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雖然政治體制依然固我，但是在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各個領域都發生了劇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現象、新因素和新突破。我認為晚明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沒有晚明大變局，就不可能有晚清大變局。這個觀點在當年有些大膽，但現在得到了學界的響應。”明史學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樊樹志在談論他“重寫晚明史”的核心要義時這樣談道。

樊樹志教授于2004年首次提出“晚明也有大變局”的學術論斷，迄今二十年，其間出版多種專著，?耄耋之年仍筆耕不輟，在繼《晚明大變局》之后陸續寫出第二卷《新政與盛世》、第三卷《朝廷與黨爭》、第四卷《內憂與外患》、第五卷《王朝的末路》，以兩百多萬字的篇幅、全球史的宏闊視野呈現了晚明及其前后一百余年波瀾激蕩的歷史。

《重寫晚明史》，樊樹志著，中華書局，2024年

2024年11月3日上午，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與中華書局聯合舉辦的“樊樹志教授《重寫晚明史》（五卷本）新書發布暨學術座談會”在復旦大學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三十余名專家學者參與學術座談，復旦大學副校長陳志敏教授、復旦大學文科科研處副處長肖衛民、復旦歷史學系主任黃洋教授、復旦歷史系黨支書記盛曉蕾，中華書局總編輯尹濤、中華書局上海聚珍公司副總經理賈雪飛等出席了會議。本次學術座談會也是迎接2025年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成立一百周年的系列慶典活動之一。

《重寫晚明史》新書發布

活動開幕式暨新書發布儀式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任黃洋教授主持。黃洋表示，樊樹志教授自1988年出版第一部專著《中國封建土地關系發展史》迄今已有十五部專著面世，其中《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一書奠定了樊教授在明清江南經濟史領域開拓者的地位。近三十年他聚焦晚明史研究，成為在學界及社會上有廣泛影響的學者，年逾八旬又寫出兩百余萬字《重寫晚明史》，這種終身以學術為志業、孜孜不倦嚴謹治學的精神，讓人嘆為觀止，也代表了歷史系學人薪火相傳的學術精神。

復旦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陳志敏在致辭中代表校方向樊教授孜孜以求的問學精神表示敬意。他表示，《重寫晚明史》是樊先生退休后筆耕不輟完成的學術長跑，再現了晚明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諸方面的生動歷史文化畫卷，不僅為廣大讀者呈現了一部宏闊視野和曉暢敘事兼具的佳作，也是樊老師晚明史研究的擴充和總結。“樊老師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歷史學家，早年致力于明清社會史研究，江南市鎮研究，領一時風氣之先。1990年代以來轉向晚明史研究，主張在全球史的視野下探討中國歷史變遷。他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了‘晚明大變局’的概念，并提出要把晚明的中國社會放在新航路開辟后的世界大變局中來討論，把中國內部的變化和世界發生的變化結合在一起論述，這種學術視野和前沿意識是我們后輩學人的榜樣。”陳志敏還提到，老先生每天雷打不動，上下午各堅持工作兩三個小時，甚至生病住院還記掛著書稿，十數年來如一日的勤勉和毅力尤為讓人感佩。陳志敏表示，樊先生著述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不僅為學術界而寫，而且為讀者而寫。“學界有共識，評價樊老師以嚴謹史識、暢達筆觸，成宏大敘事，這是樊老師作品備受讀者贊譽的緣由。這背后是學者深厚的史學功底，以及對學術傳播的責任感。我們也期待年輕一輩續傳薪火，勇攀高峰。”陳志敏說。

