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原副館長段月萍今年91歲。她兒時跟著父母逃難，親眼看到了戰爭給中國百姓帶來的深重苦難。新中國成立后，她先在南京市委宣傳部參加工作，后考取南京大學歷史系。1983年，50歲的段月萍正式開始從事“大屠殺”相關研究工作：大規模搜集資料；全程參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建立；做大屠殺幸存者調查，找到了李秀英、夏淑琴等幸存者。南京學者稱段月萍是一部“活字典”，做出了很多開拓性的貢獻。此外，29年前張純如赴南京采訪時，段月萍全程陪同，給予她很大幫助。

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對段月萍進行了口述歷史訪談，談及她的人生經歷、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建立過程以及對張純如的回憶。以下是她的口述實錄。

段月萍近照  澎湃新聞記者鐘源 拍攝

一

我是蕪湖人，1933年出生。沒淪陷前，父親在蕪湖的教會中學教書，教語文、歷史。1937年我就跟著父母逃難了。那時候太小沒有印象，只聽父母親講，我們從蕪湖坐船，途經江西到湖南，在湖南沅陵安定下來。

開始我們住在難民區，后來搬到居民家里住。那時候我五六歲，日本飛機轟炸沅陵，那就慘了。轟炸不管白天黑夜，經常睡得迷迷糊糊的時候被拖起來，跟家人去跑警報、躲防空洞。我們住的房子靠河邊，是篾匠的房子，篾匠做的是編船篷子的生意。河對岸是沅陵比較繁華的地方，日本飛機就轟炸那邊。飛機走了以后，我看到手、胳膊、腿什么的掛在電線桿子上，有好多受傷的人從對岸過河，經過我們住的房子去醫院。真慘。

在沅陵住了幾年，大概1942、43年，我父親又從沅陵調到榆樹灣——現在改名字了，叫懷化。到了懷化，我在懷化上了小學。日本投降后，1946年，我們又從懷化到益陽，在益陽待了半年，我在益陽讀了六年級。然后從益陽離開，再到長沙待了幾個月，最后1947年搬回蕪湖。1947年回到蕪湖，我在蕪湖女中讀初中。1949年，解放了，那一年，我入了團。1950年下半年，我到南京，考取了南京的二女中，在浮橋。二女中是梅園中學的前身，招生時只招女生，后來男女混校，就成了梅園中學。離雞鳴寺很近。

1950年寒假，共青團辦了一個訓練班，我被調去參加訓練班。我在那里讀完高一，高一暑假，我又被調出來，和其他被同樣調出來的人集訓。集訓以后自己寫了個履歷，就被分配到南京市委宣傳部工作，南京市委宣傳部也在浮橋那邊。我那時才十六七歲，在市委宣傳部，我從1951年待到1953年。后來搞運動，派工作組下去，我也想去鍛煉一下，單位就派我下去幾個月，搞民主改革。幾個月后又抽回來，分配到市委辦公廳的政策研究室。我在政策研究室待了三年多。這時候我已經二十二三歲了，就結婚了。我愛人以前是中央大學的地下黨，學政治的，比我大9歲。

1956年中央號召年輕干部考大學，“向科學文化進軍”。我們政策研究室都是小青年，就都去考了，結果全辦公室都考上了。兩個考取北大，一個考取人大，一個考取清華，還有一個原來是南京農業大學的大學生，他就回南農復學了。我考到南京大學，讀歷史系。我想歷史系蠻有意思，語文范圍太廣，但歷史有古代史、近代史，更專業一點。讀完五年畢業以后，我才28歲。我上大學的時候已經結婚了，有兩個兒子，畢業后又生了個女兒。

1961年大學畢業后，我回不到原單位了。因為我愛人已經在宣傳部了，我就回不去了。我要求分配到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去工作，因為我曉得，羅爾綱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專家，我就沖著他去了，他那時候六十幾歲。我在的組叫史料組，歸他領導。一去我就在他的領導下編資料，這資料我聽說是一個收舊貨的發現的，不曉得什么人把檔案賣給他了，羅爾綱從他那里把檔案找回來，我們在里頭挑比較好的東西整理。1961年到1966年，我都在那里編檔案。我編的吳煦檔案（編按：《吳煦檔案選編》，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1984年分7輯出版，作者是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后來出版了，不過是“文革”以后的事了。

