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才能走出這座迷宮！”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彌留之際的西蒙·玻利瓦爾將軍發出一聲沉重嘆息。在生命的盡頭，這位曾為六個國家帶來獨立的“解放者”身陷一座政治與現實的迷宮，難覓出路：玻利瓦爾遭遇背叛與暗殺，舊日左膀右臂為各自派系而戰，忤逆他的美洲聯合之夢；玻利瓦爾不愿成為下一個愷撒或拿破侖，卻要為新生共和國的鐵腕政策背負獨夫暴君的惡名；玻利瓦爾終其一生驅逐西班牙人，卻發覺殖民遺產深入骨髓，讓被解放的國度寸步難行……在絕望之中，他選擇“自我放逐”，踏上一條沒有目的地的流亡之路。英國學者約翰·林奇搜羅各方資料，還原“解放者”人生旅途的終點：拉丁美洲獨立路上的“堂·吉訶德”，最后一次直面他的巨人與風車。本文摘自約翰·林奇著《玻利瓦爾傳》，安梁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蘇克雷在5月5日抵達波哥大，三天后他知悉反對玻利瓦爾的示威抗議，立刻趕到玻利瓦爾的住處，但玻利瓦爾已經動身前往卡塔赫納，踏上放逐之路。

我到府上想陪您一敘，奈何您早已動身離去。不過這可能也是好事，因為可以免去道別之際的苦痛。此刻我心情沉重，不知對您說些什么。言語無法表達我靈魂深處對您的感念。我與您相識多年，您也知道，我之所以對您感情深篤，并非膜拜您之威權，而是緣于您的友情。……無論您身處何地，都請您保持心情愉悅。

無論您身處何地，我蘇克雷都不會忘記您的恩德，一定會竭忠盡智為您效勞。

將要抵達卡塔赫納的時候，玻利瓦爾接到了蘇克雷的信。玻利瓦爾在5月26日回信，傷感卻克制：“您的來信未署日期，但您信中的送別之詞令我心潮澎湃。您心痛難平，我又何嘗不是，因為我不但與摯友分離，還不得不告別祖國……如此情勢，我的心情難以用文字表達，但請收下我的真摯祝福，愿您健康幸福。”蘇克雷在哥倫比亞是僅次于玻利瓦爾的重要人物，他出于同樣原因被同一批人憎恨。在玻利維亞，他被視為外來者，受到排斥；在秘魯，他是一支哥倫比亞部隊的統帥；在委內瑞拉，他是與外邦聯合的代言人；在哥倫比亞，他反對分裂，是委內瑞拉軍隊的捍衛者。“可敬的國會”對他并不友善：它通過一條法律，規定當選總統的年齡下限是40歲，從而使蘇克雷在五年內無緣成為總統。蘇克雷離開基多時，他已經成了眾矢之的。

