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爾尼卡小而緊湊，像個妙齡女子，成了德國飛機的刺激物。

                    ——喬治·斯蒂爾

一、禿鷹眼里的格爾尼卡

1937年4月26日，星期一，上午，德國禿鷹軍團參謀長沃爾夫拉姆·馮·里希特霍芬中校在作戰日記中寫道：“早晨六點與（西班牙）國民軍同事胡安·比貢電話商定，由第88飛行中隊前往格爾尼卡和馬基納十字路口西邊的兩個村莊，以阻止赤色分子撤退。如果我們要給敵人的人員和物資以沉重打擊，就必須摧毀格爾尼卡。”

一個巴斯克小鎮的命運由此注定，格爾尼卡將因被摧毀而暴得大名。

像許多人畜無害的小地方一樣，如果不是觸霉頭經歷一些糟糕的事情，“格爾尼卡”會是世界上99%的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名字。沒人會知道，比斯開灣西班牙一側有一條烏爾迪拜河注入，河口往內陸去不遠有一個青翠的山谷，山谷里有一個7000人口的小鎮。關于巴斯克地區，人們更熟悉的是格爾尼卡西南30公里的畢爾巴鄂。那是西班牙北部第一大港，比斯開省的省會，著名的鐵礦石之都——畢爾巴鄂鑄造的利劍是莎翁喜劇《溫莎的風流娘兒們》的重要道具。

小有小的好處，有一種不聞世事的悠然自洽。從1366年建鎮以來，格爾尼卡沒受到過兵鋒戰火的侵襲。歐洲最古老的居民兼最虔誠的天主教徒，將安享的歲月靜好歸因于主的恩賜。但主有分心的時候，“只對天主與歷史負責”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將軍決心趁天主不留神，改變一下歷史的節奏。他發動了叛亂，西班牙內戰爆發。于是，格爾尼卡被推到了一個她無力承擔自己命運的位置。

截至1937年4月初，內戰的形勢是這樣的：國民軍切斷了巴斯克地區與西班牙共和國的聯絡，包括畢爾巴鄂、格爾尼卡在內的一小撮領土成了孤懸于比斯開灣畔的自由綠洲，最近的戰線位于格爾尼卡以東24公里。然而，埃米利奧·莫拉將軍麾下的國民軍在地面推進中難言順利，多山的地勢不利于部隊展開。況且，巴斯克地區也不像馬德里，有“第五縱隊”作為將軍的內應。所以，需要一些歷史增量來確保小鎮的災難如期上演。

外援是現成的，里希特霍芬中校率領的禿鷹軍團早就進抵巴斯克前線。其中，轟炸機部署在距格爾尼卡180公里的布爾戈斯，戰斗機則部署在距格爾尼卡50公里的維多利亞。題外話，莫拉將軍40天后將因飛機失事殞命于維多利亞。不扯那么遠，還是說里希特霍芬，他才是格爾尼卡成名故事的第一推動力。作為第三帝國的軍人，里希特霍芬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多血質的拉丁同僚。無論是國民軍里的西班牙步兵，還是禿鷹軍團里的意大利機組，都跟心思縝密的里希特霍芬對不齊顆粒度，他的口頭禪是“難道這就是我們的盟友”。里希特霍芬有足夠的底氣去挑剔他人，在二度入伍輔佐胡戈·施佩勒重整德國空軍前，他已經獲得了柏林工業大學的博士學位。當然，他更深厚的背景源自他的家族。里希特霍芬，一個在近代德國軍史上讓人脫帽致敬的姓氏。站在家族榮耀之巔的，是里希特霍芬的堂兄、一戰德國空軍王牌中的王牌、綽號“紅男爵”的曼弗雷德·馮·里希特霍芬。“紅男爵”創造了一戰的空中獵殺紀錄：80架。

