的生命值得悼念？誰的生命不被哀慟？”巴特勒認為在生命逝去之時，是否受到合適的哀悼，這是承認其曾經活過的最基本條件，也正因為哀悼，生命的價值才最終得以確認。那些不被哀慟的逝者，在某種意義上并未被納入“有價值的生命”這一范疇中，他們的離世對大多數人來說無足輕重。被永江福利院收養的孤殘兒童，因其脆弱的處境，或許更容易淪為這樣的存在。如何為這些兒童的生命賦予價值，如何在保障物質需求的同時，為他們的人生賦予意義，這是福利機構亟需面臨的挑戰，也是錢霖亮在《愛的悖論》一書中探索的核心問題。

《愛的悖論》基于作者在我國東南某省的永江福利院（化名）開展的長期田野調查，探索了孤殘兒童在“兼備照顧的全控-規訓機構”環境中，在國家、社會以及福利機構相互協作之下，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經歷的社會化過程。作者最初于2011年作為福利院義工，開展了為期六個月的田野調查，深入了解了院內兒童成長的境遇，以及圍繞他們展開的機構運作。此后，通過數年的定期回訪，他持續跟進了福利院發展的動態，形成了一項跨越數年、積累了大量田野素材的民族志研究。

從進入福利院的那一刻起，這些兒童的生命便在很大程度上跟一套“關愛”的話語和實踐捆綁在一起。這里的關愛遠比我們通常理解的情感體驗要復雜得多。它既是保育人員的日常養育工作，又是國家對社會邊緣人群的治理；既體現了主流社會對特殊群體的關懷，也深化了他們必須依賴機構而成長的現實困境。正如該書的緒論中所指出，福利院作為“愛的容器”，“一方面，它救助流落到社會邊緣、無依無靠的人群，維護了這些人的生命與其他人身權益；另一方面，它也將救助的對象與主流社會區隔出來，在政治和文化層面上保衛了‘正常人’的社會”。在國家、社會公眾以及福利院員工等多方開展的具體實踐和互動中，關愛不僅僅是提供物質與情感支持的照護實踐，更是倫理和政治的問題。這樣的愛錯綜復雜，甚至充滿矛盾，也因此成為了全書討論的出發點。

反思愛的復雜性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開始重新思考有關道德和倫理的問題。在此之前，盡管人類學研究對相關議題也有所關注，它們要么只被當作特定的政治經濟結構下的產物，要么被理所當然地等同于社會規范和準則。而基于在醫療、宗教和心理等不同領域開展的田野調查，不少人類學家意識到有必要從更為根本的角度重新審視人類存在的道德維度及其多樣性，同時，挑戰西方主流的哲學思想中對道德倫理過于固化的理解。他們從自身的理論資源和經驗材料出發，展開了多種多樣的嘗試和創新，從而形成了近十余年來人類學理論中的“倫理轉向”。

在“倫理轉向”的眾多討論中，以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為代表的人類學家主張關注道德倫理與政治之間的密切互動，探討諸如是非善惡這樣的觀念如何在具體的歷史政治語境中形成，以及機構和個人是怎樣認識與踐行此類觀念的。他們將目光投向人道主義話語和實踐，發現其中涉及的慈善、同情和關愛等議題都在很大程度上無法脫離，并維系著一套既定的權力關系，加劇了不平等關系、邊緣化，甚至暴力等后果。例如，米蓮姆·特克汀（Miriam I. Ticktin）的研究《關懷的犧牲品》（Casualties of Care: 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itarianism in France, 2011）關注了法國基于人道主義關懷對非法移民出臺的管理政策和措施。由于難民身份的申請需要經過一系列官方程序，在這個過程中，對申請者的篩選和審核形成了一套有關同情、憐憫的病理化“標準”，致使感染HIV、身患癌癥以及某些性暴力的受害經歷更“有利于”博取管理人員的同情，成為了獲得合法居留身份的捷徑，但與此同時，那些不符合相應標準卻也亟需援助的申請者則被拒之門外。

