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沒有在這里沉思過，又如何能在這個世界上生存？”這是法國經典寓言詩人讓·德·拉封丹的名言，同樣是《Tracé Bleu 藍圖》建筑展覽的引言。大拆大建的城市化階段已成過去，對于當下建筑師而言，思考是比建造更重要的課題。

這場展覽由法國AS建筑工作室策劃 ，建筑師何洋說：“‘藍圖’的概念借鑒了2010年岡特·保利提出的‘藍色經濟’這一理念，強調在建筑設計中考慮資源的有效利用與環境保護。”展覽鼓勵參觀者退一步思考周圍的環境，它們不僅是可用的資源，更是激發無限創意的寶庫。

展覽以“再利用”、“再更新”、“再行動”為核心主題，透過一系列精選案例，展現工作室如何將“藍圖”這一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探討如何實現建筑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以及城市更新和項目開發的新路徑。

聯合策展人高長軍指出，“各個國家的發展進程中存在著所謂的‘相位差’，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他國的發展模式為我國提供了寶貴的學習和借鑒機會。”

本期《如此城市》回顧上世紀至今的外國建筑事務所，何以返回中國、返回上海。

城市化的下半場，又有哪些屬于中國乃至國際建筑師們的難題與挑戰？

何洋：本次展覽名為“Tracé Bleu 藍圖”，是法國AS建筑工作室借由五十周年契機提出的新理念。法國AS建筑工作室，成立于1973年的巴黎。自1970年代起，巴黎的一代建筑師普遍采用了一種被稱為“紅圖”（法語為“Tracé Rouge”）的工作方法。這種方法同樣被包括讓·努維爾在內的當代建筑師所沿用。

“紅圖”是一種展示建筑設計過程中各種影響因素的綜合圖紙，旨在將項目的相關信息整合在同一張圖上，以便所有相關方共同探討和決策。我們工作室擁有13位合伙人，其中3位在2023年榮休。五十周年之際，新一代合伙人帶來了新的視角與創新思維，提出了一種注重建筑可持續性的新工作方法——“Tracé Bleu 藍圖”。

“Tracé Bleu 藍圖”的概念部分借鑒了“藍色經濟”的理念，強調在建筑設計中考慮資源的有效利用與環境保護。作為一個以集體設計為核心的工作室，我們采用了較為扁平化的組織架構，鼓勵團隊成員之間的緊密合作。為了持續優化我們的工作流程，我們定期（如每年或每半年）對已完成的項目、競賽作品以及正在進行的項目進行評估。我們將這些項目中體現“Tracé Bleu 藍圖”理念的部分提取出來，進行總結歸納，并將其納入我們的工具箱，以便在未來的工作中加以應用。

此次展覽分為三大主題，其中之一便是“再利用”。這一板塊著重探討資源的有效使用，不僅涵蓋了日常生活中的水、電、氣等傳統資源，還包括了空間與時間等更為抽象的資源。在設計之初，我們就致力于全面考量這些資源的利用效率，力求實現更加環保和可持續的設計方案。

克林·德·科寧在入口處創造的極具標識性的場域裝置作品 ?法國AS建筑工作室

這一主題中，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項目，是我們在山東濟南完成的方案。這個項目原本是一個煤礦，開采始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后來在二十一世紀初被廢棄，成為了遺址。當時我們受邀參與設計時，任務是將場地改造成一個工業遺產博物館。然而，這個煤礦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深坑，如何有效利用這個深坑成為了一個挑戰。我們的設想是在這個深坑中建造一座倒置的摩天大樓，類似于上海佘山的深坑酒店。我們利用了地下礦井的井道和其他地下空間，結合地熱能等地質特點，設計了一些溫室和SPA等功能區。將其打造成一個工業旅游和休閑度假的多功能場所。

第二個主題我們稱之為“再更新”。雖然這個概念與城市更新有些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展覽中的每個項目都有自己獨特的更新方式。在“藍色經濟”的框架下，我們更注重質量而非數量，城市更新應該基于特定的需求或契機來進行。

我們有一個在國內完成的項目，是深圳的南科大中心。工作室介入時，校園內有一個食堂和一個廣場，位于校區的核心位置，兩條主干道在此交匯。我們圍繞這個食堂進行了設計，將南科大中心所需的會堂、行政學生中心和圖書館等功能區域從食堂向外擴展，形成了一個核心空間，串聯起了整個校園。