比之“紅男爵”，里希特霍芬在一戰中的個人纏斗戰績乏善可陳，8架，僅及空中英雄的十分之一。他的才華更多體現在戰術層面，即掌握制空權并利用空中優勢對敵人戰線進行縱深打擊，以擾亂對手軍心民心，瓦解對手抵抗意志。里希特霍芬是用飛機引擎的轟鳴聲制造恐慌的大師，依他自己的話說，“在戰役取勝的因素中，士氣比武器更重要。反復不斷的集中空襲，對敵人的士氣影響最大。”此等才華要待二戰全面爆發方能充分施展，西班牙內戰算得上是絕佳的演兵場。沒錯，西班牙內戰普遍被視作二戰的序曲和前奏。意識形態的站隊已經完成，許多二戰的武器、裝備和戰術也進行了測試。

里希特霍芬怎么會瞄上格爾尼卡？《泰晤士報》南非裔記者喬治·斯蒂爾事后給出了解釋：“格爾尼卡小而緊湊，像個妙齡女子，成了德國飛機的刺激物。”不過，侵犯格爾尼卡是一個逐步摸索的過程。在轟炸格爾尼卡之前，禿鷹軍團先后拿杜蘭戈和埃瓦爾練手，兩個小鎮都在格爾尼卡附近，都是萬把人的體量。軍工小鎮埃瓦爾是4月25日挨的炸，比格爾尼卡早一天。對埃瓦爾的轟炸，禿鷹軍團首次使用了燃燒彈，鎮上一座輕武器配件倉庫被毀。

埃瓦爾的遭遇給格爾尼卡提了個醒。4月25日履新的格爾尼卡鎮長弗朗西斯科·拉茲卡諾，頒布了任上的第一道行政命令，緊急取消了次日的小鎮集市和地區手球聯賽，并封鎖了通往該鎮的主要道路。大難臨頭的小鎮，在災難前一天迎來了喪門星體質的行政長官。玄學大師該琢磨一下兩者的因果關系。好在巴斯克人除了天主啥都不信，包括拉茲卡諾頒布的命令。4月26日早晨，差不多是里希特霍芬與胡安·比貢電話商議搞點事的時辰，十里八鄉的趕集人同往常一樣匯向了洛斯弗埃羅斯廣場。他們趕著牛車，走古老的小道，繞過了鎮政府布卡的路口。很快，集市上就聚起了跟小鎮常住人口數幾乎相同的客流。小販擺開了售賣蔬果的攤位，牛馬啃食著樹根四周的草皮，公園里的咖啡桌已經支了起來，廣場一旁的飯館內人們在抓緊時間墊吧幾口……嗯，真是滿屏的煙火氣，很適合轟炸機做出些業績。

格爾尼卡聊勝于無的防空火力，也給足了禿鷹軍團機會。小鎮滿打滿算三門小口徑高射炮，每門炮配備的炮彈均不到一個基數。孱弱的防空網要照護的軍事目標包括：一座火車站、一座運河上的橋梁、一座位于鎮東工業區的兵工廠、設在圣克拉拉修道院的野戰醫院和1200名從前線撤下來休整的巴斯克民兵。問題是里希特霍芬的志向并不在或并不僅在此，他更感興趣的恐怕是熙熙攘攘的集市，對平民下手才是他的初衷。這基于一種看似荒誕不經實則在情在理的考慮，即通過對非軍事目標的無差別轟炸，讓平民百姓對還在堅持抵抗的軍事人員產生怨恨。縝密的思路背后是豪橫的人道主義訴求：堅持抵抗也許會換來和平，而放棄抵抗肯定能換來和平，都是為了和平，何苦還要白白賠掉無辜的生命？畢竟，生命比自由寶貴嘛。

