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奧運會其間，乒乓球女子單打決賽，陳夢4比2戰勝孫穎莎，最終獲得金牌，成為繼鄧亞萍、張怡寧后衛冕奧運女單的第三人。但比賽過程中，部分觀眾發出噓聲，賽后，網絡上也出現了對陳夢喝倒彩、造黃謠等行為。

此后，中國乒協在聲明中稱：“飯圈”亂象已嚴重干擾中國乒乓球隊的正常訓練和比賽，對運動員、教練員和管理人員的工作、生活、家庭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人民日報》同時發文：“飯圈”別成“怪圈”，請和偶像一起健康成長。

飯圈，興起于2014年左右，是網絡用語，指粉絲圈子。“粉絲”的英文單詞為“fans”，fan直接音譯為“飯”，其組成的圈子被稱為“飯圈”。《人民日報》在上述文章中稱：“飯圈”的形成，是時代、技術和產業發展的共同作用。這也就意味著，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

2018年，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晏青開始研究飯圈現象，進行相關調研，試圖了解這些“亂象”背后的原因。此前，他曾長期從事新媒體文化、娛樂傳播理論、認知傳播研究。

晏青回憶，他的一個研究生是當時參加綜藝節目《創造101》而爆紅的楊超越的同學，對方拿出楊超越中學時的照片、八卦故事等，吸引了很多同學的圍觀。他能理解上述追星現象，讓他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他的另一個研究生，當時也癡迷于追星，家庭條件雖然不好，卻時常給偶像“打投”（注：即打榜、投票，在選秀成團真人秀節目中，粉絲通過購買與節目聯名的商品，獲取商品上的?投票二維碼，以此來為喜歡的選手增加票數，助力其“成團出道”）。

晏青回想起自己的讀書時光，在“百無聊賴”的日子里，他也曾追過星，李小龍、劉德華等明星，當年像一道光照亮了他。晏青說，因為條件受限，他除了去看過劉德華的一次演唱會，基本就是通過電影“單方面喜歡”，“不會沉溺到無法自拔。”

晏青覺得，青少年有自己的偶像實屬正常，難以理解的是，一些粉絲的砸錢刷榜、拉踩引戰、侮辱誹謗、插手藝人私生活等瘋狂行為，最終演變成一場場令人瞠目的紛爭，甚至出現違法行為。

2021年6月15日起，中央網信辦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為期2個月的“清朗·‘飯圈’亂象整治”專項行動。今年9月7日，《北京日報》發文稱，攻擊辱罵國家運動員，4600余體育飯圈化賬號被查處。

但飯圈“亂象”依舊屢禁不止。

通過歸納“飯圈亂象”背后的原因，晏青嘗試尋找飯圈正向發展的方向，并就此發表了多篇論文，其明年即將出版的《粉絲中國：當代粉絲文化形態與治理》，對此進行了系統性的闡述。

晏青說，飯圈中的群體沖突，不僅僅是偶像之爭，更是不同階層、代際、文化背景人群之間價值觀差異的體現，“粉絲文化治理的關鍵，可能不在于簡單地規范粉絲行為，而在于如何處理當下社會中的文化斷層和價值分歧。”

晏青 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澎湃新聞記者和晏青的對話：】

粉絲開始關注體育名人，部分運動員嘗試入場飯圈，未必都是壞事

澎湃新聞：學者普遍把我國粉絲文化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追星族時期、2005年開始的“超女”粉絲時期、2014年后的飯圈時期。你覺得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變化？

晏青：粉絲文化的演變離不開媒介技術的發展。上世紀90年代之前，電視媒介引發的大眾文化逐步興起，但遠未興盛，像電視劇、紀錄片，還是很多精英表達理想、追求自我的藝術形式。這個階段的電影偶像仍更有影響力。

2000年之后，基于電視媒介的大眾文化崛起，2005年“超女”在掀起娛樂熱潮的同時，針對電視明星的追星族也相伴而生。

飯圈是網絡用語，指粉絲圈子。2014年前后，互聯網盛行，成為情感、意見集市，互聯網粉絲群體規模日益壯大，名人粉絲（包括偶像、網絡名人、政治名人等粉絲）、媒介粉絲（體育迷、科幻迷、游戲迷、動畫迷等）構成了數字平臺社會中的重要內容。數字空間的粉絲文化包羅萬象，粉圈變得復雜且牽扯甚廣。

