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像《鄉村白人之怒》（White Rural Rage）這樣標題的新書，一出版便在美國大賣并不出人意料。但在首都華盛頓1500多公里之外東北部的一家鄉村農場里，助理教授尼古拉斯·雅各布斯（Nicholas F. Jacobs）仍然深感不安，他在過去10年多時間里一直和鄉村居民打交道，對這種刻板印象嗤之以鼻久矣。

今年早些時候，在美國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王牌早間節目“早安喬”里，《鄉村白人之怒》一書的兩位作者將鄉村白人描述為“這個國家最種族主義、最排外、最反移民、最反同性戀的地理人口群體……他們最有可能為暴力找借口或者辯護，認為暴力是和平、公共對話的可接受替代品”。該書很快在社交平臺X上走熱，還登上《紐約時報》最暢銷書榜單。

雅各布斯清晰記得，那天早上他醒來時，堆積如山的信息和留言帖向他涌來，來自全美各地的農村組織者、社區活動人士和地方官員，每個人都對節目中針對他們所珍視并努力改善的社區發起如此嚴厲和傷害性的抨擊深感痛苦。

2019年，雅各布斯和家人搬到以盛產藍莓和馬鈴薯而聞名的農業州緬因的鄉下，一邊和妻子經營打理自家的春順農場（Spring Soon），種植全有機蔬果，一邊在該州知名的科爾比學院（Colby College）任教，通過采訪、調研、整理數據——過去10年里收集了超2.5萬名農村選民的訪談數據——研究美國鄉村個體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加深對他們政治行為和態度的深入理解。歷史上，這所私立文理學院可是全美第一所接受女性學生的男子學院。

基于2020年秋至2022年夏對1萬名農村地區居民的民意調查，雅各布斯和科爾比學院資深政治學教授丹尼爾·謝伊（Daniel M. Shea）去年底出版了《鄉村選民：地方政治與美國的分裂》一書，力圖“擴大這一邊緣化農村選民群體的聲音”，引發美國主流輿論的廣泛關注。

“關于憤怒的東西——我從來沒有發現過。”雅各布斯堅定認為。

尼古拉斯·雅各布斯（右）與科爾比學院資深政治學教授丹尼爾·謝伊。

重大轉變

“很多人仍然喜歡簡單敘事——將鄉村美國描繪成鐵板一塊的怒火和憤怒，而不是接觸（鄉村人群的）細微差別。”雅各布斯日前對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批駁了對鄉村白人選民“貶低性的政治成見”。

“憤怒鄉村”的敘事早已不新鮮。2016年當美國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農村選民將當時的“政治素人”唐納德·特朗普推上總統之位時，民主黨人試圖弄清楚為什么他們對民主黨如此不滿。

一些自由派思想家反思稱，民主黨對農村選民的“本能性的居高臨下”早在喬治·W·布什政府期間便不斷升級，并在希拉里·克林頓競選總統那一年達到頂峰，她將特朗普的支持者斥為“一籃子可悲者”；奧巴?也未能“免俗”，2008年在?主黨初選期間嚴重失?，宣稱賓州乃?中?部的鄉村?鎮選?因為?作流失、經濟衰退，所以開始產生“憤怒和痛苦”。“因為衰退，所以憤怒，進?轉向極端右翼”成為了多年里主流討論的出發點，也使當年被戲稱為“鐵銹帶憤怒的代言者”萬斯（J.D. Vance）所著的《鄉下人的悲歌》迅速成為現象級暢銷書，至今不衰。

但8年過去了，這樣的敘事對于理解進而消解這一群體的“邊緣感”和“忽略感”助益不大。

“農村和非農村選民的分裂已史無前例。”去年底，雅各布斯在合著新書《鄉村選民》中的這一發現迅速引發美國輿論的高度關注，他們還提出“農村選民群體是眼下共和黨‘聯盟’中更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超過黑人或年輕人群體之于民主黨”，對這一“新政治身份”的討論延續到今年仍在展開——在2024年，農村選民約占全體選民的20%。

美國人口普查局將農村定義為任何擁有少于2000個住房單元或人口少于5000人的地方。在全美各州，得克薩斯州農村人口最多，搖擺州北卡羅來納州排名第二。在《鄉村選民》一書中，雅各布斯和他的研究伙伴用更精細的地理單位區分都市與鄉村，將個人層面的數據與龐大的縣級匯總數據集合起來，提供可追溯至1824年的選舉和人口普查信息。

《鄉村選民》力圖擴大“邊緣化農村選民群體的聲音”。

根據該書分析，美國選民幾代以來居住的地區，例如東北或西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特定的政治傾向，無論城市還是鄉村。而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的政治取向開始沿著城鄉界線分裂。民主黨政客過去常常將農村選民算作自己的“票倉”，但共和黨在近期的選舉周期中一直在農村地區占有優勢。

