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射雕三部曲”中，《九陰真經》是掀起江湖風云的第一武功秘籍。從敘事角度來看，它是連接江湖兒女、推動情節發展的核心道具。倘若轉換視角，站在經書自身的角度看，關于它的產生、傳播、流衍，于書中多見闡發，此間過程之復雜、形態之多樣、細節之豐富，足以在武俠世界自成一門專書“文獻學”。金庸小說主要經過兩次修訂，本文概以“世紀新修版”為準（以免繁瑣，引據原文均省略頁碼），在關鍵情節上則酌情對照舊有版本（連載版、三聯版），以顯示文本異動之細節。

成書考：作者·語言·撰寫時間

《九陰真經》的誕生，新舊版《射雕英雄傳》（后文省稱《射雕》）記載互異。連載版曾將作者設定為達摩祖師，此后則改為黃裳。特意請出達摩充任作者，除了考慮到他的禪宗始祖身份，在傳說中亦具有極高的武學造詣，就故事本身而言，更為《九陰真經》中難解的“梵文”預設伏筆。不過若《九陰真經》作者為達摩，那么文中顯著的道教色彩又當如何解釋呢？蓋以此故，金庸將作者改為黃裳，并特別補述了《九陰真經》成書的經過。

黃裳實有其人，乃是活躍于北宋晚期的著名學者。《射雕》書末，附有金庸《關于“全真教”》一文，略及其人事跡：

黃裳，字晟仲（按：應作“冕仲”，金氏誤），人稱演山先生，福建延平人，高宗建炎三年卒，年八十七。《演山先生神道碑》中說他：“頗從事于延年養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往往深解，而參諸日用。”

參閱《射雕》書中周伯通的轉述：宋徽宗政和年間，皇帝下令“遍搜普天下道家之書，雕版印行，一共有五千四百八十一卷，稱為《萬壽道藏》”，當時皇家委派的刻書人便是黃裳；由于害怕刻錯字，黃氏便“一卷一卷地細心校讀”；而就在校刻《道藏》的“幾年”中，他竟“無師自通”成了武功高手。關于這部《萬壽道藏》編纂、刻印的真實歷史，金庸向讀者指明讀書路徑，稱：“近人陳國符先生《道藏源流考》中考證宋徽宗訪求天下道教遺書刻板的經過頗詳。”虛虛實實，可堪玩味。

既有校刻《萬壽道藏》的經歷為黃裳的道家修養背書，轉頭來看《九陰真經》中“梵文”的設定。金庸在新修版《射雕》中，特借一燈大師之口詳加說明：

此中原委，我曾聽重陽真人說過。撰述《九陰真經》的那位高人黃裳不但讀遍道藏，更精通內典，識得梵文。他撰完真經，下卷的最后一章是真經的總旨，真經最高秘奧，全在總旨之中，前面所有難以明解的關鎖，總旨乃是鑰匙。他忽然想起，此經倘若落入心術不正之人手中，持之以橫行天下，無人制他得住。但若將這章闡明最高武學的總旨毀去，總是舍不得，于是改寫為梵文，卻以中文音譯，心想此經是否能傳之后世，已然難言，中土人氏能通梵文者極少，兼修上乘武學者更屬稀有；得經者如為天竺人，雖通梵文，卻不識中文；中華人士如能通識梵文，武學又高，此人就不至為奸惡小人。他如此安排，差不多等于不欲后人明他經義。因此這篇梵文總旨，連重陽真人也不解其義。

由此可見，“梵文”是小說中黃裳的必備技能，而“梵文”在真經中特“以中文音譯”，則是出于雙重加密考慮——對天竺人來說，中文是密語，對中土人來說，梵文是密語，若有讀者梵、漢皆通，還要達到一定武學修為，才能真正勘破文字背后的“最高奧秘”。