在波哥大，玻利瓦爾與曼努埃拉深情道別，分離令人感傷，對兩人而言都很殘酷。剛剛踏上北行之旅，他就寫信給曼努埃拉：“我愛你，我的愛人，如果你能夠謹言慎行，我對你的愛將更加熾熱，遠勝從前。你要當心腳下的路，一旦走錯，即使沒有毀了我們倆，也會毀了你自己。你永遠的至愛，玻利瓦爾。”可是曼努埃拉并未聽從玻利瓦爾的忠告，仍然為了他積極發聲抗議。而玻利瓦爾一行人此時已到達翁達，正在等待換乘客船，沿馬格達萊納河下行。玻利瓦爾心緒變幻不定，時而難過，時而無奈。在前往圣安娜礦山的路上，他向波薩達·古鐵雷斯發問：“你覺得我為什么到了這里？”“將軍，是命運。”他的朋友如此回答。“什么命運？”他激動地追問，“不是的，我到了這兒，是因為我拒絕將共和國交給圣巴托洛梅學院（College of San Bartolomé）。”在帕迪利亞谷地——馬里基塔（Mariquita）平原地帶的一片綠洲——歇腳的時候，面對遠處起伏的科迪勒拉群山，耳畔隱約響起匯入馬格達萊納河的瓜里河（River Gualí）的汩汩流水聲，玻利瓦爾被這大自然的壯闊美景完全征服，驚嘆不已：“何其壯觀！何等雄偉！上帝可以見到、感覺到，甚至觸手可及，人類無論如何也否認不了啊！”在羅伯特·斯蒂芬孫（Robert Stephenson）不久以前工作過的采礦工地，當地礦工和他們的英國工友們列隊歡迎玻利瓦爾，高呼“‘解放者’萬歲”，這一幕讓他大受感動，對他這個跌下神壇的偶像來說，這不啻為一份慷慨饋贈。沿著馬格達萊納河，玻利瓦爾一路向北，河水讓他想起自己早年的赫赫戰功，不禁唏噓不已。在圖爾瓦科（Turbaco）略作停留后，他在6月底抵達卡塔赫納。沒人確切知曉他的去向。牙買加，歐洲大陸，還是英格蘭？行程計劃變化不定，各種流言滿天飛。

在卡塔赫納，玻利瓦爾受到了熱情接待，卻也遭受了沉重打擊。7月1日晚上9時許，兩駕馬車在玻利瓦爾住所停下來，蒙蒂利亞將軍高呼：“將軍，蘇克雷在貝魯埃科斯的山間被奸人害死了！”玻利瓦爾聞知，用手猛擊前額，語氣絕望：“上帝啊，他們讓亞伯流盡了血！”他讓眾人離開，他要一個人靜一靜。他在露臺踱步，坐臥難安，為蘇克雷和哥倫比亞抑郁難平。蘇克雷遇害的詳情漸次傳來：在回基多與妻子團聚的路上，蘇克雷取道貝魯埃科斯的山路前往帕斯托，盡管那一帶是反政府武裝和慣匪強盜盤踞之地，他依然相信自己的運氣，沒有帶人護衛，也沒有采取安全措施。結果，6月4日，蘇克雷在此地被人打死，在一片沼澤里發現了他的尸體。他死時年僅35歲。各方勢力開始互相指責，很快就把責任算到了考卡政府頭上。謀殺案的幕后主使看來是奧萬多，受雇槍手是阿波利納爾·莫里略（Apolinar Morillo）和何塞·艾拉索（José Erazo），前者開了導致蘇克雷死亡的致命一槍，此人后來受到了審判，最后被處決。在玻利瓦爾心里，蘇克雷是他的精神與政治繼承人，他的死去，宣告了革命的終結。玻利瓦爾致信瑪蓮娜，稱蘇克雷的死對于她、對于哥倫比亞和美洲都意味著巨大的損失，表示蘇克雷的死“讓我深深陷入無法言表的悲傷之中，我永遠感念他的忠誠不貳、崇高品行以及卓越功績”。他此時希望把哥倫比亞的迦太基——考卡魔鬼們的老巢——徹底摧毀，為“最無辜之人”蘇克雷——歐洲將他的死視作“新大陸有史以來最黑暗、最不可洗刷的污點”——報仇雪恨。

