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傳教士將《易經》帶到歐洲，開始了對《易經》智慧的探索。[1] 19世紀之后，學術的漢學學科在歐洲逐漸興起，中國經典與文學作品被逐步譯介成西方語言。很多傳教士與漢學家參與了《易經》的翻譯工作，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先后出版各種語言的《易經》經典譯本。在法語漢學界，最早的《易經》全譯本出現在19世紀80年代，有兩位學者在大約同一時期出版了他們的翻譯，一是東方學家、海軍軍官霍道生（Paul-Louis Félix Philastre，1837－1902）分別在1885年和1893年出版的上下兩卷本。雖然出版時間間隔較長，但是霍道生1879年在越南順化（Hué）地區工作時期就完成了《易經》的翻譯[2]，因此他的譯本被視為最早的法文全譯本。二是比利時漢學家哈雷茲在1889年依據漢文《易經》翻譯的法文譯本和1897年依據滿文版本翻譯的法文譯本。

哈雷茲（Charles de Harlez，1832－1899）

哈雷茲（Charles de Harlez，1832－1899）[3]是19世紀比利時漢學的代表人物， 1861年被任命為牧師，在神學院工作，1871年起擔任魯汶大學東方學系教授，1899年成為比利時王家學院院士。[4] 哈雷茲是一位極其高產的學者，發表了近百篇論文、專著和譯作[5]。哈雷茲早年主要研究波斯語與祆教經典《阿維斯陀》（Avesta），80年代之后學術興趣轉向中國宗教，學習滿文、漢文、梵文，研究過原始崇拜、朱熹家禮和清代宮廷祭禮等主題，翻譯了佛教《四十二章經》、道教《常清靜經》等宗教經典。從1887到1897年大約十年的時間中，哈雷茲著力于易學研究，發表了兩種譯本，《易經：原始文本的恢復、翻譯與注疏》（1889）和《易經：依據中國解釋的翻譯，附滿文版本》（1897）[6]，以及五篇論文：《〈易經〉的原始文本、本質與解釋》（1887）、《〈易經〉：本質與解釋》（1891）、《公元前七世紀的〈易經〉》（1893）、《〈易經〉解釋》（1896），以及《〈易經〉及其滿文翻譯》（1896）[7]。相對于霍道生，哈雷茲的翻譯時間稍晚，但是做了更多的研究工作。哈雷茲基于漢文的譯本在20世紀多次重刊出版，與霍道生譯本共同被視為《易經》的通用法譯本。直到20世紀下半葉，佩洛（étienne Perrot， 1922－1996）、加瓦利（Cyrille J.-D. Javary，1947－）等學者才嘗試結合國際易學的進展更新法文譯本。

比利時王家學院

法國是海外漢學研究的中心，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但是同在法語學界的比利時則相對被忽略。[8] 雖然人們在梳理法國易學史時都會列出了哈雷茲譯本[9]，但是并未展開研究，特別是忽視了他對滿文譯本的使用。因此，本文希望先展示哈雷茲基于漢文《易經》的翻譯以及他對于恢復《易經》原始文本的探索，描述哈雷茲與霍道生就《易經》法語翻譯思路展開的討論，然后介紹哈雷茲對于滿文《易經》的使用。哈雷茲的易學思想獨樹一幟，對于滿文版本的使用獨具特色，其成就可與理雅各、衛禮賢、霍道生等人比肩。本文并不想抬高或者貶低哈雷茲的工作，而是想要盡可能清楚明白地展現這位19世紀末的比利時漢學家在西方易學領域的貢獻。

一、恢復《易經》的原始文本

哈雷茲翻譯與研究《易經》的核心問題意識是通過恢復《易經》的原始文本來探究《易經》的本質。在哈雷茲之前，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已經出版了英文翻譯，霍道生也出版了半部法語譯本[10]。哈雷茲認為他們的翻譯很難看到原作想要表達的意義，似乎每卦都有幾個互不相關的含義，而譯者卻未能提供合理的解釋[11]。相對于理雅各和霍道生，哈雷茲更認可在倫敦大學工作的法國漢學家拉古貝里（Albert de Lacouperie，1845－1894）的方法論。拉古貝里的核心觀點是《易經》的原文由中亞的中國部落帶到了黃河流域，是對阿卡德語詞匯與書籍的效仿，每個卦中列出的不甚相關的句子都是對于這個卦的詞匯學解釋，也就是說《易經》可能是一種特殊的辭典。[12] 哈雷茲并沒有接受拉古貝里的全部觀點，但是他認同《易經》中的經文對是卦這個字符的解釋。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與三位中國助手