黃裳撰述《九陰真經》的原由，他本人業已“寫在經書的序文之中”。不過小說但言經書有序，卻未載錄其文。至于經書撰作的始末，則在《射雕》中由周伯通之口輾轉道出：彼時在黃裳治下突然出現了“摩尼教”，或稱“明教”，“據說是從西域的波斯胡人傳來的”；黃裳受徽宗之命，派兵剿滅此“邪魔外道”，但這些教徒的武功極為古怪陰毒，黃裳不是對手，便在暗中記住了敵手的“一招一式”，待“想通破解的方法”再去報仇；可是當他想通破招，已經“幾十年”過去，曾經的敵人幾近凋零，因此他“將所想到的法門寫成了上下兩卷書”，是為《九陰真經》。陳國符先生在研究中提到，南宋時已有明教中人散布“偽經”，假托是前代黃裳監雕，教人誤認為“偽經”出自《萬壽道藏》。如此看來，“黃裳”與“明教”在虛實兩個世界里都有著不淺的緣分。

小說并未明言《九陰真經》的成書時間，或可根據周伯通的說辭粗略推算。黃裳于徽宗政和年間校刻《道藏》，待武功練成已歷“幾年”，此后不敵明教、獨自修煉，又過去了“幾十年”；又說，黃裳遍閱《道藏》，“苦思四十馀年”，終于參透武功破法。按“政和”（1111-1118）凡經八年，繼而“宣和”（1119-1125）又歷七年，此后欽宗“靖康”越兩年（1126-1127）而北宋亡。由此推知，《九陰真經》理應撰成于靖康亂后，約莫在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歷史上的黃裳已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卒，誠難見證經書的誕生，但其人享有八十七歲高壽，且親歷世變，這或許又為其小說形象歷久彌堅、神功大成，并熬死對手、獨孤求敗，尋得一定事實依據。

傳衍考：文本·記憶·“活經書”

《九陰真經》撰成之后，黃裳將其秘藏，“數十年來從未有人見到”。后來不知何故“忽在世間出現”，引發武林人士競相爭搶，為之喪命的英雄好漢“前前后后已有一百多人”。爾后王重陽組織了首次“華山論劍”（按新垣平考證，此次“華山論劍”的時間在1195年），經過比試，“天下第一的武學秘笈”最終被“武功天下第一”的王重陽收入囊中。自此以后，經書開啟了復雜的傳衍歷程。

王重陽的武功已是天下第一，“他要得到經書，也不是為了要練其中的功夫”（郭靖語），而是為武林免除禍害。換言之，王重陽得經，并非是為傳經，反倒是為了限制經書流傳；甚至在他臨死時，一度想要“焚毀經書”，但念及“前輩畢生心血”，始終無法下手，只能禁止全真派弟子練經，并將經書托付給周伯通。既不舍毀經，又不能傳經，最好的處理辦法莫過于“藏諸名山”——此謂藏于通俗意義上的名山，性質介于毀棄與庋藏之間。此后便上演了周伯通欲將經書藏諸雁蕩山，途中偶遇黃藥師、馮衡夫婦的橋段。

彼時，黃、馮夫婦求借經書一觀，周伯通不肯，卻誤中巧計，竟被馮衡默記了去。馮衡對“武學一竅不通”，但記憶超群，先“花了一個多時辰”，將“兩本厚約半寸的冊子”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又用“一盞茶時分”讀罷第二遍，旋即謊稱這只是“一本江南到處流傳的占卜之書”，她“五歲時就讀著玩，從頭至尾背得出”，還料定周伯通未曾妄讀經書，故意讓他抽取其中段落發問，果然無不中的。

