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徐舫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書，學校的孩子有很多年輕的“左派”精英。他們畢業后大多進入學術界、大科技公司和政府機構等，“對未來充滿希望，想要改變世界。”

伯克利分校地處加州舊金山灣區東北部、毗鄰硅谷。“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都把加州當作自己的家，因為他們擺脫了循規蹈矩和傳統的束縛。”加州州長加文·紐森在最新的州情咨文演講中說道。

但加州也有另一種敘事——失控的房價、高額的稅收、擁堵的交通、無家可歸的人，山火、干旱和洪水。民調中，逾一半美國人表示加州正在衰落；近半數共和黨人不認為加州是“美國的”；甚至連來自加州的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哈里斯，都怕其加州背景在選戰中拖了后腿。

《我們的城鎮》作者、美國前總統卡特的白宮首席演講撰稿人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近日在科技媒體《連線》上寫道：加州既有著科技創新最好的一面，也有貪婪和自戀的一面。

在公眾和監管機構的注視下，曾經被視為去中心化和數字烏托邦倡導者的硅谷創業公司，如今已迅速成長為具備壟斷地位的巨頭，引發新的社會不滿。與此同時，硅谷的“藍墻”正在變化，科技大佬們以更加高調的方式參與政治，試圖通過資本和影響力改變華盛頓的權力格局。

“像人一樣，硅谷也會經歷周期。老公司抵制變化，新公司擁抱變化。這包括公司如何看待它們在社會中的角色。盡管一些公司變得更加保守，但許多其他公司仍然擁抱自由價值觀。”初創企業創始人詹姆斯告訴澎湃新聞。

法洛斯認為，加州已被視為一片“覺醒”的荒原，但它仍在一些無人談論的前沿領域創造未來。（注：覺醒文化是自2010年代以來美國人對左翼政治運動的稱呼。2020年代，西方國家許多右翼政治人士和中間派人士開始諷刺性地使用這個詞來貶低各種左翼和進步運動。）

加州，日落時分，年輕人在碼頭上跳舞。視覺中國 圖

流動的盛宴

2015年，凱文在上海讀完大學后申請了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研究生。為了留在美國，他認真做了評估：傳統行業的崗位少；而軟件方向的公司比較能支持給外來員工辦工作簽證，資金也更多。讀市政方向的他于是學起了編程，2018年底，正值行業變動，又經朋友內推，他終于入職加州一家科技大公司，成為工程師。

“硅谷連成一片，一條高速貫穿舊金山到圣何塞，沿途分散著各個科技公司，還有小城鎮。每個城鎮中間有些飯店、商店，周圍是發散開的居民區，不同的居民區中間，有小的購物中心。”凱文向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描述道。硅谷的高薪與便利讓他很滿意現在的生活。

接下來，新冠疫情和隨后的科技新趨勢，給硅谷和加州帶來了巨大變化。疫情隔離下的室內活動增加，推動了計算軟硬件需求暴增，科技公司迎來一波“疫情紅利”。但隨著疫情后人們更多地走出家門、擁抱面對面的生活，紅利消散，硅谷又迎來了裁員潮。與此同時，2022年10月31日，一個叫ChatGPT的聊天機器人低調上線，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涌來，改變了一切。

ChatGPT開發機構OpenAI在舊金山的辦公室。

“有很多學生明確說要學計算機、去科技界工作，要拿比正教授高的薪資。因為通常計算機系畢業進大廠做碼農，起薪就是15萬美金。我們這邊，大學教授要做好多年才能拿到這個薪水。”徐舫告訴澎湃新聞。

但競爭也很激烈。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11月，美國應屆畢業生失業率為5%，而總體失業率為3.7%。剔除2020年和2021年因疫情對就業市場造成的影響，應屆畢業生失業率已達到自2015年3月以來的最高水平。根據2024年3月的最新數據，美國應屆畢業生的失業率為4.7%，再一次刷新紀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也并不樂觀，該校官網數據顯示：2023年本科應屆生只有51%的學生找到了工作，仍在求職的畢業生占到了24%。