第三個主題叫做“再行動”，主要展示了項目開發和治理的邏輯。在中國，項目的開發過程通常是線性的，各個部門按步驟推進。而在國外，特別是在住宅區和公共項目的開發中，相關各方包括未來的使用者在早期就介入，形成了一個共同創作和合作的過程。

上海同濟大學展覽現場?法國AS建筑工作室

我們在這里展示了一個多哥的項目，這個項目非常有趣。項目所在的地區是一個主要售賣服裝的市場，不幸的是，市場被大火燒毀，需要重建。這個市場的主要擁有者是當地的女酋長，她們被稱為“Nana Benz”，意為“開奔馳的女人”。這些女酋長最初帶領當地女性從小規模的露天市場發展成現在的繁榮市場。

在重建過程中，項目團隊采取了一種特別的合作方式。他們不僅邀請了市場上下游的相關人員，還包括政府官員，共同參與到設計和規劃中。這種方式在非洲較為罕見，展現了多方協作在項目開發中的重要性。

除了以上提到的三個主題，我們還引入了多位藝術家的作品，提供一個多元的視角。這次展覽作為“Tracé Bleu 藍圖”巡回展的第三站，在結束上海同濟大學的展覽后將在秦皇島阿亞那友誼灣展覽至十一月底

秦皇島友誼灣展覽現場 ?法國AS建筑工作室

高長軍：如果我們回顧歷史，會發現建筑學在不同地區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相似之處。由于不同國家的發展存在所謂的“相位差”，在某個歷史階段，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可以為我們提供學習和借鑒的經驗。然而，隨著當代環境的快速變化，很多時候已經難以找到完全相同的參考案例。剛才提到的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是從“紅圖”改為“藍圖”。這一變化是為了適應新的工作方法，也是AS工作室在五十周年之際的一大轉型。

中國最早允許私人或個人開設建筑事務所是在1993年左右。因此，中國第一個可以稱為建筑事務所的機構，通常認為是“非常建筑”，即張永和老師及其團隊。去年是他們成立30周年，而AS這邊是50周年。由此可見，對于我國來說，個人工作室或規模相對較小的非設計院類事務所仍然是一個非常年輕的概念，就像是一個30多歲的年輕人。

這次在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C樓的樓上樓下同時展出了兩個展覽。樓上是我們剛剛聊到的AS工作室“藍圖”展，樓下是則杭州line+事務所的六周年回顧展，這個展覽最近還延長了展期。

line+六周年作品展現場 ?line+ 建筑事務所

“Tracé Bleu 藍圖”展覽現場?法國AS建筑工作室

通過這兩個展覽的共時呈現，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地區的事務所在不同發展環境下所做的嘗試有著明顯的差異。兩個事務所的切入點和方法各不相同，將它們放在一起展示，形成了一種非常有趣的對照現象。

何洋：中國的建筑行業，包括高老師提到的體制內外的問題，都在經歷這樣的轉變。我們工作室在這方面可能有些不同，我們更傾向于集體設計的工作室形式。

我們工作室有13位合伙人，但我們的運作模式與國內設計院不同。在我們這里，每個項目都有多位合伙人參與，這種集體設計的模式在歐洲非常普遍。我們工作室的一些成名作，比如歐洲議會大廈和阿拉伯文化研究中心，這些項目大多是在1970至1980年代的歐洲完成的。從那以后，歐洲類似的大型公建或文化類項目數量是減少的。相反，中國卻迎來了這樣的發展機遇。

我們工作室是在2004年進入中國的，當時的契機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當時，上海舉辦了一個國際競賽，我們有幸獲得了第一名。憑借這個規劃設計，我們參與了申博的過程。進入中國后，我們實際上遇到了一個黃金發展期。

當時負責世博會項目的是時任上海市規劃局副局長的同濟大學前副校長伍江老師。在我們采訪他時提到，從1990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初，很多國外事務所進入了中國市場，趕上了一個黃金時期。因為之前在歐洲成功完成了多個文化類項目，我們得以參與了許多中國的大型公建項目。