馮衡的強記，形成了一個《九陰真經》的“記憶本”。此后，她將此“記憶本”默寫出來，又形成一個“筆錄本”，分上下兩本。因此黃藥師一再強調，自己讀過的《九陰真經》只是馮衡的筆錄，絕對未曾寓目周伯通手里的“真”經。其書之所以分上下兩本，自是因為黃裳所創《九陰真經》本就分為上下兩卷，且兩卷內容不同，此與“內容決定形制”的文獻基本原理正相吻合：上卷載有歸元養氣之類根基法門，下卷則多為武功招式與破解之法。馮衡筆錄本告竣后，陳玄風趁黃藥師揣摩經書上卷之際，竊走下卷。

馮衡一度嘗試將下卷默寫出來。然而，她本就不明經文意思，當日只是“一時硬記”，時過境遷，中間又讀了些詩詞閑書，致使“記憶本”已破碎不堪；加之此時她已懷孕八月有馀，故在苦苦思索、默寫出七八千字后油盡燈枯，同時誕下黃蓉。馮衡因經書而死，黃蓉因經書而生，這導致黃藥師對《九陰真經》，尤其是下半本，產生極大執念。黃藥師一面威逼周伯通交出真經原書，想在馮衡靈前焚燒；一面試圖“憑著一己的聰明智慧”，補下卷武功之亡。

關于經書上下卷內容的區分，仍須申說。彼時“黑風雙煞”橫行江湖，令人誤以為《九陰真經》記載的都是陰毒功夫，實為大謬。陳玄風偷得的下卷，開頭所記武功是“用來給人破解的”，亦即“九陰白骨爪”“摧心掌”之類招式。雖然“雙煞”自知書中載有高明的破解之法，但因破法須以上卷所載道家內功為根基，是故無由更進一步，只能挑那些無需內功基礎，能夠硬練速成的邪法來修煉，仿佛手持錯題集卻只學會錯誤的解法。周伯通說“邪法易練而破法難通”，確為通曉真經全書結構后的精審發言；但他嘲笑“黃老邪的徒弟，也多半是大邪小邪，他們不學破法，卻去學了邪法”，則不免將好人歹人一并冤枉。歸根結底，是文獻不全才導致武功練反，是所持文本存在限制，而非思想出了問題。

及至“雙煞”碰上“七怪”，陳玄風被郭靖意外刺殺，遂使零馀的梅超風更難謀得上卷，無法修煉內功訣竅。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除了馬鈺無意間教了梅超風“一句內功真訣”，她只能“強修猛練”，終致走火入魔。當此之時，竟是十幾年來苦苦尋覓的“殺夫仇人”郭靖勉強充當解人，憑借少時隨馬鈺學得的玄門內功法門，向梅超風透露機要。歷經峰回路轉，馬鈺與郭靖或許無法想象，他們未曾觸碰《九陰真經》，卻已懵懂地成為經文的“闡釋者”，間接地“使人昭昭”。

王重陽嚴禁全真弟子修煉《九陰真經》，然而周伯通手擁秘笈“十余年”，“愛武如狂”，天性好奇，自然也“極盼研習”書中的“奇妙法門”。郭靖并非全真門人，練經不算犯禁，于是周伯通便設法將《九陰真經》暗相傳授。經過周伯通的“說經”，經書所載武功“漸漸移到郭靖身上”，郭靖卻蒙在鼓里、渾然不知。在此過程中，周伯通也“不知不覺地把經文深印腦中”，無意學武但“奇功自成”，此后自行推演出了“空明拳”。

周伯通傳授經文時，刻意跳過陰毒功夫，只教“正路武功”，但教到“摧堅神爪”之法，因與梅超風的邪功接近，還是令郭靖心生疑竇。解釋經典時常有所謂“錯進錯出”現象，此處堪為一典型。真經原文為：“五指發勁，無堅不破，摧敵首腦，如穿腐土。”周伯通認為：“梅超風見不到真經上卷，不知練功正法”，所以“不知經中所云‘摧敵首腦’是攻敵要害、擊敵首領之意，還道是以五指去插入敵人的頭蓋，又以為練功時也須如此”。后來歐陽克得閱經書，也發覺此處文句怪誕。其實，有經驗的讀者就算不參看上卷經文，大抵也不會不解此中簡單的譬喻，可見對文句望文生義的“誤讀”，有時不必歸咎于文獻的殘缺，而當自省文化的不足。

