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晚明史》由《晚明大變局》《新政與盛世》《朝廷與黨爭》《內憂與外患》《王朝的末路》五卷本構成，全書兩百余萬字，圖文并茂，篇帙浩繁，描繪了處于歷史轉型階段的晚明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變化，形象再現了在“晚明歷史大變局的帷幕慢慢拉開”之際，明王朝在內憂外患雙重壓力之下走向滅亡的歷史進程。全書視野開闊，文筆生動細膩，讀后令人扼腕。

如何理解“晚明大變局”

第一卷《晚明大變局》是五卷本《重寫晚明史》的焦點，可視為全書的導論，是理解晚明史的關鍵。在這一卷中，作者圍繞“海禁—朝貢”體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貿易的浪潮、繁榮的江南經濟與早期工業化及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學東漸、文人結社等篇章，闡述晚明社會的巨大變化，并認為這種劇變是前所未見的，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全書最突出的特點，是將晚明史的研究置于全球史背景中，從“全球化”的角度關注晚明社會的變化，從而理解晚明大變局。

“晚明大變局”這一提法給我們帶來了更寬廣的研究視野，它不再單純地從傳統中國社會內在變遷的角度看問題，而是關注到了外來的、“全球化”的影響，“晚明的大變局自然不是中國內部悄悄發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說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蕩下逐漸顯現的”。這是較之以往在研究視角上的極大拓展。

以全球史的視野觀之，晚明所處的時段，正是新航路開辟后的全球化起步階段。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進一步打破了世界各地的隔絕狀態，開拓了世界市場，使各個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更加具有世界性意義。故而有近代早期的全球化最早始于經濟的全球化之說?！爱敃r不僅鄰近的國家要與中國保持朝貢貿易，或者以走私貿易作為補充，而且遙遠的歐洲國家、美洲國家都卷入與中國的遠程貿易之中，使以絲綢為主的中國商品遍及全世界，而作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產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銀則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這一切，都刺激了中國東南沿海商品經濟的發展，并將中國市場卷入全球貿易的網絡之中，江南經濟成為中國最早卷入經濟全球化的地區之一。明清江南市鎮的興起與江南經濟的繁榮，與其生絲、絲綢、棉布、瓷器等商品的出口持續增長，不無關聯。因此，當時的中國，雖然政府還是推行閉關政策，但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已開始融入全球化的貿易網絡之中。

同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大量白銀不斷外流繼而帶來的經濟幾近崩潰相比，晚明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交流，是一種無可爭議的輝煌。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濟充滿生機，社會充滿活力，也充滿了發展的機遇。史景遷就曾說過，“十六世紀晚期，明朝似乎進入了輝煌的頂峰。其文化藝術成就引人注目，城市與商業的繁榮別開生面，中國的印刷技術、制瓷和絲織業發展水平更使同時期的歐洲難以望其項背”。同時，晚明社會思想解放潮流及對外來文化的包容度也是超出我們想象的，這說明中國在經濟上融入世界的同時，在文化上也開始接受外來文化，逐步走向融入世界的過程。這是晚明大變局的深意所在。

明東西洋航海圖

關于“新政與盛世”

第二卷《新政與盛世》的重點是張居正的改革。在作者看來，萬歷朝堪稱有明一代最為繁榮昌盛的一段時光，是中國融入世界、與全球經濟發生密切關系的時代，也是中國伴隨“西學東漸”而發生巨變的時代。這期間，萬歷初年，由張居正縱橫捭闔、勞瘁心骨主持的萬歷新政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影響，無疑是最為值得關注的。

關于萬歷新政，以往給大家印象最深的是經濟上的一條鞭法等措施。其實，萬歷新政中最震撼當時晚明政壇的是考成法。

萬歷新政之前，明政府面臨著皇室驕恣，庶官瀆職，吏治因循，邊備松馳和國用不足等諸多困難，當時的官場，官員“毀譽失實”，“名與實爽”，公文政治盛行，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形式主義泛濫。對此，張居正提出了“國家興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財政”的對策，圍繞吏治和財政進行改革。吏治整頓的原則是“綜核名實”，“精核吏治，章之以雷電”，“用人唯才”。政府對各部機構和官員采用定期考察和隨事考成的綜合考核，檢查名實，信賞必罰。強調公詮選，專責成，行久任，嚴考察，大破常格地進行政治革新，力爭從制度上防范玩忽職守的現象。應該說，考成法的實施還是富有成效的，當時“大小臣工鰓鰓奉職，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萬歷新政時期成為明代歷史上繼洪武朝之后，又一個官場行政效率比較高的時期。

新政在經濟上不僅把一條鞭法由南方推廣到了北方，而且由于開源節流雙管齊下，財政赤字漸趨消失，為明政府集聚了巨額財富，解決了瀕臨破產的財政危機。史稱太倉粟可支數年，府庫積金不下四百余萬。因此，萬歷時期成為明朝最為富庶的幾十年，決不是偶然的。但是，由于雷厲風行的改革樹敵過多，張居正本人又以威權震主而獲罪于皇帝，隨著張居正出人意料的溘然長逝，他一腔心血苦心建樹的新政，也隨之付諸流水。十年新政，毀于一旦。