另一邊是裁員潮。根據追蹤科技行業的網站layoffs.fyi的數據，今年1月，包括Meta、亞馬遜、微軟、谷歌、TikTok在內的近100家科技公司解雇了約2.5萬名員工。2023年，超過1000家公司共裁員超過26萬人，除了因為疫情期間的過度招聘，高管們也將此歸咎于高通脹和疲軟的消費者需求。

經濟學家指出，美聯儲在過去兩年內將利率提升至20年來最高水平，這與幾年前利率基本為零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當時科技公司享受著“獨特的、有利的金融環境”。利率上升導致投資者尋求更高回報的投資渠道，美元走強也使得科技公司更難打入海外市場，而大部分科技公司的收入實際上來自海外。

疫情還帶來了靈活辦公的熱潮，特別是在科技和互聯網企業。在硅谷，996式的辦公時間并不普遍。“沒有處于很卷的狀態（不會盲目卷），我工作的團隊也平衡得比較好。”凱文9點上班，5點半下班，鍛煉、吃晚飯后再回家。工程師工作內容以項目為導向，部門同事各司其職，工作時間靈活。但大公司和初創公司也不一樣。

“初創公司需要產品很快地迭代，吸引用戶，但在一個比較穩定、已經有一定體量和規模的公司，在產品中會更多考量穩定性。初創公司的壓力顯然更大，節奏也更快。”凱文說，AI部門的團隊是目前競爭比較激烈的領域，可能工作壓力挺大。

美國加州，人工智能工程師在測試設施中研究人形機器人。視覺中國 圖

人工智能對勞動力的潛在影響也愈發凸顯。程序員使用AI工具更快編寫代碼，科技企業高管、技術專家等討論員工效率會因此提升多少。凱文和同事在午餐時討論大語言模型和自動駕駛技術的最新進展，自嘲AI的發展可能讓他們被取代。“2023年一開始裁員肯定有受到經濟情況影響，后面可能有一些結構性調整。”凱文說。

物價也在逐年上漲，一碗面從13美元漲到16美元，凱文本來并不在意，直到他去了別的州，才發現加州的物價竟然是當地的兩倍。他說，硅谷這幾年社會治安也一直有些問題，晚上在停車場停車，車里不能放貴重物品，不然有人會砸車拿走。每次鎖車的時候都會清空車里和座位上的東西。

美國洛杉磯，一名無家可歸者躺在人行道上。視覺中國 圖

每年發布的“硅谷指數”報告顯示，在2016年之前，從硅谷離開的人（主要是退休人員）有七八千人，但從世界各地會凈流入1.7萬-1.8萬人。但自2017年之后，從硅谷離開的人迅速增加，2019年達到2.8萬人。

風險投資家、《從0到1》的作者彼得·蒂爾曾幫助建立了多家大型科技公司，如今也離開了硅谷；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也把生產線往更保守的得克薩斯州遷移；不少小型科技創業公司批量遷出硅谷，理由是房價居高不下，生活成本太高。

被塑造的世界觀

“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美國年輕人，或者沒有生活在紐約、加州這樣經濟比較好或者前景比較光明的地方，他們的世界觀可能會不一樣。”徐舫認為。

盡管如此，硅谷仍然影響著全美國——互聯網公司和科技公司打造的產品正觸及不同年齡和階層的人。

杰森從2008年開始玩社交網絡，憑借著分享對美國政治和生活的評論，在臉書上積累了近8萬粉絲。基于粉絲數量對網紅的分類，粉絲數介于1萬至10萬之間的用戶，屬于微型網紅（nano influencer）。

與父親的路徑不同，杰森的女兒在美國主流媒體《紐約時報》工作。“《紐約時報》自認為是中間派，但左派認為他們不夠左，右派認為他們太左。在美國，媒體想要保持中立非常難。社交平臺和傳統媒體不一樣，社交平臺的本質是自媒體，讓各路人發聲。”杰森告訴澎湃新聞。在他看來，大部分美國人之前都信任媒體，認為這是他們獲取社會情況和真相的手段。而一旦他們對媒體失去信任，又想知道這些消息，便只能轉向社交平臺。

在本次大選中，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RNC）創建了正式的創作者計劃，并歷史上首次向內容創作者提供了媒體資質。“當DNC或白宮等政治機構通過創作者經濟會議（Creator Economy Conference）等活動正式承認網紅時，他們的地位就從內容創作者提升為合法的媒體人物。”馬里蘭大學信息學院博士研究員、專攻社交平臺和在線群體的鄭麗亞（Celia Chen）告訴澎湃新聞。

