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次崩潰：下一次大規模全球化何時到來》一書，由普林斯頓大學克勞德和洛爾·凱利歐洲研究教授、伍德羅·威爾遜學院歷史和國際事務教授哈羅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撰寫，中國出版集團下屬中譯出版社于近日推出中文版（祁長保譯，2024年9月）。書中，作者對過去兩個世紀全球化的興衰進行了全面回顧，探討了過去170年來的數次跨國危機，分析了原因及其對全球化的影響，揭示了危機如何既破壞了全球經濟秩序，又在某種程度上為新的全球化浪潮鋪平道路。

《七次崩潰：下一次大規模全球化何時到來》，祁長保譯，中譯出版社，2024年9月

全球化的演變：從危機到轉折

作者分析了從19世紀40年代的大饑荒到2020年新冠疫情的七次重大經濟危機，這些危機不僅是全球化進程的關鍵節點，也反映出全球經濟體系在面對不同沖擊時的脆弱與適應性。

第一次危機：19世紀40年代的大饑荒與革命。1845年愛爾蘭大饑荒開啟了危機的序幕。作者指出，這場饑荒不僅導致大量人口的死亡和遷移，也使歐洲的政治和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饑荒和隨后的1848年革命浪潮引發了社會動蕩，糧食價格在短時間內大幅飆升，促使政府采取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以應對糧食短缺，進而推動了貿易壁壘的消除和資本的跨境流動，形成了現代全球化第一次蓬勃發展。詹姆斯認為，這一時期的全球化趨勢并未被徹底逆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更廣泛的市場一體化。

第二次危機：1873年金融危機。此次危機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向壟斷過渡的象征。作者通過分析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里昂·瓦爾拉斯和卡爾·門格爾等經濟學家的理論，揭示了邊際革命對后世經濟學研究的影響。盡管危機導致了資本流動性緊縮和經濟衰退，但為后來全球資本市場的擴張奠定了基礎。

第三次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大通脹。戰爭迫使各國集中資源進行軍事生產，導致嚴重的物資短缺和通脹壓力。詹姆斯指出，戰爭對歐洲經濟的破壞，以及隨之而來的惡性通貨膨脹，打擊了全球化的步伐。戰爭期間，德國財政部長卡爾·赫弗里希等人試圖以發行債券的方式推遲人民的戰爭負擔，在戰敗以后卻因為沒有認清貨幣的本質而妄圖以超發貨幣應對戰爭賠款，最終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這一時期見證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形成了現代國家對經濟的調控模式。作者認為，這次危機揭示了國家維持全球經濟秩序的局限，也使國際合作成為此后全球化重建的必然選擇。

第四次危機：1929年經濟大蕭條。嚴重的負面需求沖擊使全球化出現重大挫折。金融系統的崩潰摧毀了大量企業和個人的購買能力，導致全球貿易量急劇下滑。作者特別關注凱恩斯在大蕭條中的角色，認為他的需求管理理論對二戰后國際經濟體系的重建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一時期全球化幾乎陷入停滯，國際貿易大幅萎縮，保護主義抬頭。然而，正是此次危機推動了凱恩斯經濟學的崛起，并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五次危機：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石油危機標志著全球化的又一次重大轉折，供應鏈中斷和價格急劇上漲使得全球范圍內的物資短缺加劇。石油生產國利用資源優勢，試圖通過價格控制全球經濟格局。雖然這場危機短期內打擊了全球經濟，但卻推動了能源技術創新和多樣化供應渠道的形成，帶動了80年代全球化的復蘇，最終促成了全球治理機構的建立，為后來的國際合作奠定了基礎。作者認為，供應沖擊和隨后的政策調整，揭示了全球化在面對資源短缺時的適應能力。

第六次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次危機對北大西洋經濟體影響深遠，負面需求沖擊使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美聯儲在本·伯南克的領導下，通過量化寬松政策成功避免了全球經濟的全面崩潰。盡管成功防止了大蕭條的重演，但也引發了貨幣政策的長期依賴問題。此次危機凸顯了全球化的“雙刃劍”特性：一方面，全球資本市場的深度聯系加劇了危機的擴散；另一方面，全球合作的努力也為后來經濟復蘇創造了條件。

第七次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新冠疫情不同于以往的需求驅動的經濟危機，全球封鎖、供應鏈中斷和物資短缺使各國重新審視全球化的依賴性。雖然全球經濟陷入停滯，但技術創新和數字化轉型又為全球化開辟了新的可能。疫情期間的需求沖擊與供應瓶頸交織，暴露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使得世界重新思考全球供應鏈的韌性問題，也促使各國探索更加多元化的供應渠道，以降低對單一國家的依賴。作者認為，后疫情時代的全球化將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各國能否加強合作，將決定全球化的未來走向。