萬歷新政的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制度安排的角度言之，新政只能是當時傳統政治體制內的一種調整行為，而這種體制內的調整終究是有限度的，它要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等多方面制約，而這些都是當時的改革者難以逾越的一道坎。最終，改革無法完成令傳統體制擁有自我適應和自我調整的能力，而僅僅依賴于體制內個人的良知與威權，則難免人亡政息的失敗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書中還在翔實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從長時段政治文化與大眾心態的角度，以白描式的細微手法，通過當時、當事人的言談評論，特別是新政過程中圍繞張居正“奪情”的爭議，從另一層面為我們展示了新政實施的艱難性，讓人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制度缺陷固然是新政失敗的重要原因，同時，在傳統社會中，人們對于舊價值理念的習慣性依戀，社會總體的倫理價值取向，傳統思維定式的強大阻力，都會成為影響改革成敗不可忽視的因素。

新政的失敗，給晚明社會帶來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首先，張居正身后的個人悲劇，極大地惡化了晚明的官場生態。張生前榮蒙隆恩圣眷、死后皇帝翻臉無情的悲慘下場，令繼任者們深以為戒。他們不再象往日那樣直言諫諍，勤勉敬業，而是變得小心謹慎，唯唯喏喏，只要能夠應付皇上和朝臣，也就得過且過。而隨后而來的“倒張運動”，形象再現了在中國古代社會，皇帝一言定法或廢法的時代，改革往往政以人舉也必將以人亡的悲劇性結局。同時，由此引發的朝中大臣相互詆毀的翻案風，則開啟了晚明政壇的派系門戶之爭。士大夫們意氣用事，爭名逐利，互相攻擊，是非不分。這種“黨同伐異”之風在隨后的晚明政治中愈演愈烈，致使朝政在派系斗爭和“朋黨”政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明神宗畫像

此前的“萬歷三大征”已將萬歷新政的經濟紅利基本耗盡，如今的朝堂黨爭更是將萬歷新政帶來的社會新氣象折騰得蕩然無存。這是張居正的悲劇，也是晚明政府的悲劇，它失去了一次最好的中興機會。后來，當明思宗“撫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相一也”時，已是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了。

朝廷黨爭與王朝末路

當萬歷朝富庶的光環漸漸褪卻之時，明王朝開始了其不可回轉的頹廢之路。全書的后三卷《朝廷與黨爭》《內憂與外患》《王朝的末路》便形象展示了明王朝的沒落之路。

皇帝昏庸，必有奸佞。熹宗，這個被視為明朝歷史上“至愚至昧之童蒙”、“一字不識，不知國事”的文盲皇帝，在位七年，一心專注于其愛好的木匠手藝，不事朝政，任憑大權旁落而無所顧惜，結果導致了宦官魏忠賢專權，“閹黨”當道，殘害忠良。如果說萬歷朝黨爭的排斥異己，官員主要是被逼辭官或免職罷官，天啟朝則是毫無人性的肉體消滅，經過“六君子之獄”和“七君子之獄”等大獄的荼毒，朝臣死于詔獄十余人，逮捕入獄及謫戌者數十人，削職者三百余人，其他被“革職貶黜者不可勝計”，“朝中善類為之一空”，正義之士幾被迫害殆盡。

到明思宗即位之時，所接手的已是一個內外交困、難以收拾的爛攤子了。他不僅要面對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更要面對前朝留下的頹靡政局——吏治腐敗，國庫空虛，境內民變不斷，邊境狼煙四起?！敖袢绽糁巍⒚裆?、夷情、邊備，事事堪憂”，“此時不矯枉振頹，太平何日可望”之感嘆，透露了當時思宗的內心焦慮。為了撥亂反正，為了大明王朝的中興，他幾乎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的舉措?！睹魇贰氛f他“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是并不為過的。

然而，長年累月形成的官場積弊，已經成為一種風氣，上下左右莫不如此，決不是思宗明察苛求所能奏效的。崇禎時期朝政的一大特色，便是深得思宗寵信并居相位達八年之久的溫體仁，推行沒有閹黨的閹黨路線，黨爭持續不斷。“體仁以告訐見知于上，結黨之說深啟圣疑，攻者愈力，而圣疑愈堅矣”。這種局面使得思宗希望禁絕朋黨的急切期望化作泡影，在強大的慣性帶動下，朝內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尋，冰炭互角”。思宗也不禁喟然長嘆：“諸臣但知黨同伐異，便己肥家！”

思宗求治心切，卻又剛愎自用，猜疑多心，對臣下要求近乎苛刻。他在位十七年，兵部尚書換了十四人，刑部尚書換了十七人，內閣大學士前后任用五十人，還有七名總督被殺。這就必然造成臣下終日處于畏怵之中，畏首畏尾，而最終淪為皇上一人獨勞的局面，導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獨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國”。