近年來，國內高質量的小型改造項目逐漸增多，但我們在中國參與這類項目的機會相對有限。而在國外，尤其是在巴黎和瑞士的辦公室，工作室參與了許多類似的項目。例如，上海從去年開始大力提倡城市更新，而我們在國外早已積累了豐富的相關經驗。不過，國內外在城市更新的實施邏輯上仍有一些差異。

當外國建筑事務所返回上海

如此城市：上海這座城市確實很有意思。正如剛才提到的，90年代有很多像AS這樣的外資或外國建筑事務所來到上海，這像是一種“回歸”。因為100年前，早在1920年代時，就有許多外國建筑事務所進入上海，他們也形塑了上海獨特的城市面貌，使上海的老建筑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萬國”風格，以及許多外國建筑師因各種機緣巧合來到上海，比如匈牙利建筑師拉斯洛·烏達克，他在這里建造了許多不同風格的建筑。1990年代那一批外籍建筑事務所回到中國時，他們的機會是怎樣的呢？

高長軍：有一個很重要的節點或事件，那就是上海商城的設計建造。上海商城是1990年左右由波特曼事務所設計的一個作品，對于上海的當代建筑史而言非常重要。剛才提到，法國AS建筑工作室是在2004年進入中國的，一方面是因為世博會，另一方面也與加入WTO有關。加入WTO后，外資企業被允許在中國獨立設立分公司。

上海商城 ?Portman Architects

在此之前，許多外資事務所都是通過合作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波特曼事務所的上海商城項目。當時，包括國家領導人和上海市領導在內的代表團曾前往美國，參觀了波特曼事務所在美國的作品，決意引入上海。波特曼事務所與一般的事務所有些不同，它兼具甲方和建筑師的雙重身份，擁有多處資產，特別以其在美國幾個城市中的酒店項目著稱。這些酒店的特點是中庭和其中的電梯設計等。

上海商城內部  ?Portman Architects

上海商城的南側是上海展覽中心友誼會堂，因此在最初立項時，波特曼設計的這座大樓被稱為展覽中心北樓。20世紀90年代的外資事務所進入上海市場更多是點狀的，以波特曼事務所的項目為開端。同時期還有一個重大的事件，那就是陸家嘴的城市設計競賽。那次競賽邀請了多位國際知名建筑師，包括英國的理查德·羅杰斯、法國的多米尼克·佩羅、意大利的福克薩斯、日本的伊東豐雄等，進行了多輪角逐。這次競賽不僅與后來的規劃調整和城市設計確認有關，還直接影響了陸家嘴的發展方向。例如，SOM事務所后來在該地區完成了金茂大廈，至今陸家嘴的許多空間布局仍與當時的競賽構想密切相關。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你提到的“回到上海”這個概念。在我們的接受的教育和影響中，第一反應往往是1990年代開始歡迎國外建筑師來中國的過程。從更大的維度來看，1992年，國家對浦東的發展提出了明確的愿景，這間接加速了浦東的發展。

所以，從上海的城市與建筑視角來看，這些事件都是非常有趣的節點。2000年左右，上海實施了一項政策，稱為“一城九鎮”，在現在我們熟知的五個新城之前。這項政策邀請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建筑師，在郊區選點設計大約一平方公里的小鎮。今天我們熟悉的松江泰晤士小鎮、安亭小鎮等，都是按照不同的國家主題設計的，比如安亭小鎮以德國元素為主題，泰晤士小鎮則呈現英倫風格。當時，一些重要的建筑師，比如意大利格里高蒂等待。當然他們更多是從事規劃工作，而不是我們可能更容易關注到的單體公共建筑的設計。

一城九鎮規劃

關于這些小鎮的政策后來逐漸演變，一部分形成了今天的五個新城。這些變化與1990年代到2000年左右的幾個城市大事件密切相關，都體現了上海城市發展中的重要轉折點。

建筑與室內設計的邊界模糊，是市場的自然結果

高長軍：談到住宅，我們需要再更宏觀地討論“居住”的概念。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如果我們把傳統意義上的居住形態剝離后來看，會發現“公共居住”的概念一直在伴隨著城市發展。在上海，很長一段時間內，公共居住主要以工人新村的形式存在，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曹楊新村這樣的第一代工人新村。