5.拉古貝里（Albert de Lacouperie，1844－1894）

1889年，哈雷茲在《比利時王家學院學報》（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發表了完整的《易經》譯本《易經：原始文本的恢復、翻譯與注疏》（Le Yih-King. Texte primitif rétabli， traduit et commenté），并在布魯塞爾出版了單行本。1897年，José P. Val d'Eremao轉譯為英文，題名《易經：基于中文原文的新翻譯》（The Yih-king， A New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1959年又由Raymond De Becker（1912－1969）作序在巴黎重新出版，書名為《變易之書》（Le livre des mutations）。本文使用的版本是最早出版的1889年學報版。譯文之前有一篇32頁的介紹。每一卦包括以下內容：1.標題：卦、卦名、卦名的拼音、卦名的含義；2.文本一（Texte I）：卦辭；3.文本二（Texte II）和注疏（Com.II）二：爻辭和象傳；4.注疏一（Com.I）：彖傳；5.卦的解釋、象征（Explication de l’hexagramme ;Symbolisme）：象傳；6.附注（Note）：哈雷茲的論述。哈雷茲在譯文中區分了文本（Texte）與注疏（Commenté）。哈雷茲在序言中表明他所說的易經“原始文本（texte primitif）”是指首次以現在的形式編撰的文本，分為六十四個部分，每個部分包含一些句子和短語，解釋該部分的主題和使用方法（p.4）。至于彖傳和象傳則都被哈雷茲視為對于原始文本的注疏。《易傳》（十翼）是對《易經》的解釋，“十翼”中的彖傳、象傳、文言傳包含在《易經》之中，因此，他將這一部分也翻譯了出來，也就是譯本中“Com”的部分。

1889年布魯塞爾單行本《易經》譯本封面

1889年版本-乾卦

哈雷茲想要恢復原始文本的研究思路可以被視為對傳統“經、傳分離”思想的發衍。哈雷茲將《易經》的發展分為元素、經、傳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元素時期”（période des éléments），只有形成《易經》文辭的素材，也就是拉古貝里所謂的辭典。第二個階段是是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從這些素材和他自己的思考中提取了一系列的句子和短語，形成了原始的《易經》。第三個階段是文王之后的變革時期，《周易》從一部箴言集（Recueil de maximes）轉變為一本占卜書。哈雷茲認為理雅各與霍道生的翻譯依據的是第三個階段的《易經》，也就是根據當地注釋者的解釋所做的翻譯，而他所研究的是第二個階段，也就是原始文本。現存的易經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卦（kouas），即六個橫線疊加的圖像；二是雙重解釋（double explication），對整體圖像和每一行的解釋，也就是卦辭、彖傳、爻辭、象傳，這是基礎文本（texte fondamental）；三是對于彖傳和象傳的注疏。在這三個部分中，更核心的內容是圖形、漢字、卦辭，是《易經》的首要核心，其他一切都是圍繞它積聚的：將六爻的象形符號（hiéroglyphes hexagrammatiques）翻譯成漢字，并提供類似韃靼—漢語詞典的解釋。在這個基本文本之上，人們又添加了解釋的內容，與六爻的數量相對應。哈雷茲以第二十卦“觀”卦為例，認為六個爻辭是解釋“觀”字的不同案例，即外表、態度、舉止、容貌、尊嚴、視線等（1887，p.429-432）。從文學形式上來看，《易經》與《詩經》等中國古代文學類似，有警句詩的特點（1889，p.15），而且《易經》中也包括各種意象，比如龍、冰等（1889，p.17-18）。也就是說，哈雷茲更傾向于直接解釋原始文本，主張作為卦名的文言詞語是多義的，《易經》中各卦都包含該詞語的多重語義交織的結構。[13] 那么，這種文本的編撰目的是什么呢？哈雷茲提出了三點思考：一是卦只有實線和虛線兩種線條，這說明卦的作者根本沒打算創建一個完整的圖形系統，而只是發明一套符號來表達思想。二是《易經》與主導了中國命運的孔子思想相契合，《易經》中的概念和詞匯包含了宇宙起源的原則、家庭、社會和政治的組織、以及與之相關的美德，這看起來很像政治家的筆記。三是實線和虛線是表達思想和詞匯的最初圖形工具（1887，p.452-455）。