從偶像崇拜的方式來看，這幾個階段也是粉絲單方向的準社會互動、到形成雙方互動的準社會關系的過程。

澎湃新聞：近些年，似乎粉絲的人數越來越多，而且情感也越來越激烈。你怎么理解這種現象？

晏青：背后是當代社會的泛粉圈化。泛粉圈化是指飯圈文化從原本較為固定的娛樂領域，如對影視明星、音樂偶像的追隨和崇拜，逐漸擴展到更為廣泛的社會生活領域，涵蓋了多種文化產品、社會現象、日常生活實踐，甚至包括政治領域。這一現象表明，飯圈文化不僅僅是圍繞媒體內容的喜愛，它還能夠影響人們對政治人物、政策或其他社會問題的情感投入和行為表現，飯圈文化中的情感和認同構建方式可以被應用到社會、政治等其他非傳統粉絲領域。

澎湃新聞：飯圈群體的偶像崇拜活動，出現了一些非理性行為，如粉絲將與自家偶像存在競爭的其他明星視為勁敵，替偶像研判局勢、規劃事業，警惕外界可能的危險……甚至因此參與罵戰、傳謠、炒作等線上線下行為，還有粉絲對偶像的“競爭對手”實施人肉搜索、曝光隱私信息等。你覺得這些行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晏青：我們可以把這些行為看作是粉絲對自我的確證之舉。偶像崇拜本身是粉絲從偶像那里獲取某些需求、理想的投射，以獲得對自我價值的認同。諸如不同粉圈之間的對罵，實際上是否定對方群體的規范或某些觀念，或否定對方的選擇、喜好。在這種彼此否定對罵之中，容易引發粉絲的認知失衡。要避免認知失衡，以上你所說的這些不當行為便“招呼 ”上了，所以說，粉絲通過以上種種方式，讓自我認同及群體認同的邊界更清晰、認同的聲音“更有力量”。

澎湃新聞：近幾年，體育圈也出現了飯圈化的現象，你對此怎么看？

晏青：“體育飯圈亂象”可能不一定是飯圈本身的問題，這跟綜藝的飯圈問題的背后邏輯可能不太相同，可以說更為復雜，涉及的利益群體也更龐雜。

“體育飯圈化”現象的出現有社會背景。近年來，國內娛樂圈頻頻爆發的明星“翻車”事件，即明星因道德失范、法律問題或言行不當而遭遇公眾批評和輿論危機，正在深刻影響著社會對偶像的認知與評價體系。面對這些失陷的“榜樣”，粉絲陷入矛盾、糾結，甚至痛苦之中，產生了粉絲的偶像崇拜與道德期望的矛盾。明星已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尤其在偶像經濟和粉絲文化盛行的時代背景下，明星不僅是娛樂產品的代言人，更成為青年文化的象征和社會規范的代表。如吳亦凡、李易峰、張哲瀚等明星事件引發的巨大反響，不僅源于他們的個人行為，更在于他們的行為直接挑戰了社會對于明星作為公共人物的道德標準。明星通過媒介與資本運作而塑造的完美形象被揭穿，合法性喪失，陷入信譽危機，公眾不再單純地將明星視為可信賴的偶像，開始質疑其影響力的正當性基礎。不僅如此，一些明星翻車行為還觸碰了中國社會中的集體記憶與文化禁忌。

在此時間節點，運動員“入場”，作為“根正苗紅”的偶像，成為粉絲追捧的對象，因而運動員作為市場明星的地位隨之上升。“根正苗紅”的運動員逐漸取代明星成為公眾的新偶像這一現象，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合法性基礎的轉移。不過，目前體育圈應該還遠未“飯圈化”，只能在部分場景下有飯圈化苗頭。準確地說，粉絲開始關注體育名人，部分運動員嘗試入場飯圈。但這些未必都是壞事。