不過話說回來，魯鈍如郭靖者，竟能成為完美的“活經書”。《九陰真經》下卷的最后一段也是最有記憶難度的一段，“有一千余字全是咒語一般的怪文”，如“摩訶波羅”“揭諦古羅”“哈虎文缽英”之類，“渾不可解”（此段怪文新舊版有所調整）。聰明人若“追究經文意義，定然背誦不出”，反而郭靖全不理會意義，憑著“一股毅力狠勁”，“整整硬記了差不多十天”，最終將這一大段“詰屈詭譎的怪文”牢牢記住、“一字無誤”。魯鈍者死命硬記在腦中的“記憶本”，常比某些擅自動念者經手過的版本更為可靠。

不久之后，郭靖腦中的“記憶本”便得以與紙本互相校讎。黃藥師為了考察同來求親的郭靖、歐陽克二人，不惜拿出新從梅超風處收回的馮衡手書《九陰真經》下卷，讓兩位后生“同時閱讀一遍，然后背誦出來”。郭靖雖已熟背經文，這次卻是首度“經眼”文本，當讀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時，甚至認不得“騁”字，只能憑借“記憶本”勉強識別出來：是為以紙本校腦本。馮衡默寫的下卷隨陳、梅二人在江湖中漂泊多年（連載、三聯版中，陳玄風將偷來的經書刻在胸前，新修版刪去此設定），書頁已然“淚痕點點、血跡斑斑”，或經泥沙磨損、或因污漬涂抹，文字不免泐損，郭靖的背誦適可補足其缺；況且哪怕記憶超群如馮衡，在默寫梵文咒語時也“默得凌亂顛倒，多次涂改，勾來畫去”，經由郭靖背書，末段怪文“遠比筆錄本上所記為多”：此乃以腦本校紙本。

郭靖腦中“記憶本”與眼前紙本，不僅在梵文處有異，并且后者的最后一頁，有梅超風抄錄的歐陽修、朱敦儒詞句以及她的懺悔。黃藥師因郭靖熟背經文而生疑，轉而想通其所背內容并非出自梅超風，一面自是因為所誦梵文更加完整，另一面，則考慮到以郭靖之愚鈍，斷不會對末頁文字視而不見，竟不硬背到底。

周伯通之所以受困桃花島（十五年），是因黃藥師想要真經原書以祭馮衡。后來周伯通用內力震碎經書，世間便再無真經原書。黃藥師執念甚深，意欲設法殺掉攜帶原文記憶的周伯通與郭靖二人，“正如焚燒兩部活的真經一般”，甚至想象妻子在天之靈與兩部“活經書”對勘的情景。如此來看，黃藥師的執念已然從馮衡因默經而亡這件事，轉化為馮衡的“記憶本”必須“絕對完美”上；對妻子的摯愛，與對文獻的極致追求就此合而為一。

雜俎之一：“九陰假經”

歐陽鋒叔侄在《射雕》中的幾次出場，幾乎都是為了搶奪《九陰真經》。王重陽死前，歐陽鋒公然到全真教搶經；歐陽克得知梅超風手中有經書，也曾試圖搶奪；叔侄二人到桃花島求親，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奪取真經。不過，當真經原本被周伯通震碎，叔侄的搶奪目標便從紙本經書，轉變為周、郭兩部肉身經書。