由此，哈雷茲推測《易經》的原始文本是由六十四個條目組成的“哲學和語法的思辨性的手冊”（un répertoire de réflexions philosophiques et grammaticales， 1889， p.3）。哈雷茲意識到自己的論斷必然面臨質疑：既然這是一部類似辭書的經典，那么為什么人們要將它作為占卜之書呢？哈雷茲的答案是：《易經》的基礎文本在編撰之初并不為人所知，一位沉迷占卜的人在得到它之后進行了改寫，并使之廣為流傳，他的權威使得原始文本的本意被人們淡忘，爻辭中各種語義含糊也是由他導致的（1887，p.450）。哈雷茲所說的具有權威的編撰者就是文王。文王將其制作成一部卜筮之書，通過注釋的方式增加了占卜的內容由此該書就為卜筮者服務，不過沒有完全失去其最初狀態和最初意義的記憶（1889，p.12）。為了說明《易經》在成書之初的政治意義，1893年哈雷茲又發表了《公元前七世紀的〈易經〉》（Le Yi-king au VIIe siècle avant J.-C）[14]，試圖考察《易經》原始文本誕生之時的歷史文獻，找到《易經》編撰的真實目的，通過《左傳》證明人們用《易經》的卦象來指導政治活動。

哈雷茲雖然是神父，但是他的研究是學術的而非神學的，這與此前傳教士的研究態度大不相同。比如，法國索隱派（Figurism）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試圖在《易經》中尋找《圣經》的遺跡，認為乾卦中的三個陽爻與基督教教義中的三位一體（Trinity）有關系。[15] 不過哈雷茲也受到基督教語境的影響，他將占卜視為一種低級的迷信。在當時，無論是歐洲還是中國的解釋者，都將《易經》視為一本僅用于指示咨詢者事業吉兇的占卜書籍，每個卦爻都對應著一種象征和一種預測（1889，p.8）。哈雷茲不希望《易經》被人們當做一部“奇怪且無意義的占卜之書（1889，p.3）”，因此，他采用了一種自認為像哥倫布的雞蛋（l’?uf de Christophe Colomb[16]）一樣簡單的辦法判斷《易經》的本質，即恢復《易經》的原始文本。這種研究方法也導致他否定了后世的《易經》注疏，與另外一位法語翻譯者霍道生產生分歧。

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

二、哈雷茲與霍道生的分歧

作為最早出現的兩種《易經》法語譯本，哈雷茲譯本與霍道生譯本風格有明顯的差異，前者拋開所有注釋，試圖恢復《易經》的原始文本，后者則將《易經》放在中國的注釋傳統中翻譯。正如我們在前言中提到，霍道生譯本包括兩卷，這兩卷的出版間隔較久。第一卷在1885年出版，只包括前三十卦的內容，第二卷直到1893年才面世，而在1889年，哈雷茲就已經出版了完整的《易經》譯本，1894年他在《通報》（T'oung Pao）發表了霍道生譯本的書評，也在多篇論文提到霍道生的觀點。霍道生也在第二卷跋文中表達了哈雷茲的看法。

霍道生（Paul-Louis Félix Philastre，1837－1902）

霍道生1885年譯本封面

哈雷茲認為霍道生的譯本作為一部漢學著作值得贊揚，作者熟悉中文詞匯的含義，能夠準確地翻譯哲學家的著作，它作為對現代中國文人深奧而奇特的哲學思想的獵奇性的收集（collection curieuse des élucubrations philosophiques des pensas chinois modernes），具有歷史價值。[17] 哈雷茲對霍道生的批判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霍道生將卦旁邊的中文漢字當做代表發音的符號，在翻譯中沒有賦予任何意義。哈雷茲則認為這個漢字應該是對卦的解釋，可以翻譯成西文詞匯，作為這部分文本的主旨（1889，p.6-7）。在理雅各和霍道生的翻譯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確實只是使用拼音代表漢字，比如“Khien”代表“乾”字，而沒有直接給出有意涵的詞匯。[18] 但是哈雷茲則提供了法語的解釋：“Principe actif， force vitale universelle”，也就是積極的原則、普遍的生命力量（1889，p.39）。二是霍道生的翻譯依據的是清代理學家李光地（1642－1718）集注的《周易折中》，翻譯了宋代理學家程頤（1033－1107）和朱熹（1130－1200）的注疏。哈雷茲并不認可他們的注疏，他認為宋代之后的注釋提供了更加晦澀、奇怪而牽強附會的解釋，以從卦的構成中推導出各種各樣的結果，有些荒謬無稽。[19] 霍道生的譯本中，程朱的注疏占了過大的篇幅，《易經》的文本則太短，就像“森林中的幾片葉子”。