危機的性質：互聯互通經濟體的構建

危機的“好”/“壞”之分。詹姆斯在書中區分了兩類不同類型的危機：由供給沖擊引發的“好”危機和由需求沖擊引發的“壞”危機。“好”危機雖然在短期內帶來了經濟困境，但從長遠看，卻促進了全球化和生產力的提升。相反，“壞”危機不僅導致全球經濟陷入蕭條，還進一步加劇了國際間的隔離與保護主義。在這些危機中，國際貿易和跨境資本流動都急劇下降，全球化進程遭到嚴重打擊。同時，國家對政府和市場機制的信任也顯著下降，出現了更多的反全球化思潮。

國內外市場及個人-政府的交織。在本書所記錄的崩盤事件中，能夠明顯發現是由國外市場發生的事件導致了國內市場的崩盤。此外，私人金融家和政府之間也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當金融家的商業利益受損并對政府財政和公民造成損害時，這種聯系最終惡化。例如，伊瓦爾·克雷于格于1907年創立了瑞典火柴公司。為了壟斷全球火柴市場，他向各國政府借錢，以換取公司進入各國市場的獨家經營權。克雷于格在美國籌集資金，購買中歐被低估的資產，以擴大其火柴制造和分銷帝國。為了控制德國火柴市場，他通過復雜的債務工具在美國籌集資金，由于選擇的時機恰逢1929年10月，大蕭條導致了克雷于格帝國轟然倒塌——部分原因是市場崩潰，部分原因是他的會計欺詐行為——這一事件的影響波及了那些依賴克雷于格金錢和建議的國家。

全球化構建互聯互通經濟體。大蕭條是由需求沖擊引起的，而19世紀40年代的危機則是由供給沖擊引發的。作者指出，19世紀40年代歐洲的危機是由“饑荒、營養不良、疾病和叛亂”引起的。因此，商界領袖和政府認識到，全球化對于建立能夠抵御供給沖擊的互聯經濟體是必不可少的。在此期間，中央銀行和金融家擁有了更大的影響力，因為需要新的資本來資助新項目。政府激勵國內生產以及與國外市場的貿易。互聯互通的最終結果是金屬貨幣的國家間流動造成通貨緊縮，同時開發了新的金融工具來資助鐵路等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新的金融計劃使金融家和工業巨頭能夠更多地積累資本。正如20世紀20年代的情況一樣，繁榮先于19世紀70年代的危機。

危機與思想家的交織：經濟學理論的演進

作者不僅著眼于危機本身，還分析了每次危機中涌現出的重要學者及其理論，這些理論為未來全球化的演進方向提供了指導。例如，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共產黨宣言》闡述了工業資本主義下的全球一體化如何引發社會動蕩；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凱恩斯則提出了需求管理理論，強調政府在調控經濟中的關鍵作用。

思想的演變與歷史語境：通過分析學者的理論背景，揭示他們如何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危機做出回應。例如，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源于對自由市場無力應對大規模需求萎縮的批判，弗里德曼則在通貨膨脹高企的70年代提出了貨幣主義，為后來的市場自由化提供了理論支持。這些理論的發展不僅是對危機本身的回應，更是對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的反思。

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每一次危機不僅推動了思想方面的變革，也為實際政策提供了實驗場。大蕭條期間，凱恩斯推動了財政刺激政策的實施，2008年危機后，美聯儲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則體現了伯南克等人的理論實踐。作者認為，這種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是全球化過程中政策調整的重要動力。

全球化的未來：供需沖擊與技術創新的雙重驅動

在總結部分，作者認為，全球化的歷史雖然充滿波折，但其內在動力并未消失。如同19世紀4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當前面臨的挑戰同樣可能成為未來全球化的新起點。

后疫情時代的再全球化：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化體系中的諸多問題，如供應鏈脆弱性和國際合作的不足，但同時也展示了技術在提升全球連接性方面的潛力。數字化技術和在線經濟的發展，將成為未來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在教育、醫療、遠程工作等領域，全球化有望以新的形式延續下去。

全球治理與制度創新：全球化的下一階段需要更為完善的全球治理結構，以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等全球性挑戰。國際合作在應對這些問題時的重要性愈加凸顯，各國需要在經濟利益和全球公共產品之間找到新的平衡。制度創新不僅是政策層面的調整，更是對全球化理念的重新定義。