一直到福利分房制度結束、商品房開始出現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公共居住”主要以標準設計或構型的方式存在，以非成熟市場化的方式運轉。直到2000年左右，隨著港資為代表的開發商進入上海，市場上才開始出現種類越來越多的商品房項目。當然，這些項目并非完全由國外設計公司設計，許多港臺的設計公司也是跟隨開發商進入上海市場的，并逐漸培訓了一批本地設計師。今天我們看到的多樣性逐漸降低，也跟單價較高帶來的設計空間限制有一定關系。

商品房與之前以新村形式存在公共居住有很大的區別。近年來這種格局又發生了一些變化，公共居住中還增加了公租房和廉租房這類形式，類似于國外建筑學里所說的“社會住宅”。例如，張佳晶設計的龍南佳苑等作品，雖然屬于公共居住，但又有其區別于商品房的獨特之處。另外，商品房的概念中常常被忽略的是公寓。公寓的設計往往包含一些比較大膽的做法，這都與建筑規范的變化密切相關。例如，公寓對日照的要求不如普通住宅嚴格，用地屬性也不同，因此我們經常看到一些標榜為創新住宅或未來住宅的項目，嚴格意義上講是公寓。這些居住的類型和樣貌根本上還是由制度和市場決定的，設計只能在更具體一些的層面發揮。

龍南佳苑 ?CreatAR

綜上所述，公共居住、商品房、公寓和公租房這四種居住形態在過去的城市發展中占據了其空間形態的主要部分。這些項目的主體設計工作基本上由本土設計院或設計公司完成。隨著一部分海外開發商的進入，其中一些項目由海外設計公司、甚至由國際知名建筑師設計。然而，這些國際建筑師對中國的建筑規范了解有限，因此很多時候還需要本土設計公司的配合。這是一個簡單概況的大致情形。

何洋：據我所知，外國事務所在國內做的大部分住宅項目其實是別墅類的，尤其是高端住宅。這些項目通常是一些集群式的高端住宅，定位較高。例如，我們之前在廣州的一個項目，甲方就請了一些外國事務所設計了一些精品住宅，每一棟都是獨一無二的，由大師級建筑師設計，定位非常高。

我覺得這種情況可能與外國事務所的收費較高有關，而且他們缺乏國內住宅設計的經驗，開發邏輯也與國內不同。即使是在國內有類似開發邏輯的項目，除了規范之外，還會遇到戶型設計水土不服的問題。

事實上，雖然我們非常尊重外國建筑事務所的設計理念，但在國內實際落地時，效果不一定理想。例如，我們在寧波有一個項目，對面就是一位大師的作品，那個作品的戶型是三角形的，這在中國文化中是不容易被接受的的，所以銷售情況并不好。這種設計可能需要真正懂得欣賞的人才能接受。

高長軍：從用戶的角度來看是這樣的。從城市開發或建設的角度來看，也有一定的區別。剛提到的那些過去流傳下來的別墅，更多也是獨棟的，當時是屬于某個企業家個人所屬的。我們今天在城市里看到的一些歷史建筑，很多也是從那個時代逐漸流傳下來并保存至今的。

而在商品房邏輯下開發的別墅，實際上還是一種住宅產品，只是在容積率、層高等方面有所不同。在市場上，大部分情況下，這種別墅的定制性并不強，更像是奢侈品的一種消費方式。它的設計和表達都是既定的，消費者只能在已有的選項中進行選擇，而不是完全根據個人需求定制。從建筑的角度來看，它的定制程度甚至可能不及江浙農民的自建房。

我前面也提到歷史環境導致建筑學無法完全參考外部世界的其中一個情形，即我們如何看待建筑與室內設計這兩個領域。可能在很多人看來，這兩個領域幾乎沒有什么區別，但在行業內，兩者還是有明顯的區別。對于住宅市場而言，在大規模開發結束之前，建筑和室內設計是各自獨立的工作。隨著大規模開發減少，這兩者的邊界變得模糊。因此，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建筑師來做室內設計的情況。

這種邊界模糊的現象，其實反映了市場選擇的結果。在成熟的建筑市場或發展時間更久的建筑從業環境中，這種邊界也曾在某個時間點被模糊掉了，不存在特別刻意的分工。這只是市場發展的自然結果。

 ——制作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