霍道生使用的中文版本：《御制周易折中》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認為霍道生應該受到了哈雷茲觀點的沖擊，但是他依然堅持了自己的觀點。[20] 霍道生在第二卷的跋中聲稱并沒有讀過哈雷茲的翻譯，只讀過哈雷茲1887年的論文。霍道生表示他的研究方法是：“我們只能在借助傳統的幫助下研究《易經》，這并不是毫無批判地接受傳統，而是在其中尋找關于這部著作的本質的線索”[21]。霍道生認為哈雷茲一方面否定《易經》的注疏傳統，但是另一方面又使用了某些解釋。哈雷茲在論文中解釋“乾”卦的卦辭“元亨利貞”時，確實引用了《小學》（1887，p.434）。最后，霍道生表示，二人在一個問題上觀點完全不同：哈雷茲認為經過他的研究，回答《易經》的本質問題非常簡單，過去的學者白費力氣思考它，而霍道生則表示它的難度極大，需要很多學者花費大量時間共同努力（1893，postface）。面對哈雷茲激烈的批評，霍道生的回應看似委婉，但是說明了他并不接受霍道生對于《易經》本質的結論，《易經》應該包含更復雜的隱含意義。

哈雷茲與霍道生之間的最大分歧就是如何看待《易經》原始文本與后世注疏之間的關系。哈雷茲易學研究的主要觀點就是剝離后世各種人對《易經》的注疏，重建《易經》的原始文本和明確《易經》政治哲學索引手冊的本質。而霍道生則更想忠實地翻譯《易經》這部經典，并且將其放在中國的注疏傳統中理解。休茨基（Ю. К. Щуцкий，1897－1938）評價霍道生的譯著只有歷史意義，但作為譯者，他是第一位認識到要尊重中國的學問，而不是在不了解文本意思的前提下憑空去創造理論的歐洲人。[22] 相較于霍道生，哈雷茲的翻譯更具有個人風格，將自己的學術觀點融入了翻譯之中。哈雷茲的研究方法得到了某些學者的認可，特別是拉古貝里，他稱哈雷茲譯本為“一部完美的《易經》，理想的作品，可能更接近它本來的樣子[23]”。此外，萊昂·費赫（Léon Feer，1830—1902）為哈雷茲1889年的譯本做書評，認為哈雷茲選擇恢復《易經》的原始形式，排除與卜卦相關的內容是正確的。[24] 1898年，哈雷茲在《亞洲學刊》再次公開回應霍道生，表示他所使用的滿文版本可以支撐他的論斷，這篇回應被他作為與霍道生爭論的終結。

休茨基（Ю. К. Щуцкий，1897－1938）

三、以滿證漢：基于滿文版本的翻譯

利用《易經》的少數民族語言譯本是哈雷茲易學研究的重要特點，為了佐證自己的譯本與觀點，哈雷茲在1897年將《易經》的滿文版本翻譯成法文。出于政治與文化的目的，清代多位帝王都下令將漢語典籍翻譯成滿語，特別是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25] 目前所見滿文《易經》有兩個版本，一是康熙朝編撰刊印的《日講易經解義》（Inenggidari giyangnaha I ging ni jurgan be suhe bithe，康熙二十三年[1684]，內府刻滿文本），法國國家圖書館有藏本。經筵日講是指帝王的經史教育，康熙對此非常重視，下令講官將《四書五經》的釋文纂輯刊刻成書，供全國生員學習，《日講易經解義》便是其中之一，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刻漢文版本，次年刊刻滿文版本，兩個版本內容基本一致。二是乾隆《御制翻譯易經》（han i araha ubaliyambuha jijungge nomun，1765），乾隆皇帝重視對文章的正統解釋，想要掌握經典的解釋權，乾隆六年（1741）發起了四書五經的重譯工程，1765年完成《易經》翻譯，收錄于《四庫全書》，題《欽定翻譯五經》。《日講易經解義》書中無漢字，主旨是以經學為治法，《御制翻譯易經》則是直譯，有漢字對照，旨在確立儒家經典的官方滿文譯本。

