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面的人、桌椅和身后的白墻匯入一個平面，卻與他區隔開來，仿佛中間隔著一塊幕布或玻璃。2023年5月的一天，趙峰在開會，他望向正在講話的同事，突然感覺眼前的世界從三維空間切換成二維空間。

趙峰下意識地挪動椅子，身體坐直，似乎想要抓住某種確定性。但大腦像死機了一樣。他聽得見對方的聲音，但無法識別接收的信息，短暫地喪失了對語言的記憶力和理解力。這讓他感到不安。那一刻，他發覺自己可能生病了。

與此同時，他的記憶力下降。別人跟他說話，他的反應變得遲鈍，關于痛苦和快樂的體驗好像都憑空消失。

2023年11月，趙峰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被確診為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Depersonalisation-derealisation disorder，簡稱DPRD)。

朱虹是他的主治醫師。她解釋說，DPRD是精神科的“小眾病”，目前沒有特效藥，國內三甲醫院的精神科醫生不太熟悉這個病。因此，患者在診斷和治療方面，經常會走很多彎路。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不真實感”是DPRD患者的核心癥狀。即自我對軀體，以及周邊事物和環境感到疏遠，有情感和軀體麻木的現象。但不同于幻覺的是，患者的現實檢驗能力是完整的，能夠分辨想象和現實，清楚地了解周圍發生的每一件事情。

2024年8月，發表于首都醫科大學學報的《度洛西汀治療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的探索性研究》一文中提到：最新流行病學研究顯示，DPRD 在人群中的患病率約為1%。與國內重性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癥、雙相情感障礙患者在人群中的比例相似。

安定醫院賈竑曉團隊曾對217例中國病例的臨床特征做了調研發現，DPRD患者的社會功能受到中等程度的影響，影響程度接近于廣泛性焦慮障礙、重度抑郁癥等精神疾病。但不同的是，DPRD患者具備精神自制力，這也意味著他們的痛苦常常被身邊的人所忽視，被迫獨自面對疾病的困擾。

賈竑曉是精神科主任醫師、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他從2005年開始研究人格解體障礙。在他看來，DPRD患者的痛苦源于“感而不感，知而不知”。

賈竑曉

2024年8月，賈竑曉主譯的美國認知與行為心理學家福根等人的DPRD著作《不真實的我》出版。他在譯者序中寫道：

或許你感到了異樣，卻難以訴說，因此將其埋于心底；又或許你已經踏上了尋醫問藥的旅程，卻在途中屢屢受挫。這便是人格解體障礙領域——一個尚未引起廣泛重視、缺乏研究、晦澀難懂的領域——的現狀。

賈竑曉團隊翻譯的DPRD著作《不真實的我》于2024年8月出版。

賈竑曉說，DPRD患者知道自己應該愛孩子，但他們沒法對孩子產生愛意；他知道失去母親自己很悲傷，但他感受不到悲傷。如同失去味覺的人，因無感而麻木痛苦，渴望刺激味蕾。

我是誰？ 

趙峰被確診之前，經歷了三年的低谷期。

2019年下半年，他躺在床上五天不吃不喝，體重下降了40多斤。而他的腦海里，飛快地循環上演各種不開心的經歷，令他幾次想從窗戶一躍而下。

或許是出于自救，趙峰給家里打了通電話。父母聽說他想要辭職回老家，只是勸慰他：“現在找份工作不容易。”

那一年，趙峰所在的部門空降了新領導，團隊氛圍發生改變。他自認為對工作盡心盡責，但牽頭外聯籌備的幾個項目，都受到阻力無法推進。

沒過多久，他換了新的工作。與此同時，父親查出多系統萎縮癥，目前尚無有效治療手段，后期可能因肌肉萎縮等癥狀，生活無法自理。而與趙峰關系要好的高中同學，在2020年冬天也因病去世。