二

開始接觸大屠殺是在1983年。那時我在教育局工作，有一天突然通知我，你到人事處去拿通知，調你回宣傳部，馬上要籌備一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你學歷史的，正好去搞這個。我聽了蠻高興，又回宣傳部了，那里的領導都是認識二三十年的老朋友。我就說好。

回宣傳部，名義上給我分到理論處，實際我一天也沒在理論處待過。當時要成立一個搞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領導班子，但我來的時候，還沒有其他人，我是調來的第一個人。后來宣傳部就打報告給市委，市委再打報告給省委。等省委批文下來，同意成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時候，已經是1983年10月份了。這項工作直接向市長報告，當時的市長張耀華是牽頭人。這是個臨時機構，所以我的關系也不在這，還在理論處，相當于抽調上來。很快又調了一個人當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副主任，是我的老同事、統戰部的辦公室主任楊正元。領導小組的組長是一個離休干部，南京市的副秘書長張允然。

批文下來以后，我拿著文件到行政管理處，要辦公的家具。不然其他人來了到哪里辦公？我把辦公室都搞好了，他們才來。我是整個小組里邊的第一個就位的人，負責了很多行政工作。畢竟我之前在市委，行政管理處的人我都認識。

在小組辦公室里，楊正元副主任抓總體工作，我專門搞資料。張市長講了，沒有資料，紀念館的房子蓋得再好也沒用，不然展什么？所以資料是最重要的。剛回到宣傳部，我就開始做南京大屠殺研究，開始找資料。但之前我一點不了解，我就先在宣傳部的資料室翻南京大屠殺的東西。資料很難查到，最先找到的是文史資料里有一個梅汝璈寫的南京大屠殺審判的一篇文章，我如獲至寶，這才弄清楚南京大屠殺是怎么回事。那時候沒有電腦，我就把這篇文章抄下來。因為重要資料不能拿回家，只能手抄。

之后我查找資料的范圍越來越大。南京市圖書館、南京市檔案館、“二檔館”（編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本地的檔案館我都找遍了，找到重要的東西就復印，然后拿回來。后來也到北京、上海的圖書館、資料館去查東西，查到了也一樣復印回來。

梅汝璈家在北京，他家我也去過。他愛人給了我三張東京審判的照片，還給了我兩本梅汝璈寫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有他的簽名。我本來想跟她要他參與審判時穿的服裝，但她給了北京市的博物館。我們后來在南京開學術研討會時，也邀請過他的兒子梅小璈來參加。

我比較敏感，看到報紙上有什么相關的信息就及時找過去。我在《光明日報》上看到梅汝璈參加東京審判時的助手楊壽林在上海外國語學院的消息，就趕緊到上海去找他。他給我看了一本相冊。我想讓他送給我，但他不肯。我說，那你借給我，我翻拍。他同意了，借給我三天。我連夜趕回南京，第二天一大早跑到張市長那匯報，張市長一聽，高興得不得了，馬上叫秘書到印刷照片的地方把每張照片都翻印過，然后把原件還我，我再趕緊送回去。

找到楊壽林以后，就像滾雪球一樣，那些參加過東京審判的工作人員一個個都找到了。楊壽林告訴了我這些人的線索，現在在什么地方、在哪個單位。我就每一個人都去拜訪、調查、采訪、要資料。好在參與過東京審判的人里去臺灣的不多，只有一兩個，大部分在大陸。所以我可以說是最早研究東京審判的人。

還有谷壽夫的資料，是在“二檔館”和南京市檔案館找到的，主要是一些審判他的資料。這些資料南京市檔案館比二檔館還多，南京市圖書館也有一些。但我也不知道這些檔案是怎么收集到檔案館的。我推測，很多檔案應該是國民黨的，他們匆匆忙忙跑了，資料沒帶走，我們就直接接收了。關于南京大屠殺，其實民間的材料并不多。

在外頭收集資料辛苦得很，有時候要跑到半夜才能回家。幸虧我身體還好，也沒有兒女的負擔。這些資料都是我一個人搞的，很不容易。

1984年的時候，還拍了一個關于南京大屠殺的二十幾分鐘的紀錄片。我們自己提議要拍，市長點頭同意，花了十幾萬塊錢。那個時候的十幾萬，很貴了。紀錄片的資料也是我找到的，我拿著南京市委的介紹信，去了北京的電影資料館。要找的片子是原始資料，我去的時候，那個片子還不在北京，存在一個山洞里。我在那等了兩天，資料才運過來。等看完了，就和南京電影制片廠聯系，請他們來拍。他們承擔了這個任務，但去拍攝還是我帶著他們。