哈雷茲給霍道生回信說明發現滿文版本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滿文日講易經解易封面

滿文作為清王朝統治者的語言，在19世紀的歐洲備受關注。對于歐洲人來說，滿文遠比漢文更容易學習，因為滿文是全音素文字，能夠用拉丁字母轉寫。[26] 在1840年中國被迫開放之前，法國學者甚至認為學習滿語比漢語白話更加重要。[27] 雷慕莎（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73）等學者都做過滿語語言學的研究，哈雷茲也是如此，他先后出版了《滿語語法》（Grammaire mandchoue，1884）、《滿語手冊：語法、節選與詞匯》（Manuel de la Langue Mandchoue: Grammaire Anthologie & Lexique，1884）、《滿語發音規則》（La prononciation du mandchou，1898）等多部語言學專著，還研究過滿族人的宗教信仰，特別是乾隆皇帝的宮廷儀式。以滿文對參翻譯中文典籍或者直接翻譯滿譯經典是19世紀漢學家的常用方法，雷慕莎在翻譯《中庸》時參考了乾隆帝主持的《御制翻譯四書》，儒蓮在將《孟子》翻譯成拉丁文時使用的就是滿文版本。[28] 因此，面對《易經》這樣一部晦澀且眾說紛紜的經典，哈雷茲希望使用《易經》滿文譯本來驗證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確。

哈雷茲《滿語手冊：語法、節選與詞匯》封面

哈雷茲對清代乾隆朝宮廷儀式的研究（堂子Tangse）

1896年，哈雷茲在《亞洲學刊》上發表短文《〈易經〉及其滿文翻譯》（Le Yi-king et sa traduction en mandchou）[29]，宣布經過了十年的努力，他終于找到了一部《易經》的滿文譯本。1897年，哈雷茲就出版了新著《易經：依據中國解釋的翻譯，附滿文版本》（Le Yi-king : traduit d'après les interprêtes chinois avec la version mandchoue），通過序言和比對內容可以發現，哈雷茲所用的滿文版本應當是乾隆時期的《御制翻譯易經》，他還附上了滿文版本的拉丁字母轉寫本，并且補充了之前沒有翻譯的《易傳》部分：文言傳、系辭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每一卦包括：1.標題：卦的序號、卦、滿文卦名的拉丁字母、卦名的含義；2.文本一（Texte I）：卦辭；3. 彖傳；4. 文本二（Texte II）和注疏（Com.II）二：爻辭和象傳。5.象征（Symbolisme）：象傳。相較于1889年的譯本，省略了附注的內容。哈雷茲指出滿文譯本的四個基本觀點：1. 卦名可以翻譯成語言中的常用詞語。2. 爻辭與卦的線條形式之間沒有關系，句子本身有自己的意義。3. 卦辭不是孤立的無意義的單詞，而是能夠構成完整的句子。4. 爻辭不僅是簡單的占卜，而是包含價值判斷。[30] 這些觀點與他一直所堅持的《易經》的本質和翻譯方法一致。第一點是他批評霍道生與理雅各翻譯中的問題。第二點可以佐證爻辭是對卦名圍繞卦名展開的解釋。第三點的翻譯方法，哈雷茲在1887年的論文中就已經嘗試了，哈雷茲以第一卦“乾”卦為例，分析卦辭“元亨利貞”的含義，進而將這句話翻譯為：“乾，普遍的生命力，作為起源、發展、（成功的）構建與存在之完成（的原理）。（k’iēn ? force vitale universelle， （principe de l’） origine， du développement， de la constitution （de la réussite） et de l’achèvement des êtres ?）”，更加簡練而通順的翻譯也就是：“乾，宇宙生命力：起源、發展、進步、存在的完成。（? force vitale universelle ? : origine， développement， progrès， achèvement des êtres. 1887， p.435）”哈雷茲就是按照這種方式翻譯了六十四卦的卦辭。第四點亦可以佐證《易經》文本是一部有指導意義的政治哲學著作。