米蓮姆·特克汀著《關懷的犧牲品》

錢霖亮在《愛的悖論》中也延續了這樣的研究思路。他首先敏銳地覺察到福利院作為行政機構，在分配國家資源、踐行集體養育的同時，又深深地嵌入人口治理的過程當中。就其本身的職能來說，養育照護與治理管控是并行不悖的。同時，他還注意到，福利院的運作也與其所處的時代語境息息相關。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嚴格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背景下，福利院收養的對象大部分是健康女嬰；而自2000年以來，性別差異不再顯著，病殘棄嬰的收養比例卻出現了激增。這些兒童病殘的身體狀況極大限制了他們被領養的可能性，因此，福利院在事實上越來越多地承擔著對病殘兒童的終身照料和管理。

隨著近年來國家“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推進，來自社會各界的慈善力量和志愿團體也積極涌入到眾多福利機構中，塑造著關愛的話語和行動實踐。本書的第四章就詳細討論了社會愛心人士作為兒童福利事業的積極參與者，如何通過“獻愛心”活動，介入福利院的日常運作中。這些捐贈者和志愿者從事慈善的初衷雖然無可厚非，但極少有人能在和孤殘兒童互動的過程中，用身體力行的方式打破既有的成見與污名化。在多數情況下，“獻愛心”行動都或多或少地加深了福利院兒童作為“可憐人”的刻板印象。有人通過對被遺棄兒童的父母進行道德譴責來維護自己所堅持的家庭主義觀念；也有人在對病殘的身體表達同情憐憫的同時，嘗試對他們進行“正常化改造”，企圖開發他們對社會的“有用性”；更有甚者，將福利院兒童當作凝視和獵奇的對象，打著關愛的旗號，肆無忌憚地進行市場營銷和公關。

當然，作者的分析不是在質疑愛心人士的努力，否定公益慈善的價值，而是借助人類學研究的深度參與和細致觀察，讓我們辯證地認識到類似的“獻愛心”行動可能隱含著一定的矛盾性，同時也提醒我們公共視野中的“關愛”并非完全積極或中立，甚至很可能在有意無意間鞏固了社會主流群體與所謂的“非正常人”之間的邊界，加劇了對后者的排斥和邊緣化，乃至最終使他們淪為“不被哀慟的生命”。

作為倫理主體的保育員

本書最精彩的部分是第五章對福利院保育員日常工作中情感勞動的詳細描述和討論。在作者筆下，這些保育員既非福利院官方宣傳的“無私奉獻的媽媽”，亦非冷漠無情的看護機器。她們中的年長者在市場化改革的初期，作為地方社會中的剩余勞動力進入這一高度性別化的行業，實現了從農村到城市的跨越；她們承受著長時間高強度的勞動負荷，卻只享受微薄的收入和物質生活保障；她們時常因為工作的事無巨細而發牢騷，但她們照料的孩子卻都無一例外地成為了日常交流的重心；她們拒絕外界強加給自己的“無私奉獻”形象，卻對福利院兒童傾注了遠遠超過花在自己子女身上的精力……作者對保育人員的刻畫沒有只停留在其作為社會角色的層面，而是看到她們作為復雜的倫理主體，擁有著充滿矛盾且緊跟時代變化的情感和渴望。盡管她們身處的結構性位置對自我的定位帶來了很大限制，但她們并未對外界的規范全盤接受，而是積極地通過與照護對象互動，形成情感聯結，以此重新定義自己勞動的價值。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質，永江福利院的保育員既扮演著專業的照護者角色，同時又必須調用自己作為母親的育兒經驗，與福利院兒童建立超越技術層面的親密聯結。這兩種角色定位在實踐中的邊界往往模糊不清，并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張力，影響著保育員對自我身份的認知和表述。“保育員媽媽”這一定位的內在矛盾，最典型地體現在被照顧的孩子接受領養的時刻。作者觀察到，永江福利院中資歷最深的保育員在與孩子打交道的過程中，很少通過擁抱、親吻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關愛。這樣通過減少軀體化的互動，有意克制情感交流的策略，主要是為了避免將來小孩因被領養而與保育員分離時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盡管如此，這位保育員還是在與自己感情最深的孩子分別時，出現了情緒崩潰的狀況。