澎湃新聞：可以展開說說嗎，比如會有什么變化和益處？體育飯圈化，需要進行管理、治理，或者引導嗎？

晏青：我國體育圈向來比較“嚴肅”，承載著綜合國力展現、國家形象傳播等功能。不過這一兩年來，大眾對奧運會的熱度有所下降，慢慢剝離其身上附著的宏大敘事。粉絲文化進入體育圈，正是這一變化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說，粉絲文化進入體育圈，意味著像奧運會等國家賽事正常化，回歸到它日常化、生活化或休閑化的一面，反過來，在后現代化、宏大敘事弱化的時代，粉絲文化也是讓大眾持續關注體育的一種方式。從西方的經驗來看，娛樂領域的飯圈化問題大多數不會出現在體育圈，這么大的粉絲規模也不太可能出現。

澎湃新聞：如何界定粉絲文化，或者說飯圈中的合理支持和過度行為？

晏青：粉絲文化之所以為粉絲文化，就在于它有異于日常生活的某一些“行為舉止”。站在社會秩序的角度而言，是需要有一個相對清晰的邊界。但站在粉圈內部，事事都能夠理性、克制、嚴絲合縫地符合社會規范，是很困難的，因為這樣粉圈獨特的情感機制就破壞了。不過，隨著粉絲文化的泛化，它逐漸融入日常生活，過度的激情可能也會冷淡不少。

我們對粉圈的認知很矛盾

澎湃新聞：能介紹下是什么契機讓你開始研究粉絲文化的嗎？

晏青：主要有兩個契機，最初的觸動大概在2018年前后，我的兩個研究生，一個自稱是當時參加《創造101》的楊超越的同學，給大家看高中合照，講述種種當時的八卦；另一個家庭并不富裕但時常給偶像“打投”，讓我比較費解。他們讓我們覺得粉絲文化就在身邊，他們的某些故事或行為吸引我想去尋找解釋。另一個原因是我近年費了不少時間研究娛樂傳播理論，粉絲文化是進入娛樂傳播理論的經驗材料。在過去的七八年里慢慢積累的思考，放在明年將會出版的《粉絲中國：當代粉絲文化形態與治理》一書中。

澎湃新聞：哈佛大學心理學博士岳曉東在《我是你的粉絲——透視青少年偶像崇拜》一書中寫道，崇拜偶像是青少年走向社會之前的人生準備，也是他們心理發展的必要過程。美國流行文化學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1992年出版《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認為，粉絲積極參與到二次創作和互動中，是富有創造性和批判性的消費者。他覺得，粉絲的行為既能傳達身份認同，也能重塑社會聯結，不應對其采取病理化的看法，否則會給創意產業帶來羞恥和罪疚感。也有一些人認為粉絲群體是一群“烏合之眾”。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專家張念曾稱，偶像崇拜的再生產過程，復制了欲望，疏于創造，是一種懶惰的商業邏輯。你對此怎么看？

晏青：首先要明確的一點，粉圈人數眾多、個體差異很大、復雜多變，流動不居，粉圈早已不能用“烏合之眾”一詞來描述。病理化的粉絲也只是極少數，大多數粉絲只是想通過粉圈滿足自我的某種需求。固然存在種種問題，但是某些社會問題可能恰好以粉圈為暴發點。

實際上，粉絲的能動性、建設性倒越來越為學界所關注。在中國尤其明顯，“有作為的粉絲與負責任的粉圈”越來越明顯。粉絲文化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形式有以下幾方面：一是粉絲公益行動：捐款、種樹、幫助弱勢群體等活動不僅體現了粉絲群體的凝聚力，也展現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例如，在2021年河南洪災期間，肖戰的粉絲團組織了募捐，并向災區捐贈了大量物資。

二是輿論監督與社會倡導：粉絲群體在社交媒體上的輿論力量有時會成為社會監督的重要力量。當公共事件發生時，粉絲通過社交平臺發聲，推動問題解決。例如，當某些社會事件引發關注時，粉絲可以迅速形成輿論壓力，吸引主流媒體和公眾的關注。