供給沖擊與技術變革的結合：歷史上的供應沖擊事件往往是全球化復蘇的前奏。未來，能源轉型和綠色技術創新或將成為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點。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新的國際合作機制有望推動全球市場的進一步整合，而各國在技術領域的協同合作，將成為推動全球化發展的關鍵因素。

結語：全球化的歷史鏡鑒與未來愿景

《七次崩潰》通過對七次重大經濟危機的分析，揭示了全球化進程中的復雜性和多變性。作者的核心觀點是，全球化并不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而是受到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每一次危機既是全球化的考驗，也是全球化的機遇。無論是“好”危機還是“壞”危機，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經濟格局。全球化并非不可逆，而是受制于供需沖擊、技術變革和政治決策等多重因素的復雜動態過程。面對疫情后世界經濟的復蘇和重構，各國政府需要深刻認識到全球化的脆弱性與適應性。只有通過國際間的協調與合作，全球化的下一輪浪潮才能真正實現包容性和可持續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在危機驅動的全球化模式、地緣政治影響、經濟不平等以及社會文化層面的缺陷等方面仍有一些局限性。

忽略了全球化的多元發展動力。本書的分析以危機為核心，強調全球化是一種“被動適應”的過程，而非自然演進的產物。他將全球化視為經濟危機反復沖擊后的“重建”過程，這種觀點盡管新穎，但并未完全解釋全球化在某些領域的持續擴展。例如，許多學者認為，全球化的驅動力不僅是外部危機，還包括多種內生的市場激勵和技術革命。詹姆斯的視角雖然揭示了全球化進程中的不穩定因素，但忽略了全球化的多元發展動力。將全球化簡化為一種危機的延續，可能低估了各國通過貿易協定、跨國投資和文化交流等途徑主動推動全球化的動機和貢獻。

缺乏對當代核心資源競爭的關切。作者認為，全球化在危機下往往伴隨著資源爭奪和地緣政治緊張關系的加劇，這一觀察確實具有洞察力。然而，這一分析更側重于石油危機、冷戰等傳統資源爭奪領域，對21世紀涉及技術和信息資源的爭奪卻著墨不多。當前全球化進程中，對稀土、半導體芯片及數據等新興資源的爭奪不僅影響了全球供應鏈，還重塑了全球政治格局。詹姆斯將全球化與資源爭奪聯系起來是合理的，但他在涵蓋現代核心資源層面上有所欠缺，未能完全反映出當下地緣政治競爭的全貌。

對全球化與經濟不平等的辯證關系缺少全球視野。本書批判性地指出，全球化進程中的多次危機加劇了社會經濟不平等，特別是低收入群體在危機中往往受到更大沖擊。然而，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不平等的加劇”，卻忽略了全球化給某些領域帶來的社會福利擴展。例如，在某些發展中國家，全球性的投資和技術轉移顯著提升了當地經濟和生活水平，但這些成就往往被危機掩蓋。此外，作者對不平等的關注多集中于西方社會，對“全球南方”的不平等轉移關注不足。全球化帶來的財富再分配和社會流動性的提升是一個重要課題，詹姆斯的批判在這一方面缺乏全球視野。

未能深入探討全球化對文化與社會價值觀的長期影響。全球化不僅是經濟和政治現象，還是一個深刻的文化滲透和社會轉型過程，它影響著各國的價值觀、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盡管作者偶爾提及文化交流和文化沖突，但這些討論相對片面。當前全球化的批判性研究表明，文化的全球化同樣引發了諸如“文化侵蝕”、身份危機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在危機時尤為突出。

過于依賴歷史模式，忽視了未來全球化可能的新方向。作者對未來全球化的方向分析過于悲觀，忽視了全球化的彈性和適應性。歷史表明，全球化進程在歷經多次危機后仍不斷復蘇和重塑，這表明全球化不只是脆弱的，也是充滿彈性的。盡管全球化在疫情、氣候變化等挑戰面前確實需要重新定義和調整，但詹姆斯卻未能充分考慮數字經濟、綠色能源轉型等新興因素也會成為全球化重生的新動力。

綜合來看，《七次崩潰》是一部思想深刻、視野開闊的經濟史著作。作者通過對七次危機的深入分析，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幅全球化的興衰圖景。他以豐富的歷史細節和嚴謹的學術態度，為讀者揭示了全球化背后的復雜機制和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這本書不僅適合經濟學者和歷史學家閱讀，也為關心全球經濟走向的讀者提供了寶貴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