趙峰經歷了一段情緒敏感期，經常沒有緣由地痛哭流涕。說不清從哪一天起，他的所有情緒都被吸走了，不再關心身邊的人和事。有人評價他“變得自我”。 

賈竑曉提到，學界認為，人格解體是人在遇到心理危機時的一種本能的、病態的自我防御方式，通過麻木和超然的鎮定應對極端壓力環境。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描述，DPRD發作時，通常伴隨著焦慮、恐慌和抑郁的癥狀。引起DPRD的因素主要包括創傷性事件，極度的壓力，疲勞，以及毒品的使用。

38歲的葛玫第一次有“解體”的感覺，是在她10歲那年。北方的冬天下了一場大雪，放學后她獨自蹬自行車回家。上坡時，她的手被嚴寒刺痛后，握不住車把。她一遍遍推車，一遍遍栽倒。棉衣濕透了。

恍惚間，葛玫對環境的感知被切斷。她不痛，不冷，也忘記自己是誰。恐懼侵襲而至，她顫抖地在雪地里大喊自己的名字，卻一時想不起自己和這個名字的關系。

從那往后，在教室里早讀、去食堂吃飯，葛玫越來越頻繁地感覺自己和周圍環境相互隔絕，頭腦恍惚，與“我是誰”、“我在哪”、“我為什么在這”三個問題糾纏不清。

9月27日，葛玫第一次到北京安定醫院就診。朱虹面診的她，現場讓她做了劍橋人格解體量表、漢密爾頓焦慮量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焦慮自評量表、抑郁自評量表等多個臨床評估量表，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最終，葛玫被確診為DPRD。

朱虹說，因為臨床癥狀是由輕到重的過程，DPRD患者從發病到診斷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患者起初可能覺得沒有情緒，對生活影響不大，但隨著病情加重，患者感覺自己站在上帝視角，喜怒哀樂都屬于別人。

葛玫是一名文字工作者。她長發披肩，戴黑框眼鏡，膚色暗沉，說話時習慣身體前傾，看起來并不放松。最近半年她出現斑禿，夜里失眠，早晨四五點才能睡著，她才到醫院就診。

她去看過皮膚科，醫生告訴她，毛囊沒問題，是心理壓力過大。在此之前，她靠每周撥打心理危機干預熱線，下載十幾個心理咨詢APP，才能勉強保持日常生活的運轉。

吃飯時，葛玫掏出手機，快速地滑動心理咨詢APP的聊天界面。近一個多月，她和十幾名心理咨詢師傾訴過當下的痛苦。每次15分鐘，費用40元左右。有時她連續聊四五個小時。

葛玫說，她從不找固定的人傾訴，急需傾訴時，就看誰在線。她內心不希望別人太了解她，也不想給別人造成負擔。

在葛玫看來，原生家庭對她的影響很大。她的父親是村里的“灰色人物”---酗酒、打架、出軌。母親則是鄉村社會里一個軟弱、容易情緒失控的婦女。

小時候，母親常把對生活的怨氣撒在葛玫和妹妹身上。DPRD似乎賦予她屏蔽環境的“能力”。母親責罵她，她就面朝墻站著，給墻上畫的小馬起名字，想象在草地上和小馬做游戲。家里沒給她買課外書，她就到處撿報紙殘片，或向鄰居借高中歷史、語文課本。沉浸在書里，她就能與現實隔絕。

但感受力的喪失，帶來的是另一種痛苦。她學習要強，渾渾噩噩的感覺令她不安。她感覺眼前霧蒙蒙的，像隔著一層磨砂玻璃，注意力難以集中。葛玫開始拿刀片劃傷自己，也曾翻過橋桿，站在邊緣地帶做危險的試探，希望痛一點、苦一點、危險一點，能刺激她的感受力。

她身體里好像有一個“嚴厲的超我”。工作以后，每到截稿期，她寫不出東西，感覺快要失控時，便跑到洗手間大哭一場，再逼迫自己投入工作。

然而，她自我控制的方式更像是自我威脅。她告訴自己，如果不這樣做，沒有人會幫助她。父母也不會帶她去大城市就醫，說不定覺得她特別丟人，把她關在屋子里，嫁給村里某個男人……