紀錄片拍了有一年多，這可能是第一部關于大屠殺的紀錄片。后來這部片子主要是在紀念館里的電影廳放映。觀眾在館里走完一圈，都參觀完了，就到電影廳看電影。效果很好，老百姓很歡迎。這部片子沒在電視上放過，1985年開館以來，一直在館里放。現在還放不放，我不曉得了。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三

起初，做幸存者調查是為了找受害者來參加座談會。當時很多日本人來參觀，就希望請一些受害者來跟他們座談。我們先是在南京市做了一個普查。我們做了一個表格，要求填姓名、年齡、家庭住址——1937年鬼子沒來之前住的地址、現在住的地址都要寫清楚——上面一段是這些。下面一段，寫主要的受害經過。

調查在1984年上半年做的，大概做了6個月。我們發動南京市各個區來做，把任務布置到了南京市所有的居委會。調查要求，受訪的要60歲以上的人，年輕的不要；要在南京市的，不在南京市不要。這樣范圍就比較小了。居委會去查，查到有符合的，居委會的人負責填表。有些區有照片，有些沒有。填好以后，這些表格再匯齊了交給我們，現在都保存在紀念館里。收上來的表格，我一個個地看，把合適的人選出來，請他們來參加座談會，有時候一天要開三四場。

李秀英、夏淑琴都是我在這次調查中發現的。李秀英是從表格里挑出來的。但一開始搞調查的時候，沒查到夏淑琴，因為那時候她不到六十歲，還沒退休，在中山陵當工人。但夏淑琴的舅媽被居委會普查到了，舅媽提了她一家受害的情況。我看到她舅媽的表格以后，我也感到，這一家實在太慘，七口人都死掉了。由于表格上是轉述，表格里沒有她本人，我就想，一定得找到她本人。

她舅媽住在剪子巷，我就到剪子巷的居委會找到了夏淑琴的舅媽，要到了夏淑琴的工作單位地址、家庭住址，然后馬上去找她。那天剛好她在家里休息，她就把她的經歷跟我講了。我們談了一個上午，那天我還帶了個傻瓜相機，她就把衣服脫了，讓我給她的傷疤照了相。后來我們在畫冊里把這張相片放進去了。我們見面以前，她的經歷這么多年從來沒對外說過，只有家里人知道。那以后她對我感激得不得了，每次見到我都把我抱得緊緊的，像親人一樣。

這就是發現夏淑琴的經過，參加座談的幸存者基本都是我這樣發掘出來的。先從表格里挑出來重要的幸存者，再逐個去拜訪他們，對他們做采訪。當時也沒有錄音設備，采訪的時候就用手記筆記。那時從日本過來很多人，來道歉，都想見到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主要是老師帶學生來的，學生有小學的、中學的……日本的老百姓還是好的。那些左傾的、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朋友，人都很好。后來，日本邀請我去那邊開會，有一個日本老兵看到我就鞠躬，說對不起。他歲數也不小了，他也不認識我，只是見到中國人就九十度鞠躬。

我從小逃難，小時候又親眼看到過很多因為日本扔炸彈炸死炸傷的中國老百姓，實在太苦了，所以對日本人確實很恨。但那時我對見到的很多日本人心情很復雜。比如東史郎，他跟著一個大學的學術團體到中國交流訪問，需要我到上海去接他們。我那時實在是不愿意，心里很不舒服。一個日本侵略軍官，殺了我們多少人，現在我還要接待他。沒辦法，我也不能不去，這是我的工作。禮貌性的外交禮節我不得不遵守。

從上海接到他們，在去南京的火車上，那些專家在車廂里交談，就他一個人在走廊上走來走去。我讓我們單位的翻譯問他，怎么自己在這走，不跟其他人坐在一起？他就講，越接近南京，我內心越緊張，我怕中國人打我。我就跟翻譯講，我說你告訴他，中國人民經過了黨的教育，都知道日本人侵略中國的罪行，但中國老百姓是知書達理的，不會輕易打人，你放心好了，到了南京不會有人打你。翻譯講完，他點了點頭。他來到南京以后，我一直陪著他，在大屠殺紀念館里參觀時，一路上他就像雞啄米一樣跟周圍的群眾行禮。紀念館里其他參觀的人很納悶，問我，這是個什么人？我說，這是一個日本老兵，他在向你們賠罪。