“曾經有過這樣的時刻，農村選民——實際上是所有選民——主要關注當地問題，比如小企業的生存、醫療衛生資源的獲取，以及對學校和教堂等社區機構的保護。”雅各布斯日前在專訪中描述了他電腦里海量民調數據透露的“醞釀數十年的演變過程”。

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最近幾年，他們的研究團隊發現，鄉村人口的關注點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轉向了更廣泛的、國家層面的關注點。“農村選民現在越來越多地卷入國家政治斗爭，他們感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脅。”

2016年以一本研究保守派茶黨支持者的《故土異客：美國右翼的憤怒與哀悼》而聲名鵲起的社會學家亞莉·羅素·霍奇查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今年出版新書《偷來的驕傲：失落、羞恥與右翼崛起》，也將研究工作重點轉向了文化認同對政治的塑造。對于阿巴拉契亞地區貧困的白人工人階級而言，消失的煤炭行業工作機會不僅是謀生的手段，更是身份認同和自尊心的重要來源。

她在當地的調研中還發現，天然氣和自動化技術興起帶來煤炭行業的衰落，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幅下降。失業導致大批人離開，而那些留在原地的男人感到羞恥，他們不得不接受一些被認為是“女孩的工作”——比如端盤子或舀冰淇淋。

民主黨政客過去常常將農村選民算作自己的“票倉”，但共和黨在近期的選舉周期中一直在農村地區占有優勢。

后院故事

雅各布斯認為，理解美國鄉村經驗的核心是自豪與怨氣（resentment）的雙重性。“農村選民對自己的生活方式表現出強烈的自豪感，這種生活方式植根于一種跨越階級（貧富）界限的歸屬感和社群聯系。”他說，“（美國農村）人們對政府官員和專家有著不可否認的不滿，后者常常被視為脫離現實。這種怨氣源于多年以來的被忽視或低人一等的感受，而經濟停滯和文化邊緣化則加劇了這種怨氣。”

經濟方面，雅各布斯的研究發現，雖然農村社區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應對失業問題，特別是在農業和制造業領域，但過去幾年，落后的感覺加劇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擾亂了本已脆弱的供應鏈，惡化了醫療衛生資源的可及性，并凸顯了嚴重的不平等。生活成本上升、住房危機和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也在惡化。

不過，官方統計數據顯示，近15年來，美國都市和鄉村的失業率幾乎同進退；而以收入低于貧窮線為標準，鄉村貧窮十余年來情形并未變得更嚴重，反而是都市中這類家庭的占比節節攀升。

與經濟狀況密切交織的還有同樣深刻的文化變化。“如果說10年前農村選民對實施變革的外來者只是持謹慎態度的話，那么如今這種警惕性已演變成對政府和專家，尤其是來自城市地區的政府和專家，更加根深蒂固的懷疑。”雅各布斯告訴記者，他親眼目睹了專家居高臨下的感覺——無論是在健康、氣候還是教育問題上——是如何加深農村的懷疑情緒。

他講了一個自家后院的故事——讓緬因州中部正處于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污染日益加深的危機中。多年來，當地農民使用經過政府專家和監管機構批準的污水污泥作為“肥料”，后來人們發現污泥中含有危險水平的PFAS化學物質，現在已知是有毒的（研究表明，它們與人類的癌癥、甲狀腺功能紊亂、肝臟疾病等疾病有關）。衛生專家立即介入，要求關閉農場并發布有關污染風險的可怕警告。

“當然，健康問題是非常真實的……對于許多（并非全部）專家來說，解決方案似乎很明確：關閉農場，清理污染，然后生活繼續。”雅各布斯說道，“但對于農民及其社區來說，其影響更具破壞性。關閉農場不僅僅意味著解決健康危機；這是對一種生活方式的破壞。這些農場代表了幾代人的辛勤勞動、與土地的深厚聯系以及緬因州農村的文化結構。”

雅各布斯和家人搬到以盛產藍莓和馬鈴薯而聞名的農業州緬因的鄉下，和妻子經營打理自家的春順農場（Spring Soon），種植全有機蔬果。

在更廣泛的領域——無論是公共衛生、環境保護還是經濟復蘇方面——雅各布斯看到了類似的模式：專家們往往懷著良好的意愿進入農村社區并提出解決方案，但他們往往只關注他們發現的問題，卻沒有意識到農村人口與其土地、工作和社區之間的更深層次的聯系。