OK，大綱已經敲定，剩下的就是按劇本演了。

4月26日下午4點左右，一架道尼爾17轟炸機從布爾戈斯方向飛來。這架飛機機身細長，瘦得勝似思想的鋒芒。它有個更貼切的綽號，叫“飛行鉛筆”。“飛行鉛筆”掠過小鎮火車站上空，隨手丟下六枚炸彈，命中火車站附近的一座礦業研究所和幾處民宅。防空警報大作，人群亂作一團、四散奔逃，鉆進了匆忙修筑的防空洞，進不了防空洞的則擠進了火車站、教堂和沿街商鋪。可制造了混亂的“飛行鉛筆”顯然無心戀戰，丟完炸彈便如一位散步的哲人，徑直飛往比斯開灣。20分鐘后，“飛行鉛筆”離去的方向又飛來了三架薩沃亞-馬爾凱蒂79轟炸機。機組是讓里希特霍芬皺眉頭的意大利人，自由散漫加疏于戰訓的屬性被他們展現得淋漓盡致。三架轟炸機攜帶的36枚炸彈被他們一口氣全部扔光，目標是運河上的橋梁。結果橋梁安然無恙，運河水面如鏡，幾所農舍遭了殃，轟炸機愉快地返航。對于意大利軍人來說，能例行公事已經算是敬業了。第三、第四和第五波次的空襲，大約每隔半小時來一次，都是三三兩兩，都是漫不經心、敷衍了事的姿態，讓地面上的人們懷疑，禿鷹軍團今天只是撩撥一下小鎮。

樂觀是一種未經吊打的單純，忘了里希特霍芬作戰日記是怎么寫的？中校的目標是摧毀格爾尼卡，必須的。上硬菜的時間是晚上六點半，西班牙人下午茶的當口，三個中隊的容克52轟炸機蒞臨格爾尼卡。這是德國派往西班牙的載彈量最大的轟炸機型，有兩個彈艙，能裝近兩噸炸彈。梅塞施密特BF109戰斗機和菲亞特CR32戰斗機，從維多利亞趕來為轟炸機提供護航，一個由59架飛機組成的龐大機群俯瞰著格爾尼卡，小而緊湊的格爾尼卡。這一回，禿鷹軍團下了重手。容克52轟炸機三架一排，正面攻擊寬度150米，像翻地犁般對小鎮進行作業。飛機彈艙傾瀉而下的鎂鋁燃燒彈爆炸后，如同在小鎮鋪開了一塊塊燃燒的地毯。地毯很快連成一片，蔚為大觀。后來人們逐步了解，上述作業方式叫“地毯式轟炸”。凡事都有個熟悉的過程，禿鷹軍團轟炸格爾尼卡就是起點，開了先河。更深遠的意義在于，轟炸格爾尼卡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針對平民的大轟炸。大轟炸中，還有一些點睛的細節。原本為轟炸機護航的戰斗機發現，小鎮的防空火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計。那三門口徑小得可憐的高射炮，讓“護航”一詞顯得做作而浮夸。戰斗機遂脫離機群，追逐、掃射從廣場上倉皇撤離的人群和牲口。尤其是梅塞施密特BF109戰斗機，因其杰出的機動性，做出的俯沖和拉升動作絲滑流暢，機槍在地上劃出一道道帶有弧度的彈痕，彈痕上的人和牛羊猛然剎車，撲倒在地。嘖嘖，真是很解壓的游戲。

游戲一直持續到晚上七點半，走出地窖和掩體的幸存者記得，那一刻圣瑪麗亞教堂的警鐘停止了鳴響。漫天煙塵中，曾經的格爾尼卡不復存在。目力所及，圣瑪麗亞教堂是鎮上唯一幸存的教堂。在前后三個多小時的轟炸中，禿鷹軍團共投下了250公斤的炸彈39枚、50公斤的炸彈260枚、1公斤的炸彈5472枚。小鎮共有721棟房屋被徹底摧毀，占建筑物總量的71%，此外有7%的房屋嚴重受損，22%的房屋輕微受損。至于人員傷亡，巴斯克自治政府公布了數據：1654人死亡，889人受傷。那些白天還在集市上討價還價、喝酒吃肉、談空說有的冤種們，他們的世界熄滅于1937年4月26日的晚上。