中華書局總編輯尹濤在致辭中從出版的角度談了樊樹志教授著作的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他以“兩個二十年鑄就三個高峰”概括樊教授和中華書局的多年友誼：2004年樊樹志教授在中華書局出版了學術大眾化方向的第一本作品《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至今正好二十年，包括后來暢銷不衰的《國史十六講》等學術大眾化書籍，為中華書局開拓新局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第二個“二十年”指樊樹志教授自2004年6月28日在《解放日報》發專版文章《文明的彷徨——晚明歷史大變局》，首次提出“晚明歷史大變局”這一學術論斷，到今天《重寫晚明史》五卷本出版，正好二十年。他提到，2015年在中華書局推出的《晚明大變局》上了當年幾乎所有的圖書榜，獲獎無數，出版一年內銷售八萬余冊，對彼時新成立的中華書局上海聚珍公司意義重大。尹濤表示，應向以樊樹志先生為代表的作者群體表示感謝，感謝他們參與塑造、拓展中華書局新的品牌形象。

《重寫晚明史》作者樊樹志教授做了主題發言。他回顧自己從事學術研究的歷程，從早期專攻明清社會經濟史，到將研究重點轉移至江南市鎮，再到開啟持續二十年的晚明史研究，其學術生命力始終旺盛。其間，樊教授嘗試用全球史眼光審視晚明，八十歲后又寫出《重寫晚明史》的后四卷，他說自己把學術研究的時間延長了二十年。關于“晚明也有大變局”的觀點，他表示：“不久前李伯重教授發表了文章，用全球史眼光研究十六到十九世紀的海上貿易，結論是，晚清大變局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一個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十六世紀以后的大變局是第一階段，十九世紀中期是第二階段，也就是說，晚清大變局是晚明大變局的發展。我感到很欣慰，我的觀點有了呼應。”他還提到，自己對這套書的裝幀設計愛不釋手，認為它體現了大航海時代中西交流的背景；書中配了很多插圖，雖然很小，但是很清晰，賞心悅目。

樊樹志教授

在隨后舉行的贈書儀式上，復旦大學圖書館、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資料室、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資料室接收了贈書。

贈書儀式

《重寫晚明史》學術座談會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海英主持。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力行表示，治晚明史學者眾多，新見迭出的研究當以樊先生這部晚明史分量最重。這部書從全球史的大視野出發，從晚明“海禁—朝貢”體制的突破講起。“重新研究晚明這段歷史有一定難度。倭寇如何重新評價？樊先生廣征博引，從中日韓各國學者的論著中，通過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認為海外貿易的領導者和絕大多數的參加者不是倭寇，是走私商人。此前學者有過相關著作，但全面系統論述倭寇海盜，當推樊先生，他把對海禁、反海禁斗爭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程度，對我們如何客觀看待歷史和中日關系非常重要。這也是一部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著作。比如，書中對王直這個人物進行了重新評價，我認為抓住了要害。”

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所教授虞云國指出，各大王朝的晚期歷史，都有比較重要的著作出版；而晚明史領域中，《重寫晚明史》是最為厚重有影響力的著作，積淀深厚、獨具裁斷、視野宏闊、敘事悠長。他針對晚明大變局談了個人的歷史反思。“晚明大變局由樊老師提出，越來越多地得到史學界的呼應。我有兩個層面的理解：一是全球史視野下，晚明處在世界大變局中。十五至十六世紀末葉，新航路開辟，晚明毫無例外地卷入了全球化浪潮。第二，晚明本身出現很多新氣象，出現了自己的大變局。除了突破“海禁—朝貢”之外，出現了以王陽明、李卓吾為代表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也涌現了以徐光啟、李之藻為代表的在西學東漸大潮中放眼看世界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以及文人結社與言論風起的新氣象。”虞云國表示，中國近代化起步與歐洲幾乎同步，然而，這樣良好的開局，為何“起個大早、趕個晚集”？為什么中國的近代化之路，沒有很快地在晚明開花結果？晚明沒有很好地掌握全球化大變局的時機，沒有完成自身的大變局，而后在內憂外患雙重夾擊之下迎來了明清易代。清朝的專制比晚明更為變本加厲，晚明所開辟的現代化進程戛然而止，直到鴉片戰爭才又被迫開始。原因是什么？“根本癥結在于制度。張居正改革，開始還涉及吏治改革，但很快就退縮回避，只局限于經濟，尤其田賦稅收領域，晚明的體制性貪腐就越演越烈。張居正改革的經濟紅利不僅很快消耗殆盡，而且在外患與內憂的夾擊下應對失據……不能改革政治體制，是晚明在大變局中落敗的根本原因。這也是重寫晚明史留給我和我們最深刻的歷史反思。”虞云國說。