黨爭令朝堂之上朝臣“幾無善類”，這一惡果也直接影響到邊疆防衛。以遼東邊防而言，萬歷后期，后金勢力在東北崛起，虎視關內。萬歷四十七年，明軍與努爾哈赤的薩爾滸之戰，成為雙方勢力的轉折點，此后明朝控制后金的兇猛攻擊已屬不易，遑論收復失地。明政府起用堪稱帥才、在戰略上有獨到之見的熊廷弼為遼東經略，出來收拾殘局，但卻受制于“閹黨”支持的遼東巡撫王化貞，致使經撫不和，釀成廣寧戰役的慘敗。熊廷弼被逮入獄，最終被殺后又傳首九邊。隨后出任的進士大將孫承宗也因受閹黨無端攻擊，被迫辭官回鄉，而最終寄希望于力挽狂瀾的袁崇煥，更是因閹黨誣陷而落得個千刀萬剮的悲慘下場。

就這樣，從熊廷弼，到孫承宗再到袁崇煥，這三個進士出身，文韜武略的朝廷大將，莫不因朝內黨爭而受牽連，袁崇煥的悲劇固然有皇太極反間計的影響，但同時也是明末黨爭的直接惡果。對思宗而言，殺袁崇煥無異于自斬手腳，自毀長城，此后再難謀求足以克敵制勝的帥才，遼事更加難以收拾?！白猿鐭ㄋ?，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

與此同時，與遼東恰成犄角之勢的陜西黃土高坡上，“成千上萬為生計所迫的明朝子民們悄悄地舉起了造反的大旗”。但面對日呈燎原之勢的民變危機，以溫體仁為首的朝臣仍然無動于衷，醉心于黨派爭斗：“當是時，流寇躪畿輔，擾中原，邊警雜沓，民生日困，（溫體仁）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為仇”，“不計國事”。從內閣到六部依然我行我素，絲毫沒有改弦更張的意思，聽任局勢的日益惡化。

因此，說明末黨爭是導致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是毫不為過的。為了達到個人或一己小集團的利益，往往欲置對方于死地而無所不用其極，更把國家和民眾利益丟諸腦后，這是明末黨爭最典型的特點。無謂的內耗爭斗，直接削弱了明政府的統治力，加劇了日益嚴重的邊防與內政危機，使得明政府面對著內外交困的社會危機，自亂陣腳，力不從心，日漸喪失了全面掌控內外局面的治理能力。面對日益嚴重的民變危機，在撫與剿之間猶豫不決，舉棋不定；面對日益惡化的邊境局勢，在對清的和與戰中優柔寡斷。最終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中，在內憂與外患的兩面夾擊下，明政府陷入了無可挽回的危機。

《重寫晚明史》以其細致入微的“工筆”畫手法，以娓娓道來的敘事方式，為我們描述了晚明社會的政治體制面對外來經濟文化沖擊時的麻木不仁與無所作為，其跌宕起伏、生動形象的歷史畫卷，令我們如身臨其境地看到，雖然明代開始的全球化對當時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已經開始產生重大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并沒有改變中華帝國的統治者對世界的看法，對統治者來說，“政治體制與權力運作仍然是中華帝國的老傳統。從萬歷到崇禎的幾十年間，朝廷上下都忙于政治派系之爭，忙于窩里斗”，而且斗得不可開交，“聽任政治的腐朽性極大地消耗它的國力，使它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優勢逐漸喪失”。因此，明亡的禍根，實在是歷久深遠，不待義軍蜂起、清兵入關，明朝的生命力已在人與人之間無盡的內耗中廝殺殆盡了，至崇禎時，已是腐因畢呈，沉疴難起，“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晚明時局的歷史變遷表明，晚明政府實已無力支撐與掌控晚明歷史的大變局，最后只能在這大變局的時代，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無奈中，悲涼地謝幕。

明代士兵戎裝圖

晚明大變局與晚清大變局的對話

晚明大變局的提出，令人們將“變局”的視野從晚清向后回望，從而清晰關注到歷史進程的動態性與延續性。兩個時代的變局有其共同性：都有外部世界影響的因素，但又不完全相同。晚清時已有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大量侵入，社會的變異有外部力量的強力滲透和參與，帶有更多的被動色彩。晚明則不一樣，晚明大變局雖然有外部世界因素的影響，但總體來看，十六、十七世紀的中國，尚未面臨外來資本主義的強權干預，晚明社會內部的變化較之晚清更多地帶有中國社會自身運行的軌跡，此時尚沒有西方政治理論的引進，耶穌會士傳來的西方文化，影響也不如晚清普及，晚明社會對外來文化的主動接受與晚清時期的被動輸入也迥然有別。因此，研究晚明大變局有其自身的特殊意義：考察這個時期的社會變化，有哪些到達傳統社會所能容納的極限，又有哪些可能越出常規而有所突破，為真正了解晚明時代的國情和民情，提供了一個可資觀察的解剖平面，具有揭示中國古代專制主義盛衰規律和省察社會發展趨向的深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