遭到轟炸后，小鎮格爾尼卡成一片廢墟

四天后，里希特霍芬由陸路進入格爾尼卡，大屠殺的始作俑者視察了案發現場。冷酷和理性的盡頭是詩意，在殘垣斷壁面前，他莫名感嘆了一句：“神圣的橡樹倒還在。”橡樹是巴斯克民族自由的圖騰，而巴斯克文化的搖籃——格爾尼卡已被摧毀。善意理解，他是通過殺人來警示人們要珍惜生命。好比說有人砍伐樹木，制造紙漿，印刷報紙，來教育人們要愛護森林。邏輯嚴絲合縫，完美的閉環，像一只精工打造的手鐲。

二、寫下來的格爾尼卡

《泰晤士報》記者喬治·斯蒂爾得知格爾尼卡被空襲，是4月26日晚上9點半，西班牙人的晚餐時間。他恰好也在吃晚飯，在租住的畢爾巴鄂托龍特吉酒店餐廳。跟斯蒂爾一起用餐的是兩位同行，路透社記者克里斯托弗·霍爾姆和《每日快報》記者諾埃爾·蒙克斯，他們都是英倫媒體派駐西班牙的戰地記者。蒙克斯正繪聲繪色地講述著下午的驚魂一幕，他在去馬基納的路上遭遇德國飛機掃射，險些丟了性命。第二道菜罐頭牛肉還沒上，一位畢爾巴鄂的稅務官員氣喘吁吁闖進了餐廳。他歇斯底里地哭叫著：“格爾尼卡完了！”記者朋友們立即放下刀叉，匆匆搭上一輛巴斯克自治政府的汽車，直奔格爾尼卡。

一路之上，斯蒂爾已經感覺到了事態的嚴重。迎面駛來的都是運送傷員的救護車，導致畢爾巴鄂至格爾尼卡的公路擁堵不堪。救護車上的人，最后將被納入自治政府公布的數據，“受傷的889人”或“死亡的1654人”。汽車離格爾尼卡還有15公里，就能看到云層反射的熊熊火焰。

斯蒂爾來過格爾尼卡多次，但這一次小鎮讓他覺得陌生，一種因過度炙烤而呈現的末日氣象。大多數的建筑物在轟炸中坍塌，鎂鋁燃燒彈引發的大火還在持續燃燒。可笑的是，正是燃燒的建筑勾勒了小鎮舊日的輪廓。在面目全非的警察局門前，記者們認出一位老熟人，自治政府內政部長蒙松在給消防隊分配任務。問題是堆滿瓦礫的街面，令救火車寸步難行。約瑟芬醫院和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建筑成了一堆堆發著光的灰燼，住在約瑟芬醫院的42名病人全部死亡。鄰近老巴斯克議會大樓的一處防空洞整體坍塌，50位躲避空襲的居民全部埋在下面。巴斯克民兵正在搬運清理著燒焦的殘骸，眼里噙滿了淚水。街邊的床墊上躺著受傷或者已經死去的人，婦女和兒童在一旁抽泣，露出驚恐萬狀的表情。斯蒂爾在個人回憶錄里有一句生動的形容，那表情“猶如面見了撒旦”。整個“撒旦之夜”，斯蒂爾穿梭在一片叫“格爾尼卡”的火場中。

次日凌晨，火勢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濃煙仍嗆得令人窒息，一縷慘淡的陽光照進廢墟。斯蒂爾擠在一輛救護車上趕回畢爾巴鄂，參加巴斯克自治政府主席何塞·安東尼奧·阿吉雷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下午，斯蒂爾將新聞稿發回倫敦。《泰晤士報》為自己的戰地記者預留了版面和編校人員，稿件于4月28日見報。