周伯通跳海不知所蹤，于是郭靖被歐陽鋒脅迫默寫經文，洪七公便替郭靖想到一條妙計——“寫一部‘九陰假經’”給歐陽鋒。當時唯有黃藥師手中還持有一部經書，歐陽鋒斷然無法取以覈驗，因而為撰寫“假經”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空間；此前歐陽克在桃花島時曾經眼真經下卷，是故“假經”也不能盡數亂編，須“三句真話，夾半句話假話”。況且歐陽鋒武學造詣頗深，若“胡亂書寫”恐被識破，于是郭靖按照洪七公的提點，秉持“顛倒黑白，淆亂是非”的編造理念，“改動為靜，移上作下”，“將經文倒亂一番”。經此“規律性”改動，“九陰假經”終于告竣。

郭靖并非博學之士，且書法稚拙，甚至很多字“只知其音，不知寫法”，種種表現反而使得歐陽鋒篤信他“捏造不出如此深奧的經文”，堅定奉假為真。“假經”中誠然含有部分“真經”：一部分是歐陽克曾經寓目，或許還有依稀印象的下卷開頭，另一部分則是最后一段嘰里咕嚕的怪文。“真經”的融入確乎提升了“假經”的可信度，以文獻公案對照，偽《古文尚書》的編織與鯫生們力證其“真”的邏輯，大抵與此類似。

歐陽鋒得書之后，“越練越不對勁”，尤其最后一段怪文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洪七公曾在歐陽鋒面前胡謅此段怪文，后來黃蓉“故技重施”，背誦的則是貨真價實的真經。歐陽鋒手中“假經”的最后一段本是“真經”，所以黃蓉務必背誦真正的怪文，令歐陽鋒愈發篤信手中經書為真。此番經文對勘，正應校勘學中旁搜別本、勘驗辨偽之法。

歐陽鋒苦練經由黃蓉“創造性闡釋”的“九陰假經”，憑借自身的武學修為，竟也小有所成，于是迫切想要在華山二次論劍（首次論劍時即約定“二十五年之期”，按新垣平考證，“二次論劍”的時間在1220年）一顯身手。在歐陽鋒與洪七公對決的關鍵時刻，黃蓉“模仿《九陰真經》中的梵文怪語”，以“假”攻“假”，攪亂歐陽鋒神智，致其徹底走上歧途，使出一套怪招。洪七公“見他出招雖怪異無比，其中實也有理路可尋”，意即“將他常用的掌法逆轉運行，上者下之，左者右之”。當初郭靖撰寫“假經”，已對原書顛之倒之，黃蓉又多次圍繞怪文進行“郢人燕說”式的解說，歐陽鋒“雖走了錯道，錯有錯著”，反令他從誤讀的無盡分岔中尋得一處落腳，靠著“假經”練成怪功。

歐陽鋒逆練真經雖能“愈練愈怪，愈怪愈強”，但金庸不時以一句“正勝于逆”提醒讀者：闡釋強調“唯一精確”，誤讀強解必定失敗。不過，日后歐陽鋒與洪七公最終在華山交手時，金氏的理論似乎出現了一絲松動。洪七公曾用《九陰真經》療傷，爾后取之與自身武功相證，也大有進境，所以最后一次與歐陽鋒的過招，既是真假經的對勘，也是正反練的交鋒。當比試到了最后關頭，洪七公“忽覺發出的巨大勁力竟有逆轉之勢，竟來反擊自身”，歐陽鋒發出的內力也是一樣。洪七公旋即徹悟：

他二人所使的九陰真經內功，雖有正練、逆練之分，但均依于《易經》的至理：“物極必反”。老陰升至盡頭即轉而為少陽，老陽升至頂點便轉為少陰。

因為二人均將“九陰”功夫發揮到淋漓盡致，于是乎，他們一個由正轉逆，一個由逆轉正，“兩股內力合而為一，水乳交融，不再敵對互攻，而是融和貫通，相互慰撫，便如一幅太極圖相似，陰陽二極互環互抱，圓轉如意”。逆練與正解的互抱，正應對歐陽鋒、洪七公兩人極度的邪、正分立，取徑不同，卻可同歸。不過，若謂對真經的極致誤讀也能圓融證功，似乎消解了前期敘事長期累積起的關乎“正練”“正解”的信心，好在情節感人，只得就此放過。