網紅在2024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自拍。

鄭麗亞表示，最近的數據顯示，在這個選舉周期中，政治組織聯系了28%的內容創造者進行創作，表明這種現象的規模很大。“大約52%的美國選民希望這些內容創作者在選舉年發布與政治相關的內容，在16至24歲的人群中，這一數字達到76%。”

“年輕人會在TikTok關注哈里斯，這個平臺的很多藝人或網紅/大V也支持哈里斯。學生們還和我解釋哈里斯的‘椰樹’梗，講哈里斯用的標志，我覺得哈里斯的競選策略還蠻成功的，能影響到年輕人。”徐舫說。

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對社交平臺的運用也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辛辛那提大學新聞、公共與國際事務教授杰弗里·布萊文斯（Jeffrey Blevins）的著作《社交平臺和數字政治》指出，特朗普陣營在創造其社交平臺內容時用了很多種修辭手段，主要聚焦于恐懼和憤怒。“不幸的是，往往用戶愛看的，是那些能夠激起憤怒的東西。第三方用戶制造的虛假信息就利用了這一點。”布萊文斯對澎湃新聞表示。

現年67歲、在紐約出生的詹姆斯在麻省理工獲得了電子工程的博士學位，之后創立了自己的公司。他告訴澎湃新聞，美國社會各階層都有人沒實現自己的目標，與他人相比時，許多人會感到失望、嫉妒和不滿。“特朗普利用這種不滿作為政治信息，那些感覺自己不成功的人，會將責任歸咎于他人。這就是特朗普的信息引起共鳴的地方。這些信息不必關乎事實或價值觀，只要它是別人的錯，這就足夠了。”

杰森還記得多年前到訪過臉書總部。“當時進門有一塊牌子上寫著：What if there is no fear（如果無所畏懼，會怎樣）？”但隨著使用臉書的時間越來越長，杰森覺得，這個平臺從最初的“no fear”，變成了“fear mongering”（販賣恐懼）。

“社交平臺或許導致了美國的政治分化，但并不一定是故意要這么做。”布萊文斯表示。但是監管的尺度又在哪里呢？

因為喜歡某一手槍型號，杰森運營了一個關于槍支的小組，1年有近3萬人加入。這促使他對監管產生了新的思考：“臉書認為，因為社會良心驅使，平臺應該有所行動，（發展帶來的）各種力量讓平臺感到自負，進而會占領道德高地，比如平臺認為對的才對，錯的就是錯的。”

“那些在社交平臺上做得好的人，可以拿到錢，還會有課程教他們怎么賺錢。但如果和臉書‘不是一條路’，那么機會就沒了。對那些想把網紅做成產業的人來說，社交平臺還會影響他們的世界觀。”杰森說道。

但現在，想要“數字搬家”到其他平臺很難，因為搬運系統非常復雜。

這種情況可能還會繼續。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龍·阿西莫格魯曾對澎湃新聞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成為將財富和權力轉移到少數科技企業家手中的工具，當前的“不平等”現象是一個警示信號。

鐵票倉的裂痕和重塑

手握用戶數據、用算法引導輿論的科技公司們也受制于“人”，并在政治上出現分化。

美國總統大選前兩周，秉持無黨派態度的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向哈里斯捐款5000萬美元；臉書母公司Meta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今年8月表示，將在2024年大選中致力于保持“政治中立”。與此同時，馬斯克正全力以赴投身特朗普的總統選戰，不僅向支持特朗普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投入了數百萬美元，其擁有的社交平臺X也在支持特朗普上推波助瀾。

實際上，馬斯克早就和加州過不去了。今年7月，他宣布SpaceX和X兩家公司總部將從加州遷移至得州，主要原因是加州近期通過了一項有關變性人權利的新法案。

“七八年前，在語言使用上，大家沒有用單數形式的they。they——他們（原本）是個復數，但是現在有很多支持非二元性別的人說，不要用he或者she來稱呼我，就用they或者them，they就是作為第三人稱單數來用。”徐舫提到，“比如說3個人開線上會議，大家可以設置個人簽名，Olivia可以備注（They/them），而不是（She/her）。甚至于批改作業、學生開會、寫郵件，也有人自愿使用第三人稱they來指代單數。”