三是公共事件中的集體動員：粉絲文化中的組織性使得粉絲能夠迅速動員，在公共事件中展現出集體行動。例如，鹿晗的粉絲曾發起抵制網絡暴力的線上行動，呼吁文明發言，維護健康的網絡環境；易烊千璽的粉絲則參與非遺文化展覽，宣傳傳統文化。

未來，粉絲文化將會呈現出更加專業化的社會參與模式。粉絲群體會通過與非政府組織、慈善機構的合作，進行系統化的公益活動和社會倡導。這種合作將使粉絲的社會責任行動更加有組織性和長效性，從偶像個人引導社會公益實踐。韓紅和粉絲做公益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澎湃新聞：也有觀點認為，飯圈現在的發展和問題，是源于人口結構，即一代獨生子女的陪伴式成長需求。你對此怎么看？

晏青：成長陪伴是偶像崇拜一個常見的心理需求。按照缺失性補償理論，獨生子女對陪伴的需求確實會更強烈，比如，在養成系偶像現象里，粉絲把偶像視為哥哥、姐姐、妹妹就是如此。

澎湃新聞：有學者認為，近年來社會對粉圈癥候的焦慮，乍一看是粉絲文化與主流價值的沖突，但實際上是對粉絲文化角色的理解問題，即它究竟是文化問題還是文化產業問題，是公共實踐還是日常生活實踐，是倫理問題還是經濟問題……我看你文章里也說：粉絲文化是理解當代文化的重要視域。能展開說一說嗎？

晏青：我們在文章里確有談及這個問題。因粉絲群體的復雜性、符號生產的繁復性、影響輻射面的廣泛性等特征，造成粉絲文化的復雜性。粉絲經濟本身是由多方力量推動的。比如，娛樂公司造星、明星集資、粉絲文化產業等問題，這是一整個經濟面的問題，不是僅從價值層面就能解決的問題。不過，主流價值在對粉絲文化的規制中，往往聚焦在明星上或“出格”粉絲，采用的是刺激-反應模式，即在明星失范、粉圈泛“渣”時才進行應對之舉，缺乏常態化、機制化的引導之策。

追根溯源，我們對粉圈的認知很矛盾：一方面要在價值層面對粉圈進行引導，同時還要發展文化產業；另一方面，失范行為源自明星，但又發現失范行為與娛樂工業體系密切相關等。中國娛樂文化的使命很多，一直處于“守成”與“突圍”的嘗試與拉鋸之中。

一方面，我們認為粉絲文化是世俗社會的一種表征。陶東風認為當代中國經歷了兩次世俗化運動，一次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個性解放、人道主義以及物質生活合法化為核心的世俗化浪潮，構成了新公共性生活的基礎；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物質主義為核心的世俗化，是以對物質欲望、身體快感的無度追求以及對個體內心隱秘經驗的變態迷戀為特征的，實際是對前一次世俗化的背叛。說是背叛，是指七八十年代的世俗化浪潮，提供個性解放，重在啟蒙，九十年代以來，實際上是放棄了啟蒙，娛樂至上。從特征來看，當下的粉絲文化是第二次世俗化運動的產物，追求感官享受，迷戀關系幻想的快感。

另一方面，粉絲文化已成為當代青少年社會化的重要方式，特別是在數字時代，社交媒體和娛樂產業的融合為這種文化提供了廣泛的平臺。青少年通過追星建立身份認同，并在粉絲群體中尋找歸屬感和共同話題。這個過程中，偶像作為社會化的媒介，不僅提供了娛樂內容，更成為青少年模仿和學習的對象。當然這種社會化方式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其高度情感化的互動容易導致個人判斷力的弱化，過度的偶像崇拜可能讓青少年陷入盲從和集體行為中，忽略對社會現實的獨立思考。同時，粉絲群體中的激烈競爭和輿論壓力，也可能加劇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的焦慮感。

澎湃新聞：能不能展開講一講粉絲群體在偶像崇拜的過程，對個體、社會具體產生哪些影響？

晏青：偶像崇拜的青年群體居多。新媒體情境下的粉絲年輕化現象更明顯，有向中學生蔓延的趨勢，同時越來越多的不同階層、職業的成年人加入粉絲隊伍，粉絲的社會化成為伴隨其中的問題。