雜俎之二：“九陰石經”

在《神雕俠侶》（后文省稱《神雕》）故事中，小龍女與楊過偶然在古墓派的石室里，發現了刻在石上的經文，由是揭開《九陰真經》流傳的一條隱脈。

真經遺刻出自王重陽之手。彼時王重陽用真經武功破解了林朝英留下的《玉女心經》，于是將經文要旨刻在了古墓“最隱秘的地下石室頂上”。刻石的位置極為講究，乃通常情況下的視線盲區，唯有在臨終之際自行入棺靜待死亡的古墓派弟子，方可得見。面對比畢生所學武功更為高妙的《九陰真經》，古墓弟子也只能懷著無限遺憾告別塵世。待死的“活死人”無法傳經，石刻也難以移動，也就是說，王重陽將真經刻石，本質上并非為了傳播經文，只是要與林朝英賭斗，令其弟子在死前“自能得知全真派祖師一生不輸于人”。

出于意外，重陽遺刻被楊過與小龍女發現。起初，楊過與小龍女只是為解開穴道而略習經文，后來二人再入墓中，才“將重陽遺刻誦讀數日，記憶無誤”，開始正式修習《九陰真經》。不同于抄本經文，王重陽只將書中針對《玉女心經》的破解之法刻石，這也導致楊過與小龍女修習的經文極為有限，對“最重要的梵語音譯總旨秘訣更加不知”，“比之郭靖、黃蓉畢竟尚遠為不如”。

嗣后楊過與小龍女潛水出古墓，在終南山腳修習腦中所記“九陰石經”，碰巧遇上了來尋義子的歐陽鋒。歐陽鋒要將《九陰真經》傳與楊過，但歐陽所學實為“假經”，楊過卻已習得真經，借此安排，“真經”與“假經”又完成了一次對勘，由是引得歐陽鋒心中亂作一團。在陸家莊英雄大會上，楊過對陣達爾巴，于危急時刻總賴真經功夫護身，黃蓉卻看得分明：“他顯然并未練通，不會以真經武功反擊取勝”，暗想日后將《九陰真經》全數傳授予楊過，可惜卻事與愿違。從《倚天屠龍記》對“刀劍藏書”一事的安排，可以料想楊過最終得見完整的《九陰真經》，這也為黃衫女以純正真經武功懲治周芷若的情節變得更加合乎情理。

雜俎之三：《九陽真經》與《武穆遺書》

少林寺藏經閣一部四卷本《楞伽經》被瀟湘子、尹克西盜走，負責看管的覺遠和尚追討二賊至華山之巔。《楞伽經》流布甚廣，本非僻書，覺遠所以千里追賊，按照他最初的說法，是因為此書“乃依據達摩祖師東渡時所攜貝葉經鈔錄，仍以天竺文字原文照錄，一字不改，甚為珍貴”，以其文獻版本之難得也。覺遠還拿出存世譯本中最明暢易曉的七卷本《楞伽經》，打算以此換回舊鈔。

旁觀的楊過何其敏黠，聞聽此事，馬上覺出此番勞費周章背后定有隱情，追問之下，覺遠不得不道出真相。原來這部《楞伽經》關系到另一部武功秘笈，名曰《九陽真經》。光是聽到《九陽》之名，武林人士便認定此書應與《九陰》同樣包藏一門絕世武功。然而在《神雕》書末的時代，江湖中人多聞《九陰》，卻不曉得竟還有一部《九陽》與之分庭抗禮。這與《九陽》特殊的書籍形態密不可分：它寫在《楞伽經》的行間，乃是一部“書中書”。