在卡塔赫納的日子里，希望與絕望交織，外界的消息不斷攪擾玻利瓦爾，讓他心神不寧。9月5日，曾在玻利瓦爾手下擔任軍隊指揮官和部長的拉斐爾·烏達內塔，在波哥大領導了反對總統莫斯克拉的起義，其意圖是讓玻利瓦爾重掌大權，再塑哥倫比亞聯盟。玻利瓦爾深知“合法性的鐵律”（the bronze barrier of legality）必須遵守，因此不能接受這種做法。他警告烏達內塔，違反選舉法將有辱名譽，但他還是產生了向后者伸出援手的念頭。“如果他們將部隊交到我手上，我會接過來；如果他們讓我去委內瑞拉，我也會去。”不過，這一切都是徒勞。“縱然最好的政黨，主張國家統一的政黨，實力最強……我也懷疑其最終重建秩序的可能。”他無法坦然從叛軍手里接過政權，他對他的舊日部長埃斯塔尼斯勞·維加拉（Estanislao Vergara）說：“相信我，我從來都不贊成犯上作亂，最近我甚至覺得我們不應該反對西班牙人。……我的所有解釋都是基于一個事實：我對救國事業已經不抱希望。”到10月底，玻利瓦爾顯然已經明白，“光復（大）哥倫比亞”已經遙不可及。“從委內瑞拉到此地，殺手刺客在南方虎視眈眈，政治鼓動家們到處煽風點火”，（大哥倫比亞）最后的解體看來不可避免，但他仍然覺得，人民仍然站在他這邊。

玻利瓦爾曾經志在四方，足跡遍布千山萬水，此時卻只能孤獨地待在哥倫比亞的一個角落里，沒有了安逸與舒適。卡塔赫納的炎熱與潮濕令玻利瓦爾難以忍受，他焦躁地等待著收到用于流亡生活的錢款，然而錢卻沒有等來，阿羅阿銅礦無法售出，其他產業也沒有收益。

1830年10月，何塞·帕拉西奧斯和幾位朋友護送玻利瓦爾到了索萊達（Soledad），威爾遜曾經記述，他“病情沉重、非常頹廢”，他幾乎不能在屋內走動，精神上萎靡不振。后來，他們把玻利瓦爾送到了巴蘭基亞。根據玻利瓦爾自己的說法，他瘦成了“喘著氣的骷髏”，幾乎不能在屋內挪上幾步，也不能爬樓梯，食物很難下咽。他想喝上一點雪利酒，再喝一杯啤酒，或是吃些最愛吃的蔬菜，但這些在當地市場都買不到，他又能找誰去討要呢？盡管咳嗽不停，呼吸困難，他仍然能口授信件，而外界傳來的消息又讓他不得安生。在給烏達內塔的長信里，玻利瓦爾慨嘆自己糟糕的身體與無望的處境。他勸告老戰友，在權力斗爭中要多加小心，因為只有“最兇悍者”才能幸存。靠賭上性命和以放棄權力地位為代價來力挽狂瀾，這樣做是否值得，玻利瓦爾深表懷疑。“美洲的局面獨特兇險，沒人敢自詡可以長久掌權。”

到了這個時候，玻利瓦爾幾乎在所有方面都做出了妥協。最為看重的美洲聯盟事業此時已告失敗，他只能為獨立的厄瓜多爾總統弗洛雷斯將軍送上祝福。至于烏達內塔，玻利瓦爾和他說話很坦率，言語中那種現實的口吻又讓人吃不消。在美洲，民意代表眾人愿景，而權力則意味著少數統治者可以肆意妄為。對于弗洛雷斯，玻利瓦爾只有一事相求：動用權力懲罰帕斯托，為他眼里完美無缺的蘇克雷報仇雪恨。（他告訴弗洛雷斯）你一旦自知江河日下，就應放棄榮耀抽身而去：

如你所知，我執政二十余年，僅總結出幾點事實：（1）對我們而言，美洲不可統治；（2）投身革命，猶如在大海犁田；（3）在美洲，能做的只有移民海外；（4）國家將無可避免地落入不受約束的群氓之手，繼而不知不覺落入各個膚色和種族的掌握微末權力的暴君之手；（5）我們一朝被罪惡所毀或被暴行所累，歐洲人甚至會不屑于征服我們；（6）如果世界上有哪一個地方有可能重返原始的混沌，那將是末日降臨的美洲。