社會化是指一個人獲得自己的人格和學會參與社會或群體的社會互動過程，分為從出生到成年期的初級社會化（primary socialization)、成年期的繼續社會化（continuous socialization）兩個階段，后者指個體在新的文化環境中，產生新的社會經驗，創造新的社會文化的過程。大眾傳媒是一種社會化中介。青少年會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媒介化的規則與價值觀的影響。傳媒文化有助于塑造青少年對于世界的普遍看法和最深層的價值觀：它定義了什么是好或壞、正面或負面、道德或邪惡。也就是說，媒介有助于青少年的社交活動，并幫助他們理解自我觀念和周圍世界的信念。在新媒體環境下，追星行為對粉絲的繼續社會化過程產生顯著影響。這種影響涵蓋了人際關系、角色認知和價值觀等方面，改變了粉絲與周圍環境的互動方式，進一步塑造了其社會化進程。這可能是因為互聯網越來越成為“基礎設施”，“數字化生存”成為既成事實，社交媒體已然成為粉絲文化成人化的重要中介甚至環境。因此，在粉圈獲取的文本經驗，超越了單純的娛樂游戲，其生產出的意義能夠以某種方式融入粉絲的生活。

澎湃新聞：我看到你之前在文章中提到粉絲經濟本身的畸形發展。能具體介紹下嗎？

晏青：粉絲經濟的畸形發展，主要體現在盲目消費與過度消費、集資亂象與應援產業化、過度商業化、粉絲情感的商品化、以及粉絲在數字時代被數據化操控等方面。這種現象不僅對粉絲群體造成了經濟與情感上的損害，也對娛樂產業的健康發展有一定潛在威脅。 

粉絲文化治理的關鍵，可能不在于簡單地規范粉絲行為

澎湃新聞：你在論文中提出，將粉絲對于治理的反應納入治理的考察，能更為深刻地反映出平臺治理在哪些方面生效，以及將在哪些具體方面影響新的粉絲文化的生成……能具體介紹下我們近年的粉絲治理模式嗎？

晏青：近年來，我國形成了一些新模式和特征，即平臺治理粉絲被視為一種核心的治理方式。這種方式認為，通過平臺可以促成多個社會主體的共同合作，不僅可以改變粉絲的行為，還可以加強對粉絲的價值管理。平臺越來越多地承擔起監控內容與用戶的責任，通過制定算法治理的模式來進一步規定用戶的注意力與行為，以數據為驅動，成為粉絲治理的重要手段。

國外有學者提出了一種包括政府、平臺、用戶、公共機構在內的多主體合作責任制，并提出了一種可能的實現路徑：首先集體定義基本公共價值；其次利益相關主體同意為實現公共價值努力；再次確定一個公共審議和交流過程；最后形成法律法規、行為準則、使用條款，最重要的是轉化為技術。

平臺在治理過程中受多方主體的影響，從而形成了獨特的治理策略。由于粉絲文化的平臺化，在具體的治理手段上，通過限制、更改、屏蔽、刪除內容、禁言、封鎖賬號、撤除功能等影響其算法可見性，從而鼓勵或者抑制具體的粉絲實踐。

澎湃新聞：近年來，政府多次啟動“飯圈亂象”整治，各大平臺也都積極跟進。雖然有了一些改善，但一段時間過后飯圈亂象總會再次出現，你覺得原因是什么？ 

晏青：首先我們要明確一點，粉絲文化是消費社會運行下必然出現的文化現象。飯圈亂象，其實本身也是消費社會下出現的符號消費問題。其次，我們常說的“亂象”其實是囊括了種種現象，也很混亂。飯圈治理，針對不同細分問題，各有各的方法，而以同一種藥劑，總不能屢試不爽、藥到病除吧。

澎湃新聞：你在論文中提出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新路徑，能否用通俗的話向讀者解釋什么是“馴服模式”“修辭模式”“融入模式”？這些模式是否適用于解決當前飯圈中出現的問題？