當代人類學家南希·謝佩爾-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在她的民族志著作《沒有哭泣的死亡》（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 1992）中著力描述了巴西貧民窟中一群面對新生兒的夭折顯得無動于衷的母親。她們的表現看似冷酷無情，甚至缺乏“人性”，但實際上是這些無助的母親在極端貧困的境遇中，因為不得已而做出的文化反應。面對奄奄一息的嬰兒，她們無可奈何地選擇訴諸宗教的力量，將早夭的新生兒視為被上帝選中的天使，因而不愿讓自己的淚水打濕他們飛往天堂的翅膀。像這樣沒有眼淚的哀悼，反倒突顯出母親用情之深，及其默默承受的苦痛之巨大。

南希·謝佩爾-休斯著《沒有哭泣的死亡》

同樣，上述保育員在與兒童互動的過程中對情感表達的克制，不僅僅是出于一種自我保護意識，更反映了她們作為“職業照護者-母親”雙重身份的焦慮和緊張感。她們情感勞動的終點通常是小孩被領養后突如其來的訣別。當照護關系戛然而止，她們不得不面對自己曾經所扮演的“母親”角色必然遭受遺忘的現實。在反復經歷內心掙扎與矛盾后，她們時常奉勸自己和周圍的同事“該放手時就放手”，雖然心里也深知“放手”談何容易。與此同時，一些保育員在日復一日的照護實踐中，難免也會在某些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與感情，她們用類似“緣分”的話語來解釋自己的“偏愛”，也不惜打破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把偏愛的小孩帶入自己的家庭生活中。而當一段“緣分”走到盡頭時，她們不得不接受“緣分天定”的殘酷現實，轉而去挖掘與其他孩子的“緣分”。

共情的可能性

《愛的悖論》通過多方的互動、矛盾以及協商，在全面展現福利機構兒童養育、讓孤殘兒童的經歷和脆弱性變得可見的同時，也突出了情感在倫理經驗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近年來，在人文社科領域中越來越多涉及“關愛”“照護”“倫理”的研究也同樣注意到這一點，適時地補充了以往有關道德倫理的研究過于強調理性思考的傾向。這類研究共同揭示出，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數情境中，人們不是在非黑即白的是非觀念之間做選擇，而往往需要權衡各種彼此沖突甚至互不兼容的善意，并承受由此可能產生的諸如失落、內疚、悔恨等情感后果。看見這些情感在人與人、乃至人與其他物種間的關系和互動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為我們理解今天人類日趨復雜化的倫理處境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丹麥人類學家尼而斯·布班特（Nils Bubandt）和拉恩·威勒斯列夫（Rane Willerslev）在2015年發表了一篇討論“共情的陰暗面”的學術論文（“The Dark Side of Empathy: Mimesis, Deception, and the Magic of Alterit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7, no. 1 [2015]: 5-34）。文章中，他們強調了研究共情對我們理解人類的社會性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指出在許多文化語境中，人們對共情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將其視為一種美德的傾向。他們發現，無論是在西伯利亞的狩獵實踐中，還是在印度尼西亞的政治暴力中，當地人都會通過對他者進行情感和認知投射，來實現偽裝、欺詐甚至暴力等目的，由此提倡我們應該看到“共情”也具有陰暗的一面。

盡管這篇文章引發了一些激烈的辯論（Throop, C. Jason, and Dan Zahavi. “Dark and Bright Empathy: Phenomen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61, no. 3 [2020]: 283-303），但二位作者希望以辯證的視角來理解共情的努力卻值得肯定。事實上，美德與良善的觀念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斷變動的社會歷史條件中持續生成。而正如《愛的悖論》給我們展示的，研究者不僅需要敏銳的洞察力和與研究對象的深入交流，更需要積極調用自身的倫理敏感性，充分發揮民族志的想象力，才可能真切地體悟他者的社會歷史處境，并嘗試抵達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這樣的研究工作本身也構成了一種“情感勞動”，在不失批判深度的同時，讓讀者感受到了人類學研究特有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