制圖 王煜

這種轉變在美國引發了不少爭議，也是促使不少加州居民搬遷到其他州的因素之一。對于為什么相對于其他標簽年輕人對性別認知看得那么重，徐舫自己的思考是：從很大程度上來講，年齡種族不能改，年輕人的收入和社會階層暫時也沒辦法改。“你能夠改什么？你在什么地方可以體現出自主能動性？性別認同是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的。”她說。

加州是眾所周知的深藍州，凱文表示，加州大選的氛圍不如搖擺州濃烈。“身邊的同事會討論比如說這次誰的贏面大，但大家都比較平和，沒有特別激烈，也不會說支持誰，會說等結果吧。”

對于硅谷大佬的政治分歧，凱文認為，馬斯克僅代表他個人，他的意志也沒法影響到員工。加州是民主黨的鐵票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受到的教育，可能全家幾輩人都是支持某一個黨的。

美國媒體的報道印證了凱文的說法。“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注：馬斯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用于支持共和黨）的上門推銷員被空運到密歇根州，坐在一輛U-Haul的后座上，被告知如果達不到拉票配額，就必須自己支付酒店費用。這些人驚訝地發現，他們竟然在幫自己并不支持的特朗普競選。” 《連線》在10月30日一篇報道中寫道。

“這邊的科技公司，包括東海岸、西海岸，倡導的都是多元和包容，吸納移民。本身科技公司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大多數人都會對（特朗普支持的）孤立主義持否定態度。”凱文說。

2024年3月22日，美國加州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加文·紐森向“安全健康加州運動”的成員發表講話。視覺中國 圖

對于移民問題，“（如果特朗普上臺），微觀上對我們和留學生的影響沒有那么大，簽證、綠卡這些框架政策，也不會因為特朗普上臺就取消了。合法移民在他的議題中應該只占很小一部分。”凱文認為，如果出臺政策形成系統性歧視，問題就嚴重了，系統性歧視是美國社會的一個紅線。

盡管凱文個人認為，選擇哪個黨派，在經濟層面微觀上沒有感受到明顯的差別。但對于企業高層來說，如何站隊卻是關于其未來的發展和生存問題。

自2016年以來，民主黨與硅谷之間的聯盟瓦解就初見端倪。當時許多民主黨人將特朗普的勝利歸咎于互聯網平臺上的“虛假信息”，因此呼吁修改“用戶言論，平臺免責”的美國《通信規范法（1996年）》第230條，并試圖推動全國性的在線隱私保護法案。在拜登任內，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莉娜·汗對科技巨頭展開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反壟斷審查。

隨著虛擬貨幣產業的發展，拜登政府加強了監管；而在面對人工智能的新挑戰時，政府又采取了謹慎措施，強調保障AI技術的安全與可信度。在共和黨這邊，2024年共和黨平臺強調將結束對加密貨幣的打擊，并廢除拜登“阻礙AI創新發展的危險行政命令”。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期間也發行了自己的加密貨幣。風險投資人安德里森及其合伙人霍洛維茨表示，他們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共和黨對虛擬貨幣持開放態度。

顯然，監管尺度對于科技大佬決定支持誰很重要。“有人曾對我說：年輕人沒有什么可失去的，自然擁有社會自由的觀點，而老年人在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來支持他們的退休后，自然會變得保守。”詹姆斯說。

回到2010年，46歲的哈里斯贏得加州總檢察長選舉，一段她的演講被公開。“我們是為這個國家其他地區創造領導力的州。”她對一群歡呼的加州人說，“基于我們的信念，我們可以堅強，我們可以聰明，并且始終致力于我們的歷史，同時被賦予權力了解我們的命運。”

“這些言辭深入地激發了人們對加州作為美國生活潮流引領者和典范建設者的巨大作用的共同認識。”法洛斯在《連線》中寫到，“無論誰主導國家政治，加州都值得作為‘重塑州’而不是‘抵抗州’受到新的關注。”即使特朗普當選，“加州的發展仍有可能最終影響整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