刊發斯蒂爾報道的《泰晤士報》版面

斯蒂爾的報道，標題為《格爾尼卡的悲劇：被空襲摧毀的小鎮》（以下簡稱《格爾尼卡的悲劇》）。這篇文章捅破了天，無論影響力還是傳播力，都遠超斯蒂爾在西班牙內戰中所寫的其他文章，也遠超他在第二次意埃戰爭中所寫的文章。因為禿鷹軍團的轟炸，一位戰地記者迎來了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里希特霍芬是斯蒂爾的貴人。因為斯蒂爾的報道，格爾尼卡寂寂無名的日子宣告終結，小鎮走出了巴斯克地區，也走出了西班牙。

《格爾尼卡的悲劇》篇幅并不長，不到1300個單詞，分三個小標題：教堂的警鐘、死亡的節奏和巴斯克人的呼聲。一如《泰晤士報》在版面上所提示的，報道來自目擊者的陳述，是斯蒂爾在一個被空襲摧毀的小鎮的所見所聞。在用打字機碼下第一單詞“格爾尼卡”時，他已能估摸出自己文章的重量，這是一份對世界的告知書：“就執行的方式和所造成的破壞而言，對格爾尼卡的轟炸在軍事史上是無與倫比的。格爾尼卡并不是一個軍事目標，在戰線后方。轟炸中，鎮東頭的阿斯特拉兵工廠和離鎮子很遠的兩個巴斯克民兵兵營都完好無損。轟炸的目標，似乎就是為了讓平民的士氣低落和巴斯克文化的搖籃毀滅。每一個事實都在支撐著上述判斷，事情從頭至尾都是如此。”

稍具常識的人，不難從斯蒂爾的文字里讀出本次轟炸的性質，不是軍事行動，是對平民的屠殺。定義再精確一些，是狩獵。狩獵過程，且看斯蒂爾的描述：“整個小鎮7000名常住居民和3000名難民，被慢慢地、有系統地打成了碎片。襲擊者使用的戰術，可能會引起軍事專業人員的濃厚興趣。在方圓八公里范圍內，他們的轟炸機先是向建筑物和掩體投擲重型炸彈和燃燒彈，把里面的人逼出來。接著，戰斗機對逃出來的人們進行‘點名’。小鎮周邊所有的村莊都遭到了與小鎮同樣強度的轟炸，在通向格爾尼卡的穆吉卡，人們被機槍持續掃射了15分鐘，曠野上橫七豎八趴著被射殺的平民。由于巴斯克人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應付飛機，他們所能采取的唯一的防空措施，就是在神父的帶領下跪地祈禱。在搖搖欲墜的防空洞內，不論是無政府主義者還是共產主義者，此時此刻都成天主忠實的信徒。”

其實，臨時對天主念叨幾句收效甚微，起碼不會使施暴者心生憐憫。受傷的巴斯克人，亟須對外傳遞一些更現實也更權威的聲音。作為記者，斯蒂爾深諳此理。在報道的最后一部分，他援引了巴斯克自治政府主席阿吉雷的聲明。巴斯克人有權對自己遭遇的一切表達憤怒——

為叛軍服務的德國空軍轟炸了格爾尼卡，摧毀了這個被所有巴斯克人尊崇的歷史城鎮，他們試圖傷害我們最敏感的愛國情感。我們幾個世紀以來所捍衛的自由和民主，不容侵犯。在暴行面前，我們所有巴斯克人必須作出反應，以暴制暴。如果情況需要，我們的人民會以前所未有的頑強和英雄主義作答。如果我們鼓起勇氣，以力量和決心迎戰侵略者，我們就永遠不可能被擊敗。對此，我堅信不疑。