戴著面具生活了一個月后，16歲的沈斐再也無法堅持下去。

沈斐是北京一所重點高中的高一新生。9月28日，母親陪她到安定醫院做DPRD針刺治療。她的母親妝容精致，一臉愁容，雙手環抱胸前望著躺在床上的沈斐。

在這位母親的陳述里，沈斐初中有過被孤立、欺負的經歷。她曾有幾次被喊到學校，向被沈斐動手反擊的學生賠禮道歉。因此，沈斐高中住校后，假裝自己性格外向，喜歡社交，但實際上，她說社交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她“偽裝得很辛苦，因為害怕被別人欺負”。

高中開學近一個月，母親陪沈斐跑了幾趟醫院。她先后肚子疼、嗓子潰瘍、感冒發燒，最后，她主動要求到北京安定醫院。

醫生說，沈斐脈象弱，容易焦慮。第一次做針灸診療，沈斐有點害怕。她接連問醫生，“你們醫院有搶救嗎？”“脈象弱是心臟有問題嗎？”“血管有問題嗎？”

這一個月，她經常覺得身上像是電視故障之后，屏幕灰蒙蒙白花花的一片，自己和別人不在一個圖層里。

當沈斐談起學校發生的事情時，她看起來很平靜。但提到和父母之間的相處時，她突然站起來，情緒明顯失控和充滿委屈。她雙手放在母親的脖子上，質問起母親幾年前的一件瑣事。

但母親早已忘記是什么事。她坦言，自己和丈夫的教育方式比較嚴厲。她經常坐在沈斐旁邊，監督她寫作業。全家出門旅游時，也會讓女兒在路上背誦古詩。對于女兒犯過的錯誤，會反復嘮叨。

被診斷成另一種病 

很多DPRD患者都有被誤診、誤治的經歷，確診的過程是曲折的。

賈竑曉記得，2005年他在北京安定醫院確診的第一例DPRD患者，是一名22歲的女孩。女孩自幼喪失對喜怒哀樂的感知。高中畢業考入成人大學后，多次換專業，最終還是退學。她做過一段銷售工作，但越發覺得自己像“行尸走肉”。

賈竑曉坐診

在來北京安定醫院之前，她去過全國多家三甲醫院，相繼被診斷為抑郁癥、焦慮癥、雙向情感障礙、精神分裂癥。但接受治療后，痛苦并沒有得到緩解。即使到安定醫院，四個專家也分別給出了四個不同的診斷結果。

當時，賈竑曉是國內第一代精神病學家張繼志教授的學術秘書。張繼志在這例患者的診斷報告上寫下“待診”兩個字，原因是患者不具備被診斷的這些疾病的典型癥狀，或者只滿足其中某一項癥狀。

賈竑曉感到驚訝，他不相信還有需要張繼志“待診”的精神疾病。于是，他以這個患者“情感麻木”為線索收集到大量DPRD的資料。之后，他在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精神衛生研究所訪學時，和英國人格解體專家交流后，進一步確認那個患者為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因為該病嚴重時可能和去甲腎上腺素功能的抑制有關，而去甲腎上腺素影響人的情緒積極性。所以給予患者喹硫平治療后，與人的隔膜感消失，情感功能逐漸恢復。

但相當一部分DPRD患者發病后，受就醫條件限制，多年未能找出病因，一直在大海撈針地尋找同類，和接受無效治療。

李輝心里的窗戶紙，時隔15年才被捅破。他從小是留守兒童，跟隨姨媽一家在縣城生活。上初中時，與周圍環境隔閡的感覺，使他憂心忡忡，無法靜心學習。

父母回老家時，帶李輝到醫院的耳鼻喉科檢查。醫生說，他的視力、聽覺都沒有問題。有北京的專家到河北邢臺坐診，父母也帶他去檢查。專家的診斷是，可能有心理問題，比如學習壓力過大。

因此，整個學生時代，李輝都有一種悲觀的想法：自己的情況，別人幫不上忙，有生之年，我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就滿足了。

工作以后，李輝偶然在貼吧上看到有人描述的癥狀和他的情況相似，隨即加入了病友群，在群里他第一次聽說人格解體障礙。2020年，他從深圳離職，到北京工作后，才開始接受DPRD治療。