少林寺藏經閣四卷本《楞伽經》依照貝葉經原文抄錄，即以梵文書寫；寫在行間的《九陽真經》則是漢文，篇幅與之堪堪相埒，也是四卷。張無忌從《九陽》書末作者的自陳了解到，作者“一生為儒為道為僧”，某日在嵩山斗酒勝了王重陽，得以借觀《九陰真經》，卻對其中道家“尚柔”的思想不以為然，以為不及“剛柔并重，陰陽互濟”之妙，遂發憤作《九陽真經》。對于書名，張無忌也曾疑惑：既然不宜偏向“陰”，為什么不叫《陰陽并濟經》？“單稱《九陽真經》，還是偏了”。殊不知，《九陽真經》在武俠世界與小說敘事上的作用，正是與《九陰真經》“較勁”，可視為前者的“鏡像文本”。

悟出《九陽真經》的武學后，這位不具名的作者“不敢在少林寺中與人研討參悟”，恰好有一部達摩祖師從天竺攜來的梵文《楞伽經》，原載貝葉之上，不便藏讀，少林僧眾遂將其過錄紙本，而行距甚寬，故為“書中書”的誕生創造了條件。除去書籍形制的留白，究竟為何是《楞伽經》而非其他經書？則應上溯達摩傳法之事：當年達摩將四卷《楞伽經》授與二祖慧可，并寄語：“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景德傳燈錄》）可想此書在禪宗體系中的地位。由此回看連載版《射雕》將《九陰真經》署名達摩的設定，便可了解金庸的巧思：《九陽真經》雖非達摩所傳，但因它與《楞伽經》字句交纏、文本并生，也令其分得馀潤，成為“圣遺物”的一部分，從而有資格與同為“圣遺物”《九陰真經》分庭抗禮，形成“鏡像”。經過修訂，《九陰真經》成為黃裳之作，借由達摩產生的這層對比也就減弱了幾分。

因是“書中書”，《九陽真經》的“出世”需要特別的機緣。少林僧眾要讀《楞伽經》，通常只須讀漢文譯本，而覺遠看管藏經閣，出于圖書管理員的職責，“無書不讀，無經不閱”，這才發現了“書中書”；只是這個消息如何流傳到盜經二賊耳中，尚且不得而知。覺遠修習《九陽》，只當是強身健體的法門，并不知道其中蘊含的精湛武學，但終日記誦經文，腦中早已形成了“記憶本”。所以即使真經原本遭竊，覺遠憑借記憶力，某種程度上也能保存經文，是為道成肉身的“活經書”。覺遠將真經法門傳與張君寶（“記了十之五六”），抵得半部經書；后來郭襄在睡夢中聽到覺遠背經，又默記下了“二三成”，當時無色禪師也在場偷聽。由此，覺遠圓寂后，張君寶、郭襄、無色便成了神功傳人，《九陽真經》有了三個殘缺的“記憶本”。三人各得一脈，但俱是不全，盡管號稱于武當、峨嵋、少林三派武功皆有進益，卻也絕無可能憑借三方的記憶與理解，拼湊、“復原”出真經原帙，功效自然差之千里，是以根本解不了張無忌體內的寒毒。

自瀟湘子、尹克西二人盜走《九陽真經》原本，經書紙本遂在世間湮沒無聞。直至“九十馀年”后，約1352年，張無忌經過昆侖山（據新垣平《劍橋倚天屠龍史》），經歷幾番艱險，終于在猿腹中取出二賊藏匿的經書。當年二賊攜蒼猿遠赴西域，卻互相猜忌，互斗致死。尹克西臨終前曾托“昆侖三圣”何足道傳話給覺遠，轉告對方“經在猴中”，不料被誤聽成“經在油中”。若非張無忌在避難時偶然發現異樣，絕世武功或將永遠爛在猿腹之中。“九十馀年”過去，蒼猿變成了白猿，而經書被油布包裹，方得幸存。