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陳尚君提到，朱東潤先生寫過《張居正大傳》，晚年的時候又寫過《陳子龍及其時代》，對晚明多有關注。“朱先生和我們談得特別多的，就是南宋在金人入侵以后還能維持半壁江山，為什么明朝連半壁江山也守不住？朱先生自己的解答是，明朝不僅是皇帝、大臣都‘爛’了，連南方的讀書人也‘爛’了，沒有人能夠站出來，沒有人能夠維持大局。這話可能有一點極端。但是朱先生談到很多明清之際的事情，許多問題在樊老師這里能夠得到回答。”他表示，這部書在全球化視野下解剖晚明社會是如何從全盛走向滅亡的，鳥瞰晚明社會各個方面的問題，視野之宏闊、引證文獻豐沛、細節描述之豐富都令人印象深刻。

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江曉原表示，以往人們談論世界這幾百年的變化時常常落入西方話語的陷阱，即默認西方帶來的現代化是好的，這遮蔽了討論歷史的另一維度。何種文明能夠更大限度地抵制侵略？換個維度看，中國可能做得更好。“不要單向度地接受西方的現代化，要走出新的道路來。這是本書帶來的啟發，一個被人忽視的價值。”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范金民表示，在中國斷代史領域有晚清大變局、唐宋變革、元明變革之說，而樊教授縱橫捭闔，理清了晚明歷史的復雜頭緒，敏銳地指出晚明也有大變局。《重寫晚明史》采用的是“二十四史”中質量最高的《明史》的寫法，即往往引用當事人的奏議或說法，然后再做透徹的分析，夾敘夾議，寓人于史。其二，全書文字練達，詞旨昌明，令人印象深刻。全書敘述的手法、流暢的語言、傳神的文字，反映了晚明斑駁陸離的歷史，書中隨處可見賞心悅目、形象而又生動的文句。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志偉教授表示，《重寫晚明史》全面整合了近四十年晚明史中外（日本、英美學界）的研究進展，是在大量紛繁的實證研究基礎上重繪宏觀歷史圖景的一次重要嘗試和集大成式展示，既給非晚明史學者了解該領域前沿進展提供了門徑，也給晚明史學者在宏觀框架下思考自身研究定位以及未來突破方向提供了基本架構和地標。其次是對我國敘事史學優良傳統的復興。后面四冊以傳統政治史為主線，但寫作手法上吸取了我國傳統敘事史學優長（人物、事件），消除了過去政治史干癟、臉譜化的弊病，是融考據新成果于清新流暢的敘事中的斷代政治史寫作的典范。再次是結構史學與敘事史學的結合。第一卷的社會經濟文化結構性分析與四卷政治史敘事相互配合，既呈現布羅代爾所謂歷史的結構性層面，又呈現浪花的事件層面，是斷代史寫作體例的重要探索。最后，他表示非常認同“沒有晚明大變局就沒有晚清大變局”。“甚至從我的角度來說，認為晚明大變局對理解歷史更重要。因為晚清的變局很多是到了那個時代自然發生的，而晚明的大變局則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結構下發生的，這個變化可能影響更為深遠。”劉志偉說。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鄒振環回憶了學生時代在樊樹志教授“中國土地關系史”課堂上的點滴。他表示：“樊老師用的很多原始資料是不常見的，也很少有人運用《明實錄》像樊老師這樣系統，盡管是講土地關系史，但他的視野非常宏闊，而且他不僅重視新材料，也非常重視理論性，這也是他能提出‘晚明大變局’這一論斷的重要原因。”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巴兆祥談了三點讀后感。首先是視野的新穎性，這部書除了宏大的敘事以外還有全球史的眼光，其次是學術的厚重性，第三是創新性的觀點。“比如關于王直的重新評價。過去徽州人對王直的印象不太好，樊老師發表文章后，我們的看法完全改變了。”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回憶起1980年代在樊樹志先生的“明清史專題研究”課堂上的情形，他記得，樊先生的課非常注重對前沿動態的介紹，在信息相對不發達的年代極大開拓了學生的學術視野。他表示，樊先生的論文沒有空話、套話，都是實證性的研究，有一份資料說一分話。這些嚴謹治學的成果，對于復旦大學明清史研究的扎實學風，具有重要的引領示范作用。在學術上，樊先生始終保持著與時俱進的狀態，到八十多歲，也還是個認真做學問的純學者。他主張寫書心中要有讀者，“重寫晚明史”五卷本就是很好的范本。樊先生純粹以學術立身，完全靠個人的學術成就而在學界享有盛譽，理應受到更多的尊敬與重視。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魯西奇談了兩點讀后感，一是樊先生的學問持之以恒，卻又精進不已，不斷前行；二是樊先生知人論世，通達睿智，對平民百姓的生計生活，對官場的逢迎傾軋，對豪家巨賈的算計狡詐，對士大夫的勇于任事和短視軟弱，都能以“同情”的態度，設身處地，給予理解性的認知與評價。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孫衛國指出，《重寫晚明史》關注晚明的危機，同時關注到晚明的轉機，“晚明大變局”的提法，深化了我們對于整個中國歷史的認識。這部書既有深度又具廣度，重回政治史導向的大歷史書寫加上敘述史學的特色，使晚明的“輝煌、蒼涼、悲憤和無奈”都躍然紙上。