晏青：“馴服模式”“修辭模式”“融入模式”是飯圈治理出現的幾種模式，在具體操作中應有針對性地、搭配式運用。

馴服模式指的是通過強制性規則、法律法規來約束和引導粉絲行為，目標是直接規范粉絲文化中的不良行為，防止過度的集體狂熱或違規操作。比如，我國政府出臺了針對“飯圈文化”的管理條例，禁止惡意刷榜、集資等行為，以此控制粉絲對偶像的過度支持，遏制過激行為的蔓延。這種模式強調外部強制力的介入，將粉絲群體行為納入法治化軌道。

修辭模式是通過話語引導、宣傳和輿論來影響粉絲群體的認知和行為。例如，新聞媒體通過揭露“飯圈互撕”、“網絡暴力”等現象，否定這些行為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通過話語引導，粉絲文化中的偏激行為得以被修正，形成對不良粉絲行為的壓制。

融入模式則更注重文化的包容與互動，力圖通過文化共生來引導粉絲文化與社會文化的協調發展。在這一模式中，粉絲文化不再被單純視為需要治理的對象，而是作為當代文化中的一部分進行融合。例如，通過將粉絲行為引導至公益活動、主流文化創造中，能夠使粉絲文化發揮積極的社會作用，逐漸消解粉絲文化中的極端情緒，形成一種健康的互動模式。這一模式強調社會的寬容與包容性，通過文化的滲透來實現治理。

澎湃新聞：你提到“偶像榜樣化”的概念，能否具體闡述這一概念？

晏青：人類天生具有社會性和群體意識。在遠古環境中，生活充滿了危險和不確定性，效仿那些表現出成功生存和繁衍能力的個體，成為了群體適應和存續的關鍵策略。近年，對“塌房藝人”的關注與懲治，其實是規避榜樣的負面效應。好的榜樣會激勵我們去追求某個目標，并向我們示范實現這個目標的戰略步驟。 

從粉絲的心理投射來看，偶像可視為自己未來形象的“預演”。偶像可用以助推社會、個體，特別是粉絲群體樹立積極的價值觀。在主流價值傳播中，“主流媒體+流量明星”是一種典型的助推模式。例如 “@空軍在線”微博發布的2021年度招飛宣傳片中，易烊千璽穿著戎裝，呈現出新時代有志青年對逐夢空天、制勝未來的強軍夢。

澎湃新聞：這幾年，飯圈內部、飯圈與外界的沖突越發明顯。美國學者詹金斯覺得，這未必是粉絲文化的特有問題，它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文化中更大的分歧和斷層。你對此怎么看？

晏青：我從來不認為，飯圈亂象是飯圈單方面問題。飯圈沖突可以視為社會多元化與社會群體分化的表現。隨著全球化、數字化、城鎮化的推進，社會各個階層、群體之間的文化差異和價值觀沖突日益明顯，個體通過門檻較低的飯圈尋求認同是“便利之舉”。飯圈中的群體沖突，不僅僅是偶像之爭，更是不同階層、代際、文化背景人群之間價值觀差異的體現。粉絲文化中的對立是復雜的社會文化場域中的一個部分。例如，飯圈中的代際矛盾、性別權力關系、消費文化批判等議題，與更廣泛的社會話題息息相關，體現了當下社會中不同群體對于自我表達和社會參與的不同訴求。所以說，粉絲文化治理的關鍵，可能不在于簡單地規范粉絲行為，而在于如何處理當下社會中的文化斷層和價值分歧。

澎湃新聞：這點能否舉個例子？

晏青：比如董宇輝事件。董宇輝離職東方甄選并自立門戶，有粉絲認為這是董宇輝追求更高職業抱負和個人發展的必然選擇，是一個關于成功、奮斗的正面故事。而另一些人則認為，董宇輝的離開可能對東方甄選造成不小的影響，是一個不懂感恩、背叛的反面故事。而“小作文”被認為是才華和魅力，也有粉絲諷為模板、低俗，這些批評可能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審美標準和價值觀念。還有“假有機”土豆事件，有粉絲認為董宇輝虛假宣傳賺取高額利潤，違背助農帶貨的初衷；另一些人則認為董宇輝有權選擇自己的商業模式和營銷策略，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即可。這可能是不同群體對商業規則的理解差異。同一粉圈的粉絲尚且如此，不同偶像的粉絲群體的分歧與觀念沖突更大。