1897年基于滿文版翻譯封面

1897年版本-乾卦

滿文的拉丁字母轉寫-坤卦

御制翻譯易經上下篇義-伏羲八卦方位

御制翻譯易經-坤卦

哈雷茲認為滿文譯本來自中國文人的主體，由他們當中的最有學問的人乾隆皇帝主持，而非宋代那些帶有神秘主義傾向的哲學家。值得注意的是哈雷茲認為滿文版本就是中國人自己所做的版本（la version faite par les Chinois eux-mêmes）[31]，因此他稱自己新譯本為“依據中國解釋的翻譯（traduit d'après les interprêtes chinois）”。這表明在哈雷茲看來，滿文版本具有權威性，它雖然是譯本，但是呈現的是《易經》的本意，兩個版本表達方式不同，但是在意義上是相同的。這從另一個角度表明，在哈雷茲看來，即使他是比利時人，但是他用法語表達出來的《易經》與原始文本是一致的。哈雷茲認為不僅中國譯者在語句的翻譯在細節上與他是相同的，而且對待《易經》的態度與他一致：后世的《易經》注疏是對于易經文本的闡發，這種闡發忽略了《易經》的原意，這意味著，想要明確《易經》的本質必須要恢復《易經》的原始文本。至此，哈雷茲的易學研究通過滿漢對參實現自洽。

結語

哈雷茲對待占卜和易學注釋傳統的態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偏頗的。受限于語言、背景等多種因素，很多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錯誤和偏見，特別是在專業漢學剛剛興起的十九世紀，東方學者獲取中國知識的渠道相當有限，經常過于依賴傳教士帶回來的見聞與書籍，僅僅借助有限的文本建構對中國的想象。雖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學者作為他者在研究中國文化時確實經常提供非常新穎的研究視角，西方學者對《易經》等中國經典的翻譯與研究也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傳播，但是漢學研究的中心始終應該在中國。哈雷茲的觀點在今天看來無疑有很多缺陷與錯誤，但是他為理解《易經》開拓了有益的進路，特別是基于漢文和滿文兩種版本《易經》的翻譯對海外易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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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張西平《易經在西方早期的傳播》，《中國文化研究》1988年冬之卷，第123-127頁。

[2] Paul-Louis Félix Philastre， Yi King : le livre des mutations， 1998， Paris : Zulma， postface.

[3] 筆者尚未發現Charles de Harlez自譯的漢名，依循其他學者作哈雷茲，也又學者作哈勒茲、哈爾勒、阿赫勒茲等，譯名之間的差異是英法讀音不同造成的。

[4] Henri Cordier， “Mgr. de Harlez”， in T'oung Pao， 1899（5）， p. 487.

[5] 參考法國國家圖書館網站數據，https://data.bnf.fr/fr/12908272/charles_de_harlez/，瀏覽時間：2024-01-16

[6] Charles de Harlez， “Le Yih-King， texte primitif rétabli， traduit et commenté”， in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s lettres et des beaux-arts de Belgique， 1889（8） : 1-155. 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年份與頁碼。[說明：之后引文夾注為（1889， p.X）] Charles de Harlez， Le Yih-King， texte primitif rétabli， traduit et commenté， Bruxelles : F. Hayez， 1889.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 traduit d'après les interprêtes chinois avec la version mandchoue， Paris : E. Leroux， 1897.

[7] Charles de Harlez， “Le Texte originaire du Yih-King， sa nature et son interprétation”， in Journal asiatique， 1887（2） : 424-450. 下引該文，僅隨文標注年份與頁碼。[說明：之后引文夾注為（1887， p.X）]  “The True natur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king”， in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China， 1894， pp. 386-395.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sa nature et son interprétation”，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1（1） : 164-170.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au VIIe siècle avant J.-C.”，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3（1） : 163-171. Charles de Harlez， “Interprétation du Yi-king.”， in T 'oung Pao， 1896（3） : 197-222.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et sa traduction en mandchou”，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6（1） : 177-178. 1887年的文章被翻譯成意大利文和英文：“L'Yi-king. Suo carattere originario e sua interpretazione”， in Giornale della Società Asiatica italiana， 1891（5）: 183-191. J.P. Val d’Eremao （trans.） The True natur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king， S. l. n. d. 1894.