張無忌身中玄冥神掌，本是將死之人。張三豐傳他“九陽神功”，因所學不全，無法化解寒毒，又想聯合峨嵋、少林之力，卻無奈遭拒。如今“機械降經”，正好解困。待張無忌功法有成，也成為《九陽真經》的“活經書”，他便將四卷《九陽真經》、胡青牛的《醫經》、以及王難姑的《毒經》，依舊包在那塊油布之中，埋在一個三尺來深的洞內，題之曰“張無忌埋經處”。張無忌自忖：“我從白猿腹中取得經書，那是極大的機緣，不知千百年后，是否又有人湊巧來到此處，得到這三部經書？”凡世間珍貴的秘笈，總在不斷被“藏”，《九陽真經》一藏于字里行間，二藏于古剎經樓，三藏于猿腹，四藏于深山，命運之奇，莫過于此。

此外，說到“鏡像文本”，應注意《武穆遺書》與《九陰真經》的微妙關系。經過《射雕》《神雕》故事的鋪墊，《武穆遺書》與《九陰真經》的藏所成為《倚天屠龍記》全書的終極秘密，此秘密一經破解，刀與劍的價值也確乎“如夢”一般消散了。若非遭到大兵圍困，脫逃不得，江湖人或許不會暫且放下《九陰真經》，臨時翻翻《武穆遺書》。蓋短打之書以技擊功法為尚，不免輕忽軍陣，以此別于袍帶。于是可言：《九陰》、《武穆》分別為短打、袍帶兩種小說所奉之“真經”，而“射雕三部曲”也確實涵納著“兩個世界”。須知在“射雕三部曲”中，宋元明三代的政權更替本是一條穩步推進的暗線，當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武穆遺書》記載的軍事謀略只被郭靖、張無忌、徐達等極少數人研習，就連對其感興趣的反派也寥寥可數，便可見草莽武夫之難救世，而岳飛之精神傳人不易尋。郭、黃夫婦充分研習了這“兩個世界”的經典，唯受限于短打書的語境，令二人的軍陣才干不易彰顯，《武穆遺書》的能量亦難充分伸張。

小說中，最善用《武穆遺書》的是徐達，據說他正是依靠此中秘法將蒙古人驅逐塞外。這是小說家常用的“倒果為因”之法，以書外之事拔高《武穆遺書》的威力。細究起來，徐達手中的《武穆遺書》已非岳飛舊制，而是郭靖重編、增補本。根據滅絕師太所述：刀、劍指向的《九陰真經》與《武穆遺書》均為郭、黃窮數月心力重編而成，“那兵法是依據一部《武穆遺書》撮寫而成，郭大俠當年曾隨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深知蒙古人的用兵野戰之道，他把這些要點也寫入兵法之中”。徐達所以能針對元軍戰無不克，蓋憑借郭靖所述敵方“用兵野戰之道”，深知其利害，故能“用兵如神”。因此，徐達研習《武穆遺書》，以民族立場論，似可上紹岳飛，然以具體技術而言，實得郭靖之真傳。

馀論：書自有命

西諺云：Habent sua fata libelli.（Books have their own destiny.）本意是說書籍有著千種百樣的命運。同一部書在不同人手中，當然也有千百種命，是存，是毀，或珍惜，或棄置，折射出持書者的千百心曲。《九陰真經》之于三部曲中無數英豪，真可謂“一見誤終生”；經書也因此不斷被闡釋、改造，融聚更多人的心血，逐漸變成另一副面貌。圍繞《九陰真經》的文獻考證，最終仍應落腳在書與人的微妙關系上：黃裳耗盡畢生心血，撰成真經卻無法自用；馮衡偶涉江湖，與周伯通賭斗為戲，不免因之耗盡心力；歐陽鋒苦求真經，反得假經，又終成不真不假之怪功……金庸妙筆周旋，籠罩人事書情，前后照應彌縫，自然鑄就一部閱讀史。經書與讀者因緣湊泊之際，殊不知，雙方命運已被暗中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