玻利瓦爾心知他的支持者們正翹首以盼。那些同他休戚與共、指望著他的建議和決定的追隨者，正注視著一個無人引導、無所適從的未來；他們彼此之間也不再完全信任，因為他們效忠于共同事業的關鍵紐帶已經斷裂。奧利里向玻利瓦爾尋求指點，但他不得不告知前者，自己已無權無勢，愛莫能助。他康復無望，咳嗽不止，只能建議奧利里跟從烏達內塔。

一個富有的西班牙人華金·米耶爾（Joaquín Mier），邀請玻利瓦爾到他的府邸休養。那里距離圣瑪爾塔僅有3英里，米耶爾提供了一艘船——“曼努埃爾”（Manuel）號雙桅船，用來取道沿海路線把玻利瓦爾送到那里。12月1日晚間，玻利瓦爾到達圣瑪爾塔，被人用轎子抬上了岸。法國醫生亞歷山大·普羅斯佩爾·雷韋朗（ Alexandre Prospère Révérend）和美國海軍的外科醫生喬治·麥克奈特（George MacNight）為玻利瓦爾檢查了身體，盡管在細節上略有分歧，他們都指出玻利瓦爾患有嚴重肺疾，也就是現代醫學所稱的肺結核。12 月6日，長期在玻利瓦爾家當差的老管家何塞·帕拉西奧斯把玻利瓦爾扶上馬車，帶到了米耶爾的莊園——圣佩德羅·亞歷杭德里諾（San Pedro Alejandrino）。在靜養期間，守在他身邊的是貝爾福德·欣頓·威爾遜、侄子費爾南多，以及何塞·帕拉西奧斯，蒙蒂利亞將軍則是負責他與外界溝通的聯絡人，法國醫生也隨時聽候吩咐。忠誠的奧利里在另一個地點恪盡職守，對隔壁幾間屋子里那幫打牌消遣的吵鬧軍官充耳不聞。直到12月8日，玻利瓦爾仍在點撥烏達內塔，試圖彌合那些玻利瓦爾支持者相互之間的裂痕。10日，他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胸口疼痛，昏昏沉沉。然而，他的思維還清醒，仍聚精會神地傾聽圣瑪爾塔主教何塞·馬里亞·埃斯特韋斯關于人生末路與靈魂不朽的規勸。玻利瓦爾需要決定何去何從：向無邊黑暗縱身一躍還是跨出最后一步重歸基督？他畏葸不前。“我是真的病入膏肓了嗎？”他捫心自問，“我該如何走出迷宮？”

玻利瓦爾臨終時領受了天主教圣事，施行者是埃斯特韋斯主教與附近印第安村落的一位神父。他做了臨終懺悔，也接受了臨終圣禮，以清晰堅定之聲回答神父的問話。對于他此時的精神狀態，有許多猜測與懷疑。如果他有所猶豫，可能源自對時間凝固的渴望、對臨終圣餐的恐懼。玻利瓦爾在臨終懺悔里說了什么，我們不得而知。但終傅（extreme unction）與圣餐領受都是重視承諾的圣事，有理由推斷，他是虔誠無欺的。接下來，他確認了他的遺囑，使用的是那個時代的通用措辭，而可信度毫不受影響。他宣稱自己信仰三位一體，信仰圣父圣子圣靈，三者共用上帝之名，并堅持羅馬天主教會的其他信綱，“我在天主信仰下得生，我將作為真正的天主教徒走完此生，直至死去”。玻利瓦爾宣布，除了阿羅阿銅礦與一些珠寶，他別無財產。他給何塞·帕拉西奧斯留下8000比索，以“報償他的忠心追隨”。他把自己剩余的個人物品、產業和收入留給了他的繼承人——兩個姐姐瑪麗亞·安東尼婭和胡安娜，以及已故兄長胡安·比森特的孩子們。玻利瓦爾讓自己的遺囑執行人將蘇克雷所贈之劍送還給他的遺孀，“作為我所一直珍視的與大元帥友誼之見證”。他向羅伯特·威爾遜將軍表達了謝意，感謝“他的兒子貝爾福德·威爾遜上校品行端方，在我生命最后時刻仍忠誠追隨左右”。玻利瓦爾留下遺愿，希望被葬在出生之地加拉加斯城。