[8] 張蕙瑩《比利時漢學研究調查》，載《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2016年第1期，第67-73頁。

[9] 賴貴三《十七至十九世界法國易學發展史略》（下），載《巴黎視野》第16期，2011年，第20-27頁。彭建華《〈易經〉法語翻譯的分析考察》，載《易言說心》2014年5月，第115-137頁。 此外，還有論文討論了哈雷茲譯本的功能主義翻譯方法，于昊晟《〈易經〉的法譯釋意研究——以 LE YI-JING : TEXTE PRIMITIF RéTABLI， TRADUIT ET COMMENTé 為例》，西南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

[10] 事實上，英國傳教士馬克萊奇（Thomas McClatchie ）1876年就在上海出版了《易經》的第一個英文譯本，但是哈雷茲幾乎沒有談到他。Thomas McClatchie， A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易經 or the“Classic of Change，”with Notes and Appendix，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6.

[11] Charles de Harlez， “Le Texte originaire du Yih-King， sa nature et son interprétation”， p.426-427..

[12] 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oldest book of the Chinese （The Yih King） and its authors”，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82（4）:781-815.

[13] 彭建華《〈易經〉法語翻譯的分析考察》，載《易言說心》2014年5月，第126頁。

[14]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au VIIe siècle avant J.-C.”，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3（1） : 163-171.

[15] 張涪云，陳欣雨《白晉研〈易〉方法論析》，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第60頁、

[16]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sa nature et son interprétation”， p.170.

[17] 也有學者批評霍道生的中文水平，Olga R?del， “Reviewed Work（s）: Le Yijing by Paul-Louis-Félix Philastre and Fran?ois Jullien”，in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 1993-1194（11/12） :353-355.

[18] James Legge， The 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 New York: Mineola， 2019， p.57. P.-L.-F Philastre. Le Yi: King ou livre des changement de la dynastie des tsheou， tradu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u chinois en fran?ais. Paris : Ernest Leroux， 1885， p.13.

[19] Charlez de Harlez， “Reviewed Work（s）: Le Yi-King ou le livre des Changements de la dynastie des Tcheou by P. L. F. Philastre”， in T'oung Pao， 1894（5）: 93-98.

[20] Paul Pelliot， “Reviewed Work（s）: Philastre. Sa vie et son ?uvr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indo-chinoises de Sa?gon， n° 44， 2e semestre 1902） by null Nel”. I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1903（3） :470-472.

[21] Paul-Louis Félix Philastre， Yi King : le livre des mutations， postface.

[22] 靳銘吉《休茨基論歐洲〈易經〉的翻譯與研究》，《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第55-62頁。Конфуций. Книга перемен. Пер.， коммент. Проф Ю. К. Щуцкой; предисл. Б. Виногрод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 2017. p.32.

[23] 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oldest book of the Chinese （The Yih King） and its authors， London 1892. p. viii.

[24] Léon Feer， “[Compte-rendu de :] Yi-king”，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1（II） : 374

[25] 關于清代儒家典籍的滿文翻譯，參考王碩《清中葉以降儒學典籍滿譯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21年。

[26] 王敵非《清代西方漢學家滿語文研究概述》，載《滿語研究》，2023年第2期，第20-24頁。

[27] 關于19世紀中期實用漢語教學在法國的爭議，參見Notice historique sur l'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Paris， 1883. p. XVIII， XL.

[28] 羅瑩《雷慕沙<中庸>譯文新探——兼論傳教士漢學與早期專業漢學的關系》，《國際漢學》，2014 年第 01 期，第 97-106， 125頁。陳樹千《法籍耶穌會士與十八世紀滿文西行》，《滿語研究》，2016年第1期，第25-28頁。

[29]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et sa traduction en mandchou”，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6（1） : 177-178. 這篇文章表明，哈雷茲此時才發現《易經》的滿文譯本，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哈雷茲在1889年的譯本中就使用到了選錄了《易經》的滿文注釋。李偉榮《英語世界的〈易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76-81頁。

[30]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et sa traduction en mandchou”，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6（1） : 177-178.

[31]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 traduit d'après les interprêtes chinois avec la version mandchoue， Paris : E. Leroux， 1897. p.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