程序員楊帆小學四年級和同學打鬧時，感覺一陣眩暈，緩過來后就出現了解體癥狀。他和父母說過，但沒有得到重視。直到他高三時，癥狀加重影響了學習成績，父母才帶他去醫院，卻被誤診為神經衰弱。

楊帆覺得，DPRD耽誤了自己的人生，讓他比真正的自己反應遲鈍。“本來8個小時能做10件事情，可我只能完成三分之一。”

上大學時，他了解到DPRD沒有特效藥，一些治療其他精神疾病的藥物可能管用，但他不敢隨便吃。楊帆養成了收集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最新論文的習慣，在他電腦的隱秘處，有一個以DPRD命名的文件夾。

2017年，楊帆畢業一年多，利用換工作的間隙，他掛了南京腦科醫院喻東山的號，并帶去DPRD的全部文獻。在那里，他被確診為DPRD，卻感到如釋重負——他終于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朱虹說，隨著網絡資源的豐富，越來越多的DPRD患者是通過講述DPRD的視頻或者科普文章，才意識到自己得了什么病，“對應上癥狀，主動找來的患者，確診率也比較高。”

DPRD，為什么精神科醫生也陌生？ 

精神疾病看不見摸不著。精神科醫生的大腦類似理化檢驗的儀器，診斷依據主要靠醫生問診。

賈竑曉解釋說，精神障礙的診斷標準包括癥狀標準、嚴重程度標準、病程標準、排除標準。精神科醫生只有諳熟各類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才可能“拿錘子找到釘子。否則，即便釘子出現在眼前，醫生也看不出來。”

但精神科醫生在專業學習階段，對DPRD的了解甚少。賈竑曉以首都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專業的本科課程為例，《精神病學理論》課程理論學習和實習分別占5個學時，教師要在兩周時間里講完整本教材。而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作為精神病學領域一個很小的知識點，很少得到關注。

此外，精神科醫生的成長依靠臨床經驗的積累。大部分DPRD患者具有一定的自控力，對社會或他人造成危害的可能性較低。因此，據賈竑曉觀察，DPRD患者很少有住院的病例，精神科的規培生很難在臨床實習階段遇到這類病人。

賈竑曉帶領的團隊是目前國內僅有的專門診療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的團隊，也是國際上三個主要研究團隊之一。

賈竑曉團隊

朱虹是賈竑曉培養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北京安定醫院的患者來自全國各地，但朱虹每月接診的DPRD患者不超過10人。地方三甲醫院的精神科醫生接觸到DPRD患者的機會更少。

而在描述其他精神疾病時，朱虹發現，患者主觀表述里通常涵蓋抑郁、焦慮、幻聽、妄想等詞語，便于醫生找準病因。但DPRD患者第一次來就診，很少能用“不真實”來描述病癥，他們更常表述成“出現幻覺”、“視覺模糊”。醫生不了解這個病，患者的描述又不準確。因此，DPRD很容易被誤診。

賈竑曉分析說，DPRD患者的“情感麻木”可能被對應成精神分裂癥的“情感平淡”，但區別是，精神分裂癥患者感受不到痛苦。DPRD患者因為周圍環境、情感的不真實而愉悅感下降，焦躁不安，醫生以為是抑郁癥、焦慮癥所致。

精神科醫生都無法準確診斷的病，在DPRD患者家屬眼里，更像是無病呻吟。

朱虹印象里，有中年男性患者形容，自己最大的痛苦是家人的不理解，導致家庭關系緊張。

一名孩子不滿周歲的爸爸告訴朱虹，他和妻子吵架主要是因為孩子。當孩子哭得很厲害時，他站在旁邊無動于衷，也無法給愛人提供情緒價值。“但他心里明白，這是他的第一個孩子，應該把孩子視若珍寶，可是他沒有這些情緒。” 朱虹解釋道。