那時我的任務重得不得了，搞展覽、培訓講解員、搞接待。那時候館里的工作人員確實不多，剛建館時，館里才二十幾個人。第一任館長就是楊正元，我是副館長。建館建得很急，原來計劃1987年開館，南京大屠殺50周年。但最后是在1985年的8月15號開館的，因為張耀華要趕抗戰勝利40周年這個時間。所以本來時間挺寬裕的，但由于開館時間提前了，后面就常常晚上加班，也很辛苦。而且很長時間里搞業務的就我一個，后面才慢慢調人進來。建館之后，資料還是我在負責，整個的展陳也是我在做，展覽提綱是我寫的，直到今天也還在用。

做這件事的時候我已經50歲了，而且完全是新的領域，原來從沒研究過。我父母之前沒聽說過南京大屠殺，也沒經歷過。我到南京工作之后，也沒從同事那里聽說過。在這個事情之前，我對南京大屠殺沒有一點了解，抗戰時候也沒一點印象。而且不是所有南京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殺，這些幸存者、60歲以上的老南京人曉得，抗戰勝利以后出生的人很多完全不知道。抗戰之后來南京的外地人特別多，他們也不知道。哪怕我是學歷史的，我們在大學里也都沒有談到過南京大屠殺。這個事真正普及是建館之后的事情了。大家就都知道了。

四

張純如來南京，是孫宅巍跟我講的。這是1995年的事了。那時候我已經退休了，但還留在館里幫忙，幫到2000年以后，我才退休回家。孫宅巍是我南大歷史系的學弟，比我低一屆。吳天威認識他，就拜托了他。孫宅巍給我打電話，說有個人要來寫南京大屠殺，關于幸存者這部分，要請你幫幫忙。但他當時也不知道是個什么人，只知道是個美國人，也沒想到是個華裔。我說好啊，來了再說嘛。

孫宅巍又找到了王衛星、楊夏鳴。王衛星幫張純如整理中文的南京大屠殺資料，楊夏鳴給她當翻譯。張純如會講中文，但不會講方言，她講英文我們也聽不懂。再者她去采訪幸存者，也需要翻譯。

張純如待了將近兩個月。她來了以后住在南大招待所，孫宅巍告訴我地址，我直接去找她。我看到她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她就是孫宅巍說的那個記者。看起來太小了，我還以為她是個在校大學生。她那個時候也就是二十六七歲。我印象深刻得不得了。

她會講中文。第一次見面，她就講她寫的這本書里涉及了很多幸存者，她希望我幫忙找人。我說可以，這不成問題。那時候哪個幸存者住在哪我都知道，我就帶她找了七八個幸存者，去人家家里采訪。這些有的她后來寫在書里了，有的她沒寫。我也帶她見了李秀英和夏淑琴。

段月萍（左）、夏淑琴（左二）、張純如（左三）等合影

當時采訪，她聽得懂中文，而且也有錄音、錄像，這些設備她從美國都帶過來了。有些不懂的地方，楊夏鳴給她翻譯，其實大部分還是她自己采訪的。這個工作量還是很大的。這一個多月我也不是每天都陪著她，我是有空就陪著。我陪著她去看了遺址，還有紀念碑，這些都去看過。在采訪的現場，她情緒很好。每個采訪都有兩三個小時，我們就在一邊陪著。

她走的時候還特意請我們吃了飯。我覺得她人很隨和，也很用功，而且很能吃苦。她二十幾歲就能出書了，而且之前外國人里沒有人宣傳過南京大屠殺的，就她一個人出了這么一本書，所以影響很大。

當時日本人攻擊她攻擊得厲害。那時日本人攻擊她，美國人不作聲。我想，如果美國人支持她，反駁日本人，她心里也許會好一些，不會有這么大的壓力。我想，美國太不應該了。美國的士兵也有很多是日本人殺死的。太可惜了。但我還是覺得，主要的是美國政府沒有出面支持她。要是出面支持她，不會這樣。

她一去世我就知道了，我覺得真的太可惜了。她太年輕了，才三十幾歲。二十幾歲就出書了，太可惜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太可惜了，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