在政治傾向上，黨派轉向明顯。雅各布斯說，歷史上，農村選民可能更愿意在地方一級投票給民主黨，但現在，他們在各方面都更加一致地與共和黨“結盟”。這種轉變不僅與政策偏好有關，而且關于身份（認同）。越來越多的農村選民將他們的政治選擇視為對自己生活方式的捍衛，他們認為這種生活方式正受到以城市為中心的政策的威脅。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教授霍奇查爾德在新作中也有類似的觀察，她書中的肯塔基州東部等地——這一唐納德·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基地——曾經有強大的工會，工會不僅保護工人的權益，還將藍領工人與民主黨緊緊聯系在一起。如今，美國私營部門中受工會代表的工人比例已不足7%。這種衰落也使得白人工人階級與傳統的民主黨支持逐漸割裂。

“不少農村選民告訴我，他們不再覺得民主黨有政治歸屬感，他們的認知里民主黨更關注城市和沿海（城市）問題。”雅各布斯告訴記者說。

漫漫長路

即使基于大量調研數據，要替鄉村群體發聲也并非易事。

美國得克薩斯州東北部城市阿靈頓的讀者比爾·福加蒂在《華盛頓郵報》的讀者留言中直言不諱地批評雅各布斯和謝伊撰寫的評論“是在為農村選民開脫，并將責任推給其他人”。

這名讀者針鋒相對地表示，所謂這些農村居民是“摧毀當地工業的經濟政策”的受害者，只是粗略提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難以令人信服，因為該協定的歷史和產生的影響遠為復雜。而譴責“缺乏對農村基礎設施和教育的投資”的觀點，甚至沒有舉出一個例子，也沒有承認拜登政府過去幾年推出政策的一點好處。

“我看到的并不是針對農村白人的憤怒和厭惡，而是對雅各布斯和謝伊輕易淡化的鄉村憤怒的恐懼。我見過我所在社區教堂里的彩虹旗被拔掉；我見過有人因為害怕受到騷擾而不敢貼汽車貼紙。希瑟·海耶（Heather Hayer）在夏洛茨維爾被謀殺的片段在許多人的腦海中仍然記憶猶新（2017年美國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發生的“白人至上”騷亂中駕車沖入人群事件——編者注）……”

讀者留言里另一位在城市和鄉村都有長期居住經驗的評論者觀點更為溫和。在大都市洛杉磯生活了25年后，猶太裔美國人巴里·溫德爾（Barry L. Wendell）在12年前“和丈夫搬到了西弗吉尼亞莫農加利亞縣”，每個月他會獨自走訪300英里范圍內的另一個小鎮，“在很大程度上，我喜歡我遇到的小鎮人和我去過的地方。通常獨自旅行，而且年紀不小，人們不會立即將我視為猶太人或酷兒（區別對待）。”

“但我們州的政治很糟糕，即使莫農加利亞縣是該州最自由的縣。”他筆鋒一轉寫道，“共和黨占多數的立法機構沒有處理撤資和去工業化等（經濟）問題，而是專注于讓跨性別青少年的生活變得艱難，擔心移民問題，允許大學校園內持槍，同時取消西弗吉尼亞大學的世界語言系。”

越來越多的農村選民將他們的政治選擇視為對自己生活方式的捍衛，他們認為這種生活方式正受到以城市為中心的政策的威脅。

基于《鄉村選民》一書中對1萬名鄉村居民的調查數據，雅各布斯和他的研究伙伴堅決反對“農村烏合之眾”的提法，他們不是政治狂熱分子，只有10%的農村居民表現出政治熱情，但媒體往往會抬高煽動者的聲音……除了在槍支問題上，絕大多數農村居民持有與全國其他地區一致的主流價值觀和立場。

雅各布斯承認，像茶黨這樣的運動確實激起了政治熱情，現在類似的力量也在發揮作用，但絕大多數農村選民更關心保護他們的社區，而不是參與暴力。他和研究團隊仔細專門審視了這部分極端選民。

“他們在所有重要方面都有所不同：更容易相信陰謀論，更有可能持有種族主義信仰，不太可能考慮社區的福祉。他們是政治少數派，但受到廣泛關注。”他告訴澎湃新聞，“這類人想要（深度）參與其中，引起轟動，告訴你如何投票。”

而有的媒體樂于放大這些聲音，雅各布斯將這部分媒體描述為“無意促進理解，樂于從分歧中獲利”、“故事越短，越好賣”，問題是“隨著當地報紙和當地新聞臺的衰落，他們越來越不身居他們試圖報道的社區中”。

雅各布斯希望自己的書——植根于自己對與地方建立更深入聯系的渴望——能在促進溝通和增進理解上發揮些許作用。

“自從出版我自己的書以來，我看到農村選民的看法發生了一些變化……但要讓城市和非鄉村居民真正理解鄉村身份（認同）的本質，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有些樂觀……但只是有些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