好的新聞，是那種可以成為歷史的新聞。毫無疑問，斯蒂爾的報道是一篇好新聞，他的文字已然成為歷史定論。更難能可貴的是，斯蒂爾的報道顛覆了傳播學的一般規律，這個令人沮喪的規律是“在真相穿上褲子之前，謊言已經跑了半個世界”。悲劇發生三天后，莫拉的國民軍部隊占領了小鎮。一場具有佛朗哥特色的輿論造假隨之進行，將軍豢養的記者們搜腸刮肚炮制了平行世界的另一則消息：是火災，由赤色分子縱火所致。殊不知，《格爾尼卡的悲劇》早就擺上了歐美各大城市的報攤。撒謊者因不明真相而自認為遙遙領先，世界卻看清了誰光著屁股。呵呵，有人不但作弊還抄錯了答案。

三、畫出來的格爾尼卡

1937年4月29日，國民軍占領格爾尼卡的同一天，法國《人道報》轉載了斯蒂爾的《格爾尼卡的悲劇》。巴勃羅·畢加索看到了這篇報道——就在格爾尼卡等待一位藝術家將她所蒙受的苦難轉化為一幅杰作的時候，他看到了報道。格爾尼卡的命運，從文字信息到視覺描繪，有了某種怪異的呼應。記者那句“夜晚，農舍在山間燃燒，像是一支支小蠟燭”，讓畫家徹底破了防，好有畫面感的文字。文字營造的畫面，為共和國總統曼努埃爾·阿薩尼亞的名言作了注腳。總統先生說過，政治是一門藝術，人民是它的調色板。

該畫家用調色板干些什么了。事實上，在更早的時候畫家就被布置了任務。1937年1月初，一個共和政府的文化代表團拜訪了旅居巴黎的畢加索，團員包括畢加索的老朋友、巴塞羅那建筑師何塞·路易斯·塞特，共和政府美術總監、蒙太奇攝影師喬塞普·雷納，共和政府外宣負責人胡安·拉雷亞等。代表團請求畢加索為巴黎世博會的西班牙館創作一幅重量級作品，以表達佛朗哥叛亂對民主政體的威脅以及人民對國民軍的厭惡。畢加索未置可否，他有些糾結。畫家骨子里非常排斥命題作文，他過去的作品也很少涉足政治。

與此同時，西班牙內戰中傳來的消息卻在不斷搖晃著畫家的創作原則。先是畢加索掛名館長的普拉多美術館遭炮擊，戈雅的兩幅最杰出作品——《1808年5月2日的起義》和《1808年5月3日的槍殺》在轉運途中被損毀；接著畢加索的故鄉馬拉加被叛軍占領，魂牽夢縈的童年街區被夷為平地；再往后，是更多的轟炸、燃燒、廢墟和殘骸……畫室的門真能擋住戰爭的烽火嗎？畫家內心的拉鋸逐步分出了勝負，他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佛朗哥所代表的政治勢力不僅是自由的敵人，也是詩人的殺手、藝術的屠夫，他們是一切人類文明的強拆隊。

禿鷹軍團作為最先進也是最暴虐的強拆工具，會讓人的內心瞬間被攥緊。很多年后，垂垂暮年的畫家對一位相熟的記者談及空襲給人造成的恐懼：“死亡隨時會從天堂降臨到這么多匆匆忙忙生活著的人身上。”里希特霍芬制空權理論想要達成的實戰效果，畢加索替他說清楚了。對施暴者進一步的詰難，畫家沒有訴諸語言，他用畫筆提問：你們怎么忍心對格爾尼卡下手？她可是一個不設防的、妙齡女子般的小地方！