還有DPRD患者家屬問醫生：“他是不是裝的？”、“是不是沒睡醒？”外人眼里，看不出DPRD患者的異常，但DPRD患者知道，自己和過去不一樣了。他們能理解身邊發生的事情，但情感好像被凍住了，行動上無力做出回應。

尋找解藥 

9月28日晚上，我和楊帆約在北京安定醫院見面。他看到醫生鄭思思，很自然坐了過去，詢問醫生“課題最近有什么進展？”、“現在有新療法嗎？”

楊帆已經有半年多沒有去過醫院。2017年，喻東山醫生給他開了兩種具有抗焦慮、鎮靜催眠作用的藥物。后來回到北京，藥房買不到，他又到北京安定醫院治療。

他描述自己現在的狀態，類似眼睛近視從500度下降到450度，看東西更清楚了，但不真實感并未完全消退。

為了治療，楊帆在安定醫院附近住了三年。他加入過鄭思思在博士期間的課題——針刺治療，即研究者認為DPRD患者可能存在某些神經環路功能異常，可以通過針刺治療調控神經環路。

他還嘗試過經顱直流電刺激療法，帶上“發箍”，電流被（無創）施加到患者頭部，頭皮隱約能感受到刺痛，最終刺激目標腦區，但療效并不顯著。

賈竑曉解釋說，目前，沒有任何藥物療法可以明確治愈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該病的真正病因尚不明確，還沒有找到藥理學靶點。許多藥物療法更多是緩解分離性癥狀帶來的不適感。

每次開處方前，賈竑曉都會告訴DPRD患者，目前藥物療法，有效果的概率是30%到40%，如果能接受（這個結果），再治療；如果沒有效果，也不要埋怨醫生。 

北京安定醫院對抗抑郁癥藥物度洛西汀做過專門研究。論文《度洛西汀治療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的探索性研究》收集了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就診于該院度洛西汀治療DPRD的患者資料，研究共納入51名患者，其中64.7%的患者治療有效，情感麻木癥狀得到改善。

今年年初，賈竑曉已畢業的博士鄭思思醫師在做的DPRD針刺治療課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正在招募符合條件的受試者接受為期12周的針灸治療，從中醫調神、調肝的角度探索療法。

賈竑曉說，難點在于針刺治療需要患者每周做三到五次，一個療程要兩個月左右，但外地患者堅持不了。“如果做上三次沒有效果，可能就不來了。” 

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患者隨訪招募——針刺治療

據朱虹觀察，DPRD高發期在青春期到成年早期，這也是大腦發育的高速階段。此外，為了尋找病因和治療的手段，賈竑曉團隊使用科研經費給DPRD患者做功能性核磁共振，尋找患者腦區功能的異常區域。

“你有沒有覺得環境不真實？”或者“你有沒有覺得自我不真實？”賈竑曉希望，陷于人格解體障礙痛苦的人能及時就醫。

隨著國家對心理健康知識的普及，和對精神疾病的重視，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恥感減弱。賈竑曉時而會遇到中小學生自己跑到醫院說，叔叔我抑郁了，我焦慮了，你幫幫我。另外，被家屬帶來的患者也不再像十幾年前一樣多是重癥。

賈竑曉團隊翻譯的《別與世界失聯：人格解體自助障礙手冊》也將于年內出版

但偏見依舊存在。葛玫小心翼翼地扮演自己的社會角色，不敢讓同事知道自己得病的事情。楊帆悄悄把大學時用來溝通DPRD問題的貼吧賬號注銷了，怕在熟人面前暴露自己。朱虹每次給患者開就診證明時，都會善意地問一句，“我們醫院開的假條可以嗎？”

除了尚未成年的沈斐外，其他受訪對象成年之后，都未曾在親人面前提起過自己的病。“父母以為我好了，就算我告訴他們，他們也幫不上忙。”楊帆說。

面對父母催婚，李輝和楊帆都一直沒有談戀愛。在他們眼里，現在的自己是不真實的，“如果沒有人格解體障礙，我會不會不是現在的我？和別人接觸是另外的樣子？”想到這里，李輝感到難過。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趙峰、葛玫、沈斐、李輝、楊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