1830年12月10日，大限將至的玻利瓦爾發表了對哥倫比亞人民的告別辭——

哥倫比亞人民：

你們親眼見到了我在暴政統治過的地方為實現自由而做的努力。我放棄了家產，甚至寧靜生活，無私地盡力而為。當我確信，你們不再信任我的無私時，我放棄了權力。我的敵人利用了你們的輕信，踐踏了對我來說最為神圣的東西——我的聲譽和對自由的熱愛。我成了迫害者的犧牲品，他們把我帶到了墓穴的門口，但我寬恕他們。

即將與你們永訣之際，我內心感到，應該讓你們知曉我最后的遺愿。除了哥倫比亞的團結統一，我不祈求別的榮譽。團結的益處不可估量，大家應該為此竭盡全力。人民要服從現有政府，以擺脫無政府狀態，圣祠的牧師要向上天祈禱，軍人要用手中的利劍捍衛社會的權利。哥倫比亞人民！我最后的祝福是希望祖國幸福，如果我的死有助于止息派系紛爭、鞏固美洲人的聯盟，那我將平靜赴死。

油畫《玻利瓦爾之死》，委內瑞拉畫家安東尼奧·托羅創作于1889年

他時日無多，最后歲月煎熬而不安，在病榻和吊床之間輾轉，經常喘不過氣來。“走吧！走吧！”一次夢囈里，他說道，“這片土地的人們不再需要我。走吧，小伙子們！把我的行李搬上三桅船！”玻利瓦爾彌留之際，醫生召來守候的人們，眾人圍在玻利瓦爾床邊。1830年12月17日，下午1時剛過，47歲的他撒手人寰。“最后時刻，火山噴出余燼，安第斯山脈的風塵尚存于他的外衣之上。”

曼努埃拉從她派往波哥大保持聯絡的佩魯·德·拉克魯瓦那里獲知噩耗，她比愛人多活了26年，但一刻也不曾感到幸福，她成了政敵惡毒攻擊與敵視的目標，而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她的脾氣造成的。她最終定居在派塔（Paita），秘魯北部的一個小港口。19世紀40年代，她將一箱玻利瓦爾寫給她的信交給了奧利里，她還在1850年淡然接受了關涉1828年9月25日那次風波的問詢。曼努埃拉于1856年去世。

玻利瓦爾的遺體經過了防腐處理，人們涌入暫厝其遺體的海關大樓瞻仰遺容。12月20日葬禮舉行時，人們涌上圣瑪爾塔街頭，玻利瓦爾馴養的馬匹身上披上黑布，走在送葬隊伍的最前面，向大教堂的方向前行。莊嚴的進行曲奏響，鐘聲長鳴，安魂曲將“解放者”送往永生。他的墓地，正在大教堂之中。他的死訊并沒有快速傳布，人們知曉后也仍然是波瀾不驚。倫敦《泰晤士報》刊出訃告：“憑借玻利瓦爾所掌握的資源，再嫻熟的政治設計師也無法建構永久的社會秩序與自由。他已盡己所能，哥倫比亞與秘魯現今的成就，都要歸功于他的遠見卓識與非凡才干。”委內瑞拉四分五裂，當年沒多少人贊揚玻利瓦爾杰出的品行。12年后，他的遺體才重回加拉加斯。在他死后這12年里，面對政治上的幻滅現實，委內瑞拉人方才領悟，玻利瓦爾不是最壞的選擇。

1876年玻利瓦爾遺骸由加拉加斯大教堂移葬委內瑞拉先賢祠

1842年12月，玻利瓦爾被安葬在加拉加斯大教堂，1876年10月，玻利瓦爾被重新安葬于國家先賢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