畢加索動工的時間是1937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如此有儀式感的日子，可以用蒙太奇來呈現：一百多萬人的游行隊伍走在從巴黎廣場到巴士底獄的路上，大街小巷被擠得水泄不通；頭一年9月因拍攝《倒下的士兵》而聲名鵲起的羅伯特·卡帕，正用他的相機在嘈雜的人群中搜索目標，他受《晚報》委托來拍攝勞動節的游行活動；卡帕鏡頭鎖定的是一位戴著墨鏡的大胡子老人，老人的肩頭坐著一個三四歲的男孩，男孩頭戴貝雷帽，學著周邊的人握拳做出團結的手勢。卡帕的這幅照片將于次日刊發在《晚報》的版面上，成為永恒。巴黎的報攤上卻沒有任何一份當天的報紙，這是法國歷史上第一次報業停擺。圍繞格爾尼卡大轟炸，共和派和國民軍針鋒相對展開的輿論戰突然偃旗息鼓，真相和謊言都在勞動節閉上了嘴。

勞動節的奧古斯丁大街，畢加索斜刺著從游行隊伍里穿行而過，還是標志性的海魂衫和背帶褲。我們的男主人公走進了街對面排屋的7號，從旋轉樓梯登上頂樓，是一間名叫“谷倉”的閣樓。閣樓門口貼著一張主人手書的紙條：訪客止步。這間閣樓是畢加索新近使用的畫室，即將孕育一幅曠世作品的子宮。此處說起來是有些來歷的，1831年，巴爾扎克曾以奧古斯丁大街7號為背景創作了短篇小說《不為人知的杰作》。小說主角、落魄畫師尼古拉·普桑像極了年輕時的畢加索。為此，畢加索還為再版的小說配過插圖。閣樓在成為畢加索畫室前，是巴黎世博會西班牙館的儲藏室。年初，共和政府文化代表團拜訪畢加索后不久，共和政府外宣負責人胡安·拉雷亞將閣樓鑰匙交給了畫家。

根據拉雷亞本人的說法，他才是最早把格爾尼卡的消息捅給畢加索的人。4月27日，格爾尼卡遭轟炸次日，拉雷亞從朋友那兒聽聞此事，他立刻打的趕到了花神咖啡館。花神咖啡館開在奧古斯丁大街7號的輔樓，是畢加索最愛消磨時間的地方。拉雷亞面見畢加索時的火急火燎，跟那位畢爾巴鄂稅務官員闖進斯蒂爾吃飯餐廳的樣子有一拼。更絕的是，兩人的開場白也完全一致：“格爾尼卡完了！”畫家讓拉雷亞具體說說格爾尼卡的情況，拉雷亞打了個庸俗的比方：像一頭公牛在瓷器店里狂奔。

上述說法未經核實，可有一點得到了畢加索本人的確認，是拉雷亞為他的作品擬定了標題：就畫格爾尼卡，就叫《格爾尼卡》。

勞動節當日，畢加索用鉛筆在一張藍色速寫紙上畫出了《格爾尼卡》的第一幅草圖。從5月1日至6月4日，他總共畫了近60幅草圖，有整體的、框架性的，也有局部的、分鏡頭式的。草圖都標注了序號和日期，朵拉·馬爾用照相機記錄了畢加索創作的過程。在過去一兩年里，畫家的私生活比調色板還要豐富，比毛線團還要混亂。與《亞威農少女》同齡的左翼小可愛朵拉·馬爾，則從亂作一團的毛線里脫穎而出，成為他創作《格爾尼卡》時的情婦。小可愛拍攝的一系列照片出了集子，叫《<格爾尼卡>演變的報告》。這讓畢加索在閣樓畫室里的勞作，有了真人秀的意味。比較有趣，閣樓畫室門口貼著“訪客止步”，不過《格爾尼卡》的創作過程卻對世人公開。

編號的草圖和馬爾拍攝的照片，跟蹤了《格爾尼卡》的每一個進展，從捏在手里的藍色速寫紙到掛在閣樓橫梁下面長7.76米、高3.49米的畫布。如果將所有草圖排成一部幻燈片，人們會發現，最初幾幅草圖上的元素都能在最終的成品上找到影子，譬如痛苦嘶鳴的馬和無動于衷的公牛，死去的嬰兒和仰天嚎哭的母親，倒下的戰士和他斷臂握著的匕首，以及從窗口探身而出的持燈女人。