復旦大學文科科研處副處長肖衛民表示，樊教授給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兩點：一是治學勤奮，二是注重學術創新，《重寫晚明史》五卷本的出版，是晚明史研究的里程碑。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何孝榮表示，《重寫晚明史》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部內容詳細、議論精深、觀點鮮明的里程碑式的晚明史著作，最大的特點是全球史格局，對晚明紛繁雜亂歷史的精準概括，以及優美生動、雅俗共賞的寫作。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學強認為，樊樹志教授的研究特點，一是注重“通”，包括歷史時段的連通，以及將經濟史與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等各專題史融會貫通，視野廣闊。二是講究“變”，對時代變革敏感，對江南之變有獨特的感受。三是“精”，通和變都建立在史料扎實、研究扎實的基礎之上。

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表示，好的歷史著作能寫出世道人心，《重寫晚明史》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寫出了“人心”。“寫張居正，寫他倒臺后世人如何對待他，給僵硬的歷史注入溫情的目光。樊老師在后記里也提到，晚明的歷史讓人感覺到輝煌、蒼涼、悲憤、無奈。”周立民認為，樊樹志的文筆特點在于“要言不煩，脈絡清晰，層次分明，小大由之”。他還提到，晚明也是文學研究歷來關注的一個時期，周作人就提過“明末的新文學運動”，《重寫晚明史》的研究方法、史料對文學研究也有啟發。

媒體人葉檀談到作為老師的樊樹志教授以及歷史學訓練對她的影響。“我看了很多對當下市場的研究，包括宏觀數據、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我把看到的東西寫出來，如果說有哪里和別人不一樣的話，就是因為歷史的視野。”

商務印書館國際公司總編輯、編審李靜表示，2003年《晚明史》已經獲得出版界最高獎“中國圖書獎”，此次修訂成五卷本《重寫晚明史》是樊樹志教授再次突破自己。此外，她提到樊教授另一方面學術生命力的所在，即撰寫中國通史的努力。“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中國通史多為合著，樊教授以一人之力來寫中國通史，還寫了三次，分別是1998年的《國史概要》，突破了高頭講章式的寫法，第二次是《國史十六講》，第三次是《圖文中國史》。”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馮玉榮表示，樊樹志教授在學術上不斷地捕捉前沿，不斷地給學生提供學術的給養，在他的書中常常充滿了對生命的溫情與敬意。

最后，樊樹志教授簡要回應了與會學者的評論，并就晚明歷史的經驗與教訓進行了交流，活動在熱烈的學術討論中圓滿落幕。

與會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