畢加索像孩子一樣審視并放任著自己筆下生靈的命運，帶著幾分天真和無辜。畫面隱隱發出一聲聲嘆息，需要用眼睛去聆聽。畫畫的孩子又似在玩一場拼圖游戲，將局部草圖上的元素顛來倒去，添加、刪減、修改和調適，安排進一種貌似凌亂實則嚴整統一的秩序。奠定畫面秩序感的，是第一幅草圖即確立的畫面中央金字塔式的結構。金字塔的靈感，源于戈雅的《戰爭的蹂躪》和達·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格爾尼卡》里幾乎每一個局部處理，都可以在或知名或無名的前世作品中找到原型。在歷時五周的創作中，畢加索奢侈地調用了人類視覺的諸多精華。

《格爾尼卡》

6月初的某一天，畢加索帶著他的畫來到了世博會西班牙館。他先在水泥地上攤開了畫，接著放上了繃畫布的框架，然后將畫貼在了展廳的墻上。畢加索的老朋友何塞·路易斯·塞特回憶說，他的神情猶如一位腳夫到集市上卸下了自己運送的山貨。《格爾尼卡》完工了，格爾尼卡開始了與世界的對話。

《格爾尼卡》，是藝術創作中象征手法運用的教科書。它誕生于西班牙內戰，又超越了內戰。在二戰尚未全面爆發的時候，便預示了二戰乃至一切戰爭的結局。在《格爾尼卡》的畫面上，你看不到格爾尼卡一絲一毫具象的東西，卻看到了一片苦難與死亡的海洋。單純的黑、白、灰三色，將恐怖與悲傷的氣氛拉滿。畫面上所有形象都顯得夸張、扭曲和變形，頂端的那盞燈，與其說照亮了什么，不如說是昭示了人的獸性被激活所釀成的破壞力，這是永不可赦的罪與罰。畢加索借著自己的畫筆，為全人類的命運唱了一曲哀歌，也為囚禁于命運的人類表達了一種訴求，那是對和平的呼喚。《格爾尼卡》是抗議地球上所有戰爭的永恒紀念碑。一段杜撰的對話，卻頗為真實地反映了畢加索對格爾尼卡大轟炸的立場——

世博會期間，一位德國駐法武官到西班牙館參觀。他打量著《格爾尼卡》，問一旁的畢加索：“這是你的杰作？”畢加索答道：“不不不，這是你們的杰作。”

兩件杰作都叫“格爾尼卡”，兩件杰作的創造者從未妥協。終其一生，畢加索都沒允許《格爾尼卡》在西班牙展出，因為他至死都沒看到民主重歸西班牙。好在，佛朗哥至死也沒看到《格爾尼卡》重歸西班牙，因為他的在場就意味著民主的缺席。解套的時間是1981年9月9日，《格爾尼卡》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從墻上取下，踏上回鄉之旅。此時，畢加索已經去世8年，佛朗哥已經去世6年，而距格爾尼卡的毀滅和《格爾尼卡》的誕生已經過去44年。

參考書目：

1、《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01：從戰爭到戰爭》，溫斯頓·丘吉爾著，方唐譯，青島出版社2015年4月版

2、《西班牙內戰：革命與反革命》，[英]伯內特·博洛滕著，戴大洪譯，新星出版社2019年9月版

3、《畢加索傳》，[英]約翰·理查德森著，陽露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版

4、《畢加索與<格爾尼卡>》，程陽陽著，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6月版

5、《格爾尼卡：畢加索的憤怒與人類戰爭反思》，[英]詹姆斯·艾德禮著，吳亞敏譯，北京燕山出版社2020年5月版

6、《地獄與良伴：西班牙內戰及其造就的世界》，[美]理查德·羅茲著，李陽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